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柴福善 图/柴福善
兴善寺，又称水峪寺，在北京市平谷区南独乐河镇峨嵋山下。
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古迹·坛庙”记载：“兴善寺，在峨嵋营东二里，至县二十里。唐咸通三年（公元862年）建，（明）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重修。寺之东北一里许，灵泉山下有泉出焉，经流于寺，今俗称水峪寺。”《光绪顺天府志》也有记述，与此大同小异。
兴善寺约占地面积1万余平方米，由南向北，依次建有山门、金刚殿、钟鼓楼、如来殿、卧佛殿、地藏菩萨殿、真武殿、大悲阁等。至今当地人谈及寺内殿堂，仍津津乐道地号称“八层大殿”。京东庙宇林立，如此规模宏大者不多。
山门，为3座门，中间1座高大，券拱形门洞，上为石券拱，歇山顶。石脊，两头饰以鸱吻，垂脊饰陶质小兽，顶为小瓦合瓦垄。石券拱上镶嵌一方石匾额：“敕赐兴善禅寺”。
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所刊兴善寺山门照片
山门前两棵杨树，高大挺拔。整座寺院周围护以院墙，石头砌筑虎皮墙体，墙上部涂以红土。当地有“大山的坝墙，盘山礓嚓儿（石阶俗称）（将嚓字的口字旁换为石字旁），水峪寺的山门”之说。大山即道教胜地丫髻山，丫髻山西顶坝墙高大，远远眺望似有布达拉宫之势。而盘山为我国历史上15大名山之一，有很多石阶。由此说明兴善寺山门非同一般。
进山门后，一条石砌甬路，甬路旁栽植两排平顶松，约1丈多高，1搂多粗。旧诗称兴善寺“吟风背日木千章”，不为过。进山门不远处，有一座三间房大的基础，当地人称磉盘，只是一座磉盘，没有建筑。不知过去作何用途。所谓“八层大殿”，是包括这座磉盘的。甬路通向第一进殿金刚殿，又称天王殿，面阔三间，歇山顶，灰瓦，前出廊。当地人称这座寺院的建筑都是“四方八厦”，应是前廊后厦的形式了。殿前一边一通石碑，龟趺螭首，两通碑身都以一块整体石头雕凿而成。殿内供奉四大金刚泥塑站像。四大金刚又称四大天王，护国安民，掌管着世间的风调雨顺。四大金刚高约4米左右，各自手持不同法器，每个天王脚下踩着两个小鬼怪，人称“四大金刚踩八怪”。天王殿辟有后门，可通二殿。
第二进殿为如来殿，当地人称药师殿，面阔三间，歇山顶。如来殿为全寺主殿。殿前东侧一座钟楼，面阔一间，进深一间，平面呈方形，二层，悬挂一口铜钟，上面铸满铭文。日军烧毁寺院时，铜钟被烧扁了，村里人砸碎送至鱼子山八路军兵工厂，去制作地雷、手榴弹。到那儿一称，900斤。当时挂钟钮搬不动，还没运去。如此说来，这口铜种起码有1000余斤。按佛教寺院格局，天王殿后面的大殿，应是大雄宝殿。县志记载是如来殿，当地人记忆为药师殿，结合起来，此殿供奉的或许是药师佛，又称药师如来佛，为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此佛坐像，塑有6只胳膊，其中上面两只高举，一手拿一圆盘，分别写一“日”和“月”字，寓意着“大千世界”了。药师佛后面有罩碑。两边各有2尊站像。
第三进殿为卧佛殿，面阔三间，殿内供奉一尊卧佛，即佛祖释迦牟尼，头西脚东，约四五米长。京西有一座卧佛寺，一尊铜卧佛重约50余吨，侧身而卧，双腿直伸，右手曲肱托首，左手舒放腿上。卧佛背后和两侧，泥塑12圆觉立像。据说这是释迎牟尼圆寂时，向诸弟子嘱咐后事时情景。兴善寺这尊卧佛，应该与此相差不多，只不过不是铜铸，且旁边没有12圆觉立像而已。不过，当地另有传说：这是位懒佛，一天父母出门去了，给他烙张大饼挂脖子上。不曾想，他只吃了脖子前边的，懒得转个，嘴够不着，饿死了。过去妇女来殿进香，从卧佛边走过，往往摸摸佛脚，说管手心不出汗。
