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4月，美国孟山都（Monsanto）公司向专利局提出了一项大豆专利申请，企图借此利保护他们所谓的高产大豆“发明”权。在他们所提出的60多项专利权中，还特别指定包括中国在内的100多个国家，所栽培和销售的任何一种大豆，都不准包含这种大豆的基因标记。也就是说，但凡含有相关基因的大豆，无论野生还是人工，无论“亲戚”还是“后代”，其他人想要培育或销售，都需要支付高昂的专利费。
此消息一出，举世哗然，更令人震惊的是，他们口声声自主研发的高产大豆基因，实际上源于中国的野生大豆！如此一来，我们势必会陷入“种自家豆，侵别家权”的两难境地。
我国作为大豆的起源地，是最早种植和食用大豆的国家，拥有世界上近90%的野生大豆品种，它们广泛分布于我国的东北、华北、西北、西南、东南等大部分地区。与人工种植豆相比，野生大豆具有很多优势：它们的种子耐寒能力非常强，可抵御-30℃的极寒天气；它们的蛋白质含量可达55%，远高于栽培大豆；它们的单株豆荚数最多能达到3000多个，而栽培大豆最多不超过100个；由于长期生活在野外环境中，它们还具有相当程度的抗虫、抗病性，以及高抗逆性，能适应多种恶劣环境，比如旱地、盐碱地等等。
事实上，除了野生大豆，我国还拥有3万多种高等植物，是世界上生物遗传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因此也成为了一些国家掠夺的主要对象。早在基辛格提出他的那句名言“谁控制了粮食，谁就能控制所有人类”的一个世纪前，我国的珍稀野生植物资源就已经遭到偷采、窃取了。
比如猕猴桃的种子，就是在1905年，被一位新西兰女教师从宜昌偷带回国的，结果猕猴桃摇身一变，成了新西兰的支柱产业之一，快速占据了90%的国际市场。
至于应用范围更广、战略意义更大的大豆，早在19世纪末就被美国人盯上了。美国疆域虽广，但原产作物极少，玉米、土豆来自南美，小麦源自亚洲，而大豆则在中国。既然自己没有，那就从别人那里“拿”，就这样，掠夺成性的他们陆续派出许多队伍，打着“考察”、“探险”的旗号，前往其他国家搜集资源。
1925年，一个叫多赛特的美国探险家来到我国东北，花了近3年的时间，搜集了1500多份大豆种子带回美国栽培，随后便堂而皇之地成了他们的专利产品。上世纪70年代，美国大豆爆发了孢囊线虫病，整个大豆产业差点毁于一旦，而最终让他们起死回生的，就是于1906年流失海外的“北京小黑豆”。
到了90年代末，随着基因技术的发展，以孟山都为代表的一些利益集团，野心迅速膨胀，掀起了披着“专利”皮的全球种子垄断之战，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事件只不过是其中一例。至于他们所窃取的高产大豆基因，到底是如何流失出去的，一直以来都是众说纷纭，不过，可以确认的一点是：最具决定性的一种野生大豆，是在1974年从我国偷走的。
1974年9月，一支美国植物专家团来到中国考察，巧的是，他们抵达的时间，恰好是大豆即将收获的季节。根据美国著名大豆专家布尔纳德自己的记录，9月4号，他在吉林南崴子公社的草地上采集到了第一份野生大豆。次日，他在下榻的宾馆以及访问的水稻研究所附近，采集到了两份大豆种子。
紧接着，在他即将离开沈阳时，又于机场周围采到了第四份标本，更令人叹息的是，第六份资料竟然来自南京的中山陵——祭拜亡者也不忘偷东西！而最后一份，也是后来成就了孟山都的那份关键的大豆标本，则来自上海一个电机厂附近草，孟山都的专利书中将其编号为PI407305B。
而那时我们的随同人员，由于野生资源保护意识淡薄，根本想不到一棵不起眼的“杂草”，竟会带来惊人的利益，因此对于布尔纳德的举动，并未放在心上。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任何一种生物资源都属于一国的主权范围，他国想要获取相关资源，都必须经过该国的事先许可，并且，拥有该资源的国家，有权分享随后产生的研发成果，然而，在一些国家面前，该公约如同一纸空文。
自90年代起，我国生物遗传资源的流失速度急剧上升，保守估计，相关资源的流失量是引进量的10倍以上。更令人痛惜的是，我们的野生种子资源数量也在逐年锐减，比如野生稻的分布面积，与上个世纪相比，已丧失了近70%。
千金易得，良种难求。优质的种质资源，不仅是大自然留给我们的珍贵财富，更是人类生存繁衍的重要基石，对于种质的保护，我们任重而道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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