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周总理与世长辞。
这个消息被公布以后，全国上下都陷入了一片痛苦的情绪当中，人们自发地聚集在长安街的两侧，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悼念这位“人民的好总理”。
与此同时，中南海内正在为此举行一场特殊的会议。
在会议上，众人都在讨论如何安排周总理的后事，周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也在会场参加了讨论，她的神情十分憔悴，双手止不住地颤抖着。
周总理去世以后，按照我国的相关规定我们必须给他举办一次盛大的葬礼。
虽然邓颖超一再表示总理生前希望“丧事简办”，但大家对于总理的热情还是远超她的想象。
最后，大家开始讨论周总理葬礼的规格问题和具体安排，一致认为应当选择一位与总理感情甚笃，同时又有足够政治分量的同志来为总理宣读悼词。
但周总理的一生与党内外的很多人都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到底应该找谁在葬礼上致辞，一下子便成了一个“难题”。
这时候，叶剑英元帅站了出来，主动提出了一个人的名字，在提出这个人的同时，叶剑英元帅还颇为自信地表示：在整个党内，恐怕没有人比他更合适给周总理致悼词了。
那么，叶剑英同志提出来的这个人到底是谁？为什么叶剑英要说“没有人比他更加合适”？在周总理生命的最后时光里，他又有着怎样的经历呢？
接下来，且让我们细细地道来。
一 周总理的“最后岁月”1972年，周总理就被查出了膀胱癌，得知这个消息以后，周总理表现得格外冷静。
一开始，周总理委婉地告诫秘书不要将这件事情透露给邓颖超，但邓颖超是一个细心的人，周总理的身体出现了异样，她是第一个察觉到的人。
因此，直到周总理主动向邓大姐说明情况，他们两个人之间还是保持着惊人的默契。
在被查出癌症以后，周总理还是像往常一样主持着国家的各项工作。
1975年，周总理在第四届人大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我国的工业、农业、科学技术的发展目标，这对于正处在困难当中的人民群众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然而，周总理本人的身体状况却在此之后急速恶化了下去，同年7月，周总理因为病情恶化不得不停止工作住进了医院。
由于周总理每天都要超负荷地工作，他有时一天只能睡上一个小时，这让他的病情变得更加糟糕，当周总理被送进医院的时候，他的脚上长满了肿泡。
医生和护士们都劝周总理要好好地休息，但都被他以各种理由拒绝了。
彼时的周总理觉得自己已经时日无多了，更希望将精力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但现实情况却不允许他再有这样的“奢望”了。
在邓大姐和主治医生的联合劝说之下，周总理才同意了做手术的事情。
在手术开始之前，周总理还反复向医生强调，这次手术不能耽误他今后的工作，为了照顾周总理的情绪，大家不得不对他说了假话，以此来减少他的负面情绪。
1975年7月，周总理从睡梦中苏醒了过来，这一天距离他做完手术已经过去了一段时间。
但他的脑海中还是会有一种模糊不清的感觉，当周总理醒来以后，他的第一反应便是叫来秘书询问最近国务院工作的情况，起初秘书害怕让周总理过分劳神操心，故意不将真实的情况透露给他。
但周总理却是一个非常倔强的人，他告诉秘书倘若自己不能了解国务院的各项工作，那他就不吃饭了。
最后，工作人员无奈，只能将最近各项工作的情况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
吃过饭后，秘书陪着周总理在医院门前的草坪上散步。
周总理好像是突然想起什么一样，立刻对秘书交代道，去给朱老总打一个电话，问问他们的情况怎么样了。
秘书对于总理的交代丝毫不敢怠慢，只是总理的身体尚未痊愈，所以他的一切社交活动必须严格按照医嘱来进行。
等秘书和朱老总的妻子康克清大姐通过电话以后，将朱总理的身体状况报告给了周总理，周总理忍不住叹了一口气，脸上也露出了极为担忧的神色。
