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从教科书上了解到的内容为，公车上书，是指在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集结603名举人，联名上书光绪帝爱新觉罗·载湉，反对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的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事件。公车上书被认为是维新派登上历史舞台的标志，也被认为是中国群众的政治运动的开端。
然而真正的历史真相是：根本没有康有为所说的公车上书。我们看到的公车上书来自于康有为自我编撰的《我史》，漏洞百出，谎话连篇。康有为组织的此次上书根本没有付诸实施，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交过什么上书，只是在门口闹了一场而已。相关证据是很多的，康有为一再声称上书之所以未成，是因为都察院拒收。这是对都察院的严重诬蔑。事实上，都察院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领头羊的作用，洪良品、余联沅、褚成博、王鹏运、丁立瀛、庞鸿书、刘心源、高燮曾等20余名都察院御史都曾上奏极谏，有些甚至连上数折；当日实际主持都察院的三位堂官，裕德、沈恩嘉和寿昌，都上奏反对和约，主张再战，是1895年上奏浪潮中品级最高的堂官。说都察院守旧顽固拒收康有为发起的上书，完全不符合史实。 康有为说四月八日都察院以和约已成，再上书于事无补为由拒绝接受和代递自己的上书。这同样不符合史实。据茅海建教授考证，就在四月八日当天，都察院还向朝廷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15件之多！这些奏折最晚递至都察院的时间是四月六日； 四月九日，都察院又代递了10件条陈，条陈上注明的投递日期，有三件赫然正是四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十五日，都察院再次代递了9件条陈。其中两件条陈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日，一件注明投递日期为四月十四日。康所谓四月八日都察院不接受上书，显然是谎言。 事情的真相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都察院递送上书。对此，1895年夏天在上海出版的署名为“沪上哀时老人未还氏”的《公车上书记》一书本有明确交代：“是夕（四月八日）议者既归散，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而初九日松筠庵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惜哉惜哉。”——所谓“议遂中寝”，意思就是根本没有去都察院上书。 1895年有没有“公车上书”？当然是有的。自当年二月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反对和谈的奏折、电报多达150余次，参与人数超过2000余人次。其中各省封疆大吏过半数参与其中，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诸部官员均有大规模联名上书，官员们早已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抵制和约的上书运动。在官员们的策动下，入京会试的举人们的热情同样高涨，各省公车自行联名上书有31件，共1500余人次签名。至于康有为在松筠庵所组织的那场签名因未曾前去上书，在当时并无政治影响力。也就是说，有两个不同概念的公车上书。一个是由政治高层发动、京官们组织操作，各省公车参加的公车上书；一个是康有为在《我史》中伪造的“公车上书”。
- 1895年，没有什么“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