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宋毅军
邓小平回忆战争年代和李先念等坚持大别山斗争时说：“就是我一个，先念一个，李达一个，带着几百人不到一千人的前方指挥所留在大别山，指挥其他几个纵队，方针就是避战，一切为了站稳脚。”“这样搞了两个月，我们向中央军委、毛主席报告，大别山站稳了，实现了战略任务。”新中国诞生初期，李先念奉调进京任财政部长。他回忆：“到中央之后，只了解了一些情况，问题是重大而复杂的，我之能力胜任不了，与陈、邓谈，但不允，只有勉强工作。”当时，政务院副总理兼财经委员会主任陈云和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并已经调兼中共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受毛泽东委托同李谈话。李深感责任重大难以胜任，诚心诚意地请陈和邓作他的老师，表示：要我干，你们两位定要多帮助指导。
四届人大召开前夕，在毛泽东正确决策、周恩来积极支持以及李先念等不断努力下，邓小平第二次复出后迅速崛起，为全面整顿准备了重要的组织基础
1974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准备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筹备工作主要是起草政府工作报告和修改宪法草案；人事安排。李先念是这两项工作的重要参与者。而江青集团则将此作为夺得更多党和国家领导权的机遇。他们制造了“风庆轮事件”，向周恩来和邓小平、李先念等发难，阻挠他们特别是邓担任更重要的党政军领导职务。
10月13日，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附页）第603期刊登了《发生在“风庆”轮远航途中的尖锐斗争》一文，反映同年5月4日我国制造的万吨级远洋货轮“风庆”号，在出驶欧洲过程中发生的一些事和争论。江青抓住此事当即写信，要“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有一个表态”。她小题大作地说：交通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这种洋奴思想、爬行哲学，不向他斗争可以吗？”王洪文等跟着紧急批示：“完全同意江青意见”。连长期有病的康生也表态支持。17日，江青等又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借机对邓小平发动突然袭击，同时影射周恩来、李先念。邓已在传阅文件上画圈，但是他们还逼迫邓表态。邓回答：文件我已经圈阅了。对这个材料还要调查一下。在江青逼问对批判“洋奴哲学”是什么态度时，邓驳斥：“政治局开会讨论问题要平等嘛，不能用这样的态度对人嘛！”“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写出赞成你的意见吗？”“问题还没有了解清楚，就戴了这么大的帽子，这会怎么开！”随即愤然退出会场。
当夜，江青召集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密谋，提出要王尽快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和周恩来的“状”。其实，他们的真实目的就是力图阻挠四届人大时邓出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毛泽东了解情况后指出：“‘风庆轮’的问题本来是一件小事，且李先念已在解决，但江青还这么闹。”11月6日，李先念陪外宾去长沙，向毛泽东报告关于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问题：“邓小平的问题解决了，没有问题了，一致拥护主席的指示。”毛说“我拥护叶剑英的意见。”关于政府工作报告，李说，“小平同志主持起草，我、春桥、洪文、文元、国锋、叶帅参加。”关于“人大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名单还在商量，政治局讨论以后送主席批。政府工作报告也是这样，政治局再讨论两次，再送主席批。”毛表示同意。在谈话中，毛支持鼓励李先念同江青一伙作斗争，说：“你要开半个钢铁公司。”李说：“我现在（对江青）是当面答应，背后没做。”“我们坚决不动摇地执行主席要安定、团结的方针。”“她的帽子公司多一点。”毛说：“钢铁公司厉害呢，又开帽子店。”“非跟好多人闹翻不可。她目中无人。”“此人的话不能全信。”“叫她不要搞上海帮，她要搞。”
