堕胎在西方是长久争议的议题。在意大利，堕胎是合法的。然而，基于宗教理由对女性流产的羞辱与限制却常常进入公共讨论。一些女性发现，自己的名字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留在了教会和反堕胎组织埋葬流产胎儿的公墓上。
西班牙女人罗西（Rossi）站在坟墓前，盯着十字架上的名字——那上面刻着她自己的名字。
罗西参观的地方位于罗马北部，弗拉米尼奥公墓的108区。在这片意大利最大公墓园区的西南角，满是从裸露的土地上蹦出来的白色十字架，上面都有一个日期和一个女人的名字。
坟墓里埋着罗西尚未出生过的孩子。2019年，用人工流产的手段，她终止了6个月的妊娠过程。
附近的墓地上，还插着许多类似木质十字架，有的最早可以追溯到2004年。这些十字架上刻着女性的名字，对应着的遗体当然不属于她们本人，而是属于她们流产的胎儿。
“这是纯粹的暴力。”她说。
罗西从未同意把自己的胎儿埋在那里，她也不同意自己的名字被公然刻在十字架上。“在意大利，如果你生下一个孩子，他们会拥有父亲的名字；如果你堕胎，他们只会拥有母亲的名字。”
未经同意的慈善罗西胎儿的胎儿埋在弗拉米尼奥公墓一个角落。它只是意大利众多 “天使花园”中的一座，这些公墓的角落专门用来埋葬流产的胎儿。它们一般由意大利各地的天主教徒、反堕胎组织作为一种慈善形式进行管理。
弗拉米尼奥公墓 图：the Lily
9月末，一名罗马女性在当地报纸上读到一篇关于所谓 “天使花园”的文章后，在十字架上发现了自己的名字；随后，她在Facebook上发布了相关细节，在社交媒体上掀起了一阵运动。数百名女性在网络上呼吁，要求意大利当局调查谁是埋葬这些流产胎儿的幕后推手。同时，一些女性权益组织也开始收集证词，协调法律维权行动。
这个帖子被病毒式传播，分享量超过1万；其他女性也说同样的事情发生在她们身上，有媒体评论称，就其反响来看，仿佛有成为意大利新#MeToo运动的趋势。
总部设在罗马的女权组织“差异女性”（Differenza Donna）的主席伊丽莎·埃科利（Elisa Ercoli）表示，在那个帖子被病毒式传播的第二天，她接到了几十个女性的电话，陈述类似的经历。“我们知道有胎儿公墓的存在。但其他地方并没有像我们在弗拉米尼奥公墓目睹的那样，妇女全名被公开曝光，隐私被侵犯。”埃科利说。
到10月初，“差异女性”已经收集到了130名妇女的意见。该组织以侵犯敏感性个人信息为由，提出了法律申诉。
“这是对我们所有人的攻击，是一次制度性的暴力事件，让我们意识到，在1978年意大利堕胎合法化后，我们每天依旧要努力克服多少障碍。”埃科利说。
这个天主教会在社会中有着突出作用的国家中，基督教和极右翼反堕胎团体几十年来一直在游说为胎儿建立专门的公墓区，他们往往能找到公共机构的支持。
天主教组织“以玛利亚捍卫生命协会”（ADVM）是最著名的此类团体之一。担任该组织主席的教区牧师毛里齐奥·加利亚里迪尼（Maurizio Gagliardini）称，埋葬胎儿组织是一项“慈善的使命”。
这些胎儿公墓许多有宗教团体的支持。 图：网络
据加利亚里迪尼介绍，自1995年以来，ADVM已经在意大利60个城市埋葬了超过10万个胎儿，与7个以上地区的医院达成了协议。由女权活动家詹妮弗·格拉（Jennifer Guerra）整理的一张地图显示，全国各地约50个城市有胎儿墓地，大部分在北部。但活动人士认为，真实数字要高得多。
不过，加利亚尔迪尼承认，对这些墓地中有些将女性的全名展示出来的做法感到 “惊讶”。他说，像他这样的组织通常会在十字架下面加入一个注册码；女性可以通过它向医院核实姓名，而公开姓名，是不妥当的。
“我们通过一个小仪式谨慎地埋葬它们，以保证其作为人的尊严，但我们也不隐瞒，因为我们的做法并不违法。”加利亚尔迪尼说。
罗马所在的拉齐奥大区左翼议员亚历山德罗·卡普里乔利（Alessandro Capriccioli）认为，法律的模糊性是问题所在——它没有明确赋予任何个人进行埋葬的权力。
