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各生产队都养猪，养猪主要目的是为了积肥。生产队的养猪场一般建五、六个猪圈，挑选思想好，有责任心的社员当饲养员。那时，喂猪没有专用饲料，把玉米秸秆和晒干的青草粉碎，加上红薯秧子、野菜，搅拌成猪食，然后，在猪食中加些粮食饲料育肥。这样大约一年多时间，一头猪才能长到一百二三十斤，年底都拉到供销社肉食部去缴猪。
七十年代中期，我们那里猪肉价格卖8毛钱一斤，可那时候，8毛钱一斤的猪肉，不过年，不过节，不来客人，谁家也舍不得买肉吃，即使非得买肉，也是为了买肥肉膘子，回家耗油，炼好的一斤猪油可以吃好几个月。
实在馋急了，就到集市上买几分钱一斤的猪骨头，用锤子砸碎，在用菜刀一点一点的反复剁成肉泥状，掺上白菜做馅，裹上棒子面皮，做成大饺子上锅蒸熟，就算改善生活了。记忆中，虽然，吃起来骨头渣子咯牙，喉咙像被小刀拉着，但是，觉得非常香。特别临近过年的时候，家家户户砸骨头，叮叮当当的剁骨头的声音不绝于耳，每到吃饭的时候，整个村子都飘着猪肉的香气。
七零年的一个冬天，大搞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整个冬天，男劳力们一直奋战在劳动前线。腊月二十五本来到了收工的时候了，但是，大队的广播喇叭却传来了“一直干到腊月二十九，三十吃了饺子就动手”的号召令。队长看看社员们辛苦一年了，一年到头没得歇，活儿又这么累，就和队部成员商量，除了上缴国家的生猪以外，留下一头猪，宰了，给社员们分分，好好犒劳犒劳大家，让大伙过个肥年。听到这话，可把全队男女老少乐坏了。
生产队分东西有两个标准，一是劳，二是人。分粮按人七劳三。即人口占七成，劳动工分占三成。各队分配标准也不同，有的人八劳二，人六劳四。宰猪分肉就不同了，只按人口，一人一份。过年了，人们一般不会计较谁多谁少，图个家家团圆，户户高兴。
不过，那会儿的猪都是瘦肉，分肉都喜欢肥肉，可以炼些油平时吃，叫有油腥。有人就问了：这个肉可怎么分啊？一句话捅到了人们的心里，社员们个个都担心自己家分不到肥膘子。队长听了这话不加思索的宣布：“为了公平合理，还是老办法，挨戳儿。从猪的一头开始割肉，赶上什么算什么。”至于从猪的哪头开始割肉，队长说分肉的时候再定，社员们纷纷表示同意。
说起“挨戳”也算是社员们的一大发明。以前，生产队经常分东西，每次分东西的时候，都是家家户户派人排队挨个儿，不管是整劳力还是半劳力，一听到分东西，不论生产队活闲忙，大家就都去排队，就没人干活了。
有时候，急的队长团团转，后来大家就想出了妙招。那时每户社员几乎家家都有刻着自己名字戳儿，又叫印章。那么，何不用戳儿代替人排队？这种方法果然奏效，既不耽误干活，也不浪费劳动力。只留下会计和保管员几个管事的，家里的老人和孩子到队里，按先后顺序把戳儿一放，有空的等着，没空的撂下戳儿就走，东西轻松的就分到家了。从此，队上就用“以戳儿代人”的方式分东西了。这种分东西的办法，一直沿用了很多年，土地联产承包到户后，才慢慢被人们遗忘。
杀猪那天，孩子们追逐打闹，大人们笑逐颜开，欢乐祥和。所有人都在饲养场集合，屠夫手里拿着刀子也早早地过来了。猪圈门被打开，猪似乎意识到自己要被杀了，四处逃窜。队长吆喝几个有力气的劳力，大家不约而同的一起上，费了一番周折，才把猪按倒在地上，猪开始了惨叫。最后把猪逮起来绑结实了，抬到了杀猪板上。猪的叫声让人听的发瘆。这时候，饲养员烧开了一大锅水，预备潳猪毛用。随着猪一阵哀嚎，屠夫抄起锋利的刀，一刀毙命。
屠夫的刀子从猪腿上割开一道口子，用一根管子把猪身子吹成鼓鼓的涨涨的，拿来开水浇在猪身上，烫毛，在把猪身子刮得干干净净。社员们七手八脚都过来帮忙，功夫不大，就把一头大猪弄得四分五裂，肉是肉，杂碎是杂碎，收拾的妥妥当当。
终于盼来分肉的时刻了。生产队集合的钟声还没响，迫不及待的人们拿了容器，有盆有锅，样式各异，大小不等，五花八门，场面壮观。戳儿早就在指定的地点排好了。钟声响过，劳动力们如往常一样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只留下老人和孩子们等着分肉。
分肉时按照戳儿放的先后顺序分，分到哪就算哪里，尽管有的人家分到的肉不怎么称心，但是也不能说什么。只有邻居四婶子家不偏不斜正好赶在了猪后腿上，都是瘦肉，一点肥膘子都不带。等孩子们把肉拿回家，四婶子一看，立刻火冒三丈，提着肉风风火火找了回来，冲着队长就撒了泼：“你们太欺负人啦！欺负俺家老实，看俺们家眼眉上有虮子，分给俺家这么瘦的肉疙瘩，叫俺全家怎么过这个年啊？”
边说边把肉扔在了案板上，不依不饶：“眼巴眼望的盼着分点肥膘子炼点油好过年，这下可好，一点儿有腥味都没有，你得给俺换换！”队长一时也没了注意，好言相劝：“分肉前说好了按戳儿分肉，这是你家赶上的怪不得别人啊！”。四婶子一听这话，坐在地上呜呜的哭了起来：“是，挨戳儿分肉不假，你要是从那头分起，这瘦肉指不定叫谁家赶上了！”队长也没话说了。后来，队长答应把宰猪剩下的水油换给四婶子一半儿，把那块瘦肉搭上肥肉分给了另外一个社员，这场风波才算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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