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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会敲你很多次门(命运在敲门)

命运会敲你很多次门

第一件,这年的二月一日发生了日食,这是一个奇异天象,《资治通鉴》有郑重记载。

第二件,关中地区前一年遭遇涝灾,使得粮食供给出现紧张,《旧唐书·玄宗纪》记载“是岁,关中久雨害稼,京师饥”。

“天子不忍征于不粒、赋于无衣,六军从卫,以临东诸侯,息关中也。”(《京兆伊张公德政碑》)这年正月,皇帝李隆基东巡洛阳,文武大臣都跟随到东都洛阳办公,以减轻长安地区的负担。

第三件,宰相班子更替。《旧唐书·玄宗纪》记载:“五月戊子,黄门侍郎裴耀卿为侍中,中书侍郎张九龄为中书令,黄门侍郎李林甫为礼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

从上一年十二月张九龄的“起复旧官,并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开始,到现在的张九龄、裴耀卿、李林甫三宰并行,共襄朝政。新一届宰相班子组阁完成。

这三件大事后面,发生一件小事:离开官场,闲居六年的王维,在这年秋天,也来到东都洛阳,与自己的内弟崔兴宗“相待洛阳扉”。

张九龄和裴耀卿,是王维敬重的两位政治家,如今入朝为相,朝廷政治面貌也焕然一新,大有励精图治的气象。

王维看到了希望和机遇,似乎感到命运在敲门。他写了一首《上张令公》的诗给张九龄,投石问路:

珥笔趋丹陛,垂珰上玉除。

步檐青琐闼,方幰画轮车。

市阅千金字,朝闻五色书。

致君光帝典,荐士满公车。

伏奏回金驾,横经重石渠。

从兹罢角抵,希复幸储胥。

天统知尧后,王章笑鲁初。

匈奴遥俯伏,汉相俨簪裾。

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

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

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

在王维的诗歌作品中,这一首诗,艺术上乏善可陈,无论是唐诗选本还是王维诗歌选本,都没有选入这首诗。

但在王维的人生命运中,这一首诗,却是至关重要的一首诗。正是凭借这首诗,王维引起宰相张九龄的青睐,得以“重出江湖再回朝”。从此他虽历经沉浮,但再也没有离开官场。

对这首诗,后世读者议论纷纷,有三点值得关注。

一种是贬低。认为王维这么求人援引要做官,与他的“高人”风度不合拍。

一种是疑问,为什么王维不写给自己的老上司裴耀卿,而要写给与自己没什么交情的张九龄?

一种是猜测,同样是写给张九龄的干谒诗,就艺术水平而言,这首诗并没有孟浩然的那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高,为什么孟浩然落寞而归,王维却“一枪命中”?

第一种意见,著名史学家范文澜最具代表,他在自己的《中国通史简编》里,就直言王维“其实他不是禅也不是道,只是要官做……王维、王缙的品质一样恶劣,所以都是做官能手。”

其实,“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求人援引做官,这在古代是一种普遍现象。尤其盛唐时期,整个社会都弥漫着积极进取、建功立业、济世报国的风气,所以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杜甫、高适、岑参、钱起等都写过干谒诗。李白是“遍干诸侯,希求汲引,观其《与韩荆州书》《上安州裴长史书》等,谀人、自炫,言辞无所不用其极,令人读之生厌”(陈贻焮《唐史论丛》)。杜甫留存的诗中有三十首干谒诗,不少诗写得“自夸”与“自卑”集于一体,表现出急于求成的“谦卑”。

再者,仕与隐,只是一种人生选择,并不矛盾,更无好坏高下之分。并非隐士就是高雅,出仕就是低俗。

王维选择重新出仕为官,是一种正常的人生选择,写诗求人援引,也是官场的惯例,不必大惊小怪,也不必用道德评价。

第二种疑惑,王维与裴耀卿同是山西蒲州人;王维在济州当司仓参军时,裴耀卿是济州刺史,算是王维的顶头上司;从后来王维为其写的《裴仆射济州遗爱碑》,也可推知他们之间关系很好。按常理应该投书同是宰相的裴耀卿“求官”才对。但王维为什么偏偏选择张九龄干谒?

我们不妨这样分析:正因为王维与裴耀卿有这层关系,才需要避嫌,以免被人拿住把柄,特别是同为宰相的李林甫,可不是个省油的灯。也许这个干谒张九龄的事,就是王维和裴耀卿商议的“套路”。

另外还有一个因素,王维的好朋友韦陟,此时正受张九龄器重,担任中书舍人。深知张九龄喜欢延揽文学人才,也知道张九龄对王维的才名颇为看重,所以建议干谒张九龄,他可以从中斡旋。

第三种的“一枪命中”问题,我们可以细细读这首诗,看王维是如何“以诗干谒”,敲开宰相的大门:

前十六句用各种典故,绕着弯夸奖张九龄政绩卓著、任人唯贤,夸他执政有方、风度俨然、大国外交、威伏四方。句句有来历,字字有分寸。

后六句才开始委婉求推荐:“贾生非不遇,汲黯自堪疏。学《易》思求我,言《诗》或起予。”

