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紫云县的深山里，一座近300米深、100多米宽的山洞坐落在半山，远远望去，树木掩住了大半个洞口，一条5里多长的山路，弯弯曲曲地通往山洞。
山洞中，竟然藏着一个足足有18户人家的苗族村寨，70多年前，他们的祖辈搬进山洞，在这里繁衍生息，许多人称他们是“最后的穴居人”。站在洞底往外看去，阳光只能照进小半个山洞，洞口高耸的古树沐浴在光芒之中，一栋栋木屋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如今，这个“穴居苗寨”即将搬出大山。新京报记者赴贵州探访他们最后的生活，或许，这也是这里的洞穴居民和洞穴生活，最后一次完整出现在媒体镜头里。
从洞底往外看去，木屋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亚洲最后的“穴居人”，传到了第五代
贵州安顺市紫云县，群山深处，格凸河伏流的出口，一座平凡无奇的山上，有上、中、下三个巨大的溶洞，分别叫上洞、中洞、下洞。
就在中洞里，藏着一个苗寨，23户，90多人，他们被当年的发现者称为“亚洲最后的穴居人”，过去10多年中，更多人来到这里，也让这个“遗世隐居”的村落被越来越多的人知道。
中洞里藏着一个苗寨。
最早搬来洞里的老人们，剩下的已经不多了，当年的故事，只能在洞中人的口口相传中得知一二。
王启国的爷爷是第一代搬进中洞的人，那时候，他的父亲才5、6岁，原本都是普通的山民，并不住在洞里，新中国成立之前，他们为了躲苛捐杂税，全村躲进了下洞。下洞狭窄，远不如中洞宜居，但山里有土匪，中洞容易被盯上，不敢住。新中国成立后，土匪被剿灭了，他们才搬进了中洞。
中洞很大，近300米深，洞口有100多米宽，穹顶很高，宽敞、平坦、通风良好，而且洞口大部分隐在树木中，远远望去，只能看到一小部分洞口，是天然的隐居地。
最初的山民们进洞时，只有7户人，70多年的繁衍生息后，变成了23户，后来又有5户搬出去了，洞里常住的有18户。
刚搬进来时，洞里一片荒芜，王启国的爷爷他们，带着家小凿平石头地面，在上面建起房子，置办起锅碗瓢盆，又在山坡上的石头缝里，开垦出田地，把这个深山中的岩洞，变成了安身立命的家。
王启国是中洞的第三代居民，他的孩子是第四代。传承最多的人家，已经绵延了五代。
中洞里，已经传了五代人。
一条山路，一群遗民
从紫云县出发，沿着公路走30公里左右，过了高寨，往前不远，就有一个小小的停车场，旁边有一座建设中的索道站，主体已经建好，但还没有缆绳，旁边放着成堆的缆车车厢。索道站旁边有一条不到1米宽的小路，这是通往中洞的唯一道路。
12月23日下午，新京报记者从这里出发，探访中洞村居民们的生活。山路上凿出了一级级的石阶，有点湿滑，据当地人说，这条石阶路是5年前才修的，以前连台阶都没有，很难走。
山路不到5里，但要翻过一座山，最陡的地方接近90度，从山顶眺望，远处云深雾重，小路延伸出不远，就没入云雾之中，而中洞在云雾的背后。
远眺中洞，树林遮住了大半个洞口。
山脚下，几栋白墙黛瓦的房子坐落在丛林间，仿佛一个小小的村落，这片村落原本也属于中洞居民，是多年前政府为他们盖的安置房，但村民们拒绝下山，只有几户人家搬迁，其他人仍住在洞里，空的房子用来养鸡。
穿过村庄，沿着山路继续往上，半山腰上的尽头处，一块巨石拦住了去路，上面用红色的颜料写着“中洞”两个大字，巨石前有一个小小的平台，旁边松树成阴、修竹林立。
