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23日，钱颖一与著名作家、剧作家万方在清华经管学院“人文日新沙龙”进行了一场精彩的对话。
万方有两个身份：作家、编剧,曹禺的女儿。曹禺，原名万家宝，1930年由南开大学转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3年本科毕业。
曹禺先生的成名作《雷雨》是他在毕业那年（1933年）的暑假，在清华图书馆中完成的。2022年9月24日是曹禺诞辰112周年纪念日，他在清图书馆创作《雷雨》的过程至今仍令人心潮澎湃。钱颖一：所以他到了清华，如鱼得水。也正好是那时候，王文显，他在哈佛念过戏剧，在耶鲁也是写过戏剧的，是当时外文系的系主任。清华很有钱，把那些最著名的名著全部都买到清华图书馆，所以他这个时候就如鱼得水了。
万方：我记得80年代陪他到清华来，回母校。他跑到那个图书馆，特别激动，还找到他曾经坐的那个椅子，他说：我就是坐在这里。他说：真是请原谅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但是这位金先生，就是当年的图书馆管理员，我真是感激他，他允许我到书库里面去随便看，挑我想看的书，而且在闭馆之后还允许我留在图书馆里继续翻书、写剧本。他对图书馆的这种情感，让我觉得真是……清华图书馆是他的另一个“教授”。
万方
钱颖一：你讲的这段，我们的同学都特别有感受，因为他们全都是，不说是每天，也是经常去图书馆。所以以后他们再去的时候，特别是那个老馆，他们要想一想，几十年前人家坐在那儿是做什么的。
万方：对，对，对。关于他写《雷雨》，实际上我爸爸自己有段回忆，我念一下，因为正好是在清华的学习时光。我念一下他这段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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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雷雨》,大约从我19岁在天津南开大学时动了这个心思。我已经演了几年话剧，同时改编戏，导演戏。接触不少中国和外国的好戏，虽然开拓了我的眼界，丰富了一些舞台实践和作剧经验，但我的心像在一片渺无人烟的沙漠里，豪雨狂落几阵，都立刻渗透干尽，又干亢燠闷起来，我不知怎样往前迈出艰难的步子。我开始日夜摸索，醒着和梦着，像是眺望时有时无的幻影。好长的时光啊！猛不丁地眼前居然从石岩缝里生出一棵葱绿的嫩芽——我要写戏。
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道路。在我个人光怪陆离的境遇中，我看见过、听到过多少使我思考的人物和世态。无法无天的魔鬼使我愤怒，满腹冤仇的不幸者使我同情，使我流下痛心的眼泪。我有无数的人像要刻画，不少罪状要诉说。我才明白我正浮沉在无边惨痛的人海里，我要攀上高山之巅，仔仔细细地望穿、判断这些叫作“人”的东西是美是丑，究竟有怎样复杂的个性和灵魂。从下种结成果实，大约有五年，这段写作的时光是在我的母校——永远使我怀念的清华大学度过的。我写了许多种人物的小传，其数量远不止《雷雨》中的八个人。记不清修改了多少遍，那些残篇断简堆满了床下。到了1932年，我在清华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这部戏才成了一个比较成形的样子。
我怀念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时常在我怎么想都是一片糊涂账的时候，感谢一位姓金的管理员，允许我进书库随意浏览看不尽的书籍和画册。我逐渐把人物的性格和语言的特有风味揣摩清楚。我感谢“水木清华”这美妙无比的大花园里的花花草草。在想到头痛欲裂的时刻，我走出图书馆才觉出春风、杨柳、浅溪、白石、水波上浮荡的黄嘴雏鸭，感觉韶华青春，自由的气息迎面而来。奇怪，有时写得太舒畅了，又要跑出图书馆，爬上不远的土坡，在清凉的绿草上躺着，呆望着蓝天白云，一回头又张望着暮霭中忽紫忽青忽而粉红的远处石塔，在迷雾中消失。我像个在比赛前的运动员，那样的兴奋，从清晨钻进图书馆，坐在杂志室一个固定的位置上，一直写到夜晚10时闭馆的时刻，才怏怏走出。夏风吹拂柳条刷刷地抚摸我的脸，酷暑的蝉声聒噪个不停，我一点觉不出，人像是沉浸在《雷雨》里。我奔到体育馆草地上的喷泉，喝足了玉泉山引来的泉水，才觉察这一天没有喝水。
终于在暑期毕业前写成了。我心中充满了劳作的幸福。我并不想发表。完成了五年的计划便是最大的奖励。我没有料到后来居然巴金同志读了，发表在1934年的《文学季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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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他写的一段写《雷雨》的感受。