第四殿和第五殿，按志书记载，分别是地藏菩萨殿和真武殿，而当地人说真武殿在前，地藏菩萨殿在后，并把地藏菩萨殿说成是阎王殿。大概与释迦牟尼任命地藏菩萨作幽冥教主有关，即管理阴间，他在佛前立下宏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这两座殿都面阔三间，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坍塌了，那时残墙、磉基仍在，尤其供奉神像的位置，还支楞着泥塑神像内的木骨架。
第六殿，名大悲阁，当地称作“槁”，也就是高大的建筑之意。大悲阁为兴善寺最后一座建筑，坐落北山腰，与前边几进殿宇在一条中轴线上。阁西依峭壁。阁前为路，路边石隙生一株古柏，蓊郁参天，有人曾伸开双臂搂抱树干，两搂零一拃。柏树生长极慢，粗壮至此不易，何况还长于“石隙”间，显然已“数百年物”了。大悲阁二层建筑，歇山顶，大脊饰鸱吻，垂脊饰小兽。阁四周为廊，共18根廊柱。现存一方硕大雕花柱础，
南独乐河镇峨嵋山村兴善寺遗址所存雕花柱础(摄于2008年5月)
立柱柱钉直径达50公分，外沿宽80公分，尤其雕花，非常精致，为区内寺庙中所少见，由此可以想见当时大悲阁的宏阔、富丽与堂皇。阁内面阔三间，外面看却五间。
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所刊水峪寺千佛山阁照片
阁内供奉一尊泥塑高大站像，有32只手，脚站一层，而上面的手则摸着了二层脊檩。据载，阁“奉千手千眼佛，高三丈余，左右侧立像高半之。东西墙壁塑诸天神像，北面塑悬山，分十八洞，洞塑罗汉一。阁之二层，四壁皆塑小金佛，高七寸，三面皆满，相传名千佛山阁。”志记“奉千手千眼佛”，一层洞塑18罗汉，一般只有佛才能如此。而从“大悲阁”名字看，应是“千手千眼观音”，因为观音菩萨就是“大慈大悲”，也许志载有误。观音的各只手拿不同器物，手心都有一只眼睛。观音像旁还有两尊小站像，一男一女，这应是善财童子和龙女了。就在阁一层东山墙上，还塑一狼背一小孩。虽已多年过去，作者来村里访谈时，老人还清楚记得，只是不明白为什么在佛教寺院里，画狼背孩子有什么教义上的寓意。观音菩萨头很大，里边是空的，过去当地人没事就钻进去，4个人坐着打牌押宝，还有一二人挤着旁观。当地人说这尊大站像是“三皇姑”，一般观音像即是女像装扮。“三皇姑”舅母热心肠，要给外甥女找婆家，“三皇姑”说不找了，我要去修行。舅母说你修成了，我就给你跪着。不想“三皇姑”真修成了，舅母也就真的去跪着了。就在大悲阁前廊阶条石上，刻有两个跪着的人像，就是她舅母夫妇俩，任人过来过去地踩踏。当地人还说，那两尊小站像，是“三皇姑”父母。东边是父亲，西边是母亲，“三皇姑”有一只手拿一串葡萄，正往父亲手里递呢。大悲阁为木构建筑，从西山墙有梯级可以上去。当地流传两句顺口溜：“山门倒了石门开，大槁倒了鲁班来。”大意是说，如果兴善寺的山门倒了，就要再建一座石门；大悲阁倒了，别人修不了，只有鲁班来修才行。极言兴善寺山门与大悲阁建造之坚固与建筑艺术之高超。
兴善寺东有跨院，称为禅院，正面依山麓建楼二层，面阔五楹。东西禅舍各三间，南舍五间。在二层楼上，存放许多大箱经书。志书记载地藏菩萨殿内贮经12柜，看来寺院年久失修，地藏菩萨殿坍塌后，就移经书至禅院楼上了。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收录20世纪30年代禅院大楼照片，
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所刊水峪寺僧院大楼照片
