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加男女鱼水之欢的快感)(1)

《中国烟草史》,[美]班凯乐著,皇甫秋实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 年7 月出版

■潘飞

作为人类历史上一种不平凡的植物,烟草的流散与全球化的进程相伴相生,从美洲蔓延到全世界,与不同种族、民族的本土风习相媾,便变体为特色鲜明的“在地文化”。

中国历史学者吴晗于1959年发表《谈烟草》一文,明确提出烟草传入中国有三条路线:第一,17世纪,从墨西哥到菲律宾,到福建漳泉,再传到北方;第二,由葡萄牙人传到日本,由日本传入朝鲜,再传至辽东;第三,由南洋输入澳门,再入广东。而班凯乐在《中国烟草史》一书中的描述略有不同,他认为第三条路线是跨越欧亚大陆到达东南亚大陆以及中亚、南亚和西亚等国。不管学界如何争辩不一,烟草在中国落地扎根后,随即融入本土的生产和消费体系,却是不争的事实——这种跨文化视野下的历史书写完全可以证明:自晚明以来,“卷烟文化”的演化,是中国不断与外界建立联系的结果,也是根深蒂固的中华传统文化借助烟草这个新式载体的物质性呈现。在班凯乐看来,无论是与外国的烟草贸易,还是国内的区域性传播,似乎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中国封建王朝末期奉行“闭关锁国”之策的既有史论,尤其是近代外国烟草公司在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功,为当时的中国努力融入全球化工业经济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例证。

烟雾缭绕并没有迷蒙人们的双眼,一幅围绕烟草消费而展开的文明衍变版图清晰可见。中国宗教、哲学和医学思想常常美化、追崇“烟气”的功用:防病除害、驱散蚊虫、祭悼亡灵……如此特殊的文化背景帮助吸食烟草这一行为获得了精神上的合法性。

在追求人情练达的中国,烟草发挥着重要的社交润滑剂的功用:它要么作为礼物在人群间互赠,要么作为招待品款待客人;“人情烟”在权力寻租的官场上扮演“敲门砖”的角色;就连陌生人之间搭讪,也可以用“哥们,借个火”来拉近距离;青少年偷偷学习抽烟,甚至不惜违背学校和家长的意志,认为此举才可以像影视作品里的硬汉一样,彰显男子气概,加速迈向社会化和成人化的步伐,从而和伙伴打成一片。

好面子的中国人还把烟草变成个人化十足的表演道具:专门出版的《烟谱》等烟草指南类似当下的时尚杂志,为烟民提供商品信息和专业指导;艺术家、文人们雅集共乐时,把吸烟变成了一种愉悦精神、促发灵感的休闲活动,以至于出现了专门登载烟草诗歌和掌故的印刷品;高档香烟等同于财富和地位,被社会精英炫耀性地消费;卷烟也一度被视为西方化生活方式的时尚标志,甚至在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新式知识分子等选择卷烟而不是文化上正宗但政治上退步的烟袋,从而标榜自己的成熟、进步和开明,与腐朽没落的封建主义一刀两断。

在班凯乐看来,四百余年间,中国人关于烟草的认知和解读出现了许多耐人寻味的迷思:不分男女老少、高低贵贱,吸烟成为中国人集体参与的一项全民活动,但下层屡屡效仿上层人士,引发后者的身份焦虑,逼迫他们迅速寻找更高级的烟丝品种、烟具和吸食方式,来保持社会身份上的领先,从而获得心理上的区隔感和优越感。在妓院娼馆,烟草被当作性事的辅助品,人们坚信“事后烟”可以增加男女鱼水之欢的快感。在坚持“阴阳二元论”的儒医那里,烟草燃烧带来的阳气能激发阳性活力,还能增强元气,“温补学派”甚至认为烟草可以提振士大夫的男性气质,这便造成烟草融入了中国药用植物学和食疗本草的悠久传统,和人参等滋补物拥有了某些共性,从而越发深受追求养身之人的追崇。尽管烟草的毒害性被承认,但民族性格中的圆滑、中庸等特征又令儒医们向大众给出暧昧不清的解释:烟草毒性的大小因人、因时、因地而异,烟草究竟是食物、饮料,还是药物,人们莫衷一是、混沌不清甚至以讹传讹。电影、杂志、报纸和烟草广告等现代媒体的介入,引发了人们对于烟草文化意义的对撞和争鸣,比如,海派作家将“城市卷烟”奉为新兴现代性、都市物质性等的象征,但京派作家却视卷烟为堕落沦丧之物,从而固执地把“乡村烟袋”美化成中国文化的结晶,是代表乡土中国的“老乡愁”。

随着时代的变迁,女性吸烟被赋予了迥然不同的社会意义,接受标准不一的道德评判。在18、19世纪,吸烟是女人闲暇独处时的日常娱乐,但在某些人眼里,女人吸烟意味着轻浮、淫乱、放荡。直到20世纪,上海月历牌上的摩登女郎遭遇污名化;在强调意识形态的年代,女性吸烟更与性堕落、不爱国、违背革命路线、削减生殖力等画上等号。进入21世纪,女性吸烟成为一种个人行为,社会对此保持了很高的宽容度……在这样剧烈的摇摆中,烟草的商品属性被异化,被赋予了相当复杂且沉重的社会意义,女性吸烟行为的正当性以及种种文化禁忌也变相地佐证了女人在社会系统中的地位高低。

烟袋、鼻烟壶、卷烟……烟草吸食的工具和方式勾描出中国烟草史嬗变的轨迹,中国人对烟草的认知、使用和讨论,都在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下完成。尽管几百年来,人们对烟草的态度随着不断变化的社会规范构建、关于烟草医药特性的讨论以及时尚潮流的更迭而左右摇摆,但中国吸烟者在与外国的时尚观念、生活方式和经济力量不断互动的过程中,终究反构出与自身习惯相贴合,在传统和现代性之间互动、弹性十足的本土消费文化模式。

《中国科学报》 (2018-09-21 第6版 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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