巨石上写着中洞两个大字。
绕过巨石之后，巨大山洞忽然就映入眼中，没亲眼见到，很难想象世界上能有如此大的天然山洞、能容纳下好几栋房子的山洞。
山洞中坐落着十几栋木屋，有楼房也有平房，几栋木楼都打着住宿、吃饭的招牌；山洞中央是一个篮球场，两边的篮球架上写着“农民体育健身工程——中国体育捐赠”，一个破旧的篮球孤零零地停在球场上；球场后面仍是一片平地，旁边是几间砖房，这里原来是小学，但已经撤销很多年了。
山洞中央是一个篮球场。
教室没有房顶，只有人字形的木架——在山洞里不需要房顶。
从远处看去，教室还很新，教室旁边一块打好地基的空地上，木桩上还拉着线，村民说，这原来是学校的一部分，但一直没建，山洞里没风，建筑多少年都不变。村里的孩子们都在山下镇上的学校读书，平时住校，周末回家。
废弃的教室没有房顶，只有人字形的木架。
不变的山洞，不变的生活
白天的山洞里人很少，年轻人大多出门打工，老人们在山里种地、放牛，留在洞里的人不多，但并不安静，鸡叫声、猪叫声、洞顶滴水声和洞外的鸟鸣交织在一起，从早到晚，从不停息。
王启国家就在洞口左手边，他和妻子“罗妹要”种地、养猪为生，还经营着两间客房，有客人的时候招待客人，没客人就到地里干活儿。“罗妹要”这个名字有点特殊，记者跟她还反复确认了几次。
罗妹要在山下的地里拔白菜。
下午六点多，罗妹要在山下的地里拔了一捆白菜，准备做晚饭。12月份的贵州深山里，地里仍旧长着青翠的白菜，这些菜地零星地散落在山石间，不仅供应着一家人的蔬菜，也是家里养的猪、鸡主要的食物来源。
40多岁的罗妹要已经有三个成年的孩子，孩子们都在外面，只有他们夫妻俩在山洞里生活，也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种菜、养猪，偶尔也会和来山洞游客一起吃饭，火炉上炖一锅鸡肉，温一壶自酿的酒，几个陌生人可以聊到半夜。
猪圈就在房子背后，紧靠着洞壁。
罗妹要从山下回来的时候，天色接近全黑，出山的丈夫，刚带来了一位游客。安顿好客人，罗妹要杀鸡、做饭，丈夫喂猪、喂鸡，猪圈和鸡舍就在房子背后，紧靠着洞壁。猪圈里的猪粪和泥土混杂在一起，被猪长时间地踩踏之后，呈半发酵状态，起出来就是天然的农家肥。
早年间，王启国也曾出外打工，结婚后回家，盖起木楼，种地、养猪、开民宿。47岁的他，面容很年轻，看起来只有30来岁的样子。他喜欢洞里简单的生活，没有山外的压力，“有钱就买米吃，没钱就种玉米吃，不用求人”，他说。
47岁的王启国看起来还很年轻，身后的冰箱电视等都是他一件一件背上山的。
山洞不避世，村民有自己的微信群
王启国的家，是一栋三层小楼。
一楼是客厅、厨房、卫生间，以及他们夫妻的卧室；二楼的两间屋子房门紧闭，门前是一个半露天的阳台，堆着成堆的玉米；三楼是两间客房，屋里有些潮，但收拾得很干净。
王启国家的小楼。
虽然住在山洞里，但居民们的生活并不原始。中洞属于紫云县格凸河乡格井村，是格井村下辖的一个自然村，从上世纪开始，政府就开始劝村民出洞，搬到山下，几十年来，类似工作一直在做，安置房都建了很多次，山下的村落就是其中之一。此外，政府还曾承诺他们在县城里、镇上分房子，但都被村民们拒绝了。洞里的小学也是政府在上世纪建设的。
“穴居生活”还吸引了很多外面的关注，本世纪初，开始有媒体注意到中洞和中洞里的人们，2004年，一位外国人捐款为他们建了输电线路，洞里通了电；还有企业家在山下捐建了学校，洞里的小学才逐渐废弃。