江青得知周恩来给毛泽东写信，又让李先念汇报四届人大准备情况后，曾三次就人事安排问题给毛写信，毛指出：“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做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并让人转告周恩来：朱德、董必武之后安排宋庆龄（人大副委员长）。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为国务院副总理。其他人选由周主持安排。12月23日，周恩来、王洪文在长沙向毛汇报各项工作筹备情况。毛高度评价了邓，重申邓为第一副总理。李先念具体负责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的人选安排。四届人大人事安排方案基本确定。
关于政府工作报告，邓小平主持起草，李先念几次提出修改意见。周恩来看了李的修改方案批示：关于计划完成比例数字，“如小平同志审阅后同意，请送洪文同志考虑如何提政治局讨论修改。”邓批示：“同意总理意见，请洪文同志酌处。”最后定稿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基本上采纳了李的意见。1975年1月，中共十届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周恩来主持会议，讨论了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会议选举邓为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2月1日，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国务院副总理的分工。他说：毛主席提出的第一名副总理是邓小平，说小平同志“有能力，政治思想强，人才难得。”第二名是张春桥。第三名是李先念同志。“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九一三’以后，甚至更早一点，国务院主要是先念同志在管。‘文化大革命’以来，他从来没有泄过气，一直工作。大字报反对他，打倒他，他还工作。”这既是肯定李在“文革”最困难时期坚持不懈的工作精神，也是对他的殷切期望。在邓小平第二次复出不久，1973年中共十大上仅仅当选为中央委员。李在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包括邓在内的中央军委六人小组领导军队运动，并向毛泽东提议邓多参加外事活动，以扩大邓的影响力。
非同寻常的1975年之初，在毛泽东、周恩来积极支持下，李先念等辅佐邓小平义无返顾，强力开启全面整顿之门
1975年初，根据毛泽东、党中央的指示，邓小平代替病情加重的周恩来主持国务院工作，7月又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为了从根本上扭转全国的混乱局面，邓开始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实质上是要系统地纠正“文革”错误。李先念全力协助邓开始全面整顿。此前，他辅佐周主持国务院工作，殚精竭虑，为推进社会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做了不懈的努力。
◆1975年4月14日，李先念视察新疆建设兵团。
邓小平主持、李先念等协助的全面整顿工作是从整顿铁路运输开始的。1974年底，由于江青集团制造“风庆轮”事件的干扰，交通运输的混乱局面依旧。位于京沪、陇海两大干线交汇处的徐州铁路枢纽地区堵塞，发生武斗；南京、南昌等铁路局运输堵塞，严重危及工业生产和一些城市的人民生活。因此，中共中央于1975年2月至3月召开了解决铁路问题的全国工业书记会议。李为筹备此次会议，听取各方面意见，做了许多协调工作。铁道部部长万里根据邓的指示精神，经过调查研究，和国家计委等有关负责人一起，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2月14日，李看了谷牧送给他的《决定》代拟稿后批示：“今天要讨论。”他完全赞成代拟稿中提出的各项措施。《决定》后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并报毛泽东审定后，于3月5日正式发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即中央九号文件）。同日，邓等中央领导人接见参加全国工业书记会议的省、市、区负责人。