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河流域文明和我们中华民族的古老文明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消亡的文明。就是说在近现代考古发掘发现这一文明之前，当地的伊斯兰文明的居住者（阿拉伯人）由于不是两河流域文明的直接继承者，并不知道这一伟大文明。他们只能把偶尔发现的古代碑铭文字当作神奇物品。当时的世界从《旧约圣经》和几位古典作家的书中听到过很少的关于巴比伦和亚述的记载，其中许多是神奇的传说，真伪难分。
公元前5世纪的“历史之父”希罗多德是现在所知的第一位提到两河流域古代城市和传说的古典作家，他对巴比伦的记载是不太准确的。在他之后的色诺芬于公元前401年率领万余希腊雇佣军经过尼尼微废墟时已不知道这曾是亚述帝国的首都。400年后，斯特里波提到巴比伦城已完全废弃。
公元299年，罗马皇帝塞维鲁从帕提亚手中夺取了两河流域，见到了巴比伦的废墟。此时，两河流域文明的灵魂——“楔形文字”在近东地区完全被希腊文和阿拉美亚字母文字所代替，世上已无人能读写了。
古代两河流域城市的街道由于置放废物每年逐渐升高，因此房屋的地面在重建时也用土垫高夯实。当一个城市由于战争和其他灾害被摧毁后，泥沙不久就积满了残垣。当一批新居民来到废墟重建城市时，他们将残留泥墙和原来废弃物一齐夯平，在其上重建新房，于是城市的地面又高很多。这样的过程反复经历了百年或千年，到这些城市最终被废弃时，城市已高出周围地面许多。
风沙尘土最后完全覆盖了废墟，把它变成了一个土丘。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居民的变迁，附近的居民再也不知道土丘是古代的城市废墟，更不必说它们的名字和历史了。在两河流域和周围地区，有千百个这些被称作“tell”的土丘，其中沧海桑田、百般奥秘只有经过考古发掘才能知道。
在中世纪的欧洲，曾有二个旅行学者对其邻近两河流域的这些独寂的土丘发生过兴趣。最早的一个是西班牙的犹太教士、图戴拉城的本杰明。他在书中提到，当他于1160至1173年在近东旅行时，曾看到亚述首都尼尼微的废丘在摩苏尔城的对面。17世纪以来，欧洲旅行家开始对一些土丘产生了兴趣。意大利人彼特罗·代拉·瓦勒 （Pietro della Valle）在1625年发表了他亲临两河流域的游记。他不但认出了距希拉镇60公里的巴比伦遗址，而且把他在巴比伦和乌尔丘上发现的楔形文字铭文砖带回了欧洲。
当然，世上无人能识这种神秘的古文字。1700年英国人汤姆斯·黑德将其定名为“楔形文字”。1761年，丹麦王派出一支考察队前往近东收集和发掘古代文物。队长数学家卡斯腾·尼布尔（Karsten Niebuhr）在古波斯首都遗址波斯波里斯摹绘了一些楔形文字石刻铭文（1761—1767）。
随后，许多欧洲人都陆续来到两河流域，勘察尼尼微和巴比伦等废墟，收集文物、摹绘铭文。其中著名的有法国修道院长约瑟夫·德包尚（de Beauchamp，1785—1790年到两河流域）、英国驻巴格达总领事和东印度公司的代表克劳狄·杰姆斯·瑞齐（Rich，1807—1821）、杰姆斯·白金汉爵士（1816年）、罗伯特·米格南（Mignan，1827年）、拜里叶·弗腊舍（Fraser，1834年）以及楔形铭文的释读者之一的亨瑞·克来斯维克·罗林森（Rawlinson）。1835至1886年，英国底格里斯和幼发拉底河探险队的F．R．切斯尼（Chesney）考察了两河的河道和地理风俗。然而，除了德包尚和米格南在巴比伦各自挖的几个小坑外，这些考古先驱者没有进行发掘活动。
