哆啦a梦2的细节（阿缺再见哆啦A梦）

小学建在村口，附近几个村子的学生都来上学，曾经非常热闹，一个年级一百多人，分三四个班但在我进入六年级那一年，一股去广东打工的风潮突然刮起来了大人去车间，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块钱，小孩悄悄在黑屋子里穿线，每天也有三十块这比在土里刨食要好多了广东的厂家甚至派了车，停在村口，每天都有人带着孩子上车去往远方打工村子就被这么一车一车地拉空了，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哆啦a梦2的细节?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哆啦a梦2的细节

小学建在村口，附近几个村子的学生都来上学，曾经非常热闹，一个年级一百多人，分三四个班。但在我进入六年级那一年，一股去广东打工的风潮突然刮起来了。大人去车间，一天能挣一百二十块钱，小孩悄悄在黑屋子里穿线，每天也有三十块。这比在土里刨食要好多了。广东的厂家甚至派了车，停在村口，每天都有人带着孩子上车去往远方打工。村子就被这么一车一车地拉空了。

那时，一个在小学教书的老师守在村口，拦着每一个带着孩子上车的大人，说：“你自己去就去吧，别把孩子带走了！孩子要读书，读书才是唯一的出路，如果不读书，以后怎么面对这个世界？”

大人们都很不耐烦，推开老师。老师又紧紧攥住他们的衣袖，近乎固执地说：“别把孩子带走，孩子是未来，要读书。”

“读书能挣钱吗？”大人们反问。这让老师无法回答。于是大人们把衣袖从老师手中抽出来，牵着孩子的手，上了车。孩子们低着头，不敢看老师。

那个漫长的暑假结束后，开学不到两个月，六年级的学生就从一百多个减少到三十多个，老师也跑了不少。于是，原本的三个班合并成了一个班，由三个老师来教。教政治的是一个姓丁的老头儿，每天干完农活来教室，给我们把课本念一遍，然后匆匆回去种菜；教语文的是个年轻人，经常因为打牌忘了来上课，或者正上课时有人叫他去茶馆，他就放下课本跑了出去。

其余科目都是由一个五十多岁的女人来教。她姓陈，独居，据说就是她站在村口拦着上车的人。

第一次看到陈老师，我就心里一寒——暑假里，她站在坟场上看着我的阴沉眼神让我无比难忘。但这种害怕没有持续多久，因为我很快就看到了唐露。

唐露也和我合到一个班上了。

这时我才知道，这个胆怯孤单的小姑娘，之前的成绩一直是年级前列。现在唯一成绩比她好的男生，已经到广东某个城市的某个地下黑屋子里去穿线了。所以她现在是年级第一，被陈老师安排在第一排坐着，与我隔着大半间教室。

下了第一节课，我就跑到教室前面，但靠近她时又慢下来了。一种属于那个年纪的特有羞涩蒙上心头，明明没有人注意我，我却觉得自己处于所有异样目光的中心。

她一直埋头做题，没有抬头，我慢吞吞地从她身边走过，也沉默。我回到教室的时候，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做题了。

两个月没怎么说话，暑假形影相随的日子已不真切，或许她也忘了吧。

其他男生也注意到了唐露。刘鼻涕有一次被分到她旁边坐，高兴得连鼻涕也不流了，就是上课看着唐露傻笑。陈老师揪了几次他的耳朵，都没用，只能皱着眉把他换走了。还有一向以欺负人为乐趣的张胖子，看到唐露和几个女生在操场上踢格子后，居然一反往常的鄙夷，上去要求和她们一起玩，还让唐露辅导他。唐露细声细气地告诉张胖子踢格子的要诀，他边听边点头，俨然好学生的模样。陈老师看到后把他赶开，说：“怎么不见你把这股认真的劲儿放在学习上？！”

陈老师对唐露严加保护，导致没人有可乘之机。除了唐露，我们所有人在她眼中都不学无术，都游手好闲，都是愚昧父辈的延续，都注定了要在这泥土翻飞的村庄里度过一辈子。

陈老师严格按照成绩排座位，成绩差的都坐到了后面。杨瘸子提着两刀肉去陈老师家，希望她把杨方伟安排到前面坐，结果被陈老师轰了出来。第二天，她专门点杨方伟回答问题，杨方伟回答不出，于是她从鼻子里喷出一口气，轻蔑地说：“回去告诉你爸爸，拉不出屎来就别想占茅坑。”我们哄堂大笑，杨方伟在笑声中脸红如滴血。

