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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自成寻宝完整版
本文原刊于《文学遗产》2016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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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南宋楼钥的《北行日录》在众多宋代笔记中是特殊而重要的一种，已有研究成果皆据四库馆臣删改的版本立论，分析有误。行程录与语录是两种不同的内容类别，《北行日录》的文类是行程录，文体是日记，堪称现存篇幅最长的宋代日记体外交行记。通过这种时空交融的文体，书中呈现四个空间等级：家园、本国、故国和敌国，内容各有侧重：家园温情、本国美景、故国颓败和敌国蛮夷，透露出作者的意识形态。依据宋刻原本，发现楼钥也反复使用对金国的歧视性词语，严辨华夷之别，书写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其空间呈现和遗民书写具有别样的文化记忆功用。
关键词 宋刻本《北行日录》 文体 空间 记忆
作者简介
李贵，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宋代笔记在文学研究领域长期处于背景和佐证地位，通常只被作为文学史料而提及，直接作为研究对象本身者并不多见。这种状况近年已有大改观，特别是宋代行记类笔记，愈益引起学界重视。究其原因，一是得力于文学史教科书的撰述和部分学者的研究实绩，[1]二是《全宋笔记》自2003年起陆续出版而带动，三是现实生活中旅行热和旅行书写热的刺激，[2]四是受西方人文社科领域自20世纪70年代起出现的“空间转向”（The Spatial Turn）思潮的影响。[3]
宋人出使类笔记与上述四因皆有关联，故当下研究论著亦颇多见，但精细的个案和文体分析仍较缺乏。在众多宋代笔记中，南宋楼钥的《北行日录》是特殊而重要的一种。此书既是使金行记，又是私人日记，文体特殊；在宋臣的使金文献中，此书记述最为丰富翔实、细腻深入，内容重要。清代目录学大家周中孚评价：“南宋人使北诸记，当以是录称观止焉。”[4]当代科技史家也认为此书“地理参考价值很高”[5]。故史学界一向重视《北行日录》，陈学霖、万安玲（Linda Walton）等学者对书中所载北方城镇及居民生活情况、外交礼节、历史地理、金国食品等均有专题探讨[6]。专门的文学解读则鲜见，奚如谷（Stephen H. West）以《北行日录》对中原的记述为中心，分析历史记忆与地域的关系[7]，仍留措手馀地。更重要者，已有成果据以立论的都是被清代四库馆臣任意删改之版本，故分析不尽可靠。本文拟从文体角度，依据影印宋刻原本，探讨《北行日录》的文体风格及其体现出的空间和记忆诸问题，从中透视宋代外交出使行记的普遍价值。
一、《北行日录》的版本和文体
《北行日录》初未单行，而是收入文集。楼钥别集《攻媿先生文集》初刻本乃其季子楼治编刻，共120卷，今存103卷，藏北京大学图书馆，《北行日录》收在最后两卷，即卷一一九和一二〇，首尾完整。《攻媿集》自南宋家刻以后，似未再重刊。清修《四库全书》，将“两淮盐政采进本”《攻媿集》删削重编，成钞本121卷，脱漏讹误甚多。武英殿聚珍版据此四库本摹印，《四部丛刊初编》本又据武英殿聚珍版影印，《丛书集成初编》本则据武英殿本排印，底本均为四库馆臣删改之本；此外尚有明清钞本数种，均甚残阙，个别钞本讹脱严重；诸本比较，以宋刻本为最原始、最完整、最可靠[8]。宋刻本已影印收入《中华再造善本》唐宋编集部（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全48册，以下简称宋刻本），其中的《北行日录》亦为传世之最善本，其他各本皆多有脱讹删改。
试以涉及民族问题的文字为例。据宋刻本《攻媿先生文集》所收《北行日录》，从进入金国境内，楼钥就频频使用“虏”字指称金国或女真，“虏人”指金人，“虏酋”指金国国主，“虏亮”指金海陵王完颜亮，“虏”字触目皆是；清修《四库全书》本《攻媿集》所收《北行日录》，已将这些违碍字眼全部删改。这些歧视性用语也是宋代行记文类的惯用语，符合书写传统，虽然今天看来完全错误。现将改动前后文字简列如下：
《北行日录》四库本文字改动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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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刻本 |
四库本 |
宋刻本 |
四库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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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虏 |
北人 |
又闻虏中 |
又闻彼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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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法 |
金法 |
夷俗 |
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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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手 |