在这么多年的革命斗争经历中，朱老总和毛主席对于周总理来说就像是他的两个亲人一样，听说朱老总的身体最近也不太好，周总理的心中万分焦急。
几个小时以后，周总理的秘书从中南海把朱老总接了过来。
两位南昌起义的“老战友”再次见面，彼此都已经是沉疴难起的病人了。
然而，当周总理刚刚张嘴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却只能问候一番老同志的生活。
毕竟，以他们两人现在的身体状态，再想做成什么事情显然是有些困难的，这次温馨的会面只能够草草地结束，所有在场的人员都不知道说什么为好。
除此之外，在病床上的周总理还会时常想起毛主席。
有一次，周总理向秘书问起了毛主席的近况，秘书告诉他毛主席现在一切还是像从前一样，喜欢写诗、喜欢游泳。
那一天周总理刚好来了兴致，便要秘书读一读毛主席最近新写的诗歌，秘书告诉周总理，毛主席最近写的两首诗一首叫《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另一首则叫作《念奴娇.鸟儿问答》。
周总理也是一个文学爱好者，如果不是参加革命的缘故，他本可以成为一个小说作家，他一听两首诗的名字便有些迫不及待，他一边催促秘书给自己读诗，一边露出了一副轻松的神色。
当秘书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这一句时，他看到周总理的嘴角泛起了一道微微的弧度。
很显然，周总理已经很久没有这样笑过了。
然而，病痛往往是无情的，正当周总理与秘书在一起分享喜悦的时候，病魔也在悄悄地吞噬着他身体里每一个健康的细胞。
时间到了1975年的年底，周总理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任何一点打击都有可能危及到他的生命，他明白，现在是向大家交代后事的时候了。
次年1月7日，医院已经对周总理下达了病危通知书。
所有的医护人员还在拼命努力着，大家都在期待着奇迹的发生，为了不错过总理的遗言，中央事先通知了几个国务院的主要负责同志。
李先念、邓小平等人都来到了病房里，准备聆听周总理最后的交代和嘱托，大家一走进病房就看到邓颖超低着头站在了门口，前来探望的人们一一与邓大姐握手表示慰问，一边露出了凝重的神情。
等到同志们都到得差不多了，邓颖超这才开始向大家宣布周总理的遗言，因为总理之前考虑到如果自己病重很有可能无法说话。
所以，他在事先就将遗言和愿望全部告诉了邓颖超，并由她负责向同志们转达，听到邓颖超要宣布周总理的遗言，不少同志都拿出了随身携带的笔记本，还有人的眼光一直紧紧地盯着周总理的病床，似乎是在等待着总理苏醒的时刻。
邓大姐先是向大家交代了一些具体的工作，而后她又抬起头向大家宣布了周总理的三条遗愿：
第一、在他死后不要为他举办任何形式的追悼会。
第二、不要举办“遗体告别仪式”，让总理安安静静地离开。
第三、死后不留骨灰，也不葬入八宝山公墓，将所有的骨灰撒到祖国的大地上。
听了总理的这些遗愿，大家族一瞬间都沉默了，从情感的角度上来说，大家都想为总理举办一次追悼会。
可是，奈何周总理与邓大姐有约在先，如果大家不遵照周总理的遗愿去处理他的后事，看起来多少对他有些不尊重。
1976年1月9日，周总理在医院里因病去世，享年七十八岁，在周总理去世以后，中央第一时间成立了相关的领导小组开始讨论周总理的后事。
毛主席在得知周总理去世的噩耗后，不由得猛烈咳嗽了一阵，但他知道自己还不能倒下，于是便强装镇定地询问起了总理后事的情况。
此时，同志们正好将周总理生前留下的几个遗愿呈递给了毛主席批示，毛主席看着纸面上的一条条要求，严肃地皱起了眉头，他先是将邓颖超同志找来询问了她的意见，而后又找来了中央的其他同志们。
最后，毛主席亲自拍板决定：周恩来同志的追悼会和遗体告别仪式照常举行，但他的骨灰可以按照其遗愿进行处理。
毛主席的这一决定即照顾了大家对于周总理的感情，也考虑到了周总理本人的愿望。
只可惜，毛主席自己作为一个八十三岁的老人，已经无法亲自去参加周总理的追悼会了，他看着总理的照片流下了泪水，内心宛如刀绞一般。
在毛主席确定了要为周总理举办追悼会以后，大家就开始进一步讨论“追悼会该怎么开”了，前来参加这项工作的人几乎都是党内颇有威望的老同志。