陈老师一度对我也寄予厚望。她曾经把我叫到办公室，劝我好好学习，但当她知道我只对语文有兴趣，对数学和自然课全然无感之后，非常惊异，“为什么你会对语文感兴趣呢？这是最没有用处的学问啊！真正可以拿来改变世界的，是科学，是对量子领域的了解，是对空间物理的掌握。一天到晚背几遍‘床前明月光’能有什么出息？！”

她还说了一些什么，但那些词我都没听说过，只能低着头。她见我不开窍，叹了口气，就把我轰走了。

走之前，我突然愣住了——在陈老师的桌子上，摆放着一艘小木船，槐木雕琢，模样稚拙。我看了几眼，觉得有些熟悉，突然想起暑假我丢失在河面上的木船跟这个东西很像，连船篷的形状和上面的刻痕都一模一样。但仔细看又不对，因为眼前这艘木船的色泽很沉郁，有些地方还腐朽了，像是已经摆放了七八年的样子，而我的木船沉进水里还不到两个月。

“怎么还不走？”陈老师埋头批改作业，笔尖在本子上拖曳出一个个勾和叉。

我指着小木船，问：“陈老师，这艘船……”

陈老师抬起头，眼睛眯了一下，“怎么了？”

“您放这里多久了啊？”

“十多年了吧。”

我“哦”了一声，准备低头出去，陈老师叫住我，问：“你知道这艘船吗？”这时上课铃响了，我连忙摇头说：“没什么，没什么。”

后来我的成绩越来越跟不上，而且整天和杨方伟他们一起玩，上课丢纸条，下课后在学校后面的橘林偷橘子。陈老师也就把我归在了他们一类，平常视而不见，闹得凶了，就抓住我们，要么罚站，要么用藤条打。我们都对她恨得牙痒痒。

我跟唐露也一直没有说过话，一间小小的教室里隔开了太远的距离。我继续跟我的小伙伴们玩耍，座位越来越靠后，直至倒数第一排。

上学期快结束的时候，陈老师在黑板上写了五道算术题，让我们上去写答案，算不出来就打手心。第一批的五个人没有一个答对，她气得嘴唇乱抖，竹板都打断了一根。张胖子挨了三四下就哭了。我们在下面看得心惊胆战，祈祷陈老师不要点到自己。

“胡舟、杨方伟、彭浩、刘鼻涕、张麻，你们五个上来，要是写不出，我把你们手打断！”陈老师直接指着最后排，想了想，然后说，“算了，张麻你回去，唐露上来。我让你们看看，这题目是有人能做出来的。”

我们愁眉苦脸地从座位上起来，慢吞吞地走上讲台。张麻则拍着心口，一脸庆幸，冲我们做鬼脸。

这是五道应用题，唐露做第四题，我做最后一题，她的左边还站了一个流着鼻涕的刘鼻涕。

我至今都记得这道题目：小明看一本故事书，第一天看了全书的1/9，第二天看了24页，两天看了的页数与剩下页数的比是1：4，这本书共有多少页？

我站在黑板前，对着这些文字苦思冥想，脑子里一团糨糊。

陈老师提着竹板，站在我身后，让我背上生寒。我举着粉笔停在黑板前，却久久不能下笔，大腿开始发抖。

其他人也都不会做，只有唐露在黑板上一笔一画地写着解题步骤。她的侧脸被从窗子透进来的光勾染，成了一些柔软的线条，像是初春里挣出来的柳枝。很久以后，我学习绘画时，总是习惯性地画一个人的侧脸，用简单的线条，用明显的光影差。我一度疑惑这奇怪的习惯从何而来，原来是记忆埋下的种子，当我拿起画笔时，它就开始萌发，在画板上绽放出唐露的脸。

“看什么看！”陈老师的呵斥打断了我的走神，她用竹板敲了一下我的头，“好好做题，做不到就下来领打。”

我摇摇头，准备丢笔放弃，这时，我听到身旁传来了轻轻的话语：“设整本书为x页。”

我一愣，唐露旁边的刘鼻涕也愣住了，同时侧过头看向她。唐露拿着粉笔做题，一丝不苟，嘴唇轻不可察地颤动着，“别看我，老师会发现的。”

我俩连忙各自转回头。刘鼻涕看了眼自己的题目，小声说：“我这道题是求面粉和糖，没有书啊……”