为卷棚顶，檐柱有抱柱联，字迹模糊不清。倒是一层檐下悬挂一条横幅，上书“忠孝仁爱信义和平”8个大字。在佛家寺院，竟然也把儒家的忠孝仁爱等联系起来了。细看，门窗纸不少都破了，客观上印证了志书记载平谷地区释教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颇有江河日下之概”之说。看照片，楼前西侧一水池，池中似是一方巨大的太湖石。池边2棵柏树。禅院建造得很有一些园林意味。志书还载：“寺东一里许，灵泉涌出，依山路西流，路中断，接以石桥而凹其中。两旁行人，凹中受水。又作孔，使水半漏桥下，飞珠喷玉，若骤雨声，名漏桥垂瀑。半仍西行入寺内。寺之西禅舍为庖厨，内有方井，深约2尺，水过其中，将菜馔置木盘中，放井内，听其自然流行，穿寺而西，在溪边可坐待其流至，取用之，较曲水流觞更为奇绝。”至今那道灵泉依然流淌，旧时形成一景“灵泉漱玉”，为平谷八景之一。而当初是流进禅院，进入西侧厨房。再西流进寺院中，正是卧佛殿前，上搭平板小石桥，桥上护以石栏。泉水经此西流而去。现在泉已改道，可那个“漏桥垂瀑”的漏桥尚在。
南独乐河镇峨嵋山村兴善寺旁“漏桥垂瀑”之漏桥(摄于2007年1月)
漏桥南边有一一米多宽大石板，倚漏桥横陈泉上。所谓“人在桥上走，水在桥上流”，即指此处。那块大石板而今砌在漏桥北水渠下，尚可看到。
这禅院为僧人居住之所。据说历史上最多时有100多个和尚，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仅有二三个了，其中还有一个和尚一只手，一个和尚是拐子。寺院东面有两片和尚墓地，一片被水冲走了。一片大坟墓，数不清有多少坟茔，但没有墓塔。
兴善寺规模宏敞，楼殿崔巍，旧时即称“远近寺院无出其右者”。而“寺内外乔木阴阴，山花簇簇，四时有景，入夏尤佳，岩泉之胜，莫能殚述”，堪称一方胜景，文人雅士多有吟咏。卧佛殿前东西院墙镶嵌4通诗文碑，20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被县令祖成坤运至县城文庙。1961年6月，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与廖沫沙等来平谷视察，专程视察兴善寺遗址。当在县城文庙内看到兴善寺诗碑，邓拓非常喜爱，凝视良久，嘱咐一定要精心保护。这些诗文碑现收藏于上宅文化陈列馆。这4通诗碑，2通为关中杨兆所作《同中台登水峪寺》诗碑，2通为洛阳徐学古所作《随中丞杨晴川登水峪寺二首》诗碑，形制大体相同，应该是一起镌刻，且一起镶嵌院墙上的，所以，编写《平谷文物志》时便以为是杨、徐二人一起游历水峪寺之唱和诗了。后又有些疑虑，杨兆“同中台”的“中台”， 汉称尚书台为中台，即旧时一般对尚书之称，其官位甚至比杨兆还高些，而徐学古终其一生也未到尚书之职。到了明代，“中台”又指什么官职呢？作者对历代官职没有研究，一时未能查清。可体会“同中台”，似乎杨兆所同之人要比其职位低。实际上，徐约在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前后任蓟州兵备道，杨兆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至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以右副都御使总督蓟辽。徐职位当低于杨兆，故诗中才谦称“随中丞”，即有跟随其后意。“中丞”，在明代一般对副都御使之称，这符合杨兆身份。而杨兆，字梦镜，不知“晴川”是否为其别字？暂且存疑。总之，二人有可能工作中相逢了，且一起游历了水峪寺的。
同中台登水峪寺
关中 杨兆
其一
寺门瑶草绕垂杨，胜日登临烟水长。
风伯忽扶鳷鹊出，山灵徐涌玉虬狂。
人间栋宇浮天渚，坐上夔龙赋石梁。
燕塞相看同济巨，好将尘抱浣沧浪。
明代杨兆《同中台登水峪寺》诗碑（其一）（摄于2008年5月）
其二