邓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指出：现在有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就是到二十世纪末，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他认为铁路运输是关键。解决铁路问题的办法，是要加强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增强组织纪律性，必须反对派性。李虽然因病未出席会议，但他仔细看了邓的讲话记录稿后表示完全同意。病情好转后，他立即出席邓主持的国务院有关副总理和有关部委负责人会议，听取万里关于贯彻中央九号文件，解决徐州铁路局问题的汇报。汇报后邓讲话，讲到对中央九号文件有三种态度。李接着邓的话说：“无非是三种情况，不能搞夹生饭，要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好，充分发动群众。”“有几个‘老油条’，教育也不改，你说怎么办呢？就是要严肃处理。”随后，又支持万里调整郑州铁路局领导班子的方案。7月，李强调：要坚持大方向，把铁路运输搞好。“对破坏铁路运输的要查办。”“要用无产阶级党性去克服资产阶级派性，凡是制造分裂，破坏团结，杀人放火，强奸抢劫，破坏铁路运输等，都要查办，一律专政。”他说：“中央九号文件很重要，如果没有万里同志到处去贯彻，铁路不会这么快就畅通了。我对铁道部解决新乡问题是支持的。”铁路运输经过整顿效果显著。
随后，国务院召开了全国钢铁工业座谈会，开始对钢铁工业整顿。参加这次座谈会的先后有17个省、市、自治区和11个大钢铁厂及国务院有关部委的负责人。此前，李先念就批示：“包（包头钢铁公司）武（武汉钢铁公司）太（太原钢铁公司）几个大的钢铁基地，十几年来总是上不去，为什么？国家计委特别是冶金部应当狠抓。”所以，在解决铁路问题的工业书记会议上，邓小平就指出包、武、太和鞍钢四个大厂的问题要解决。5月8日，李主持钢铁工业座谈会开幕并讲话。他在指出钢铁工业存在的问题后说：到底问题在哪里？“我看关键在领导。少数人在捣乱，工人在着急，但那里的领导却软弱无力，不敢碰。”“我们决不能让这些现象继续存在下去，要进行整顿，做事的留下，不做事的调开。”
5月21日，邓小平主持国务院会议，讨论钢铁工业座谈会文件并作重要讲话。李先念将中共中央《关于努力完成今年钢铁计划的批示（代拟稿）》和冶金部的报告送给邓审阅，建议印发政治局讨论。29日，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了转发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的批语。当日晚，叶剑英和邓、李等接见参加会议的代表，并讲话。邓着重讲了建立坚强的领导班子、同资产阶级派性作斗争、落实政策、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等问题。李就如何贯彻中央领导人讲话和中央批准的文件精神讲话，重点讲如何发挥投资效益和落实政策问题。他说，要落实党的政策，集中力量来搞建设。“小平同志讲的落实政策，是落实党的无产阶级政策，不是落实有些人要当官的政策。共产党的‘官’怎么能由自己去争呢！有人想着要当官，争着要做官，不但不能给，还要严肃批评处理。”6月4日，中共中央批转了冶金部《关于迅速把钢铁工业搞上去的报告》（即13号文件）。邓和李等一方面了解全国贯彻会议精神的情况，特别是鞍钢、首钢等大企业的情况，及时作出批示；一方面派人对武钢等单位进行调查研究，解决具体问题。在此基础上，他亲自主持制定了《关于加速武钢工作的几点意见》（简称七条）。铁路会议和钢铁会议之间，在邓小平支持下，李先念还抓了财政整顿。
蒸蒸日上的1975年之夏，邓小平大刀阔斧地把整顿向纵深开拓，李先念等披荆斩棘随后跟进，推动全面整顿新局面高歌猛进
从1975年下半年开始，各行各业的整顿工作不仅继续向纵深发展，而且全面开展，精彩纷呈，在地方进行整顿的同时，军队整顿工作也在进行。
6月24日至7月15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军队整顿问题。叶剑英、邓小平先后作了重要讲话。李先念不分管军事工作，他虽然没有参加这次会议，但是，认为叶、邓讲话精神，同样适合于国家机关和地方。会议后，他立即找国务院办公室和政工小组的负责人研究学习贯彻的具体办法。他说：“军委开了扩大会，叶副主席有个总结，邓副主席有个讲话。他们的讲话，邓副主席讲的五个字（指肿、散、骄、奢、惰），仅仅是对军队讲的？合乎不合乎地方的情况？叶、邓副主席的讲话，我认为也适用于地方，适用于工农业方面，适用于财政金融贸易方面的。”随后，国务院向各部委发出通知，要求认真学习贯彻执行。李亲自督促国务院各部委深入学习。他看了8月22日在交通部《交通情况简报》刊载的《传达讨论叶剑英、邓小平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的情况》的材料上批示：看来学习还不深，结合实际还不深刻。随后，政工小组电话通知各部委党的核心小组，传达李批示精神：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指示，军委扩大会议及中央九号、十二号、十三号、十七号文件都是对主席指示的具体化。“军队要整顿，地方也要整顿。”各部委在贯彻中央十八号文件中，要联系上述一系列文件，认真解决几个问题，把学习深入一步。”