大规模的发掘始于1842年由法国驻摩苏尔领事保罗·埃米勒·鲍塔（Botta）挖掘霍尔萨巴德（Khorsabad），他的发现轰动了整个欧洲：一个亚述人的城市（萨尔贡堡）、宏伟王宫、数对巨形人面狮身石兽、栩栩如生的浮雕石板、神秘的楔形文字铭文和其他古物。
紧随其后，1845年，英国的亨瑞·莱亚德在尼木如德（Nimrud，亚述的卡勒胡城）废丘和尼尼微遗址发掘出了另两个亚述首都的深藏地下的宫殿（1846年），获得了同样的价值连城的丰富收获。1849至1854年，他和罗林森先后在尼尼微挖掘出土了亚述王大量的泥板文书。
1877年，两河流域南方的发掘拉开序幕，法国驻巴士拉城的副领事厄内斯特·德萨尔宅克（Ernest de Sarzec）先在泰罗丘（Telloh）得到了几个古代石像，随后他的连续发掘使第一个苏美尔人的城市（吉尔苏）重见天日。1897至1912年，雅克·德莫尔根（Jacques de Morgen）带领的法国考古队在两河流域邻接的波斯境内发掘了古苏萨城的遗址，也发现了大批古物及包括汉谟拉比法典石碑在内的阿卡德语楔形文字碑石和泥板文书以及埃兰语楔形文字文献。
1843年以来，法英两国人在两河流域30多年的频繁挖掘使世界突然发现了这里与希腊和埃及的古代遗址一样存在很多古代财富、艺术品和文献。于是像古典传说的大西洋城一样神秘的巴比伦和亚述帝国突然被世界认识到是一个和中国、希腊、埃及一样曾经繁荣兴旺的伟大文明。它的突然毁灭导致它被世界遗忘了约2 000年，它的重新发现是近代世界人文科学的一个巨大的成就。
然而，19世纪后半叶的这些发掘属于考古的英雄时代。鲍塔、莱亚德、德萨尔宅克、罗弗图斯（Loftus）和史密斯这样的英雄人物从考古学的角度来看都是没有专门训练的业余爱好者、探险家和探宝者。他们在两河流域发掘的主要目的是获得石像、浮雕板等艺术品和文字材料（主要是石铭和泥板文书）。这种功利性的、掠夺性的发掘使他们没有时间去注意泥砖建筑、破损的陶器，因而造成了非艺术品文物和遗址的地层被破坏。尽管有这些缺点，我们还是应该承认英、法这些不畏艰难的先驱者开拓了以考古发掘重新揭示灿烂的两河流域文明的新道路。
当伊朗的楔形文字铭文被带到欧洲后，许多学者试图读懂这一神秘文字。1778年，德国人卡斯腾·尼布尔认出他在波斯波里斯发现的几组简短铭文是用三种不同类型的楔形符号写成的三种文字对照本铭文（后知道分别是巴比伦楔文、埃兰楔文和波斯楔文）；其中的第一组楔文是字母文字，有42个字符，最简单；楔文的写法和西文一致是从左向右书写的。
这时期，欧洲学界研究伊朗语言的学者们释读了“波斯古经”等古波斯语文件，知道古波斯国王的王衔格式是“某某，大王，王中王，某某之子”。1802年，在各个学者对波斯楔形文字研究的基础上，德国哥廷根的一位27岁的希腊文教师格罗特芬德（Grotefed） 猜想三文对照铭文中的符号很少的第一组楔文应是波斯语的拼音文字，而铭文的内容是某王的名字和王衔。于是他以波斯王薛西斯的“薛西斯、王中王、国王大流士之子、某某之子”的王衔句式去套解波斯波里斯第一组楔文中的各个楔形符号的音值，结果获得了成功。构成三个波斯王的名字和“王、儿子”等词的楔形符号的辅音和元音值被解读出来了，从而确定了这种楔文是波斯语拼音文字。在11个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到1851年，波斯语楔形文字的41个音节符号的读音和一个单词分隔符全被学者们掌握了。