“不是你，是胡舟。”

刘鼻涕僵了一下，两条鼻涕趁主人不注意，迅速垂下。

我反应过来，连忙在黑板上写了假设，又小声问：“然后呢？”

这时，陈老师在身后呵斥道：“说什么？！”

顿了十几秒，唐露又小声说：“九分之一X加上24，然后等于X除以括号1加4括过来，算出来X就行了。”

我把方程式列出来，在黑板上打了下草稿，很快写出了答案。这个过程中，刘鼻涕一直用哀求的眼神看着唐露，眼泪和鼻涕都快流下来了。唐露却没有理他，把粉笔放下，转身对陈老师说：“老师，我做完了。”

陈老师点了点头，“完全正确。你们看，这题目一点儿都不难，你们四个好意思吗？！过来领——咦，胡舟，你让开。”

我连忙往右挪，让陈老师看到黑板。她扫了一眼，扶了一下眼镜，又看了看我，说：“今天太阳打西边出来了啊……你下去吧。”又指着另外三个人，“你们过来！”

我迷迷糊糊地从讲台走向教室后面，唐露已经在她的座位上坐好了，坐姿端正。我看向她，她的一缕发丝垂下，贴着脸颊，侧脸依然美丽，神情认真，似乎专注在课本上，但有那么一瞬间，她的右眼悄悄眨了一下。

办完年货，小年一过，村子里也渐渐热闹起来。茶馆里挤满了打工回乡的年轻人，在狭窄的砖屋里扎堆打牌。我闲得无聊，偶尔也过去打一阵儿，茶馆里满是脏话、汗臭和烟味，待久了有一种眩晕感。摸牌、出牌、递钱和收钱，时间在这四个动作的重复中飞快溜走。

春节前一天，我去茶馆有些晚了，里面只有一桌是空的，就坐了过去。随后陆陆续续来了三个年轻人，有两个是认识的，另一个比较陌生。

陌生的青年又矮又瘦，坐我对面，刚坐下就掏出烟，发了一圈。我皱皱眉，没接。

嫌次？他自顾自地点上，嘴里和鼻孔都冒出烟雾。这位兄弟没怎么见过啊，哪家的外地亲戚？

旁边有人接了话茬，说，大路，你这五块钱一包的红河还好意思发给人家？他可是大老板，在北京工作，拍动画片，挣大钱呢，一个月万把块！

动画片？嘿，我媳妇儿以前还挺喜欢看动画片呢。这个名叫大路的青年把烟叼在嘴边，伸手摸牌，来来来，打牌。

打了半个多小时，我有些心烦，出了好几把臭牌。大路捡了空子，连赢几把，嘴都笑得都合不拢了。他的笑容让我更加心烦——不是因为钱，也不是因为他笑的时候露出满口的褐色牙齿，而是他的笑容里有明显的嘲弄。

大路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屋子里乌烟瘴气、空气混浊，我有好几次感到呼吸困难。又输了一把后，我把钱往桌子上一推，说，今天就到这里吧。

大路往地上吐了口痰，用袖子抹了抹嘴，一边把钱扒过去，一边说，还这么早，没过中午呢。别扫兴啊，才输了几百。你这种大城市里的人，几百还不是肉上一根毛？来，来，坐下来继续打。

我不想理他，站起来，向外走。但这时屋门被推开了，一个女人走进来，径自走到大路身旁，说，明天就要过年了，跟我回去收拾一下房子吧，我一个人忙不过来。

大路看了一眼这个女人，脸上露出烦躁的神色，你怎么来了？没看到我在忙吗？找你爸去！

我爸腿不好。女人的声音低了下来。

也是，你爸只剩下一条腿了，大路轻蔑地笑了笑，然后摇摇头说，反正我不管！你自己去弄吧，不就是洗几床被褥，擦点儿墙上的灰吗？你一天忙得完。我现在手气好得不得了，是在给家里挣钱呢。

女人劝不动他，也不愿走，就站在旁边。

你别在这里，晦气！刚刚手气好赢了，现在你一来他就不打了。大路斜眼瞪了一下女人，又看向我，说，你还打不打啊？不打我再去找别人。

我的视线这才从女人的脸上收回来，讷讷地说，那就……那就再打一会儿吧。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更加心不在焉了，眼睛甚至不能认清麻将上的图案。我输得更多了，不停地掏钱，大路赢钱赢得喜笑颜开。他肯定把我当一个傻子了吧。