◆1975年，邓小平（右一）、李先念（右二）参加游园活动。
7月20日至8月4日，中央军委召开了国防工业重点企业会议，研究国防工业企业的整顿问题。会上，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作了重要讲话。李直接抓国防工业，曾经进行规划，解决一些“老大难”单位的问题。他首先讲话，重点讲必须加强党的领导，要建立过得硬的班子。“这个班子，要有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不是软的，不是散的，也不是懒的。”“要用党性去克服派性”，“首先要克服领导班子中的派性”，“克服不了的话，就要调。”同时，还应该从现有企业中，挖潜、革新、改造，来增加生产。还必须保证产品质量，建立必要的规章制度。邓在讲话中，重点讲了整顿措施：第一，一定要建立敢字当头的领导班子；第二，一定要坚持质量第一；第三，一定要关心群众生活，重点解决大城市、工矿区和三线地区蔬菜、副食品、肉类供应严重短缺问题。他特别提议：调出五亿斤粮食，养五百万头猪，重点保障高温、高空、井下、有毒工种的工人能吃到肉。对邓小平将关心群众生活作为整顿的一项重要任务提出后，李先念积极采取措施加以贯彻。
根据国务院会议精神，李先念主持起草了《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共14条。并将国家计委写的初稿送给邓小平等审阅，说明：“此件虽然综合了各部和各地同志在拟定计划时发表的一些意见，但只是初稿的初稿，还要讨论多次，才能形成文件。”18日，国务院开会讨论了这个文件。邓提出了7条指导性意见。国家计委又重新修改，由原来的14条变为20条。这个文件从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发展工业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问题，体现了邓、李等中央领导人一系列讲话和国务院计划工作务虚会的精神。
在全面整顿工作中，很重要的一项工作就是进一步落实干部、知识分子、文艺等方面的政策。邓小平、李先念等提出的指示精神是：1，要抓紧办理，审查从严、处理从宽；2，审查结论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3，对于本人和家属要做好思想工作，专案人员要严格按党的政策办事；4，属于人民内部问题身体好的，要很快分配工作。从而有力地推动了被审查干部的结案与分配、安置工作的进行。
7月23日，邓小平在国务院办公室信访室的《人民来信摘报》（反映水电部科学研究所领导班子不力，缺乏必要的制度和长远规划，不能正确对待科技人员，“技术无用论”的影响很深）上对落实知识分子政策批示：“春桥、先念、登奎、国锋同志阅。这是一个带着普遍性的问题，亟待整顿。”李先念看了《摘报》和邓的批示后，批给水电部部长钱正英：“请认真讨论和解决领导班子问题。对科技人员要正确对待。”特别是毛泽东关于“九爷不能走”的指示传达后，李大力宣传和贯彻。钱正英回忆：30年中，先念同志只有一次亲自到水电部礼堂作报告，这就是在“文革”中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时传达毛主席所说的“老九不能走”。“水电部礼堂座无虚席，听报告时屏气静息，听完报告反映强烈。”
9月26日，国务院讨论中国科学院负责人胡耀邦等拟定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邓小平在会上发表了重要讲话。李先念完全同意邓的讲话和汇报的内容，并几次插话。当胡乔木写信给邓、李，反映仍然有少数人宣传“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好，谈不到搞业务”，“写文章必须与工人阶级相结合，否则不能发表”，“必须由工人把关”等主张，有关文件还提出“哲学社会科学学部的文化大革命、批（判）清（查）运动和整建党的工作已基本结束”，其各研究所和单位进行正常的业务工作。第二天，邓批示：“我同意，请先念同志批办。”李随即批示：“同意小平同志意见”。“四人帮”却说：“文化大革命基本结束的提法，从未在其他文件中看见过，请斟酌。”“是否往下传。”李先念又批示：“请中办继续传阅。”同时，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李和大多数政治局委员一起，坚决支持邓的意见，再次肯定《海霞》影片，打破了江青等的非议，使其在全国放映。