出入蒹葭带夕阳，石坛花气昼生凉。
万山回合昆仑近，一水环流琬琰长。
赤羽频年荒稼穑，天书此日净池潢。
碧空云尽月如练，夜夜清光照佛堂。
诗文笔优美，富有禅境。书法为行草书体，线条流畅，堪称书中佳作。对杨兆，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卷六艺文志·金石”记载水峪寺诗石刻，并加按语：“杨兆，字梦镜，陕西肤施人，进士。明隆庆五年，总督蓟辽龙王峪之战，亲冒矢石，以火攻却敌。明年，敌至马兰峪，复败之。万历四年，以密云旧城湫隘，疏请于城东建新城为重障，从之。旋擢官入阁，士民立生祠以祀。卒谥襄毅。（见《密云县志》）”肤施在今延安地区，旧有肤施县，民国时废延安府，将其改为延安县。密志语焉不详，具体说来，杨兆为明嘉靖三十五年(公元1556年)进士，曾任青州知府、绍兴知府、密云参政、都御使。军训严谨，驻边多次晋功，升蓟辽总督，官至南京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北京兵部尚书、工部尚书，加太子太保。清《延安府志》记其“风度凝峻，明达国体，才兼文武，朝廷倚重者数十年。”晚年“乞骸骨归，未至家，卒”。时为万历十五年（公元1587年），葬延安城北5里五家坡沟口。这是一座仅十几户人家的小山村，由此改名杨家陵。墓地护以砖墙，遍植松柏。墓前竖有牌坊，上书“一品名山”、“三朝柱石”御笔，还置以翁仲石兽碑刻。毛泽东主席等1938年11月从凤凰山搬来，这里成为党中央所在地，便改称杨家岭了。
杨兆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为右副都御使，总督蓟辽，3年有余，至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转南京兵部尚书。由此基本可以确定，登水峪寺诗作于万历二年（公元1574年）至万历五年（公元1577年）间。顺带一笔，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卷六艺文志·诗类”，还收录《过水峪寺池边小酌》五律诗1首：
过水峪寺池边小酌
关中 萧如薰
禅关最深处，殿阁倚山隈。
翠柏千章暗，清泉一道回。
衔杯留夕照，坐石俯苍苔。
试证楞伽字，何劳客路催？
诗署名“关中萧如薰”，《明史》有传：“萧如薰，字季馨，延安卫人。万历中，由世廕百户，历官宁夏参将，守平虏城。”“徙镇蓟州。久之，罢归。再起故官，镇延绥。”“（天启）五年夏，魏忠贤党劾其与李三才联姻，遂夺职。祟祯初卒。”“如薰为将持重，更历七镇，所在见称。”“蓟镇戚继光有能诗名，尤好延文士，倾赀结纳，取足军府。如薰亦能诗，士趋之若鹜，宾座常满。”“如薰妻杨氏，故尚书兆女也。”这里摘其大略，萧以世荫而累迁总兵。祖父、父、三位兄长，皆为总兵，一门将才。其虽为武将，却富文才，且为杨兆之婿。据《迁安县志》载：“万历三十八年三月，征西将军宁夏总兵官萧如薰改守蓟州。”萧来水峪寺，当任蓟镇总兵之时，或坐灵泉池边，待庖厨将菜馔置木盘放井内，顺流穿寺而至取用，还喝了小酒的，而这时杨兆已去世20余年。
再说水峪寺4通诗碑中，洛阳徐学古所作《随中丞杨晴川登水峪寺二首》2通诗碑。
明代徐学古《随中丞杨晴川登水峪寺二首》诗碑拓本（其二）