然而，由于这些王衔铭文都很短，不能解决古波斯词汇、语法等基本问题，尤其是学术界不能利用这些信息含量极少的三文对照王衔去释读另外两种非波斯语的、用更多的、更为复杂的楔文符号写成的铭文和大批的两河流域出土的泥板文书。
格罗特芬德发现波斯语楔形文字破译方法33年后的1835年，英国军官亨瑞·罗林森被任命为波斯的库尔迪斯坦省总督的军事顾问。年仅25岁的罗林森不但是一个古典语言、历史学者，而且还正在学习包括波斯语在内的各种语言。
刚到近东，对古代未知楔形文字感兴趣的他在不知道格罗特芬德的工作情况下，释读了米底首都埃克巴塔那的一个波斯楔文写的一个波斯王的名字。随后他走访了伊朗西札格罗斯山中的贝希斯敦小镇附近的一处巨大的楔形文字岩刻铭。
岩刻所在处比小镇高520米，而且从岩刻脚下到铭文顶端是104米高的、人工铲平的陡立光滑的表面，读者无法靠近铭文临摹。由于这一个岩刻铭文长达数百行而且和波斯波里斯的短铭一样是也是用三种不同的楔文写成的内容一致的三组铭文，摹绘这三组铭文并释读其中最简单的波斯文将是解开楔形文字之谜的关键——因为利用波斯文本可以释读另两种复杂的楔形文字。
从1835年到1847年，罗林森多次到贝希斯敦摹写和拓制岩铭的复本。他做的这项工作常常是有生命危险的，特别是铭文所在的人工平面的表面还涂有一层像清漆的保护层面，使悬壁表面十分光滑危险。曾练过田径运动的罗林森设法爬到了铭文岩面最底部，开始临摹铭文。对于最难达到的顶部区的铭文，他把梯子架在铭文区狭窄的底部边缘，梯子够不到时则在崖顶放下绳子，用绳子捆好自己，吊悬在空中。
就这样，他历尽艰难在1835至1837年期间完成了200行的波斯铭文摹绘，并利用熟悉的古典文献读出其中的几百个地名，从而成功地释读了波斯语楔形文字的全部40多个音节符号。他发现这是波斯王大流士记述自己平息叛乱、成为波斯帝国国王的记功岩刻。
1844年，罗林森摹完了岩刻上的第二种楔形文字（埃兰楔文）共263行。1847年，他再次回到贝希斯敦，摹绘了岩刻面上最难靠近的第三种楔形文字铭文（阿卡德文）共112行。有时，他不得不雇用一个本地攀山男孩帮忙。男孩小心地爬过光滑岩刻平面到达铭文区的上面，然后把随身带的木楔锤入岩缝，绑上吊绳，悬在空中，按下面的罗林森喊出的指示用墨汁和纸逐字逐行地拓印岩刻铭文。
在对贝希斯敦岩刻的大流士铭文的研究中，罗林森利用他读懂的波斯语楔文去逐步地对照研究另两种楔形文字。他发现第二种楔形文字（后来称为埃兰语楔形文字）有100多个字符，而第三种楔形文字（阿卡德语楔形文字）有多达数百个符号。他发现阿卡德语楔文的一些奇怪的特点：一个符号可以有两个以上的音节值，许多符号既是表意符又是表音符。
罗林森的释读证明了两河流域古代居民的阿卡德语和两河流域现代居民的阿拉伯语同属于塞姆语系。他发表的贝希斯敦大流士的岩刻铭使许多学者可以投入释读楔形文字的国际研究。1851年，罗林森发表了第三种楔形文字的音读和译文以及246个符号的音节值和语义，基本上读懂了塞姆语楔形文字。
在大批带有铭文的雕像和浮雕以及数以万计的泥板文书从两河流域源源不断地进入欧洲各大博物馆的同时，欧洲的图书馆中开辟了破译这些神秘文字的另一新战场。许多国家的学者加入了没有硝烟却极其紧张的战场。法国在苏萨发现的楔形文字材料表明第二种楔形文字是被古代伊朗居民埃兰人使用的楔形文字。