如今，洞里还有4G信号，生活和外部几乎没有隔阂，除了六七十岁的老人，村民大都会玩微信，还有自己的微信群，他们在群里聊天，也讨论面临搬迁的烦恼。
村民们的家当，同样不原始，现代生活所需的东西，如电视、冰箱、电饭锅、洗衣机、浴霸等一应俱全。因为经营民宿，王启国家还要额外准备许多用具，比如聚餐的转桌、饮水机、成摞的塑料椅子等，这些东西，都是王启国一件件从山下背上来的。
王启国说，冰箱、电视看起来大，其实不难背，最难背的是转桌上的玻璃、还有大铁锅，玻璃和铁锅都很大，一米多的直径，远比路宽，背着上山时，常常要侧着身才能走，尤其是玻璃，走不稳很容易碎了。
自种的蔬菜、日用品等都需要从洞外背进来。
对洞中的人们来说，这只是简单不过的日常。
因为除了山里本身能产出的东西外，所有的一切都要从山下背上来，大到建房子的砖头、水泥，小到锅碗瓢盆，莫不如此。即便洞里70多岁的老人，也能轻易背着一大筐菜上山。
洞中长大，洞中老去
76岁的罗幺妹，从小就在洞中长大，当年跟着父辈们搬进中洞时，她还只是个爱跑来跑去的孩子。70年来，她在洞中长大，结婚、老去。如今，她的丈夫已经去世多年，大儿子和小儿子也去世了，老人和二儿子一起生活，二儿子已经签字了，她真心不想走，但无力反对。
尽管没什么文化，但罗幺妹并不是没见过外面的世界。实际上，几年前，她还经常外出打工，过了70岁才不去了。
“我60多岁的时候还去过北京”，她说，在北京，她帮人家种地、摘菜，也看过大都市的繁华，但她仍旧更喜欢中洞，“这里生活比外面舒服”，她说。
罗幺妹坐在烧得正旺的火塘前。
罗幺妹大儿子家的两个孙子，也都签了字，他们同样陷入了迷茫，“去年搬玉米，不小心摔了一跤，腰椎摔断了，不知道搬迁以后，该怎么生活”，罗幺妹的孙媳妇梁成妹说，她早年也曾在外打工，但后来回到中洞，不再出去了，“再也不想去打工了”。然而，随着搬迁的临近，以后她很可能要带着受过伤的身体，再一次踏上打工的路。
梁成妹的家在王启国家的后面，也是一栋木楼，屋里的火塘烧得正旺，房间的一角，放着一个铝锅，锅里有大半锅蒸熟的玉米面，那是罗幺妹的主食，“我喜欢吃这个，这一锅我能吃一个星期”，她说。
玉米面蒸熟了，放在锅里一片混沌，看起来不太像饭。罗幺妹的处境似乎也是如此，搬迁成了定局，但未来依旧一片模糊。
她在洞里生活了70多年，这里有她一生所有的记忆，也是在这里，她送走了父母、丈夫、儿子。如今，她自己也老了，她想留在这里，却无力留住这一切，甚至可能几天后，就要告别中洞了。她不知道离开后还有没有机会再回来看看，即便还能再来，那时候的中洞，还是她的中洞吗？
想回家创业，但现在一切都成空了
让村民有更方便的生活，让当地有更规范与美丽的景区，让游客有更适宜的旅游环境，消除可能存在的安全隐患，当地政府有太多理由动员山洞里的村民搬迁了。
今年5月，新一轮的搬迁工作终于开始，工作人员开始密集地进入中洞，劝说中洞里的村民们搬到山下，王启国还清楚地记得最开始的时间，5月8日，一开始隔几天来一次，后来几乎每天都来。
“我没文化，但我也知道，搬迁应该是自愿的。我们不想搬，至少我们家不想搬”，王启国说。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抵抗工作人员的“轮番劝导”，渐渐地，有人被“劝服”了，妥协了，在搬迁协议上签了字，但很快又后悔了，在聊天群里，签了字的村民会被排斥，但他们自己也委屈，“谈判的时候谁都不出头，我们妥协了，反而排斥我们”。