徐学古，据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南炳文所撰《明代天津地区的河南籍官员》记述，其祖籍浙江杭州府仁和县，后迁至河南河南府洛阳县，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进士。嘉靖年间，曾任蓟州兵备道。兵备道，为明制于各省重要地方所设整饬兵备之道员，掌监督军事，并可直接参与作战行动。此官职一般由按察使或按察佥事充任。嘉靖时共45年，他四十一年进士，即使在嘉靖四十五年（公元1566年）任兵备道，步入仕途也不过4年，至多也就是“按察佥事”，而这个官职约为正五品，四五年时间恐怕很难由八九品升至五品，这“嘉靖年间”值得推敲。倒是万历初年更为可能，也就在杨兆总督蓟辽前后。经过10余年历练，徐升至五品较为正常。据《天津通志·旧志点校卷》资料，所点校者包括清康熙《天津卫志》、乾隆《天津府志》、光绪《重修天津府志》等，在“整饬天津道”目下记载：“徐学古，字子友，河南洛阳县人，壬戌进士。万历六年任。”“壬戌”即嘉靖四十一年（公元1562年），那科进士称作“壬戌科”，徐为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第55名。他来整饬天津道，任兵备道员为万历六年（公元1578年），志书所记应该准确。而任蓟州兵备道，也当在此前后。
随中丞杨晴川登水峪寺二首
其一
祇园积翠散斜阳，危阙排空笑语凉。
白鸟青天泉一曲，吟风背日木千章。
梅檀清接霜威近，云锦明生舍利光。
夫子登临多胜事，应知兰若有鱣堂。
其二
苍藤古木几僧房，寺宇人传自宪皇。
胜地隔尘连石濑，灵花簇雨拂禅床。
朱幡摇映山青破，绿水流分酒碧香。
传说天骄归禹贡，指挥人是旧南阳。
图113、明代徐学古《随中丞杨晴川登水峪寺二首》诗碑其二拓本
诗写出了水峪寺的景物与诗人心境，书法行草书体，造诣较高。“白鸟青天泉一曲，吟风背日木千章”，那道灵泉至今还在日夜流淌，只是千章古树早已不在，但所存几张旧照可见一斑。典籍记述徐“气度豁达，才献（猷）风励，留心军务，扫除积弊”。“后转易州道，士民皆泣送”。徐为人做事，看来还是深为当时人所爱戴的。
兴善寺内，原还有一通五言诗碑，立于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碑中所刻诗，为武进吴之鹏作。
明代吴之鹏五言诗碑拓本
《平谷文物志》《平谷石刻》等书，均写作“吴元鹏”，经研究拓本，并请教书法家刘建丰先生，确认为“之”字。吴之鹏资料不详。碑为花岗岩石质，高158厘米，宽67厘米，厚13厘米。方首抹角。碑首及四框饰以云纹图案。现为上宅文化陈列馆收藏。碑阳，阴刻楷书。首题“汝玉弟饮余水心亭因次石上韵以纪之”：
汝玉弟饮余水心亭因次石上韵以纪之
亭开新凿沼，泉绕旧丛林。
边塞华夷界，天涯手足心。
千章云树合，一带夕阳深。
座上笙歌彻，遥知杂梵音。
万历乙未秋九月
武进吴之鹏书
诗碑落款为“万历乙未”，即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吴之鹏作诗且书写。吴之鹏来兴善寺当晚于杨兆与徐学古，且一定看到了杨、徐诗碑，所写“千章云树合，一带夕阳深”句，明显是参照或受到了徐“吟风背日木千章”和杨“出入蒹葭带夕阳”等诗句影响。碑阴，额题“兴复水峪寺碑记”，阴刻隶书，镌刻于清嘉庆二十年（公元1815年）正月，当是对明碑的再利用了。碑文是一篇近千字的较长碑文，记述了水峪寺的历史及当时的现状、兴复的境况等。碑文撰写者为“文林郎知平谷县事石门方廷瑚”，清时知县为正七品，文林郎即为正七品文官所授之散官。方廷瑚，民国九年《平谷县志》“卷二·秩官志·历任官职”有记：“方廷胡，浙江人，举人。嘉庆十七年二月任。”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又记作“方廷湖”。自书“方廷瑚”，此碑便修订志书之讹了。对于书丹之“陈景伊”，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卷五·人物志”有传，记其为“清岁贡生”，未言明具体时间。此碑即是由其书丹，陈则是乾隆、嘉庆时人，也就补了志书之阙。
