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得内心的宁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尤其是在灾难来临和灾难后的重建中，这种宁静更加难能可贵。灾难是获得自由过程中付出的难以避免的代价。关注外界对于获取信息是有好处的，但是不能把工具当成目的，这也是灾难容易击败人的原因，灾难既是一种挫折，也是一种自由的代价，不能因为自由有了挫折的代价就让挫折取代了自由的意志，这是一种本末倒置。自由也无法物化，他并非是一种成文法的权利，也非财富、快乐与轻松的感觉，故而以错觉的认识去扭曲自由亦偏离其本意。人的欲求虽然不足以达致无限的自由，但是总也摆脱不了自由的因素，所以无论多么逃避、抵制和拒绝讨论这个问题，人他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践行着这种自由，成为自由意志的在现实中的影子，所以人与自由虽然不同，但是却无法摆脱同轨而行的宿命。
灾难和困难并非同一样东西，但是两者确乎有类似之处，只不过一个是预料之中的、主动面对的，一个是意想不到的、被动受冲击的。有预料的，就容易更快的转换到“自由的代价”的模式之中，但是灾难的模式转换就比较迟缓，而不像前者那样坚定果决。因为这是计划之外的，所以灾难也在提醒我们两件事，第一，对于风险要有兜底意识；第二，对于人的有限性要有清醒的认识，要理解不确定、不存在和不可知三者之间的关系，否则就很容易惶恐失措，乃至放弃自己的信仰，遁入消极的世界。不确定和不可知其实都属于存在，否则就没有办法说可知或者确定了，他们和不存在是不一样的，不存在其实是可知和确定的，但是这一片认知的黑洞从确定和可知演变成不确定和不可知的领域，认知本身就发生了恐慌，这是灾难带来消极感受的原因之一。不确定和不可知也就意味着自由受到了阻碍，这是人的精神世界受到损害。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核心因素是不同的，在“存在的存在”的范畴之中，利己趋向（对立统一运动的属性）是最根本的；在“不存在的存在”的领域内，自由反而是最重要的。但是这并不是说“不存在的存在”不具备存在的属性，而是说人发展出了比一般存在更高级的机制，这就是思维的工具性。不能说动物没有思维，但是动物的思想并不能剥离动物本身和思想，更做不到运用思想作为工具来服务于动物的利己趋向，也就是说，动物的思维是无法具有工具性的，他们的思维仅仅能帮助动物去创造物质的工具，但思维本身做不了工具，这是动物和人的根本区别。
自由是有助于人运用思想来服务与人的利己趋向的，而且为了更好地实践，他们已经把自己和思维两个概念分离出来，在这个过程中人就有了客观的认识和主观的认识两种意识，虽然人的意识不可能达致不存在，也就不可能做到客观，但是人是在努力接近客观的，唯如此才能使得思想最有益的发挥其工具性，指导实践，舒适身心。也就是说，人的自由在原初状态下是依附于和附属于人的利己趋向的，但是这里就有一个工具和目的之间的矛盾关系，我们力求认识的是一个绝对运动的世界，而我们采取的工具则是追求接近绝对客观的办法，客观仅仅是一个视角，相对于我们希望认识和观察的存在而言，想要追求近乎客观，就需要站在不存在的视点上去观察存在，这样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的需求是利己趋向（对立统一运动属性），而我们所处的世界、宇宙也是对立统一、运动不息的，但是我们的工具是相对静止的不存在视点，所以两者之间必然有着难以弥合的缺口，这是误差存在的绝对基础，因而不确定是一定会有的，一方面来自运动形式的多元性，另一方面来自人类追求自由过程的绝对误差，不确定从客观和主观角度都有来源。
但是，一旦人把自己的自由能力看的过高，乃至绝对可以的地步，那么事态很容易朝着不容乐观的方向发展，因为他注意到的现实因素变得更少了，发生绝对误差之外的相对误差的概率更大了，更容易失败。灾难就容易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我们可以称之为“自由的破产”，自由在得到不合理的膨胀后一下子被针刺破了，他自然而然就像股票大跳水一样导致整个资本市场震荡乃至全局性的经济危机了。可以说灾难的根本原因在于人把本来就具有高度局限性的有限自由夸大了，在这个基础上赋予了其过多的确定性与可知度，导致自由破产的风险进一步增大，因为自由所评估的对象是运动的，运动也就意味着变动性和不确定性较高，自由的押注过大，自然是容易翻船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长远计划和做出宏观的决定了，只不过在做出这种决定和计划的时候要对不确定性有清醒的认识，自由既是履践人的本质的工具，也是一件独属于人的伟大的事业，作为存在与不存在的矛盾统一体之一的人是历史与未来的枢纽，人在履践自身的对立统一性的同时，也在支配着存在螺旋上升与进步的步伐，怎么走，如何走，都在人的发展之中，人是一种高级的存在，因为人不仅在个体的利益趋向发展上做到了容纳不存在的存在并以之为工具的程度，而且在相互关系上运用社会作为人进步的工具，人是社会动物，也是具有发达的思想工具性的动物。
我们作为人需要进步，也因为属于人所以不得不进步，在这个过程中，自由的误差造成的牺牲与代价，本就是不可避免的，用有限去改造无限，本就是与宇宙对抗，出现损失和代价都很正常。灾难和困难都会有，但是我们能够理解他们都属于“自由的代价”就足矣。曾经我讲过，在人的欲求和人之间有着概念的分别，人的欲求受挫，不代表人的自由就应该受到挫折带来的消极情绪的奴役，这样人就不自由了；人的欲求也不应该受到狭义的人的干扰，因为那样的人是被阉割的人，这样的人的自由是有限的，而会受到限制的，容易滑向奴役的范畴。这一层仅仅是做到人的心境平和，有利于去实践欲求的自由，但是缺乏了道德的自由，这样人一样会受到欲求的“和平奴役”与“快乐奴役”，所以仍然需要道德弥补这个缺陷，人才能在相对程度上达致自由的地步。最后，人的自由如果局限于人的个体，那么他也是容易被束缚而不自由的，所以他一定要有一个社會的责任感，这种责任感是进一步发展人的自由的。至此，人的自由可以得到比较高度的伸张，但是人会遇到更大的问题，那就是存在与不存在、可知与不可知、确定与不确定的困扰，在这种动荡之中而迷失自由，所以在认识到自由不能无限后，有限的自由反而是自由的了，因为自由的代价不再被理解为自由的对立物了，为了打破自由的这种有限性，人就需要不断的经历困难和灾难的考验，不断向前，死而后已，如此自由才能不断被实现，在这个不断被实现的过程中，人就可以进入自由而自在的状态。因为世界本来也如此，运动是常态，不在运动中追寻自由，便会被自由抛诸脑后，成为自由的落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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