敌手 |
探闻虏酋 |
闻国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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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改曰 |
金改曰 |
虏主 |
金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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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人 |
金人 |
虏中典章 |
国中典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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虏曰南京 |
改曰南京 |
虏亮 |
炀王 |
除此之外，四库本还有两处重要删削。一是宋刻本《北行日录》卷上十二月廿四日，楼钥在听到遗民关于“北人”的判别标准后评论：“此曹虽久沦左袵，犹知自别于夷虏如此，尤可叹也。”二是卷下正月初十记：“又承应人指其首曰：‘几时得这些发长起去。’”四库馆臣将这些贬抑女真、向往宋朝的句子完全删去。出自四库本系统的武英殿聚珍版、《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本、《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诸本删削皆同。《知不足斋丛书》第23集所收《北行日录》，实同四库本，上述文字亦了无踪影[9]。前引万安玲论文径据《知不足斋丛书》本立论，从而觉得楼钥几乎不用“虏”字，由是致误。奚如谷论文以《丛书集成初编》排印本立论，认为楼钥虽然是一个积极的对金主战者，但其日记毫无范成大《揽辔录》那样的责骂语言，这也是误信删改本所致。众所周知，清修《四库全书》，将政治违碍文字一律删改，四库本《北行日录》又增一重要案例。
可见通行本《北行日录》是不可靠的，宋刻本才是善本、足本，学界长期误用误信此四库系统的版本，当予纠正。故研究宋代出使行记，须先明辨版本源流，尽量依据作品原貌立论阐释。本文所引《北行日录》及楼钥其他文字，均据此宋刻本，此本残缺或不通者，参校他本改正补足。
版本既定，再判文体。关于宋人使北行程录，傅乐焕和刘浦江先后作过详细的文献学考察，传统目录学著作或入伪史类、杂史类，或入传记类，或入地理类，或入本朝故事类、本朝杂史类，或入朝聘类[10]。可见出使行程记录在传统的目录学体系里难以定于一类，对《北行日录》也先需辨体。
此书卷上起首题注：“时待次温州教授，随侍兖公守括苍，受仲舅汪尚书大猷之辟。”正文开头即载：“乾道五年己丑。十月九日辛卯。邸报仲舅侍郎充贺正使，曾总管（小字注：觌）副之。十日壬辰。蔡兴以仲舅书来，辟充书状官。二亲许一行。”案楼钥（1137—1213）出生于明州（今浙江宁波）楼氏大家族，孝宗隆兴元年（1163）登进士第，后试中教官选，调温州教授。等待赴任期间，在知处州（今浙江丽水）的父亲楼璩身边随侍[11]。乾道五年（1169），当金世宗大定九年，十月，楼钥得仲舅汪大猷辟举，充任书状官，随同贺正使汪大猷、副使曾觌出使金国祝贺翌年正旦。书状官是外交使团里使、副使的亲吏，掌管使、副的
私信[12]。《北行日录》就是楼钥记载此次使北行程的日记，分上下两卷。
就著作内容的类别即文类而言，有必要区分行程录和语录两类内容。前引傅乐焕文总结，语录乃由聘使的从人随时将使人的言行记录下来，以备政府查考，须以使臣的名义奏上，包括远赴外国的使臣和在本国的接送伴使，这是正确的。但又指出：“所谓‘某某《上契丹事》’ ‘某某《行程录》’‘某某《上契丹风俗》’等等名目，全是在‘语录’ 一名没有成立以前,后人引用各该记载时所代加的。因为‘语录’应用的时期最长，在这里我们即用它来概括一切同类的记载。”把语录等同于行程录，这不合实际。按宋代语录体裁有二，一为儒家学者讲学和佛教僧徒传道之记录，与本文无涉；二为出访使臣或接送伴使完成任务后给朝廷奏进的外交记录报告，与本文有关。事实上，早在宋代以前，外交使臣撰写行程记录和语言摘录便已形成传统。西汉初期陆贾使南越所作《南越行纪》（又称《南中行记》）是最早的出使行记作品，南齐刘绘接对魏使，撰有《语辞》，王融也曾上呈《接虏使语辞》[13]。南北朝时期这些“语辞”亦即两宋的外交“语录”。可见出使“行记”和出使“语录”是内容有别的两种不同文类，前者记程，后者记言，其名目均古已有之，不待到两宋始得成立。此其一。其二，据前揭刘浦江文分析，宋人出使辽金的语录是每位使臣完成使命归朝后均须向国信所递交的一份例行的出使、接送报告（但刘文称“严格意义上的语录亦即行程录”，亦混淆了记言的语录与记程的行程录）。依照刘文标准，《北行日录》就不能说是使金“语录”，楼钥作为使北书状官，只是外交活动的记录人员，没有资格以个人名义给朝廷进呈语录；而且《北行日录》十二月二十一日条，记真定府赐宴东馆一事，说到“押宴下人李泉争执礼数”时，明确写道“语具《语录》”，可见楼钥一行另有写呈国信所备案的语录，绝非《北行日录》可以充任。傅、刘二文多所创获，奠基引路之功至今不稍减，他们将语录和行程录视为同一类著作的提法影响深远[14]，但不得不指出，行程录与语录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内容类别，《北行日录》不是出使语录，而是行程录著作，是私人撰作的外交行记。宋人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七将《北行日录》归入史部传记类，称此书是楼钥“使金纪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205页），颇切其要。《北行日录》在内容上就是一部出使外国的行记，或称外交行记。