而这个傻子正透过烟雾窥视大路身旁的女人。

女人一直低头站着，垂下的头发在烟气中显得有些发白。她穿着红色羽绒服，蓬松地裹住身体，衣服面料上有很多褶皱，随着她身体的弯曲，这些褶皱像一张张细小的嘴巴一样闭紧。我注意到，羽绒服的胸口处印着滑稽的“波可登”。

我一遍遍告诉自己，是认错人了。但眼前这张侧脸，以及垂到脸颊的头发，都丝毫不差地跟记忆深处的那张脸重合了。

关于与唐露的久别重逢，我幻想过很多次，却没料到再相遇，会是在这样烟雾缭绕、人声嘈杂的鬼地方。

我的喉咙有些干涩，不知是烟呛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唐露站了一会儿，见大路实在无动于衷，便转身走了。她出茶馆的同时，我站起来，对他们说，我去上个厕所。

我追到唐露身边时，她已经走出十来米远了。唐露。我喊出这个久违的名字。

她停下来，看着我，脸上憔悴，眼中迷惑。

你还记得我吗？

没见过吧……她犹疑地摇头。

我不死心，又问，你还有那本画着哆啦A梦的练习册吗？

什么哆啦A梦？

我露出难以掩饰的失望，摇摇头，没什么……唐露看了我一会儿，见我不再说话，便转身走了。她的背影在冷风中有些轻微的佝偻。

我回到茶馆，机械地打牌。周围的咒骂、碰牌和拍桌声混在一起，这些嘈杂声一会儿远一会儿近，远的时候让我一阵空虚，近的时候让我耳膜欲裂。每个人都在喷吐烟雾，越来越浓。我再也忍受不了了，跑出这个乌烟瘴气的屋子，在路边弯着腰，发出一阵干呕。

自从那次黑板做题后，我和唐露就恢复到了暑假时的那种关系，似乎这半年的隔阂冰消雪融。每天放学后，她独自走到一个路口，等我慢吞吞赶过去，与她汇合，然后一起走回去。

那时我家里已经硝烟弥漫。我父亲跟隔壁程叔媳妇儿的事被发现，程叔来我家闹了一次，母亲痛恨欲绝。争吵过后，两个大人在屋子里走动，却形如未见。姨妈专门回乡来劝，但是没用，只能摸着我的头叹气。

我每天晚上回去，屋子里都冷冷清清的，连吃饭都是在碗橱里找些剩饭菜热一热，就勉强对付了。

而唐露父亲酗酒的毛病更严重了，大白天都喝得醉醺醺，有时候还无缘无故地打她。

所以我们都不愿意回家，背着书包，在路上慢吞吞地走着。我记得我们会说一些话，但时光久远，大多已遗忘，也可能是那一阵子天气寒冷，声音一从嘴边出来，就冻结在冰冷的空气中，刷刷地往下掉，就像雪花一样。

我们通常会走很久，把黄昏走成夜色，看到黑暗笼罩村庄，灯火沿着河亮起来，丝带般缠绕在远处的大地上。然后，她回她的家，我背着书包走向我的家。

关于我们那些遥远飘忽的对话，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我们提到了哆啦A梦。她依然记得在上一个夏天看过的几十集《哆啦A梦》，并且遗憾地说：“要是能继续看就好了。”她小小的脸蛋在冷风中发抖，说完，还叹了口气。

我心中涌起一股豪情，拍着胸口说：“没关系，我给你画！”

于是，在寒假来临前，我把之前辛苦攒下来的四块钱拿出来，去买了彩笔和练习册。练习册选的不是五角钱一本的那种防近视的黄色本，而是三块钱的那种，很厚，纸页的边缘还有淡雅的水墨画。这种高档货，村里小卖部没有卖的，我顶着寒风，骑车到镇上的文具店才买到。我的钱不够，死活不走，求了老板很久，最后他才卖给我。

整个寒假，我都窝在家里，认真地用彩笔画画。我幻想着一头远古的巨龙抢走了静香，大雄在哆啦A梦的帮助下，穿梭时间，回到恐龙纪元，历经千辛万苦把静香救了回来。

记忆里的那个冬天，特别干冷，画到后来，我的手都裂开了。但我没有停，把脑海里的那些画面倾泻到纸上，越画越起劲儿，到最后仿佛不是我在画，而是笔拖着我的手在游走。平生第一次，我体会到了“创作”的乐趣。我记得最后画到大雄面对三头恐龙的血盆大口，却紧紧把静香挡在身后时，我的眼角都湿了；而画到静香得救后，快速地吻了一下大雄的脸时，我也忍不住嘿嘿傻笑。