1976年初，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浊浪排空，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再次“靠边站”，全面整顿工作不幸中途夭折
1976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多灾多难、经过艰苦复杂斗争又取得巨大胜利的一年。邓小平再一次被打倒，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再次“靠边站”。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集团加紧篡党夺权的步伐。
围绕全面整顿，邓小平、李先念等和“四人帮”的斗争从1975年进一步公开化。4月，中央政治局会议传达毛泽东指示。邓小平、叶剑英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了江青等人自1973年以来屡次伺机发难，把矛头指向周恩来的错误。江青等人拒绝批评，反而认为这次会议是对他们搞“突然袭击”，搞“围攻”，是1970年“庐山会议的再现”。5月，毛泽东批准邓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四人帮”进行批评，邓作中心发言。在谈到4月政治局会议上对江青等的批评时邓指出：有人说，这次会议上的讲话过了头，还有人讲是突然袭击、围攻。其实，百分之四十也没有讲到，有没有百分之二十也难讲。因而谈不上“突然袭击”、“过头”的问题。这里有三件事需要讲清楚：前年12月会议上提出“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批林批孔”中又批“走后门”；学习理论又提出批经验主义。邓等发言后，李发言指出：“我认为没有过分，没有越轨”；对“四人帮”控制的上海《文汇报》和《解放日报》在中共十大期间刊登周恩来和王洪文的照片，为了突出王搞了一小一大，认为“登得不恰当”；把经验主义当作“主要危险，与九大、十大路线不符”；对毛泽东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有人借口压制群众，传达慢了”；把1973年12月的会议说成是“十一次路线斗争”，错误的。李还讲到1974年11月6日毛同他谈“四人帮”“叫他们不要搞，他们还要搞”。李赞成周、邓的意见，表示：“只要求同志们讲清楚，这是安定团结的基础。”但能不能真正解决“四人帮”问题？散会后他又和邓交谈。邓说，情况发展如何，还要看。
◆坐在人群中的邓小平，坚毅中不乏忧虑。
6月3日，邓小平再次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批评“四人帮”。会后，王洪文、江青迫不得已写出书面检讨。会后，毛泽东听邓汇报时指出：会议“有成绩，把问题摆开了”。虽然同“四人帮”斗争还未结束，但这一暂时胜利，为邓和李等进行全面整顿奠定了重要基础，也使李后来参与彻底解决“四人帮”问题有了政治思想准备。
邓小平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期间，在李先念等积极有力协助下，全面整顿工作取得显著成果，深得全党全国人民的拥护。然而，风浪又起，整顿夭折。这年的8月和10月，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刘冰等3人两次写信给毛泽东，揭发当时清华大学党委书记迟群、副书记谢静宜。这两封信由邓转呈。结果，引起了毛泽东的疑虑和不快。而毛远新攻击邓等中央领导人的汇报，进一步加深了他的误判。他要邓、李等6人“先开会研究处理。”随后，邓召集李等6人开会，研究如何传达贯彻毛谈话精神。吴德回忆：“第二天，小平同志找李先念、纪登奎、华国锋、陈锡联，可能还有汪东兴和我去谈，把毛远新讲的内容和情况，小平同志都和我们讲了。”“小平同志说搞个东西吧，就弄个方案送先念同志看，先念同志看后说搞一个方案不行，搞两个吧。”邓同意李的意见，于是就提出了两个方案。