《北行日录》在文类上属于外交行记，在文体上则属于日记。以日记形式书写出使行记，这一文章体制盛行于南宋。私人日记起源甚早，但无论是众所周知的东汉马第伯的《封禅仪记》、中唐李翱的《来南录》，[15]还是敦煌出土的具注残历，[16]抑或考古发现的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逐日记录王奉世狱中经历的木牍，[17]都尚非文体意义上成熟定型的日记。文体定式是一个追认的过程，从后世日记定式追溯可知，现存第一部成熟、定型的私人日记是北宋黄庭坚的《宜州乙酉家乘》，此书“先书时日，次记阴晴，后写事实，始终如一，固定不变”，“这种体式，成为后世日记的通式”（王水照主编《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457—458页）。《北行日录》全
书记事，起乾道五年十月初九，终次年三月初六，总计147天。每一天皆详载时日、干支和天气情况，继承了《宜州乙酉家乘》的体式，是标准、完整的日记文。
犹可提及，陆游的《入蜀记》亦排日记事，“即使其日无事可纪，也仍纪其日，如乾道五年闰五月的二十七日、三十日等”。[18]《北行日录》录于乾道五年（1169）至六年，《入蜀记》记于乾道六年，同一年的两部著作均不约而同地坚持每日记录，证明由黄庭坚开创的日记体例在南宋已成为标准范式。
在现存宋代的日记体外交行记中，《北行日录》是体例最严整、内容最完备、保存最完整的一部。楼钥有意识地完整记载天气情况，即使某日无事可记（或不欲人知而不记），也随笔记下当天天气，如卷上十月十二、十三、十七日的日记，分别只记了天气情况：阴、雨、晴。此外，他还非常留心一日之中的天气变化，详细笔录下来。如卷上十月、十一月和卷下二月、三月的日记，都有相当多的篇幅记述当天天气的变化。这些日记里的天气既非叙事必要，亦非烘托之需。每日天气的细微变化都被楼钥仔细观察并记录在案，全书因此具有147天完整的气象记录，可以首先作为一手气象观测资料使用，对中国气候环境史研究有重要价值。据《攻媿先生文集》卷七四《跋黄子迈所藏山谷乙酉家乘》，楼钥对《宜州乙酉家乘》相当熟悉，赞赏书中所体现的翛然自适，见到友朋临摹的黄书摹本，不禁爱而题跋。他在《北行日录》里始终坚持时日、天气、事实的固定体式，显然受到《宜州乙酉家乘》的直接影响，是在向黄庭坚致敬，有强烈的尊体意识，自觉踵武前贤，为后世法。《北行日录》堪称现存篇幅最长的宋代日记体外交行记，以记日的方式代替了记程的方式，首尾完整，叙述详赡，保证了时间上的连续性、空间上的立体性、气象上的全面性和记事上的完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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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教科书论述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第十章第三节有“笔记中的小品”专论，袁行霈总主编、莫砺锋与黄天骥分卷主编《中国文学史》第三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十一章第一节标目“南宋的政论文和笔记小品”。学者论著如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分析《入蜀记》的文学价值和史料价值，对后来的行记研究有引领作用；李德辉曾倡导并致力于历代行记研究，其成果集中体现为《晋唐两宋行记辑校》（沈阳：辽海出版社，2009年）。
[2] 中外旅行书写研究的现状及反思可参见臧国仁、蔡琰：《旅行叙事与生命故事：传播研究取径之刍议》，《新闻学研究》（台湾）第109期，2011年10月。对宋代旅行文化的研究，参见Cong Ellen Zhang（张聪）, Transformative Journeys:Travel and Culture in Song China,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0.
[3] 关于西方学术思想的“空间转向”，详见Mark Shiel, ‘Cinema and the City in History and Theory’, in Mark Shiel & Tony Fitzmaurice, eds. Cinema and the City: Film and Urban Societies In a Global Context, Oxford & Cambridge, MA: Blackwell, 2001；Barney Warf & Santa Arias, eds.,
The Spatial Turn: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8。关于“空间转向”的涵义、意义及其与中国文化的关联，参见高燕：《视觉隐喻与空间转向——思想史视野中的当代视觉文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3-8、152-167页。
[4]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二四，《国家图书馆藏古籍题跋丛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影印本，第12册，第7页。
[5] 卢嘉锡、路甬祥主编《中国古代科学史纲》，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8年版，第727页。参见周藤吉之著，向旭译《宋代乡村店的分布与发展》，《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1期；张劲《楼钥、范成大使金过开封城内路线考证——兼论北宋末年开封城内宫苑分布》，《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4年第4期。