“没有堕胎的妇女的同意，任何胎儿都不应该被埋葬。这是一个伦理和道德问题，而不仅仅是法律问题。”卡普里乔利说，他与一名女性议员玛塔·博纳福尼（Marta Bonafoni）最近共同推动了一项地方法律的修改，以确保只有在堕胎的妇女的允许下，胎儿才能被埋葬。这项提案还提议，禁止在这种胎儿葬礼中使用宗教符号。
“终极惩罚”这起事件揭示了意大利女性所面临的耻辱，以及她们在实践生育权方面所面临的障碍。多年来，罗马天主教团体通过与当地公共设施（包括医院和公墓）达成协议，把这些流产的胎儿集中埋葬在公墓里。比如，“以玛利亚捍卫生命协会”（Difendere la vita con Maria），与意大利各地约20家医院签订了“收集和储存”协议。
这些团体有时会自掏腰包，为医院的太平间提供一个专门存放遗体的冰柜。
弗拉米尼奥公墓 图：the Lily
他们用自己对一项法律的解释来证明这种做法的合理性，该法律规定，如果在妇女怀孕20周后进行堕胎，家庭成员或其他可以代表她们的人，能够在24小时内要求埋葬胎儿遗体。
如果家属没有提出这种要求，则胎儿遗体由当地卫生当局负责。天主教团体将自己的行为解释为经由授权收集和埋葬胎儿，不管妇女是否同意。
ADVM的发言人斯蒂法诺·迪·巴蒂斯塔（Stefano Di Battista）说：“胎儿是一个个体，不是任何人的财产，它和女性一样拥有权利。”但意大利法律规定，一个人自出生后就获得法律赋予的权利，而不是在出生前。
罗西说，在墓地发现自己的名字，感觉就像一趟痛苦旅程中的“终极惩罚”。在此之前，她已经经历过耻辱，和被抛弃的感觉。
“让我感到恼火的是，政治家们把评论主要集中在侵犯隐私权的问题上，而却忽略了女性在医院里受到的身心折磨。”她说。
2019年9月，在发现胎儿有严重的心脏问题后，罗西决定终止妊娠。
“医院的心理医生一直试图改变我的想法。他们一直用超声波给我看胎儿的形状，听心跳的声音，让我改变主意，好像痛苦都不够多了。”她说。
罗西吃了4粒人流药。在7个小时的煎熬中，没有人给她提供指导和协助，也没有得到任何心理健康方面支持。“我当时处于无人之境。”
“这就像一条公开信息，让每个人都知道我做了什么，我不是一个好母亲，我抛弃了它，还让别人埋了它。”居住在罗马的女教师弗朗西斯卡（Francesca）在公墓看到自己的名字和2019年12月23日的这个日期，她几乎晕倒。“那一刻重新唤醒了我长达一年的创伤。我突然哭光了身体里所有的眼泪。”
弗朗西斯卡最初也是从网络上知道自己的胎儿可能被埋在了哪里——读过那个帖子之后，出于好奇，她去了弗拉米尼奥公墓。
弗朗西斯卡说，看到坟墓上的名字，是一段已经很痛苦的经历中的戏剧性顶点。她说，她怀孕5个月时，医生发现她的胚胎畸形，她决定要堕胎。据弗朗西斯卡说，她花了10天时间才找到一家同意进行手术的医院。
“我不知道更脆弱的女性会怎么样。她们可能无法克服这种试图在她们周围建立的罪恶感，让她们最终放弃堕胎。”她说。
对于埃科利来说，这场全国性的辩论不应该只关注 “天使花园”。相反，她希望它能在更广泛的范围内重新引发关于该国妇女权利的讨论，并强调有关获得安全堕胎的耻辱。在意大利，10名妇科医生中有7名是反对者——这意味着他们因为个人信仰而拒绝实施堕胎。
堕胎权始终被挑战与威胁罗西和弗朗西斯卡的故事，反映了在天主教影响力背景下，特别是在支持右翼政党的意大利地区，妇女权利和医疗界面临的挑战。
例如，极右翼联盟党的大本营维罗纳地方议会在2018年通过了一项动议，允许将公共资金用于反堕胎权项目——虽然市长声称该市“支持堕胎权”。
同样在2018年，意大利力量党的议员毛里齐奥·加斯帕里（Maurizio Gasparri）提议赋予胎儿合法权利，将任何终止妊娠的行为判定为非法。目前，议会仍在审查他的提案。
6月，翁布里亚大区取消了使用口服堕胎药米非司酮在医院治疗一天的规定，迫使妇女不得不在医院停留三天以“恢复健康”。在许多其他国家，这种流产方式不需要孕妇在医院停留，通常可以在家进行。
更为复杂的是，据报道，越来越多的医生和麻醉师反对人工流产，因为这种做法违背了他们的宗教或个人信仰——虽然法律是允许的。根据意大利卫生部的数据，70%的妇科医生和46.3%的麻醉师反对堕胎。