在早期的国际亚述学的先驱者们当中，除了罗林森外，最有成就还有英属爱尔兰的牧师埃德沃德·兴克斯（Hincks）和法国语言学家朱利斯·奥波尔（Oppert）。1857年，阿卡德语、埃兰语和波斯语三种不同的楔形文字已基本上被欧洲学术界读懂。英国皇家亚洲学会为了证明这些亚述学的开创者们对两河流域塞姆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和理解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在这一年将一篇无人研究过的楔形铭文分寄给四位亚述学者罗林森、兴克斯、奥波尔和塔勒博特（Fox Talbot），请求他们用各自的方法去音读和翻译它。5月25日，四位学者的译文被开封检验：结果是他们的译文基本上是一致的。从此，亚述学作为一门新兴的人文学科在国际学术界正式建立起来了。
然而，1850年兴克斯在释读阿卡德语铭文时，发现了其中一些符号不是塞姆语的音节字，而是属于另一种奇特的语言。罗林森在研究他在尼尼微发掘出的阿卡德泥板文书后，也支持了兴克斯的观点，认为有些泥板是用两种不同的语言写成的：非塞姆语的文句或字符旁伴有阿卡德语的翻译。1869年，奥波尔发现这种非塞姆语言属于一个住在在两河流域最南部、被称为苏美尔人的民族，他们在塞姆人兴起之前住在两河流域南部并发明了楔形文字书写系统，创建了两河流域早期文明。
像日本人借用汉字一样，说塞姆语的阿卡德民族从苏美尔人那里学会了书写文字，并借用苏美尔楔形符号书写自己的塞姆语言。阿卡德人征服苏美尔人之后，塞姆语楔形文字逐渐取代苏美尔文成为两河流域的主要语言文字。然而，苏美尔人及其特殊的语言的发现曾经遭到一些不相信它的亚述学者的坚决反驳。
直到1877年，德萨尔宅克发掘出苏美尔城邦吉尔苏的遗址（泰罗丘），发现这里出土的铭文和泥板文书全是苏美尔语楔文写成的，学术界才一致地承认苏美尔人的存在。到了1900年，虽然仍存在一些词汇问题和语法疑惑，古代世界各种楔形文字的源泉苏美尔语楔形文字的释读工作基本上可以说是成功了。这样，我们现代人终于能够通过阅读古代两河流域文明留给我们的宝贵文献去了解这一伟大但早已灭亡了的文明发生、发展和灭亡的全部过程，以及许多它留给人类的宝贵遗产。
目前，除了上千的石刻或金属铭文外，世界各博物馆存有至少25万件两面书写的大小不一的泥板文书。随着各国在近东地区考古发掘的继续，泥板文书仍将源源不断地从伊拉克及其邻接国家的古代遗址中出土。殖民时代当地居民大批盗挖古代遗址、破坏遗址地层并把泥板文书和其他古物通过文物市场卖给了欧、美、日各国博物馆和私人的活动现在基本上已被伊拉克政府控制。
20世纪初，德国考古队在巴比伦的发掘拉开了科学考古的序幕。建筑师罗伯特·考德威（Koldewey）和瓦勒持·安德雷（Andre）分别在巴比伦（1897—1917）和阿淑尔（1903—1914）的遗址主持了长期的、严谨的、细致的发掘工作。他们采用了按地层、按区域、有各种出土记录和图表的科学的发掘技术，在遗址复原、地层次序和文物定期等各方面获得极大成功。
德国先驱在两河流域开创的科学的考古发掘方法很快在世界各地的发掘中被普遍采用，现代考古科学正是由此而诞生。两次世界大战使考古一度停顿，但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间的20年是两河流域考古鼎盛时期。英国的吴雷主持的大英博物馆和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队发掘出了苏美尔古城乌尔（1922—1934），其中古老的苏美尔早期王墓出土了令世界赞叹不已的各种金银艺术品，并发现了和我国商王墓中一样的大批人殉和家畜车驴殉。