[6] 参见陈学霖《楼钥使金所见之华北城镇——〈北行日录〉史料举隅》，《金宋史论丛》，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99—240页；Linda Walton, “‘Diary of a Journey to The North’: Lou Yue’s ‘Bei
xing Rilu’”, Journal of Sung-Yuan Studies, 32(2002), pp.1-38；中村乔《『北行日録』に見る金國賜宴の食品》，《学林》2010年6月第51期。
[7] Stephen H. West, “Discarded Treasure: The Wondrous Rocks of Lingbi”, 王瑷玲主编《空间与文化场域：空间移动之文化诠释》，台北汉学研究中心2009年版，第187—249页。
[8] 参见《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五九《攻媿集》提要，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下册，第1373页；祝尚书《宋人别集叙录》卷二一，中华书局1999年版，下册，第1073—1074页；张玉范《〈攻媿集〉宋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武英殿聚珍本之比较》，《国学研究》2003年6月第11卷。
[9] 清鲍廷博辑《知不足斋丛书》第23集“靡”字号将《北行日录》、《放翁家训》合刻（上海古书流通处1921年影印初刻本），而未言所本；经比对，文字全同《四库全书》本。《全宋笔记》第6编第4册（大象出版社2013年版）对《北行日录》的标点整理，以《知不足斋丛书》本为底本，参校《四部丛刊》影武英殿聚珍版《攻媿集》，故文字亦与四库本同。
[10] 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史丛考》，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8页；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张希清等主编《10—13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53—296页。
[11] 楼钥进士及第后随侍父亲的经历，参见包伟民《宋代明州楼氏家族研究》，《传统国家与社会：960—1279年》，商务印书馆2009年版，第262—281页；辛更儒《楼钥传》，傅璇琮总主编《宋才子传笺证》南宋前期卷，辽海出版社2011年版，第573—577页。
[12] 徐松《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之六〇，中华书局1957年影印本，第4册，第3101页下。参见龚延明《宋代官制辞典》，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67页。
[13] 参见李德辉《晋唐两宋行记辑校》，辽海出版社2009年版；王皓《宋代外交行记与语录研究》，四川师范大学2012年博士论文，第7、17—19页。
[14] 参见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3期。
[15] 陈左高：《中国日记史略》第一章，上海：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年。
[16] 关于敦煌出土的具注残历，详见席泽宗、邓文宽：《敦煌残历定年》，《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总第12期，1989年；关于日历与日记的渊源关系，详见冈本不二明：《宋代日記の成立とその背景——欧陽修「于役志」と黄庭堅「宜州家乗」を手がかりに》，《岡山大学文学部紀要》总第18号，1992年12月。
[17] 扬州博物馆、邗江县图书馆：《江苏邗江胡场5号汉墓》，《文物》1981年第11期。
[18] 前揭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
二、空间等级：家园、本国、故国和敌国
楼钥北行时三十三岁，进士及第已七年，正在候任官职。使金之行，他从处州出发，中经本朝新京临安、旧都汴京，抵达金国中都燕京，而后返回，是在家园、本国、故国和敌国之间往返移动，乃平生难得之经历，沿途见闻极大地促进了他的精神成长。《北行日录》以日记体写行程录，通过使用这种时空交融的文体，塑造出不同的空间等级。
是书乃一部出国外交日记，却呈现出一种家/国结构。全书记事起自乾道五年十月初九，次日即记“二亲许一行”；十八日，“别二亲，径出城”；翌年三月初六，全书最后的文字是：“先行还家，拜二亲灯下，上下无恙，欢声相闻，喜可知也。”以家庭、双亲始，以家庭、双亲终。北行途中，楼钥的记述也时时指向家。十月十八日离家出发，二十一日就“发家书第一封”，二十六、二十九日发第二、三封，十一月四日甚至“两发家书”，十一、十八、十九、二十四日发第六、七、八、九封，一月二十八日有人来收“家问”（家信），二月十三日、二十二日发“家书”。到家前一日，三月初六，仍强调“至李溪，遇承局持家书来接”。与移动的空间相比，家园无疑是相对持久的空间所在。家庭，或者家宅是我们在世界中的一角，“它是我们最初的宇宙。它确实是个宇宙。它包含了宇宙这个词的全部意义”[1]。“家”这条线索或明或暗地
贯穿着《北行日录》全书，读者从中感受到家的温情和对回家的渴望。
楼钥对本国风景关注较多。出使行记一般从启程离国写起，楼钥却多写在国内的移动历程。他离开处州不久，经过浙江缙云时有一次游览，这篇十月二十日的日记共617字，是现存宋代出使日记中最长的单篇写景文字，描摹放生潭的怪石奇岩，仙都独峰的高削耸立，忘归洞、石空洞和仙水洞的清奇幽古。楼钥皆感新奇美丽，叹为“生所未见”，以致痛饮放纵，“傍若无人”。日记原以简括为主，此处却出以长篇，极尽模刻赋形之能事。作者另有《仙都独峰》和《游白石岩》两