“当然，大多数人都不想做人流手术——这是一个很大的麻烦：被污名化，疲惫不堪，总是在暴风眼里，做着大量的工作，却没有额外的收入。”支持堕胎权的“意大利避孕和流产网络”（RICA）成员玛丽娜·托奇（Marina Toschi）说。
退休后，托奇回到马尔凯大区为妇女实施堕胎手术，而那里有90%的人反对堕胎。
“（这个国家）没有政治意愿来创建一个有质量、恰当的堕胎服务专门部门。”都灵圣安娜医院的妇科医生西尔维奥·维亚尔（Silvio Viale）批评说。多年来，他一直倡导意大利医院为妇女提供医疗堕胎服务。“我们生活在一个天主教国家，堕胎是一个禁忌话题，没有人愿意为之脏了手。”
意大利现行法律规定，妇女在怀孕90天以内有终止妊娠的权利。孕期超过3个月的，就像罗西的情况一样，如果孩子的出生或胎儿畸形对妇女的生命和精神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就可以使用医疗手段堕胎。
1978年通过的这部关于堕胎的法律编号为194。几十年来，意大利都有一句政治口号——legge 194 non si tocca，意为“把手从194法条上拿开”。
legge 194 non si tocca，意为“把手从194法条上拿开” 图：网络
在意大利，教皇是维护堕胎的社会共识的一个关键性因素。1978年将怀孕90天内的堕胎程序合法化以后，意大利在1981年又有两项极具争议性的投票提案付诸表决，第一项提案试图将堕胎重新定罪，而另一项提案则是将堕胎完全合法化，不加以任何限制。
这两个提案都以失败告终。自此，意大利就有了一个基本的社会共识：妇女和医生不会因为堕胎而入狱，但也无法“随心所欲”，不想参与堕胎的医务人员也不能被强迫实施手术。
“堕胎药”门诊使用之争这种共识维持了近40年。但是最近，在一些人看来，这种共识正在解体。
8月，意大利卫生部长罗伯托·斯佩兰扎（Roberto Speranza）用推特宣布，俗称 “堕胎药”的米非司酮已被批准在门诊使用。这个决定是在意大利药监局4月提出建议后作出的，而其他大多数欧盟国家早已批准米非司酮的门诊用途。
米非司酮于2010年首次在意大利获得医疗批准，作为传统手术流产的替代品。从当年规定使用这种药物的妇女被要求住院治疗，理由是她们应该在医生的照顾下，医生可以确定患者结束妊娠的真正愿望，然后监测药物的使用情况，以防出现不良反应。
而门诊治疗的支持者认为，门诊使用更好地保护妇女的隐私，也能让她们控制治疗的性质和程度。
“堕胎药”门诊使用在意大利引起争议 图：网络
意大利主教会议的官方报纸等批评者则认为，门诊使用的新举措，实际上剥夺了女性所需的护理，尤其是在监测药物效果方面，卫生部很可能是出于门诊治疗成本较低的考虑，而不是真正关心患者的福祉。
梵蒂冈同样反对门诊使用米非司酮。当这一政策修改的可能性开始传播时，宗座新福传委员会主席、意大利议会前牧师里诺·费斯切拉（Rino Fisichella）大主教在梵蒂冈官方报纸《罗马观察报》（L'Oservatore Romano）的版面上提出了批评。
费斯切拉将堕胎药称为“致命的毒药”，认为使用堕胎药是一种 “犯罪”，也意味着自动被教会开除，对于开药或参与管理堕胎药的人来说都是如此。
“教会永远不能被动地对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费斯切拉写道，使用这种药物是在使用 “一种堕落的技术”。
虽然教皇方济各没有直接参与关于门诊使用米非司酮的辩论，但他肯定在多个场合以强烈的措辞谴责堕胎。比如4月，在反思新冠大流行时，方济各敦促基督徒将 “生命之歌”贯彻到自己的生活领域。他说：“结束堕胎吧，它杀死了无辜的生命。”
归根结底，让反堕胎的活动家和政治家们的担忧是，关于米非司酮的新规定可能意味着自1981年以来关于堕胎的社会共识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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