画完后，我在练习册的扉页上郑重地写下了两行字：

每一个孤单童年，都有一只哆啦A梦在守护。

献给唐露——我的静香

开学后，我把这本厚厚的练习册拿出来，打算送给唐露。但刚一拿出来，就被张胖子一把抢了过去。他大声说：“这么厚的本子，你不会真做了寒假作业吧？”说完就准备打开看。

平常我没少被他欺负，通常都很怕他，但当时我眼睛都充血了，一把扑上去，扯住练习册的书脊，另一手按住陈胖子的胸口。陈胖子毕竟壮硕太多，一伸手就把我推开了。我撞倒了一张课桌，但立刻爬起来，啊呀号叫着，又扑了过去。

陈胖子大概也没想到我会反应这么激烈，有些吓到了，但同学们都看着，他不能把本子还给我。于是我们扭打成一团。

我当然是吃亏的一方，很快就被他压在身下。他气喘吁吁地坐在我身上，按着我的胸口，然后把练习册捡起来，说：“我还非要看看里面是什——啊！你松开！”

我咬着他的手，死活不松口，嘴里都感觉到一丝腥咸了。陈胖子痛得眼角迸泪，连忙把练习册丢在我脑袋旁边。我刚松开，他却又把本子抢回去，同时狠狠一拳打在我头上。

这一拳让我有些懵，陈胖子起身之后，我还站不起来。他拿着本子，洋洋得意地说：“妈的，敢跟我横！我撕了你这破本子……”他说完，却发现同学们的目光有些躲闪，连忙回头。

果然，陈老师已经站在教室门口了。

她了解事情经过后，先是把我扶起来，问我有没有受伤。我只是有点儿头晕，就摇了摇头。然后她打了张胖子十下手板，非常重，张胖子眼角又迸出泪来。张胖子下去后，她拿起练习册，翻了几下，看到扉页上的话后嗤一声笑起来，对我说：“小小年纪，就想这个？真是跟你爸一样，臭不要脸！今天我不打你，但这个本子没收了，免得你祸害同学。”

我对陈老师有一种本能的畏惧，只能眼睁睁看着她拿着练习册走出教室。我沮丧地走回座位，路过唐露身边时，她用疑惑的眼神看着我，但我只轻轻摇头，错身而过。

我在不安和悔恨中度过了这一天，实在不甘心整个寒假的心血就这么被毁掉了。放学时，唐露照例慢吞吞往小路上走，我一咬牙，对她快速说了一句：“等我一会儿，等我回来！”然后转身朝学校跑。我溜进办公室，在陈老师的办公桌上搜了搜，没有练习册，想了想，又往稻场跑过去。

那一天，憋了整个冬季的天空终于开始下雪，雪粒在黄昏时稀稀拉拉地飘下来。我跑得很快，冷风夹着雪，嗖嗖地灌进衣领。我却丝毫不感觉冷，也不畏惧坟茔的阴森，直接跑到陈老师的屋子前。

我的运气很好，看到陈老师门前那把挂着的黄铜大锁，就知道陈老师回家后又出去了。我绕着她家转了一圈，见大门锁牢，窗子紧闭，只有烟囱是唯一的入口。于是我爬上屋顶，顺着烟囱进了里屋。里面很暗，我不敢开灯，只能努力睁大眼睛，用手摸索。

我听到自己的心跳声，咚咚咚，像是有人在我胸口敲着急促的鼓点。我的害怕并非来源于屋子外面的坟墓，事实上，我宁愿死尸们全部从坟墓里爬出来，围着这间屋子厉号，也不想陈老师突然推门而归。我实在无法想象陈老师要是看到我偷偷跑进她家之后暴怒的样子。