首长诗描摹是日所见风光，只是一般的写景抒情，反不若此篇日记详尽细腻，所记言行的豪迈逸致更能见出风景的吸引力和行者的忘情投入。
同样是前所未见的土地，本国土地令楼钥惊奇忘情，被详尽刻画成一个美丽新世界，风景无限好；异国土地则用语简略，往往一笔带过，难见对风光的描画。十二月九日入宋朝故都东京城，“虏曰南京。新宋门旧曰朝阳，虏曰弘仁。城楼雄伟，楼橹壕堑壮且整，夹濠植柳，如引绳然”。昔日的繁华胜景未见书写。十二月十七日，抵达北宋故地邢州（今河北邢台），“北门外陂塘，冰厚尺馀，脔叠岸上，如柱础然，青莹如菜石。”只是寥寥数语。“三里至柳溪，唐柳公权遗迹，亭榭数所，引溪水载之髙岸，流觞曲水，为邢台游观之地。东北有邢山，出邢沙，碾玉所用也。”既是游观之地，又存人文胜迹，更有碾玉奇沙，正是楼钥喜爱并描画的对象，却也只是简单陈述。二十七日，赶到金国都城燕山城，龙津桥“雄壮特甚”，华表柱“镌镂精巧，如图画然”，笔墨亦甚简。也许楼钥不塑造异国风景是由于任务在身赶路忙，但在本国途中忙碌时也不忘动情勾勒，如十月二十一日，他急于赶路，觉得没有好风景的地方却也加一笔“它无胜概”，“脚力既倦”却仍然一瞥山川，“出门相羊峰下，绝溪而西，数里间山川犹竞秀未已”，用语相当讲究。顺利完成贺正旦使命后，轻松归国，“都缘人意乐，便觉马蹄轻”[2]，回程日记亦不见描写异国风景的文字。《北行日录》构建出来的多重空间中，本国处处多风景，异国风景不足多，让读者不禁兴起《世说新语·言语》篇所载东晋人“风景不殊，正自有山河之异”的感叹（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上册，第92页）。对本国，楼钥关注的是风景；对故国和敌国，
关注的则是其他人情物事。
作者笔下的故国显得颓败荒凉。“淮北荒凉特甚”。谷熟县外有跨越汴河的虹桥，政和中造，如今“弊损不可行”。入故南京城（北宋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已被金国改名归德府，“制作雄古”的睢阳楼“倾圮已甚”，过去北宋达官贵人的大宅现在多被金朝官府所占。故都东京变化尤大，早已被金国改称南京，“城外人物极稀疏”，“城里亦凋残”，北宋盛世的标志性宗教建筑开宝寺二塔并七宝阁寺、上清储祥宫皆“颓毁已甚”，更见栾将军庙“颓垣满目”。故宫在海陵王完颜亮统治时期曾发生大火，“以遗火殆尽，新造一如旧制，而基址并州桥稍移”。都亭驿“犹是故屋，但西偏已废为瓦子矣”。通往北郊方坛的三座城门“皆荒墟也”。楼钥此前虽从未踏足北方，但他出身世家大族，家族收藏书籍文物甚富，自幼即师从著名学者兼教育家郑锷、宿儒李若讷，各种人际网络广阔而严密[3]，如传记所谓于“中原师友传授，悉穷其渊奥”[4]，自然会从书籍文物和师长亲朋处了解诸多北宋旧事、故国繁华；其时，一味渲染开封繁盛喜乐的《东京梦华录》早已问世，更会强化这种想象。记忆与想象累加层叠，等到身历其境，耳闻目睹却尽是荒凉凋残之物，巨大的落差对楼钥的故国向往造成极大冲击。
故国当然也有可观者，楼钥选择记载各种消极面也许是为了突出金国统治对故国土地和人民的摧残。自然界的陵谷迁变被反复提及，记录各种河水断流、河道堙塞、河岸冲决，荒墓古冢频现书中。作为北宋太平盛世象征的奇石也被随意遗弃：“西去两岸皆奇石，近灵壁东岸尤多，皆宣政花石纲所遗也”；开封城外，“河中有乱石，万岁山所弃也”。也许这些都是使北途中必经之地、必见之物，但经过楼钥的汰择书写，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故国是沧海桑田、古墓残碑，故国之行几乎成为凭吊之行。
诚然，楼钥也向往恢复。十二月十八日的日记详细叙述了河北赵州汉光武庙的塑像、形制、壁画、题刻及光武帝征伐途中的故事；次日过滹沱河，复引述当地有关光武帝渡河的传说；正月十二日，返程途中宿柏乡县，又专门骑马前行，“再读《光武碑》。”对光武中兴的反复记述充分流露出楼钥的恢复热望，但河南故地的荒芜凋敝却让他深感恢复无望：“中原思汉之心虽甚切，然河南之地极目荒芜，荡然无可守之地，得之亦难于坚凝也。”故国昔日的富庶土地已沦为荒原废墟，充满荒凉颓败的气息。楼钥随着空间的移动而为故国招魂。
敌国实情是楼钥的记载重点和外交贡献。“觇国”是外交人员的传统职责，宋代也将观察记录异国实情作为行人的任务，南宋大量的使金诗文多侧面反映了金国的地理、人民和物产[5]。前引对《北行日录》的史学专题研究，已证实此书是了解金国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献。从空间移动的视角看，其中的饮食、礼仪、服饰、制度等衣冠文物书写最具意味。
饮食具有社会文化内涵。金国饮食独具女真特色，令楼钥倍感新奇。十二月十一日，金人在开封宴请南宋使节。先是“就座点汤”，正式进食时，“初盏燥子粉，次肉油饼，次腰子羮，次茶食”，复有大茶饭。按宋人进食，先茶后汤，此地所见则是先汤后茶，汤在吃正食之前饮用；待客“先汤后茶”是契丹人特有的民俗（张舜民《画墁录》卷一，《全宋笔记》第2编第1册，第200页），女真人沿袭下来。此其一。其二，女真人也沿袭了契丹人将茶饮用于典礼宴会的习惯，是为“茶食”，楼钥在开封首次亲尝，后来在中都等地多次享用。另外，食物多得“不能悉记”，上菜“源源而来”，这样的用语反映出异邦饮食文化冲击了南方人楼钥对北方的想象。
礼仪关乎华夷之辨，外交礼仪还涉及国族尊严。十二月廿一，楼钥一行在真定府，金国赐宴时，“使副下食人趋进尤肃，押宴下人李泉争执礼数”，结果金国李泉及其手下皆受严厉鞭挞，“夷俗虽好胜，要可以理屈也”。礼仪关系到南宋政权的正当性和正统性，楼钥觉得与金争执虽不能以武胜之，尚可以礼数屈之，这是一种聊以自慰的心理。此下紧接记金国开州刺史安德“以治行闻，道中颇读《庄子》，故临事间有可观”，读《庄子》与处事得体之间何以有因果关系？楼钥的推论只不过体现其中央文明化及天下的优越感。这样的优越感不仅见于《北行日录》，也见于南宋其他使金文献。此外，正月初一贺正旦，是此行的直接使命，在记述各种朝拜仪式和酒宴礼节后，楼钥说“进御酒时却不起立，馀皆如本朝之仪”，“馀皆如本朝之仪”的评论亦隐然有本朝礼乐泽被夷狄之得意。至于说司仪给金主奉上食物，“礼文不伦”，“乐人大率学本朝，唯……装束甚异，乐声焦急，歌曲几如哀挽，应和者尤可怪笑”，更是直接批评金国礼乐不伦不类、奇怪可笑。