最后表态:“尝从大夫后,何惜隶人余”,如果起用我,不挑拣岗位,不在乎官阶,就想跟着您老干一番事业。

干谒诗,是一种特殊题材的“求职信”,它的核心在于“精准发力”:写给谁?什么时间写?写什么?怎样写?都要费心思量。夸人要诚心而恰当,不能说过头话,拍马屁不能出响声;自我介绍要自信又不能自吹,更不能狂妄;求职要委婉不能“伸手要官”;表态要谦虚又不能猥琐。

从效果论,以成败论,王维这首诗,都是干谒诗的“典范”。

诗外的功夫,选择写给谁、什么时候写、怎么写,体现了他的官场经验和政治智慧,其谋划周到、周全。

张九龄出身于书香门第,也是少年成名的天才,他的成长道路、为政理念,形成自己的用人标准:“诗文精神”“博学之士”。王维自身条件是合乎他的择人标准,所以写诗给他干谒,对路子。

张九龄刚任宰相不久,正是延揽人才、组建自己团队、推行自己为政理念的时候。这个时候递上“投名状”,恰其时。

张九龄身为宰相,如何恭维?必须按照一个政治家、一个“贤相”的样子来赞颂,精准定位,合乎身份。

诗内功夫,也非同一般。王维的诗,一开始就生动描绘张九龄的宰相风度,有事实、有典故,有虚有实,从他的风度、他的德行、他的声望、他的文采,一一赞颂。恭维得有分寸、上档次。

干谒诗中自我介绍是难点,如果说得少、说得不充分,怕人家主公“不觉得你是个人才”;说得过了、吹得大了,又怕“惹人讨厌、说你狂傲”。

王维这首诗后六句,先以贾谊、汲黯自比,安心处于逆境,不怨愤、不牢骚。接着用了两个典故,“学《易》思求我”,用的是“非我求蒙童,蒙童求我”(《易·蒙》);“言诗或起予”一句,用的是《论语》里“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这两句诗把王维自己才华学识的自信、甚至自负都巧妙地表达出来,且藏而不露。

最后两句的表态很重要,心态、姿态,都是“崇敬您的为政风度和人格”,甘愿追随您,不计较职位高低。

干谒诗,写得不卑不亢,坦然大气。

开元二十三年(735)三月,张九龄举荐王维担任右拾遗。沉寂六年王维离开他隐居的嵩山,赶往洛阳上任,再次回到朝堂。

右拾遗隶属中书省,级别是从八品上,掌管供奉、讽谏,扈从乘舆,算是级别不高、位置重要的官职。回想过去自己第一次从政担任太乐丞,只是技术性的“吏”,这次进入权力中枢,才算是真正参与政治的“官”。

欣喜的王维,踌躇满志,一定不负韶华、不负恩公。提笔又写一诗,感谢张九龄的推荐提拔。这时张九龄已经晋封为始兴县伯,加封金紫光禄大夫,所以诗的题目就是《献始兴公》:

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

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

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

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

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

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

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

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

这首表达感谢的诗,写得很特别,几乎不像是王维的风格。开头四句很突兀,“宁栖野树林、宁饮涧水流,不用坐粱肉、崎岖见王侯。”我宁愿清贫淡泊,做乡野草民,也不肯为一官半职奴颜屈膝巴结权贵。

这不是得了便宜还卖乖吗?这求人当官还端架子?

接着四句,更进一步自我表白:“鄙哉匹夫节,布褐将白头。任智诚则短,守仁固其优。”我虽然是个凡夫俗子,才能一般,但我是有气节、有原则的,宁肯一辈子不当官,我也要坚守道德底线,不能丧失人格。

这哪像是感谢的样子啊。

当年唐玄宗听孟浩然吟诗,听到“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就拂袖而去。估计要是看到王维这样的诗句,早就拍桌子了。

但王维笔锋一转,开始赞美张九龄并甘愿为其所用,“侧闻大君子,安问党与仇。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听大家都说您老先生是大君子,用人唯贤,不结党营私,所有行为和谋划都是为了苍生社稷。

赞扬人,这个高度,这个境界,才真正是在夸奖一个贤明的宰相,而不是我自家的恩公。

夸赞过后,就要表态输诚,“贱子跪自陈,可为帐下不。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我弱弱地问您,我这样的可以做您的下属吗?感激您秉公举荐我,偏私也不是我的所求。

最后这四句,有自谦、恭敬、感恩,又有知音、知遇、报答,更有彼此默契相守的气节、操守、境界、品行。

全诗写得光明磊落,气韵轩昂,体现了献诗者与被献者相互之间的高风亮节和高度默契。但读起来又是跌宕起伏、险象环生,开始读得人心惊肉跳,中间读得人心花怒放,结尾又读得人击节叹赏。

我猜想,如果不是熟知张九龄的品行操守,王维也断不敢出此“险招”。

据说,张九龄看到这首诗,对“所不卖公器,动为苍生谋”“感激有公议,曲私非所求”,反复吟诵,颇为惊喜。(杨建平)

来源: 光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