其中，尤以叶剑英元帅和几位老将军最为显眼。
叶帅是周总理在黄埔军校时期的朋友和同事，另一方面，周总理也可以称得上是叶帅的“革命引路人”。
如果没有周总理的引导和帮助，兴许叶帅这一辈子也不过只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军官。
但自从叶帅跟着周总理投身了革命，便成为了我们党的一位重要领导者，这么多年以来，叶帅的内心都非常感激周总理，也将他视作自己最好的朋友。
如今周总理去世了，叶帅的心里有着常人难以理解的悲痛情绪，他忍住将要夺眶而出的泪水做出了一个提议：周总理的追悼会悼词必须由一个总理本人高度认可、深受全党同志信任的人来宣读。
这么看起来只有一个人是最为合适的，他就是邓小平同志。
大家听了叶帅的话纷纷表示认可，没有人提出异议。
可是，叶帅为什么会说邓小平是宣读周总理悼词的“不二人选”呢？作为多年的同志加战友，邓小平又会在周总理的追悼会上做出怎样的表现呢？
邓小平同志与周总理的缘分比党内的绝大多数人都要深厚，当年邓小平和自家的小叔叔一起去法国留学，企图追寻“强国之道”。
在法国邓小平结识了比他大一届的留学生聂荣臻，在聂荣臻的介绍下，邓小平开始慢慢地阅读法文版本的《共产党宣言》。
当时这些赴法勤工俭学发中国留学生大多生活拮据，因此，他们常常会在餐厅里点一杯茶水坐上一下午，大家聚集在一起讨论国家的未来，议论阶级斗争的方式和方法，有时候甚至还会大吵起来。
在这些人当中邓小平的个子比较矮小，所以他常常会坐到角落里，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邓小平才没有引起太多人的注意。
直到有一次聚会上，有一个浓眉大眼的年轻人一眼就看到了坐在角落里的邓小平，开始主动与他交流思想、探讨问题。
这个人便是周恩来，当时的周恩来也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青年人，对于未来充满了向往。
一番交流下来，邓小平觉得这个比自己大了六岁的“学长”，就像是自己的知音一样，他不像其他的年轻学生那样只会高谈阔论，对于每一套理论，他都能说出对应的国内社会现状，这让邓小平感觉到了一种“革命成功的可能性”。
周恩来也非常照顾这个四川来的小老弟，他们经常会聚在一起讨论问题。
有时候大家聊得晚了，周恩来还会亲自下厨给邓小平他们做上一碗“红烧狮子头”。
就这样，他们的关系越来越近，彼此之间也越来越了解，邓小平意识到未来想要带领中国摆脱现在的局面，就必须走周恩来所提出的路线。
从此以后，邓小平就成了周恩来身边的一个“小跟班”，周恩来所说的理论和事务，他都会熟记于心，有时候周恩来忙起来忘了某件事情，邓小平总能够友善地给予他提醒。
1922年，周恩来受到组织上的委派需要去德国组织工作，在临行之前，他特意找到邓小平对他做了一些基本的交代。
本来周恩来只是希望邓小平能够尽可能地保住法国的党组织、躲避法国警察的追捕和搜查，但邓小平居然反客为主在法国境内组织起了一大批运动。
当法国的警察们发现他们的对手只是一个十八岁的年轻人时，更是气得咬牙切齿，在邓小平受到法国政府通缉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与苏俄取得了联系。
最后，邓小平得以成功登上了前往苏俄首都莫斯科的火车，到达苏俄以后，邓小平又进一步学习了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研究了许多列宁同志的讲话。
这段经历让他彻底成为了一个无比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在周总理去世以后，邓小平彻夜难眠。
一直以来，他都将周总理当成是自己的“人生导师”，现在他突然去世了，自己仿佛在一瞬间失去了精神支柱。
听说中央要让他去宣读周总理的悼词时，邓小平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他到底该怎么做才能当好这个追悼会的“主持人”，无愧于总理和人民呢？
1976年1月10日，周恩来总理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许多周总理在革命战争时期的老部下都不远百里赶到了北京参加他的追悼会。