同时，德国的海因瑞希发掘了两河流域原始社会和早期国家的中心乌鲁克，那里出土了楔形文字的原型和源头——存有古朴图画文字的泥板和石板。法国的帕罗〔Parrot〕在叙利亚挖出了塞姆人的古城马瑞，出土了包括大批古巴比伦时期的王室书信的两万片马瑞王室档案。
英国在欧贝德、尼尼微、阿帕契亚民和恰旮尔巴札（Chagar Bazar）等遗址均有不错的收获。第一次大战后的新兴强国美国也派出考古队远渡重洋来到伊拉克，发掘了史前遗址高腊（Gawra）丘，北方非塞姆语的胡里安人的古城奴朱（Nuzu）和迪亚拉河地区以埃什嫩那为首的几座古城，出土了大批文物和文献。
这样，失落多年的两河流域文明的主要城市不断被发现，文明的特征一部分、一部分地被揭示出来，各国的近东考古和楔形文字研究工作者的成果形成了—个专门的人文科学——亚述学。两河流域文明的宏大和灿烂使它和埃及、希腊罗马、印度以及我们伟大的祖先一起被现代世界推誉为曾为人类文明早期发展做出过重要贡献的五大古代文明。
伊拉克独立后，国家开始设立博物馆收集文物，本国的考古队也发掘出一些重要遗址。二战后，各国的考古队又来到伊拉克和叙利亚：德国人继续一步步地发掘乌鲁克并发现了伊辛古城；法国人继续在马瑞发掘；美国人挖出了苏美尔的宗教首都尼普尔；代表大英博物馆的马洛万重新打开了尼木如德（卡勒胡古城）；伊拉克博物馆派出的S．劳伊德（Lloyd）、T．巴基尔（Baqir）和F．萨伐（Safar）分别挖出了两河流域最古老的城市埃利都、古巴比伦城市哈马勒（Harmal）和前伊斯兰城哈特腊（Hatra）；丹麦考古队在下札布河上游山区中的古巴比伦城市舒沙腊的遗址塞姆沙腊（Shemshara）发现了—批亚述及各方的来信和行政泥板；1964年，意大利考古队在中叙利亚开始发掘早至苏美尔时期的古城埃波拉，在1974至1976年发现了近两万块古苏美尔字体的泥板，从而把叙利亚楔文时期的历史也推到了公元前2500年。
从1948年开始，美国的布瑞德伍德把注意力放在两河灌溉平原周围多雨山区中的原始公社遗址。他在小扎布河和迪亚拉河上游的札格罗斯山的西侧发掘了“世界第一个农业村落”——公元前7 000年的无陶新石器遗址雅尔莫（Jarmo）。随后，欧美各国的考古学家陆续在小亚细亚半岛、伊朗、巴勒斯坦、库迪斯坦等地区发掘出从旧石器到铜石并用时期（公元前5万年至公元前4000年）等各史前时期的许多遗址。这些发现表明农业和畜牧业起源于雨量充沛的山地和高地边缘，而文明的产生则首先发生在利用人工灌溉开展大规模农业生产的河流平原地带。
,虽然我们现在对两河流域文明有了较深刻和准确的了解，两河流域的考古发掘和文明研究的工作仍在不断前进，从陶鲁斯山到波斯湾，仍有的6000多个遗址土丘等待着各国考古工作者和文献研究者发掘研究。目前，在东亚，只有日本参加了两河流域的国际考古发掘。我们中国的考古界由于种种原因和条件的限制，至今未曾顾及两河流域古代文明的遗址。但是，现在中国有了自己的能读懂各种语言楔形文字的学者，在21世纪，作为经济、文化、政治大国和文明古国的中国一定会在国际两河流域的文明研究和考古发掘领域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