另外，兴善寺中还有1通《敕赐兴善寺记》碑，碑文为明代礼部尚书毗陵胡濙撰。碑已无存，碑文收录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艺文志”：
敕赐兴善寺记
明正统十二年十月 毗陵 胡濙
兴善寺，旧名灵泉寺，在蓟州平谷县灵泉山。北倚妙高峰，东临七合岭，南抵朝阳
观，西傍磨鼓岭。泉清木深，峰峦峭拨，最为胜地。但历年既久，蔽翳于荒榛荆棘之中。
永乐年间，御马少监朴公实及中贵院宗堂，令僧泽聚往彼驻锡，剪荆除砾，宴坐其
间。殿堂门庑，以次兴修。三十余年扶衰举坠，靡爱其力。以至方丈、僧寮、庖湢、库
庾，装严像，设钟鼓，香花、幡灯、供具外，则缭以垣墉。久废重兴，勤劳万状。其木
植、颜料、工用之费，皆朴公喜舍。
正统八年二月，少监朴公适蒙钦差，往彼经过，睹兹隆胜，踊跃欢忻。乃念僧泽聚能劬躬尽瘁，以废为兴。复捐己赀，助其不给，使勿坠其成业，而益广其欲为之志。于本年二月二十八日回还，以寺未有额名其奏。钦蒙圣恩，敕赐为“兴善寺”，以僧泽聚为住持。赍捧部符回还，缁素四众瞻仰赞叹。山川改观，草木增辉。此诚少监朴公、僧人泽聚愿力所感，机缘遇合，殆非偶然也。
少监以兹寺之兴，未有纪述，遂伐贞石，征余文以记之。余惟事之废兴系乎时，物之成坏关乎数，而尤在乎得人为难。然时与数至，人固自出。今少监与泽聚成此宝坊，其秉心也专，其用功也勤，成始成终，岂非时与数至而使然耶?如是则可托以永久者，有不在区区世俗文字之末也。姑记其略，俾来者有以考构兴之岁月云耳。
碑文撰于明正统十二年，即公元1447年。重修为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敕赐“兴善寺”额即为这一年，石额近年在兴善寺遗址发现，“寺”字已无。村里人有说石额为“敕赐兴善禅林”的，即是敕赐为“兴善寺”，估计刊刻时不会随便改动。看来，“兴善寺”之名为明正统八年英宗皇帝所赐，而以前则称“灵泉寺”，得名或与那道灵泉有关。“正统”即明英宗朱祁镇时年号，这期间皇帝是“敕赐”或“敕建”了不少庙宇的，据说一次就曾“敕”了40座，并表示以后不再轻易“敕赐”“敕建”，而兴善寺或许就在这时所“敕赐”。所谓“敕赐”就是申请经皇帝批准建立的庙宇且所赐庙宇名称者，所谓“敕建”就是申请经皇帝批准让建立的庙宇，二者还是有所区别的，兴善寺即是前者了。胡濙所撰碑文收录进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中，应是金刚殿前面两通龟趺螭首碑之一了，现已无存。胡濙，《明史》有传，官至少师，天顺七年（公元1463年）八月卒，赠太保，谥忠安。如此显赫人物能为兴善寺撰文，可见当时兴善寺一定是闻名远近，影响非同一般。
兴善寺遗址后部，当时千佛阁西侧，有座近3米高的山石，上面分别镌刻“三生石”和“今古云峰”字迹，皆为阴刻楷书。
兴善寺三生石石刻（摄于2008年5月）
“三生石”，竖排，整个石刻高约1米，字体大小相近，高30～40厘米，宽30厘米。“今古云峰”居于“三生石”右侧，横排，整个石刻长约1.1米，字体高30～35厘米，宽25～30厘米。两幅石刻字体古朴苍劲，没有书写和刻石人名字及时间落款，经鉴定为明代之作。民国二十三年《平谷县志》“卷六·艺文志·金石”记载：“明，《敕赐兴善寺记》碑（存），礼部尚书毗陵胡濙撰，太常少卿、直文渊阁、永嘉黄养正书，右柱国太保成国公、凤阳朱勇篆，正统十二年十月。在县城东北二十里水峪寺内。”“《云峰大禅师功行碑》（存），承旨讲经、赐宝藏圆融显密宗师、播阳道深撰，太常少卿、直文渊阁、永嘉黄养正书，右柱国太保成国公、凤阳朱勇篆，正统十二年十月。在县城东北二十里水峪寺内。”民国王兆元编写县志时，《敕赐兴善寺记》碑及《云峰大禅师功行碑》尚存。这两通碑都立于明正统十二年（公元1447年）。胡濙上面已简略记述。