青年曹禺
图源：中国现代文学馆网站
钱颖一：我们现在从那个图书馆里走出来有这种感觉吗？所以我们当不了剧作家。
万方：当然了，他的独特的感受才使他成为剧作家。实际上就像他说的，他写出《雷雨》，当时写完以后，他就放了一年以后才发表，那时候他是文学青年，一点名都没有呢。他的朋友有一个叫章靳以，是他南开中学的同学，章靳以和巴金先生还有李健吾、郑振铎都是当年文坛上已经很有名的人物，他们办了《文学季刊》。我爸爸当时是作为一个文学青年参与的吧，就在北海的三座门大街，在景山公园那一带，他经常去串门，去玩。他就把《雷雨》交给了章靳以，说他写了一个戏，用我爸爸的话说，章靳以是一个书生气十足甚至有点书呆子的人，性格很耿直的。他可能觉得小伙伴写的东西无所谓，放在抽屉里了，居然一放就放了一年，后来我还真问过我爸，我说：你怎么就没问问他？他自己说：奇怪，我就是没问，不过我自己知道那是个好东西。后来很巧，巴金先生在抽屉里发现了这个剧本《雷雨》，一口气读了。后来我看他写过的回忆文章，说他读得流下了眼泪，他觉得有一点冲动想要做点什么，虽然不知道做什么，但是他觉得他要为这个社会，为这些苦难的人、可怜的人们做点什么。所以《雷雨》很快就在《文学季刊》上发表了。
我爸爸说：这是好东西。一个文学作品，或者艺术作品、戏剧，它的好坏怎么来衡量？我觉得只有一个标准，就是时间，时间能够衡量好坏。作为我们写作的人，或者说剧作者，时间是指两个时间。一个时间就是当大幕关上之后，这个戏在台下的观众心里还能活多久。现在有些戏，可能大幕一关上，我“哗”一站起来，“嘿，哥们，咱们上哪儿吃去？咱吃涮羊肉还是什么？……”，完全把戏抛到脑后了。再有一个时间是，这个戏能够演多久。《雷雨》完成之后，第一次演出是1935年在日本，到今天已经70多年了，还在演。我想这可能就证明，它就是我父亲所说的“好东西”。
但是实际上我父亲又很怀疑自己。当他80多岁的时候，住在医院，那时候北京人艺排他的《雷雨》，应该第四版了吧，不断地排，新的演员，又搬到舞台上。他那时候已经病了，没有去看，我去看了，回来的时候他就特别关心地问我:“怎么样？你觉得观众还坐得住坐不住？”实际上对于评论界，他不是特别在意，他特别在意观众，他是一个为观众写戏的人。然后我就告诉他，我说：“别的我不说，剧场里非常安静。”剧场里的安静，实际上对于一个创作人来说是一种极大的欣慰。但是他还是总问我：“我的东西是不是站得住？”我说：“你不要想这么多，这不是你想的。”他说：“怎么讲呢？”我说：“你写的戏以后就由时间来衡量。”他又问：“那我的戏算不算经得住时间考验的呢？”我无法回答，我说：“你说呢？”他就不再说话了。但是我觉得他心里还是有答案的。
198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雷雨》剧照
图源：中国现代文学馆网站
他曾经说过：“我喜欢写人，我爱人，我写出我认为英雄的、可喜的人物。我也恨人，我写过卑微琐碎的小人。我感到人是多么需要理解，又是多么难以理解，没有一个文学家敢说我把人说清楚了。”有一次我陪他走访母校南开中学，他也是跟那些学生讲：“我一生都有这样的感觉，人这个东西真是非常复杂的，人又是非常宝贵的，人啊，还是极应当搞清楚的。无论做学问，做什么事，如果把人搞不清楚，看不明白，这终究是一个很大的遗憾。”我觉得我父亲创作的全部的灵感源泉，或者说他的真谛，就是对于人的兴趣，就是极力把人写深、写透。
钱颖一：我最开始看《雷雨》的时候，我就特别不能理解。首先它是非常复杂的，里面的人物也非常复杂。当时我就在想，23岁的人思想这么复杂。我们23岁的时候肯定很天真，他23岁时，不光是能把20岁的人，还能把40岁的人、50岁的人都能写得这么清晰。当时我就觉得这是天才，当然他肯定有天才的一面。不过后来我也觉得，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几乎所有的当时最好的剧本，而且他又是个敏感的人，虽然他那个年龄还没有经历过30岁、40岁、50岁，但是他还是感觉到了。
万方：这是我们说的天赋，所谓写戏的才华。但实际上我觉得，对于一个写作的人来说，更重要的是一种感悟力。可能我们经历同样的事情，但是感悟力强的人，就会从中发现东西，有些人可能就滑过去了，就像没有发生一样，过后就忘了。
钱颖一：但是他读书，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据说40年代的时候，英若诚也是清华西洋语言文学系的学生，他也酷爱戏剧，到清华图书馆去借戏剧的书，每借出一本，上面就有曹禺曾经借过的记录。
万方：清华这点真是好，我不知道现在还是不是这样，把所有借阅过的人的名字都还保留着。后来英若诚到了北京人艺。其实他也是一个为兴趣选择了自己人生的人，他学的是西洋文学，但是他想当演员，他就到人艺当演员了。
节选自《钱颖一对话录：有关创意、创新、创业的全球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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