我找了一遍，没发现那本练习册，心里不甘，又哆哆嗦嗦地摸索。当我摸到床前时，脚下感觉有些不对劲——床头前的一块木板是松动的。我轻轻一扳，木板就翘起来了。

木板下面不是泥土地，而是一个幽深的地洞，有一排斜斜的台阶通向地洞的黑暗里。

我用脚探着台阶，一步一步往下走。我以为里面会很暗，但完全进入地下之后，反而看到了通道尽头的光。

这通道不长，只有三四米，我小心翼翼走过去，发现尽头是一道门，光就是从门缝里渗出来的。我贴在门上听了半天，里面没有动静，于是我深吸一口气，用力把门推开。橙黄色的光哗啦啦涌了出来，将我淹没。

里面空无一人，但我来不及庆幸，就被里面的景象惊呆了。

之后有很多次，我回忆起这一幕时，都会怀疑是不是记忆欺骗了我。因为我之所见，完全颠覆了我对这个贫穷村庄的认知，我一度怀疑是不是自己做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梦，而梦里的场景侵蚀了记忆，让我混淆。

因为我看到了一排排机器。我叫不出名的机器。

这个地下室有二十几平方米，墙壁连同地底都是由一种灰褐色的金属铸成，非常平滑。墙顶镶满了灯，光线令整个房间没有死角。而这整间屋子都摆满了方形仪器，红、绿、黄这三种颜色的灯不断闪烁，地上全是电线。屋子的正中间摆着一张大桌子，由三根支柱撑着，桌面上是一个玻璃罩子，正方形，大概有我两手张开那么宽。玻璃罩里什么都没有，但不知是不是我眼花——我看到玻璃罩中间的空气里，不时闪现着蚯蚓一样的电火花，很暗，一闪即没。

这些巨大而精密的仪器让我不知所措。幸好，我很快看到了练习册就放在桌子边缘，连忙拿起来，塞进衣服里，然后准备出去。

但是在出去之前，我的眼角余光一闪，发现有些物件很是眼熟。果然，在地下室的角落里，我看到了几根树枝、破书包，还有褪了色的瘪皮球。这些东西各色杂乱摆放着，但对我来说，它们有一个共同点——都曾属于我，且都在半年前的夏天，被我放进那片神秘的水面后沉入水中消失了。

我翻了一下，发现每个物件上都贴了纸，纸条已经泛黄，但字迹依稀可见。

“1982年7月13日；净重243g；来历：未知”，这是皮球上贴纸的字迹，而几根树枝上分别被标记着1985年和1992年。每一个标签上的时间都相差很多。

我逐一翻看着这些纸条，百思不解，索性不管了，跑出地下室，爬上烟囱，满身灰黑地离开了稻场。刚跑不远，我就远远看见一个踽踽独行的人影，在昏暗的天色里走进坟茔与稻场之间，走进那间神秘的屋子。

这个人影正是陈老师，我心里感到一阵侥幸，幸亏跑得及时。

我顺着小路快速奔跑，雪越下越大，这些小白点从黛蓝的天幕中飘落，在我身边打着旋儿。我有点儿着急，害怕时间太晚，唐露已经回家了。

但她并没有走。她一直等在路口，渺小的身影若隐若现，似乎随时会融化在漫天细雪的背景中。

“喏，这本书送给你。”我跑过去，小心翼翼地把练习册从衣服里拿出来。我浑身都是烟囱里的灰，但没让练习册沾染一点儿。

“你今天跟陈胖子打架，就是因为这个吗？”唐露接过练习册，她的脸被冻得红扑扑的，但洋溢着笑容。

“是啊，这是我为你画的最新一集《哆啦A梦》，花了一个寒假呢！除了你，谁都不能看。”

她翻开扉页，看到我写给她的两行字，然后仰头看着夜空，过了很久，才说：“你说，这世界上真的有哆啦A梦吗？”

“嗯，”我郑重地点了点头，“肯定有！”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见过呢？”

我想了想，脑子一热，说：“因为我就是你的哆啦A梦啊！”

唐露看着我窘迫的脸，轻轻地一笑，说：“你到底是我的大雄，还是我的哆啦A梦呢？”

“我……我既是你的哆啦A梦，也是你的大雄！你放心，你是我们的静香，我们会一直保护你，不让你受伤。”