据有关资料，黄养正，浙江人，善于书画、工诗文，其书法著称朝野，凡朝廷召殿榜署及国子监题名多为其所书。正统八年（公元1443年），由礼部郎中升至太常少卿。土木堡之变前，曾谏英宗修善行富国强兵之策，未采用。正统十四年（公元1449年），瓦剌也先率军侵明，在奸臣唆使下，英宗亲征，黄力谏不从，只得护驾亲征。结果明军大败，也先率军冲进御营，从臣惊散，黄独毅然捍卫英宗，无所畏避，当场被乱军杀死。朱勇，安徽凤阳人，历掌都督府事，留守南京。永乐二十二年（公元1424年），跟从朱棣北征。明宣宗即位后，平定朱高煦叛乱，并征讨兀良哈。正统九年，出击喜峰口，击朵颜诸部。后因功加封其为太子太保。正统十四年，跟从明英宗出征北伐，在土木堡中伏击而死。道深，播阳当为湖南怀化最南端之通道县，今有播阳镇。海淀金山现存敕赐宝藏禅寺，道深为宝藏禅寺第一代开山祖师。因此，这两通碑撰写碑文、书写碑文及篆额人，当时都具重要地位和影响。而云峰大禅师，或住持于此时。所谓“功行碑”，即是记述其功绩和德行之碑。由此看来，“三生石”和“今古云峰”石刻，极可能与碑同时镌刻。“今古云峰”之“云峰”，即指云峰大禅师了。
兴善寺于1942年4月，遭日军焚毁，诸多建筑瞬间夷为平地。据峨嵋山村人、抗战中参加八路军的陈洪义所写《日本鬼子烧毁了水峪寺》回忆：“我的家乡是平谷县南独乐河乡峨嵋山村东沟，著名的水峪寺原就座落在那里。四十八年前，我亲眼目睹了日本鬼子火烧水峪寺的罪恶行径。”“据老人讲，最早来东沟落户的是我的祖太爷，从峪口中桥一担挑来我的曾祖父兄弟七个，在这里开荒种地，繁衍下来。到抗日战争时，已成十户人家，住在水峪寺东南的小山坡上。”“1942年旧历二月二十六(4月11日)早晨，南独乐河的日本鬼子和伪军蜂拥而至，先放火烧了山顶上的娘娘庙、玉皇阁，又烧了半山腰的大悲阁，其中供奉的造型精美的千手千眼大佛及诸多天神、罗汉塑像毁于一旦。接着，他们又闯入寺中，恣意肆虐，疯狂纵火。一时间，五层殿堂及寺东的僧房浓烟滚滚，千百年造就的如来、卧佛金身及许多珍贵文物全被大火吞没……。峨嵋山村的乡亲们听说鬼子烧了大庙，聚众前来扑救，被鬼子兵拦截，人被毒打，水桶被砸。鬼子在庙里放完火，又杀气腾腾地围了我们的小村子，要我们交出‘马猴子’(八路军)，可大伙儿什么也不说。‘不交出马猴子，房子统统地烧!’鬼子兵嚎叫着，分头点着了我们的房子，还不准我们拿房子里的东西。他们一面烧房，一面抓鸡拉牲口。抓到的鸡，用刺刀一开膛，烧过便吃。就这样，不到半天的功夫，水峪寺毁了，我们十家的草房也烧了个精光，只剩下我爷的一间半东屋算是没趴架。”陈洪义亲历了日军烧毁兴善寺及东沟小村的经过，这是日军在中国犯下的又一罪行！
兴善寺旧时农历四月十八为庙会，又称峨嵋山庙会，前后历时3天，四方众人纷纷来赶庙会。
峨嵋山村，明代长城从村北山上蜿蜒而过，且建有峨嵋山营寨，现残墙尚存，
峨嵋山营北部残墙（摄于20世纪90年代）
此营寨明代《四镇三关志》有载。村旧有庙宇20余座，包括纪念性祠庙三义庙、药王庙、老爷庙、道教庙宇火神庙、马神庙、真武庙、紫云观、五道庙3座、龙王庙、虫王庙、回香庭、山神庙、三官庙、娘娘庙、玉皇庙、周家庙（五道庙）及佛教庙宇兴善寺、观音庙、地藏庙、南庵、菩萨庙、兴隆顶前观音庙。一村如此多大小庙宇，应与长城营寨有关。而兴善寺虽建于唐时，兴盛却在明时，现存诗文碑及刻石又均为明代太监、尚书及总督蓟辽的都御使、蓟州兵备道官员等所作。2016年1月13日，对北京史深有研究的市文物局长舒晓峰，前来平谷考察明代长城，在区博物馆看到兴善寺照片等，引起很大兴趣，并明确提出兴善寺与长城关系之事，值得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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