罗王龙家。
23岁的罗王龙家，刚刚签了搬迁协议，因为这个协议，家里爆发了激烈的冲突，罗王龙和弟弟罗海中以及母亲都不同意搬迁，唯有拥有签字权的父亲同意了，这让他们不满，但却没什么挽回的办法。
罗王龙家在山洞的中部，就在废弃的小学对面，隔着一个操场遥遥相对，两兄弟在外打工，前不久刚刚重盖了房子，是洞中最新的一栋木楼，罗王龙想要回家创业，开民宿，盖房子既是未来结婚生子的需要，同时也是一种投资。
两兄弟初中都没有毕业，在外打工，只能干最苦、工资最少的活儿，罗王龙在工地干过小工，后来又去了工厂，工作辛苦，收入微薄，所以想回家创业，但现在一切都成空了。
晚上10点多，罗王龙家的新房子里，地上的火塘熊熊燃烧，驱散了冬夜洞中的阴冷，母子三人围在火塘边商量，但其实也没什么可商量的东西，几句话之后，屋里很快陷入了沉默，几个人愁眉相对，只有燃烧的木头偶尔发出噼啪的爆裂声。
她母亲的想法曾经很实际，盖起这栋木楼，中间分开，以后两个儿子一人一半，成家立业都够了。
然而，一切还没开始就要夭折了，父亲签了协议，很快洞中的一切就不属于他们了，罗王龙可能还要接着出去打工，她母亲则担心儿子们未来的事情——山下只分了一套房子，两个儿子结婚后怎么办？再买一套？那只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中洞居民在聊天。
被改变的贫穷，改变不了的迷茫
嫁到中洞时，刘贵鲜面对的，是一个一穷二白的家，十多年中，她辛苦操持，养猪、养牛，和丈夫两个人建起了木楼，经营民宿，她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不想去陌生的地方重新开始，但她却无力拒绝，“我吓坏了，就签字了”。
刘贵鲜没说她经历了什么，只是告诉记者，签字之后，她已经两天水米未进、夜不安寝了，“这两天，我没吃过东西，没睡过觉，十几年辛苦努力的一切，一瞬间就没有了，我不怕穷，但我怕没有努力的机会”，她说。
刘贵鲜对山下的一切抱有恐惧，她不知道，下山之后能干什么，“我会种地，会养猪、会养牛，但山下没有地，也不允许我养猪养牛，政府承诺一人一年给1万块钱，但谁知道会不会给？能给多久？”
刘贵鲜的儿子罗谭龙的奖状贴了一墙。
刘贵鲜的家里收拾得格外干净，虽然家具不多，但很整洁，迎门的木板墙上，贴着整整一面墙的奖状，所有的奖状上，都是同一个名字——罗谭龙。那是刘贵鲜的儿子，今年11岁，在山下上小学。奖状有20多张，这意味着，上学的几年中，他平均每年都要得四、五个奖。
记者采访时，刘贵鲜正在熬猪食，一口大锅搭在火炉上，里面是浅浅的一层玉米糊，煮好以后，拌在剁碎的白菜叶中就行。这可能是刘贵鲜最后一次养猪，搬迁之后，新家显然是不能养猪的，也没有地供她种玉米和白菜。
“我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签字的那一刻，过去的一切好像都没有意义了”，刘贵鲜说，未知的未来，让她迷茫，“感觉没有地方让心踏实了”。
热闹的夜晚，难眠的村民
晚上11点多，一栋栋房子里的灯光逐渐熄灭了，这段时间，村民们睡得格外晚。
木板墙不隔音，睡在屋里，几乎能听见整个洞中的声音，猪叫声、狗吠声，羊群轻微的骚动声，山洞深处偶尔传来的悠长牛哞……
山洞夜晚有些热闹，只是，这种热闹并不让人烦躁，反而更容易入睡。