衣冠服饰也是礼仪的一部分，最能体现故国文物和敌国风情，楼钥于此特别留心。如十二月初八，在雍丘，承应人杜从自言“此间只是旧时风范，但改变衣装耳”；初九，在故都东京，“都人列观，间有耆婆，服饰甚异，戴白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员也。’”廿四日，至安肃军（今河北徐水），过白沟河之后，宿固城镇，“人物衣装，又非河北比，男子多露头，妇人多耆婆，把车人云：‘只过白沟，都是北人，人便别也。’”楼钥接着评论道：“此曹虽久沦左袵，犹知自别于夷虏如此，尤可叹也。”同样是在金国领土，楼钥对北宋故国和燕云敌区有完全不同的感受，主要是因为直观的异族服饰直接刺激其神经。故国人民已变衣装，而金国女真人的服饰是髡发左袵，剃去头部顶端的头发，脑后之发编成发辫垂落[6]，不戴冠帽的男子直接露头，女真妇女的装束在楼钥看来亦甚怪异[7]，强烈的华夏汉文化身份意识使他无法接受这样的民族融合[8]。由于楼钥十分在意故国衣冠能否存续，因此对沦陷区的把车人能以衣冠分华夷便大加赞赏。他对敌国的衣冠服饰显然是鄙视的。
同样体现出楼钥从敌国实情反观本国优越心理的还有对金国制度的记载。在金朝南京，有甲卒自言“月请五百短钱”，“闻本朝养兵之丰，叹感不已”；在相州，承应人自述没有俸禄，只靠收课额之剩馀以自给，生活艰苦，并感叹道：“若以宋朝法度，未说别事，且得俸禄养家，又得寸进，以自别吏民。今此间与奴隶一等，官虽甚髙，未免箠楚，成甚活路！”下层官吏和士卒都表示对宋朝制度的向往。楼钥的记述想必是真实的，但南宋的使者是否反思过，为何礼乐制度看起来优于金朝的宋朝却常常被金朝打败？
楼钥一路移动，通过选择性的观察和记录，营造了四个空间等级：家园、本国、故国和敌国，四种空间形态的内容各有侧重：家园温情、本国美景、故国颓败和敌国蛮夷。身为使臣，楼钥对金国的记录偏重地理人事本属正常，但这四种侧重还是透露出其内心的偏好和主观选择。研究表明，各种行记呈现的空间并非纯然客观。“像翻译一样，旅行书写传统长期被忠实客观(旅行者是目击证人)的迷思所笼罩，然而，它实际上是依据特定的意识形态和等级体系来进行阐释和再现现实的。”[9]楼钥着意建构了家园、本国、故国和敌国这四个空间形态，形成等级体系，反映出个体的立场、知识和信念。面对同一片华夏土地，无论是本国风景，还是异国风物，都是他本人的选择和塑造。正如研究风景艺术史的学者所说，所谓风景，“无论是刻意雕饰还是野生自然，在成为艺术品主题之前，其实已经是人工制品了。即便仅仅是看看，我们已经开始塑造和解读它了”；“于是，‘风景’就成为了观察者从‘土地’中选择出一部分，是他们按照构造‘美好景象’的惯有概念进行一定的编辑和修改，从而形成的产物。”[10]人所看到的都是他本人所想看到的，视觉具有主观选择性，《北行日录》所呈现的移动空间也透露出作者的意识形态，从中能感受到不同的空间等级和个体情怀。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巴什拉著，张逸婧译《空间的诗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年版，第1章，第3页。
[2] 楼钥《初出燕山》，《攻媿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152册，第353页上。
[3] 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03—136页。
[4] 袁桷《延祐四明志》卷五《人物考中》，《宋元方志丛刊》，中华书局1990年影印本，第6册，第6205页上。
[5] 刘珺珺《从“觇国”视角探析南宋使金诗文》，《殷都学刊》2011年第3期。
[6] 关于金代女真人发饰，古代文献所记和近世学者所论多语焉不详，今人结合传世图像和出土文物，所得结论更为全面真实，参见邓荣臻《女真发辫式管窥》，《北方文物》1987年第4期；景李虎等《金代乐舞杂剧石刻的新发现》，《文物》1991年第12期。
[7] 宋代文献中“耆婆”的具体涵义难以确定，结合上下文，这两处用例似指番婆、胡地妇女。冯梦龙《古今小说》卷二四《杨思温燕山逢故人》，写金代燕山元宵节市井奇观，有“小番鬓边挑大蒜，岐婆头上带生葱”之语，“岐婆”或即“耆婆”。参见《古本小说集成》，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第4辑，中册，第953页。
[8] 参见刘浦江《说“汉人”——辽金时代民族融合的一个侧面》，《辽金史论》，辽宁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09—127页；胡传志《论南宋使金文人的创作》，《文学遗产》2003年第5期。
[9] Loredana Polezzi, ‘Rewriting Tibet: Italian Travellers in English Translation’, The Translator, V4.No.2, 1998, pp321-342.
[10] 安德鲁斯著，张翔译《风景与西方艺术》，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1页。
三、私人日记文体与代际文化记忆
通过撰写日记体出使行记，楼钥将旅程所见私人化、私有化，转化为个人记忆。旅行书写的过程就是将所经大地私有化的过程，他人无法占有。日记书写是一种最私人化的话语，“日记文体存储着时间的历史，刻录下‘时间箭头’的运行轨迹，从而使抗拒遗忘、恢复记忆和回味过去成为可能”[1]。《北行日录》首先强化了楼钥的个人记忆。
