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金满楼

目前历史书大多将这次兵变指为袁世凯的预谋,但又语焉不详,缺乏直接的史料证据证明,似有“因人定罪”之嫌疑。

时任京畿五路备补军管带并亲历此事的冯玉祥在回忆录中说:

“这天的兵变,最初是从东城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爆发,变兵是第三镇全体。

起事的时候,他们把总统府团团包围,又撞进去放了一排乱枪,接着便大举抢掠,府中比较珍重的东西,搜刮净尽,连窗户什物也都捣毁一空。

袁世凯的卧房也被击破了一角。这样闹了一阵,他们怒犹未息,又大举纵火,接着南北两城也陆续起火”。

冯玉祥(下图)认为,说这次北京兵变的主谋是袁世凯,显然高估了他的实力,因为袁世凯在回乡数年后,已经失去了控制第三镇的能力,何况第三镇的军纪本就极坏。

据冯所说,这次兵变的直接原因是“段芝贵减饷”一事导致了兵变,因为按之前惯例,军队开拔前士兵每人加饷一两,

“现在段芝贵却凭空把这一两银子减去。一两银子似乎算不了什么,可是在士兵的眼中,却非同小可。因为他们天天盼望的就是关饷。

冯玉祥同时也认为,“这次的兵变,减饷的事实在是一个导火线”,根本原因还在于以下几点:

“第一,满清政府虽已推倒,中华民国的金字招牌虽已挂了出来,可是整个社会的实质和政治方面机构,却并没有什么改变。

一般人民的脑筋里,依旧牢固的存着一个皇帝的偶像。

尤其是军队中,士兵们平素受的政治教育,只是忠于皇家,以革命为反叛。袁世凯以及他的左右,刚不久还是如此教育士兵,并且到处镇压革命,捕杀革命党。忽然一天抖身一变,自己做起大总统,成为革命国家的首领了。

……这样,如何维系军心?当时老袁做了大总统,我就常常亲见亲闻许多官长目兵在背后切齿咒骂他,说他是个篡位的奸贼,愤激达于极点。

第二,第三镇的队伍自在长春驻扎,军纪即极败坏。开到北京以后,堕落更甚。

官长目兵,公开聚赌,纵饮狂嫖,无所不为,训练教育的事,完全废弛了。

……第三镇这样,其余京畿一带的驻军无不如此。带兵的荒唐,目兵从而效尤,统帅者听任不问。

好像他们以为皇帝倒了,世界变了,一切都可以胡作非为,用不着受拘束的了。”

谁是民国二年 北京兵变 的幕后指使人 竟不是袁世凯(谁是民国二年北京兵变)(1)

王朝更替而不乱者几稀。无独不偶的是,后任南京国民政府军令部长的徐永昌(当时也在北京军中)也在回忆录中称:

“正月十二第三镇在北京兵变,初非袁世凯所主使,有些人委称系袁世凯指使,以抗议南方代表要求迁都南京者,实乃诬传,不过袁适逢其会,利用兵变拒绝迁都,或者有之。

因第三镇在汉口与革命军作战之后,士兵回京,仍不忘在外作战时期之不纪律生活习惯,而带兵者战时不知注意约束士兵的轨外行动,战后又疏于整顿与防范,故至酿成兵变。

若谓第三镇兵变为袁主使,然则毅军兵变,亦将谓有人主使耶?”

原来,第三镇兵变后的第二天晚上,姜桂题的毅军也在西城哗变起来。接着,天津、保定也都相继发生哗变的事情。

这些哗变,大都是以抢劫民财为目的,特别是在“截捕第三镇变兵后,得到意外的收获,军心即起浮动,每每想发横财”,因为在堵截中,“变兵被管押或处决,物品归公,而若干银钱饰物,不少都装入了堵截者的腰包。

……经过一、二日截堵变兵,弟兄们彷佛像猫子吃惯了野食,派他们固然出去,不派他们亦要自动出去。

……等到绝无变兵时,他们还有顺便偷劫城外居民的……。(此段系《徐永昌回忆录》)”

袁世凯可能没有想到,他离开北洋新军不过两三年,他亲手训练出来的部队已经成了这个痞样。

北京兵变后,东交民巷的外国公使团果然迅速作出反应,他们以外国人也遭到抢劫为理由,在向袁世凯提出了强烈抗议的同时,还从天津等地调集卫队入京,以加强使馆区的巡逻警戒。

不仅如此,公使团还威胁说,如果中国不马上组建共和政府并恢复良好秩序的话,他们将调集更多兵力入京,大有重演当年“八国联军”侵华的架势。

谁是民国二年 北京兵变 的幕后指使人 竟不是袁世凯(谁是民国二年北京兵变)(2)

在简单告知了兵变的情况后,南方专使团便被袁世凯请回了六国饭店。

随后两天里,袁世凯也不再同他们会面,却不时派人将各地变乱的电报送给蔡元培等人阅看,其用意不说自明。

专使团看到各地电报报来的尽是些坏消息,而北京当地报纸舆论都纷纷要求袁世凯留在北京以安定民心,免得局势进一步恶化而导致外国势力进行干涉。

有的报纸甚至干脆指责是专使团的到来使得人心不稳,导致了兵变发生云云。

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蔡元培等人也觉得局势悲观,他们向南京发去一电,称:

“北京及天津等地兵变后,无政府状态为害甚大,外人也似有干涉之像。经专使团几次会议讨论,全体成员一致认为,不能不牺牲我等此次来京之目的,以保全垂危之大局。”

所谓“高手过招,高下立现”,在政治权术和经验上,当时南方革命党毕竟远不如袁世凯来得老道;而在政治、经济、军事的资源上,他们也远不如北洋势力,哪能像袁世凯一样呼风唤雨,收发自如。

情势压迫下,南京的孙中山、黄兴等人即使心有不甘,但也只能接受专使团的建议,放弃原来建都南京并坚持袁世凯来南京就职的主张。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身穿大礼服,在北京外交大楼中(即前清外务部公署)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是日,前清旧官僚们也都按前朝惯例,向新总统排班谒贺,就连蔡元培等人也不得不杂列其中,鞠躬相庆。

如此结局,倒像当时流传的一首民谣说的:“横商量,竖商量,摘下果子别人尝;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但话说回来,大势所趋,不让又能如何?(节选自金满楼:《武夫治国:北洋枭雄的发达往事》,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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