11月4日，李先念参加8人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对“文革”的评价。7日晚8人第二次会议，继续讨论“文革”评价问题。在谈到邓时，李以规劝的口吻说：“小平同志出来工作，我们当然赞成的。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恐怕还得好好想一想，小平同志讲四届人大文件提到，这还不够。”现在一些老干部思想不通，“小平同志讲一篇话是应该的”（指在此前后毛泽东批示印发了七机部、教育部造反派头头诬告张爱萍、周荣鑫搞所谓“右倾翻案风”的信）。吴德回忆说：“那时的情况已经相当严重了。小平同志在奉命主持召开的第一次打招呼会议上，迫于压力，自己讲他犯了路线错误，请大家批评。小平同志为别人着想，还向纪登奎、李先念、华国锋等人打了招呼，让他们批判他，否则他们也站不住脚。”打招呼会议后，在全党开展了“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并迅速扩大到全国。
12月29日晚，召开了有邓小平、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汪东兴、毛远新7人参加的小会，对邓进行帮助。李首先发言说：“小平出来工作我赞成的。我看你的长处多，毛病也想过。这次发生的事，主席讲有些同志听了不觉得错，于我，我不但不觉得错，而且也适应了我的味道、想法，有共鸣之处，看到派性，生产有的地方上不去。我应自我批评。”“‘三项’（指示为纲）我没有想过对不对。”
◆1986年10月30日，邓小平、陈云、李先念相约“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
这期间邓小平和李先念有一次谈话。吴德回忆，“小平、先念和我到飞机场去送人，小平同志在客人走后，与先念和我谈了一次话。小平同志说：看来毛主席的决心已经下了，我要退下来了。我要写信给毛主席把职务辞去。先念同志说：不能写信给毛主席，你一写信就会被别人当把柄抓，说你不愿意为党工作了。”“小平同志考虑了先念同志的意见后又说：首先要把最敏感的军队的职务辞掉。”“先念同志也说，他要给毛主席写信，提出身体有病，请求休假。”三个人谈了一个多小时。
1976年1月，周恩来病逝。邓小平、李先念听到报告，最先去向周遗体告别。随后，邓颖超向中央领导人转述周生前的三点请求：骨灰撒在祖国江河大地上；后事处理不要特殊；不要开追悼会，不搞遗体告别。据当时陪同邓颖超的赵炜回忆：邓大姐说完话后，“马上发言的是李先念同志，他说：‘对总理不能不搞追悼会，今后如果不搞追悼会，现在也不能拿总理开刀，这是违背民心的事，我们无法向人民群众交待。’紧接着，邓小平同志说：‘我同意先念的意见，追悼会一定要开的。’没有人提出别的意见，大家的一致看法是，悼念、告别、追悼会都要搞。”邓、李怀着极大的悲痛心情参加了周的各项治丧活动。1月23日，李先念抱病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讲话（会议开了两个多月）。此次会议后，李先念再次“靠边站”，除了会见一些外宾和批办极少数文件外，中央政治局会议及各次中央打招呼会，他都请假。不久，他在国务院分管的财贸工作也由他人代替。邓也被停止工作，直至4月被撤消党内外一切领导职务。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宣告“文革”的结束。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邓小平曾回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建立了一个新的领导集体，这就是第二代的领导集体。在这个集体中，实际上可以说我处在一个关键地位。”“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重要成员还有陈云、叶剑英、李先念等。“我们这个集体，人民基本上是满意的，主要是因为我们搞了改革开放，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路线，而且真正干出了实绩。”在“真正干出了实绩”以后，这个领导集体中的叶剑英刚刚病逝，邓小平和李先念就在陈云家中，于1986年10月30日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秘密谈话，内情外人无法知晓。据邓后来讲：“我与李先念、陈云共同约定在十三大时一齐退下来，”而且要一退到底，统统退。陈云也公布了他与邓、李那次秘密谈话的核心内容：“去年10月，小平同志、先念同志和我共同商定，十三大时一起退下来。这是党的事业的需要。”从而为废除党和国家领导人职务终身制度，实现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交替又作出了新的历史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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