楼钥通过写私人日记强化个人记忆，同时也给集体留下历史记载。朱光潜指出：“就体裁说，日记脱胎于编年纪事史。”[2]《北行日录》继承黄庭坚《宜州乙酉家乘》的体例，而“家乘”题名即取《孟子》“晋之乘”之义[3]，有个人修史、修个人史之意。楼钥史学修养深厚，后来曾给宋宁宗讲解《资治通鉴》，称他有意识地以个人日记留下历史记录，有如下根据。
首先，修史是为了经世致用，通过记忆激励世人的恢复之志，楼钥写日记首辨华夷之别，昌明南宋正统，亦具此作用。葛兆光正确地指出，“中国”意识在宋代真正凸显，“夷狄犯中国”的焦虑使宋人特别是南宋人总在试图证明“中国（宋王国）”的正统性和“文明（汉族文化）”的合理性[4]。这种意识也体现在《北行日录》中。前引书中对金国衣冠文物的记载和评论就表明了尊王（宋）攘夷（金）的态度。此外，如前所述，书中也反复使用了当时对金国的歧视性惯用词语。
其次，立场虽鲜明，修史要实录，楼钥站在夷夏之辨的立场对金国使用一些歧视性惯用词语，但没有完全采用第一人称的主观视角，不是一味斥责敌国，而是常常使用第三人称的客观叙事。如记过安阳河，“至更衣亭，有脊记‘大金正隆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光禄大夫、彰徳军节度使、开国公郑建元移建’”。尽管奉宋为正、视金作伪，楼钥仍如实记录亭台题刻，并不删改“大金”二字。比较楼钥的使金诗与《北行日录》，在叙述视角和话语上差别很大。例如，《泗州道中》诗感叹“中原陆沉久，任责岂无人”，经行泗州的日记却不记任何感想。七古《灵壁道傍怪石》在简单描叙灵壁怪石的外形和历史后全是直抒胸臆和深沉哀叹，五律《灵壁道中》也是通篇感伤，十二月初二的灵壁日记却只是客观陈述奇石并古迹。七律《腊月二十五日大人生朝》祝贺父亲寿辰、想象家里热闹快乐场景，当天日记却对父亲生日一事只字不提，只是如常记录当日所见所闻，不见私人情感。五律《初出燕山》写完成任务开始归国[5]，轻松愉快的心情跃然纸上，但正月初六离开燕京启程返国的日记里全无类似文字和感受。盖诗文各有体，诗以言志抒情，记以述事存史，楼钥尊体，用修史态度和笔法对待日记，故在金国境内尽量摈弃私人情事，只在出宋界前、入宋界后涉及家事私意（如回程快到家时提及表弟汪去伪的生日）。要之，《北行日录》尽量采取观察者、旁观者的立场，比较平和地记录旅行见闻，既为朝廷提供详细情报，也为南宋和金国保存多面历史。
虽然，前文曾指出，《北行日录》的记述时时指向家，呈现出一种家/国结构，但这是就文本体现的空间结构而言，其涉及家庭私事之处仅一笔带过，笔调亦克制平和，与他人将日记体行记完全家书化的写法迥然不同。后者如周煇自述：“煇自四十以后，凡有行役，虽数日程，道路倥偬之际，亦有日记。以先人晚苦重听，如干蛊次序、旅泊淹速、亲旧安否，书之特详，用代缕缕之问。”[6]尽管采用私人化的日记文体，《北行日录》的写作意图却是指向朝廷和公众的，为当时和后世而写作。行记在北宋尚未编入作者文集，至南宋始见有入集者，《攻媿先生文集》乃楼钥季子楼治编刻，[7]将《北行日录》收入别集以传世，当为楼钥本意，亦可见出楼钥作此日记乃面向公众及后世。
复次，《北行日录》虽是日记体出使行记，正文却出现大量考证性文字，这也是楼钥写史存史意识的体现。北宋张礼《游城南记》一卷，记元祐元年春末与友人同游长安城南经过，通篇自注，详考有关名胜古迹（《全宋笔记》第3编第1册）。《北行日录》全书则完全在正文中进行考证，常在载记后紧接以考证辨析。如十二月初五日记，在简记到达永城县早餐后即转入对该县历史地理的源流考辨，记程为辅，考证为主。短短76字，包含时日天气、里程行役、沿革人物等诸多内容。又如次日记抵达北宋南京：
承应人有自言姓赵者，不欲穷问之，云：“城中犹有徐太宰、路枢密、郑宣徽等大宅，多为官中所占，亦有子孙居者。”按此地即髙辛氏子阏伯所居商丘也；武王封微子启，是为宋国；后唐以为归徳军节度；本朝以王业所基，景徳四年升应天府，祥符七年升南京。虏改曰归徳府。汉梁孝王所都，兔园、平台、雁鹜池、蓼堤皆在此。《春秋》陨石五犹存。
这段文字意味深长，充满记忆怀旧之感。由赵姓承应人引起，考证此南京城的历史沿革。商丘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发迹之地、宋朝国号的来源、北宋的陪都，其故城自然令楼钥感慨万千。此处的考证用历史记忆对照沦陷现实，末尾特意强调《春秋》所载鲁僖公十六年（公元前644）春坠落此地的陨石犹存，体现出历史传承的悠久和永恒。
如前所述，观察记录异国实情是外交人员的使命，但历史考证不在其内，《北行日录》的详细考证乃是南宋地方志注重考证这一潮流的产物。南宋人将州郡志看作修史之备，或径将地方志看作州郡之史，修撰时多注重事实之网罗与考据[8]。比楼钥小四岁的袁说友（1140—1204）为《成都志》作序云：“凡山川、地域、生齿、贡赋、古今人物，上下千百载间，其因革废兴，皆聚此书矣。”[9]《北行日录》亦多此类内容，可见楼钥在日记中重考证与当时修地方史志的方法有相通处。清人李鹤俦跋程卓《使金录》论曰：“宋人行役多为日录，以记其经历之详。其间道里之遐迩、郡邑之更革有可概见。而举山川、考古迹、传时事，在博洽者不为无助焉。”（《全宋笔记》第6编第5册，第128页）《北行日录》某种程度亦可看作地方史志，作用重大。
最后，楼钥写史存史的意识还体现在对遗民的观察记录。全书记载的遗民种类多样，年纪则男女老幼，身份则承应人、驾车人、士兵、普通百姓等均有涉及。内容分两类，一是中老年遗民的北宋记忆，如十二月初三，在宿州，“市肆列观无禁，老者或以手加额而拜”。初九，在故都东京，当地民众列观南宋使者：“戴白之老多叹息掩泣，或指副使曰：‘此必宣和中官员也。’”次日又记，“承应人有及见承平者，多能言旧事”，有旧亲事官“语及旧事，泫然不能已”。正月初十，在真定府，道旁老妇三四群人手指楼钥一行说：“此