王启国没有睡，因为拒绝搬迁的事情，他正经历着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压力和焦虑，他走到二楼，开动爆玉米的机器，一个人剥玉米，机器的嗡嗡声响了很久。没有人出来指责他扰人清梦，或许，那一间间熄灯后的屋子里，许多没入眠的人，都在听着王启国剥玉米的声音。
早晨5点多的时候，公鸡开始打鸣，或许是因为回音的缘故，山洞里的鸡鸣和山外完全不一样，似乎带着一点儿凄厉的味道。
很快，王启国就起床了，开始喂猪、喂鸡，天还黑着，但他没有开灯，这里的每一块石头他都熟悉，闭着眼睛也不会走错。
鸡鸣声持续了两个多小时，一直到早晨7点多，才逐渐停息。
一大早，中洞居民都按部就班开始了一天的生活，罗王龙的弟弟罗海中正在门口洗头。
王启国已经下山放牛去了，刘贵鲜收拾完了屋子，重新熬了一锅猪食，她不想吃饭，但猪不行，一顿都不能缺。罗幺妹已经在山下摘了一筐菜叶，颤颤巍巍地背到了洞里，菜叶上还沾着露水。罗王龙下山去了，弟弟罗海中在门口洗头，顶着一头泡沫，和路过的人打招呼……
太阳越来越高，弥漫了一天一夜的大雾渐渐散尽，今天是个晴天，站在洞底往外看去，阳光只能照进小半个山洞，洞口高耸的古树沐浴在光芒之中，一栋栋木屋若隐若现，宛若仙境。
刘贵鲜一个人走到洞口晒太阳。
刘贵鲜喂完了猪，洗了锅。一个人走到洞口的平台上，她说她想看看阳光。平台上还有一个人，比刘贵鲜来的更早，他是罗小羊，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说话含糊不清，不熟悉的人完全听不懂，那是小时候一场大病导致的。罗小羊穿着一件格子毛衣，一只脚踩在平台边的石头上，已经在这里站了很久。
刘贵鲜站在平台里面，背靠着“中洞”两个大字，阳光照在她的脸上，却没有给她带来一丝笑容，紧皱的眉头，和仙境般的景色格格不入。
新的一年，因为未知才值得期待
记者在中洞探访时，王启国告诉记者，有8户已经签了搬迁协议，其他人还在思考。
中洞的底部还有一个洞中洞，在洞壁上，很小，王启国甚至想过，万一房子被拆了，他就去那里住，但他也知道这不现实，洞里住不下去的时候，洞中洞也没有任何意义。
12月28日，记者离开中洞4天后，再一次和王启国联系，他告诉记者，所有人都已经签了合同，搬迁已是定局，春节前，肯定要搬完。
中洞居民自己制作的木雕。
王启国说他仍旧不想走，从今年5月开始，7个多月的坚持，7个多月的焦灼之后，他们终于没有守住自己的生活。他在洞里拍了好多照片，但不知道要对这个生活了47年的家说点儿什么，至于未来，他不敢想，“以后再说吧”。
刘贵鲜恐惧山下的生活，在山洞里，她能够掌握自己的生活，可以通过努力改变贫穷，但到了山下，除了种地、养猪，其他什么都不会的她，不知道该往怎样的方向去奋斗。
王启国也一样。他在洞里长大，甚至都没怎么上过学，13岁的时候，一位北京来的记者给他留了300块钱，嘱咐他一定要去上学，但去了学校之后，因为年龄太大，却总被同学嘲笑和欺负，甚至连老师都不愿意接受它，让他回家，他父亲去求老师，也没能成功，结果，他只上了很短的一段时间就辍学了。他想把300块钱还给人家，但却不知道对方的地址，“那时候没有电话，那个人也没留下地址，我们甚至都不知道他是哪个报社的记者”，王启国说。