“你真好！”她突然踮起脚，在我右边脸上轻轻一吻，然后闪电般缩回去。

我被这道闪电击中了，浑身僵直。

我试着回味刚才这一刹那的感觉，但发现她的嘴唇太轻，有些冰凉，跟四周漫天的雪花一模一样。我摸着脸颊，那里有些微的湿润，但我分不清是因为她的唇，还是因为落雪轻吻。

在我发愣的时候，唐露合上了练习册，把它抱在胸口，转身往回走。我反应过来，连忙跟上她。那个晚上的路尤其长，我们都没有再说话，我们周围都是飘舞的雪花。

我们走啊走，走啊走，一不小心，就白了头。

大年三十，天气特别干冷，这艰难的一年终于在这一天走到了尾声。中午吃完团年饭，母亲把全家人的旧衣物都洗了，晾好，然后带着我去坟头拜祖宗。

刚走到小路口，就发现那里围着四五个人，有议论，也有劝阻，看样子像是这户人家在吵架。我看了看房子，觉得有些眼熟，仔细回想了一下，记起来这是唐露的家。

果然，我和母亲刚挤进人群，就看到了正坐在地上的唐露。她披散着头发，身上还是那件大红色的羽绒服，只是好几块面料已经被撕开了，在冷风中抖动着。她一只脚上歪歪斜斜地套着拖鞋，另一只脚赤着，被冻得乌青，沾满了尘土。

她的神情有些呆滞，眼角垂泪，脸上红肿，嘴里喃喃地说着什么。周围太吵，我听不清，但从嘴型可以看出来她说的是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母亲看到这场景，说，作孽啊，刚和好没几天，又吵起来了。这还是大年三十啊……

旁边有人搭腔，这次可不得了，听说昨天大路把八万块钱全输了！啧啧，玩得可大哩，输到最后他眼睛都红了。

母亲叹了口气，对我解释道，露露是想用这笔钱来盖房子的。

我点了点头，看着坐在地上的唐露。她就这么哭着、念叨着，我的目光却只汇聚到她赤着的脚上。它在冷风中显得很凄凉。

这时，一身酒味的大路从屋子里冲出来，对着唐露就是一巴掌。这一巴掌打得太狠了，声响像是干树枝被折断，听得人心惊。唐露的鼻子登时冒出血来。这个矮瘦的男青年像是一头发狂的豹子，满脸通红，喘着粗气，嘴里喊叫着，去你妈的，老子输了点儿钱，你就把老子的脸都丢完了！你爸爸是个死瘸子，你也是个他妈的扫把星！

我才发现，老唐正畏畏缩缩地站在门口。他只剩下一条腿了，拄着拐杖，他似乎想阻止大路，但抖着嘴唇，眼神飘忽，始终没有动。

围观人群里也没有人上前劝阻。我看到杨方伟站在一旁，抽着烟，脸上满是漠然。我刚想上前一步，就被母亲拉住了。她摇了摇头。

大路又打了几下，然后要把唐露拉回家里去，但拉了几下，没拉得她站起来，索性直接抓住羽绒服的衣领，把她拖回了屋子里。

唐露的头发和脸都在尘土里拖动。一滴血落下来，转瞬被尘土遮住了。

在去拜坟的路上，母亲告诉我，大家不是不想上去劝，以前劝过，结果更惨。母亲说，大路这人啊，手黑心也黑，坐过牢的。现在劝了，倒是也能拦住，但大伙儿不能守在他家一辈子啊，一有空子，他就把唐露往死里打。

唐露怎么会嫁给这样的人？我的语气闷闷的。

母亲眉头蹙起，似在仔细回忆，然后说，你是小学毕业那年离开村子的，很多事情都不知道。

在母亲的述说里，我渐渐知晓了唐露后来的经历。小学结束的那个夏天，老唐的一条腿断了，为了治病，家里的钱都花完了。唐露也因此在读完初一上学期后辍了学，早早地跟了一个裁缝师傅学做衣服。学了一年后，她就到隔壁县城的一家服装厂工作，一天十个小时，全坐在封闭的地下车间里，佝偻着腰，踩着缝纫机，在幽暗的光线里拼接一块块质量堪忧的布片。下班了后跟同龄的女孩们一起回到宿舍，挤着休息一夜。但那家厂很快因为雇佣童工被举报，唐露被送回家。这件事上了报纸，也成了当地派出所的业绩，但对唐露这个风雨飘摇的家来说，无疑是雨中墙塌。

那时唐露在家里待了不到一个星期，受不了老唐躺在床上看她的冰冷眼神，跑去央求准备到外地打工的沈阿姨。沈阿姨本来嫌麻烦，但唐露跪在她家门口，凌晨时才离去。沈阿姨离乡的那一天，都上车坐好了，看着路边杨树掠过，突然骂了一声，然后叫司机停车，步行回到老唐家，把唐露拽起来就走，临出门时又扭头朝老唐骂了一句：早死早超生，别祸害孩子！