大家聚集在一起抱头痛哭，缅怀这位全国人民的好总理。
周总理的身上覆盖着鲜红的党旗，这是党和人民对于他这一生给予的“最高评价”，邓小平和其他的同志们站在一起，神情肃穆地朝着周总理的遗体鞠了三个躬。
随后，他在脑海里反复回忆着周总理的悼词。
一会儿，自己上台给周总理宣读悼词，一定会成为全场的“核心人物”，因此，对于邓小平而言没有犯错的机会，现实也决不允许他犯下错误。
过了一会儿，先前号啕大哭的人群渐渐地安静了下来，看到现在的情况，同志们决定开始由邓小平宣读周总理的悼词。
只见，邓小平双手颤抖地拿出一张纸，上面写着对于周总理的哀悼之词。
在宣读悼词以前，邓小平还是特意转过身去，朝着周总理的遗体又鞠了三次躬。
然后，他将身体缓缓地转了回来，用浓厚的四川口音宣读道：“周恩来同志自一九七二年患癌症以后，在伟大领袖毛主席、党中央经常的亲切关怀下，医护人员进行了多方面的精心治疗。他一直坚持工作，同疾病作了顽强的斗争。由于病情恶化……”
一段话还没读完，邓小平就忍不住潸然泪下，他不顾在场的客人哭出了声，其他的人也跟着邓小平爆发出了巨大的哭声。
周总理去世的消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宛如一道晴天霹雳，每每回想起周总理生前的故事和画面，一切是那么多生动和温暖，这又让人怎么能不怀念他呢！
过了好长一段时间，大家的哭声才慢慢停了下来。
邓小平擦干了眼泪继续将周总理的悼词读完，然后用手轻轻地抚摸了一下摆在他身后的花圈，他知道很多老同志因为身体缘故当天无法到场参加追悼会。
因此，邓小平必须替他们转达那份对于周总理的哀思和怀念，邓小平慢慢地走到了邓颖超的身边向她表示了慰问。
邓颖超此刻已经哭得浑身乏力，不得不坐在工作人员提供的椅子上休息，见到邓小平走过来安慰自己，她也立刻站了起来向小平同志致谢。
最后，邓小平向众人做了简短地补充说明，如今，周总理因为病痛的折磨不幸离开了这个世界。
可是，周总理所追寻的事业和理想还需要后来的同志们去努力实现。
因此，大家唯有努力建设社会主义才是对周总理最好的报答与纪念。
事实证明，邓小平不光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几年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提出了改革开放的战略。
随后，我国的经济进入了快速发展的“新时期”，这一切的背后既有邓小平同志的正确领导，也有那个红色理想的照耀和指引。
今天的中国能够取得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离不开每一代共产党人的辛苦付出与默默拼搏。
当我们回看历史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最容易被人们记住的恰恰就是那些将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人民的那些英雄和伟人。
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但人们在创造历史的同时也需要伟大的英雄为我们引领方向。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一代人更有一代人的使命与担当，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历史上最为富强的时刻，面对国家的发展与民族的复兴，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付出自己的努力。
一个团结起来的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一个团结起来的国家必将在历史的海洋中一往无前，走出属于自己的康庄大道。
编辑：浊酒
责编：林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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