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为了写作，母语应该是可憎的，但由此句法创造在其中勾勒出一种陌生的语言，并且，整个语言活动揭示出它的外在，超越任何句法。
——吉尔·德勒兹《文学与生命》
柴春芽创意写作第一课回顾
柴春芽，作家，导演。著有小说《西藏流浪记》、《西藏红羊皮书》和《祖母阿依玛第七伏藏书》，编剧并导演独立剧情长片《我故乡的四种死亡方式》，并出版同名跨文体实验作品。
《清除你头脑里的虚伪套话》
撰文：柴春芽
如果说文明史（抑或可以具体说是文字史）之前的人类一降生便处于自然之中并靠感官认知世界靠心灵直觉存在（Being）的话，文明史之后的人类则是一经降生便不由自主地跌落到语言-文字的世界。是语言-文字为你提供了经验和知识。你不再能够所心所欲地命名了，而是只能盲目被动地模仿前人的命名。一张碰你生疼的桌子将不再被你命名为“哎哟”，而是被你的父母灌输给你一个与疼痛和喊叫无关的词语。当你开始思维，其实并不是你在思维，而是你在语法规则的纠结之网中思维。正如诠释学理论的创建者伽达默尔所言：“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表现的。语言的世界经验是‘绝对的’。它超越了一切存在状态的相对性，因为它包容了一切自在存在，而不管自在存在在何种关系（相对性）中出现。”[1]但是，语言作为世界的经验，却意外地暗含着一种普遍的人类精神。现代语言哲学的创始人威廉·冯·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洪堡认为：语言是人类“精神力量”（Geisteskraft）的产物，“是与一种无限的、真正无穷无尽的领域，与一切可思维事物之总和完全相对应的。因此，语言必须对有限的手段进行无限的使用，并且是通过产生思想和语言的力量之同一性而可能做到这一点的。”
[1]伽达默尔著，洪汉鼎译《诠释学Ⅰ：真理与方法》（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第594页。
博尔赫斯在哈佛大学诺顿讲坛系列演讲的第二讲中，以《隐喻》为题，专门讲过诗歌中的类比、隐喻和象征。类比、隐喻和象征几乎成了修辞的固定模式：眼睛与星星，女人与花朵，时间与河流，生命与梦，死亡与睡眠，火与战争……博尔赫斯以他无与伦比的渊博，分别对此类隐喻模式提供了例证。古希腊的柏拉图曾经写过：“我希望化为夜晚，这样我才能用数千只眼睛看你入眠。”英国维多利亚时代最杰出的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1809-1892）在十三四岁时写的如今幸存仅为一行的诗：“时间在中夜流逝。”（Time flowing in the middle of night.）德国中世纪诗人瓦尔特·冯·德·福格威德如此写道：“我是梦到了我的人生，抑或这就已经是真实的人生了吧？”罗马诗人维吉尔在史诗《埃涅阿斯记》中写道：“他愚蠢的双眼承受的是钢铁般的睡眠。”文学史上已成模式的隐喻的河流中，总有独创性的隐喻的浪花飞溅出水面。博尔赫斯接着列举了独特的隐喻。他提到“庄周梦蝶”（不知周之梦为蝴蝶与？蝴蝶之梦为周与？），并且解释说只能“梦蝶”而不能“梦虎”，当然更不能“梦打字机”或是“梦鲸鱼”，因为“蝴蝶有种优雅、稍纵即逝的特质。如果人生真的是一场梦，那么用来暗示的最佳比喻就是蝴蝶，而不是老虎。”[1]19世纪的伯根副主教用过一个奇特的隐喻：“一座如玫瑰般红艳的城市，已经有时间一半久远。”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用过一个令人震惊的隐喻：“她以优美之姿行走，宛若夜色。”（She walks in beauty,like the night.）
[1]博尔赫斯著、陈重仁译《诗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第39页。本段其他诗句也是引自《诗艺》，个别诗句略有改动。
现代汉语，根据诗人西川的说法，“从白话文出发，接受了外国语言的影响。在词汇方面，日语的影响不可小觑；在句法方面，西方语言，特别是英语，在现代汉语中留下了痕迹。”[1]借助拼音语言，改造汉语，实乃“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诉求。瞿秋白在1931年写给鲁迅的一封信中说：“翻译——除能够介绍原本的内容给中国读者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帮助我们创造出新的中国的现代语言。中国的言语（文字）是那么贫乏……一切表现细腻的分别和复杂的关系的形容词、动词、前置词，几乎没有。宗法封建的中世纪余孽，还紧紧的束缚着中国人的活的言语，（不但工农群众！）这种情形之下，创造新的言语是非常重大的任务。”瞿秋白改造汉语的激情恰正应和了法国作家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1871-1922）对一个作家的最高要求。这个最高要求最后被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吉尔·德勒兹（Gilles Louis RénéDeleuze,1925-1995）所确证：“正如普鲁斯特所言，作家在语言中创造一种新的语言，从某种意义上说类似一门外语的语言。他令新的语法或句法力量得以诞生。他将语言拽出惯常的路径，令它开始发狂。”[2]
现代汉语是一个早产儿，未及成型，就被迫降生，降生之后，没有喂足奶水，接着就遭遇了“文化革命”的断奶，并以标语和口号夸耀世的意识形态的毒水渗入了现代汉语孱弱的身体。语言塑造民族性格，同样也塑造人格，因为“语言及其文学，尤其是诗歌，是一个国家所具有的最好的东西”，[3]尤其因为，“语言是存在的家”[4]。如果我们要对人性的关切提升到一定高度，那就必须改进语言的表达功能，将语言的能指（形式）与所指（意义）从口语化的模糊与松散以及醉语式的抒情狂欢提升到符号系统的精确与紧凑。
[1]西川著《我和我》（作家出版社，2013）第244页之《汉语作为有邻语言》。
[2]德勒兹著、刘云虹和曹丹红译《批评与临床》（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第1页。
[3]布罗茨基著、刘文飞译《文明的孩子》（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第96页。
[4]参考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著作《路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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