此后，唐露一直跟着沈阿姨，在广东一带打工。她们先是当缝纫工，但自动化普及之后，这一行迅速没落，当时广东约有几十万缝纫工无路可走。于是那年春节，沈阿姨给唐露办了一张假身份证，把年龄增加了两岁，能合法打工。春节过后，唐露没有留在家里，独自去往上海，碰壁之后再去深圳，然后到了北京。而她在北京的那阵子，我也刚刚毕业，进入那家动漫公司。

是的，那一年多里，我们这两个漂流异乡的人，可能在某个地方遇到过——地铁、街道或者便利店里。然而北京太过拥挤，充斥着一张张面无表情的脸，即使我们擦肩而过，也认不出彼此。

当我在北京立稳脚跟的时候，唐露却厌倦了这样漫无目的的飘荡，拖着疲乏的身体回到了故乡。对农村女孩来说，二十三岁已经是亟待结婚的年龄了，但村里没人敢上门——娶了唐露，还得捎上一个嗜酒的残废老唐。据说杨方伟曾经跟家里商量过，认为经济能力可以负担得起，但杨家酒厂的突然倒闭，让这件事无疾而终。这可能是唐露一生中唯一接触到幸福的机会，但这扇门在她还未抬起脚准备跨进时，就发出一声无情的“咣当”，关闭了。

最后，媒婆领着邻村的大路来到了唐露家。唐露刚开始对他并没有好感，但吃完饭后，唐露去看电视，大路走过来，看到唐露心烦意乱地拿着遥控器换台，最后换到了儿童频道。大路问，你喜欢动画片吗？唐露点了点头。大路又说，我也喜欢啊。唐露问，你喜欢什么动画片呢？大路挠着头想了很久，最后说，哆……哆啦A梦。唐露这才抬起头，看着这个矮且瘦的年轻人。他看起来并没有别人说的那么粗鲁和暴躁。

但结婚之后，大路的秉性才表现出来。唐露住进了大路家，跟几个婆嫂一起，还不到一个月，就被喝醉了的大路毒打，婆嫂们都只是冷眼看着。大路还有一个毛病，就是吵架时喜欢砸东西，家具、电视、摩托……在一次次争吵中、一次次破碎声中，这个原本就拮据的家，更加贫寒。

平时唐露在镇上开店，音像店、面馆、劣质服装，什么挣钱就做什么，都做不长。大路隔三差五还过来要钱去打牌或喝酒。但在这样的情况下，她还是省下钱来，想自己再盖一间房，离开那几个阴嘲冷讽的婆嫂。

但现在，四五年攒下来的八万块钱又被大路悄悄输掉了。

这番叙述漫长而絮叨，我在冷风中听着，思绪时常抽离。天很快暗了下来，坟场里许多坟墓上都插了蜡烛，火光在冷风中飘摇成星星点点。这一年的最后时光，竟然如此寒冷荒凉。

路过陈老师的家时，我问到她的来历。母亲摇了摇头说，这个就不清楚了，但应该不是本地人，听说很久以前有一支军队驻扎在这里，后来撤走了，只有她一个人留下来了。因为懂得多，就成了小学老师。后来小学人不够，学校解散了，她也没走。

天空暗如锅底，破旧的屋子像是锈迹一样。我看了看，也没再多问。

晚上我陪着父亲，一边打哈欠，一边看着无聊的春节晚会。时间就这样缓缓流逝，快到凌晨时，我把鞭炮拿出来，准备等午夜倒计时就去点燃。这是老家的习俗，以爆竹声来宣告新旧年交替。

这时，一直沉寂的夜幕里突然传来嘈杂声，有人在呼喊。我听了一下，立刻从屋里窜出去，跑向河边。

因为，我听到的是——快出来啊，唐家那个丫头要跳河了！

赶到河边时，大家果然看到一个人影站在桥头。我们小心围过去，手电筒的光驱开了浓重黑暗，照着唐露啜泣的模样。她脸上伤痕与泪痕密布。我们都劝她不要想不开。

唐露突然转头看向我，露出一笑，说，你不是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哆啦A梦在守护吗？她的笑容迅速被泪水融化，成了一个凄婉的表情。为什么我从来没有看到呢？

我浑身一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