如今，已经47岁的王启国，或许要再一次面对相似的局面。他不畏惧洞外的世界，事实上，除了要走一段山路才能出去之外，洞中的生活，和洞外没有太大的区别，也有电视，也有网络，他们甚至也看视频网站，发短视频。他所畏惧的，只是洞外的人，一场不得不妥协的搬迁，加剧了他们心里的迷茫，过惯了简单生活的他们，不知道该怎样和外面的人打交道。
或许，他们只是对离开熟悉的生活过分担心了。毕竟，这世上没有什么能永远一成不变，就仿佛他们的祖辈山民，从熟悉的山林搬到了洞中。新的一年，因为未知，才值得期待。
【记者手记】
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
在很长的时间中，在搬迁与不搬迁的僵持中，中洞人一直都在坚守着他们的生活，他们不愿意走，政府一次次的搬迁努力都失败了。而外人，很难了解他们的真实生活和想法，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宁愿守在山洞里，也不愿意搬到山外。
因为媒体的报道、网络的传播，紫云中洞在当地算是一处“名胜”，山下的许多人都知道中洞，但他们对中洞的认识却截然不同。
在探访紫云中洞之前，记者在山外随机采访了一些当地人，一位在景区附近经营超市的老板说，中洞的人很贪、很凶，游客进去肯定被宰，一只鸡能卖五六百。另外一位往山里挑东西的工人，似乎对中洞人的态度更多一点儿认同，他说“如果是我，我也不搬”。
紫云中洞的居民，被外界成为“穴居人”，这不是一个褒义词，“穴居”这个词，很容易和原始、落后、愚昧等联系在一起。
但实际上，真正去过中洞的人会发现，他们和外面的人没有两样，他们也看电视，也上网，从不拒绝和外界的交流。他们并不原始，也不落伍，甚至其中的一些人，也并不贫困。
王启国告诉记者，中洞居民中，确实有贫困户，比如罗小羊，小时候生病留下了后遗症，他的妻子也是差不多的情况，一家靠低保生活。但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比如王启国自己，他养猪、养鸡、养牛，一年收入有五六万元，并非贫困户，此外还经营着民宿，多少也有点儿补贴。像王启国这样的，大概有四五家。不经营民宿的，年轻人多在外打工，老年人种地、养猪，生活也不算难。
在采访中，记者发现，生活悠闲、压力小，是不少中洞人不愿意搬迁的主要理由之一，山洞里风雨难侵，山间有地，家里有猪，这让他们有了一种安全感，让他们明白，至少可以用双手养活自己。
记者就住在了王启国家。
中洞人的贪和凶，似乎只是外人的想象。至少记者探访中洞的时候并没有这样的感受。记者住在王启国家，和他们一起吃饭，价格很便宜，每人60元，有鸡，有菜，有酒，两张床的房间，一晚上一共只要100元，因为和王启国一家人一起吃饭，第二天临走的时候，他的妻子不好意思按照原本说好的价格收钱，还是记者坚持，才按照原定的价格付了费。此外，因为当天信号中断，无法转账，但他的妻子完全没有在意，只是告诉记者，等下山后有信号了，再转账就行了。
看来，他们并不是贪婪凶暴的“野蛮人”，他们“穴居”在深山之中，但并不拒绝文明，只是他们生活更简单而已，也享受着这样的简单生活。他们不明白，为什么总有人让他们搬出去，搬出住了一辈子的山洞，投入那个陌生的世界里。
新京报记者 周怀宗
编辑 张树婧 校对 李立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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