我大宋人也，我辈只见得这一次在，死也甘心。”因相与泣下。又有承应人指自己髡发之头说：“几时得这些发长起去。”故国之思溢于言表。二是遗民对故国同胞的善意和对恢复的期盼。十二月初八，在雍丘，“驾车人自言姓赵，云向来不许人看南使，近年方得纵观，我乡里人善，见南家有人被掳过来，都为藏了，有被军子搜得，必致破家，然所甘心也”。冒着家破人亡的莫大风险解救被掳的南宋子民，足见北方遗民对南方同胞的深厚情意。初十，还是在东京，承应人“或跪或喏。跪者北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微带燕音者，尤使人伤叹”。初十日在东京，“后生者亦云见父母备说，有言其父嘱之曰：‘我已矣，汝辈当见快活时。’岂知担阁三四十年，犹未得见。多是市中提瓶人言。”十二月十二日，在胙城，途中遇老父云，“签军遇王师，皆不甚尽力，往往一战而散，迫于严诛耳。若一一与之尽力，非南人所能敌。符离之战，东京无备。先声已自摇动，指日以望南兵之来，何为遽去”？直接表达期盼南宋军队早日北伐成功的心情。
关于南宋人对遗民的书写，钱锺书曾有一个著名论断。其《宋诗选注》在注释范成大《州桥》诗“忍泪失声询使者，几时真有六军来”时，征引上引《北行日录》“都人列观”条、范成大《揽辔录》、韩元吉《朔行日记》的有关记载，认为“断没有‘遗老’敢在金国‘南京’的大街上拦住宋朝使臣问为什么宋兵不打回老家来的，然而也可见范成大诗里确确切切的传达了他们藏在心里的真正愿望”；并在序言里发挥说，“文学创作的真实不等于历史考订的事实”，“历史考据只扣住表面的迹象”，“而文学创作可以深挖事物的隐藏的本质，曲传人物的未吐露的心理”。[10]将楼钥的行记和范成大的诗歌对比，亦可证楼钥意在写史存史。另外，楼钥的多面记述也表明，遗民虽然在有金国官员在场的时候不敢透露心迹，但在私下面对南宋使臣时仍会表达期盼恢复之志。
在《北行日录》有关遗民的记载中，十二月初十记老年和青年遗民故国记忆之差异云：
承应人有及见承平者，多能言旧事。后生者亦云，见父母备说，有言其父嘱之曰：“我已矣，汝辈当见快活时。”岂知檐阁三四十年，犹未得见。多是市中提瓶人言。
沦陷区的年轻人不曾经历过北宋时代，全凭遗老口耳相传，三四十年过去，时间之流会渐渐销蚀记忆之石，老人越来越少，记忆越来越淡，故国遗民对南宋的情感会否越来越淡？而南宋子民对故国的情感也会越来越淡。金国汉民衣冠文物的胡化令楼钥担忧，而年轻一代能存续故国之思则是他的期盼。楼钥使金前七年，隆兴元年（1163），有大臣进言，临安府的归附人“往往承前不改胡服”，而“诸军又有效习蕃装，兼音乐杂以女真，有乱风化”，朝廷遂下诏严禁。[11]连南宋民众都已被金国的衣冠礼乐侵染，那么故国遗民又如何保留历史记忆？楼钥使金后二十五年，光宗绍熙四年（1193），朝廷遣倪思（字正甫）等使金贺正旦，楼钥诗以赠别，想象“故国应悲周黍稷，遗黎犹识汉衣冠”[12]；后来送外甥使金，他又回忆自己“曾为假吏到燕山，送子长征不作难”，相信“故国能无叹禾黍，中原应欲睹衣冠”，[13]总希望故国遗民能不变衣冠、留住记忆、向往宋朝。如何才能维系双方的记忆从而推动恢复大业？楼钥的遗民书写保存了多面的历史，传递了民族的记忆。
文学的功能之一是传承文化记忆，楼钥《北行日录》即书写了一代人的文化记忆。现代社会学对记忆的研究表明，记忆具有社会性，产生于集体，是社会文化的建构；通过仪式和文本的流传，社会的文化记忆得以代代延续[14]。楼钥借助日记体形式的出使行记，保存了行程实录，其个人记忆得以永存。作者和南宋皆成历史以后，书中所写就成为中国人的历史记忆。书中所呈现的空间等级如今均已不复存在，但楼钥的记忆通过进入文本及其传播而得以永恒。研读宋代日记体外交行记，先需定其原本、足本，次辨时空交融之文体特质，而后关注其跨境移动的多重空间，其中的空间呈现和遗民书写具有别样的文化记忆功用。
向上滑动阅览注释
[1] 赵宪章《日记的私语言说与解构》，《文艺理论研究》2005年 第3期。
[2] 朱光潜《日记——小品文略谈之一》，《朱光潜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卷，第358页。
[3] 罗大经云：“山谷晚年作日录，题曰《家乘》，取《孟子》‘晋之《乘》’之义。”参见罗大经著，王瑞来点校《鹤林玉露》乙编卷四“家乘”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1页。
[4] 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41—65页。
[5] 宋刻本《攻媿先生文集》目录卷六有《泗州道中》、《灵壁道中》、《腊月二十五日大人生朝》、《初出燕山》诸诗，但正文卷六全缺，此据四库本卷七补足。
[6] 《清波杂志校注》卷九，第406页。
[7] 真德秀：《攻媿先生楼公文集序》，《攻媿先生文集》卷首。
[8] 潘晟《宋代地理学的观念、体系与知识兴趣》，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170—175页。
[9] 袁说友《成都志序》，《东塘集》卷一八，《宋集珍本丛刊》，线装书局2004年影印本，第64册，第450页下。
[10] 钱锺书：《宋诗选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00、3-4页。
[11] 《宋会要辑稿》兵一五之一二，第8册7022页下栏。参见程溯洛：《女真辫发考》，《史学集刊》第5期，1947年12月；朱瑞熙等：《宋辽西夏金社会生活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8页。
[12] 楼钥：《送倪正父侍郎使虏》，《攻媿先生文集》卷八。
[13] 楼钥：《送蒋甥若水使虏北行》，《攻媿先生文集》卷一〇。虏，原作“屬”，四库本卷一一同，形近而误，据文意改。
[14] 关于集体记忆，参见哈布瓦赫著，毕然等译《论集体记忆》，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关于文化记忆，参见阿斯曼著，金寿福等译《文化记忆：早期高级文化中的文字、回忆和政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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