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近些年大力提倡生态文明、生态文化。其实，生态文明或文化的基础是一种理念，那就是“生态伦理”。
人类之所以是文明的，皆是因为人类社会内部建立了一种伦理关系。人类社会需要在人与自然之间也建立某种伦理关系，这是人类谋求可持续发展的最高意识形态。
1991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提出的《保护地球—可持续生存战略》的报告，强调人类可持续生存有9项原则，其中第1项就是“人类现在和将来都有义务关心他人和其他生命。这是一项道德原则。”同时指出，必须“努力使一种道德标准— 一种进行持续生活的道德标准得到广泛的传播和深刻的支持，并将其原则转化为行动”。 这就是“生态伦理”（或“环境伦理”）问题。
生态伦理是现代社会生态文明的伦理基础。它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作为行为准则，要求人们树立经济、社会与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它强调在开放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必须树立人和自然的平等观，必须用整体、协调的原则重新调节社会的生产关系、生活方式。
中国的先哲们早就提出过合理利用和保护自然的生态道德思想。如《孟子·梁惠王上》记载的孟子理想中就有“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
广东肇庆七星崖的摩崖石刻（万历年间，教导人们不要乱砍乱伐）
现代生态伦理观念的提出，源于美国的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他于1949年出版的小册子《沙乡年鉴》提出了“大地伦理学”，在20年后成为美国环境主义运动的思想火炬。利奥波德把山川河流、虫鱼鸟兽和花草树木视为一个有机体，人是其中的一部分。他提出自然界应当像人类一样，拥有道德地位并享有道德权利，人应当对自然界负有道德责任。
1962年，又有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寂寞的春天》一书。该书使得生态平衡观念在生态学、经济学和伦理学领域更为流传。1972年6月,联合国斯德哥尔摩环境会议通过的《人类环境宣言》，提出人类“只有一个地球”，指出“当前大多数环境问题都是来自于人类对生态系统的错误行动”，也极大地促进了生态伦理学的发展。1999年，国内出版了纳什的《大自然的权利》（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
生态伦理对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变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生态文明则强调经济发展模式须在可持续发展的条件约束下，由以往的线性拓展为闭环式的。循环经济正是生态文明这个目标下的最优发展模式。循环经济是遵循生态伦理要求的必然选择。只有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才能更好地实现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我国林业界也已经在关注“生态伦理”的研究。2003年，侯元兆曾连续用5篇动态文章简介过生态伦理问题。山东省林业局石效贵副局长也认识到生态文明的基础是生态伦理，并且有了较深的思考。我国林业界关于森林生态文明方面的研究、教学工作已经开始，有关学会等团体也在建立。北京大学开设有环境伦理课程，国内还出版了几本专著，如《大自然的权利》（纳什著，杨通进译，青岛出版社1999年出版），《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深生态学”（挪威Arne Naess著），《深层生态学思想研究》（雷毅著，清华大学出版社2001）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