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粹是神经病！”梁仪忿忿地说，“事发后的第二天，我曾到区教育局去找我的一个老战友。他告诉我，徐虹从中学调到小学去任教，确实是出于她丈夫的原因。现在，他们己然发觉问题处理不妥了；但泼出去的水又难收回，即或是把她重新调回来，会更增加她思想上的疑虑。基于上述情况，这个月内局里将颁发给她模范教师的称号，表彰她勤勤恳恳的工作态度，在这种类型的教师中树个好典型。”
我的心略略轻松了些。但是，一想到朱师傅还在被拘留，刚刚露出的一线曙光，顿时被浓云遮蔽了。我说：“朱师傅怎么办？他硬是说都是他自己的责任！”
“先让他在那儿多受几天罪吧，好磨磨他身上的拗性！”
“最好的计策，是让徐虹出面。”我提议说，“她以被伤害者家属的身份，讲明小飞应负的责任，对朱师傅最有利。”
“你用不着多操心，我早就有主意了。现在，你给他送点生活用品去，这家伙已经几天没刷牙洗脸了。”梁仪龇牙一笑说，“我估摸着这家伙那张脸，恐怕比打锦州时那张烟熏火燎的脸还要难看了。走——”
朱雨顺住在车库旁边一间大约十平方的小屋子里。别看他平日不修边幅，室内被褥却叠放得十分整齐。墙上贴着一张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窰洞前头戴八角帽的半身像；相片下是一张国庆盛典时，孩子们摇曳着鲜花彩带，涌向天安门时的彩色张贴画。特别吸引我目光的是桌子上的一摞摞小人书，这些书画上包着红绿纸，上边系着纸绳；显然这些书画是刚从新华书店买来不久，还没来得及送到哪个幼儿园，不幸的事件就发生了。此刻，我好像对于小团儿、对朱师傅那双信赖的眼睛，有了深一点的理解，只是不知道这山区的小姑娘现在在想些什么？也许她每次把“天车”滑到大山的这一侧时，都要朝公路的汽车眺望，从川流不息的车辆中，寻找那辆美国吉普车。可是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她那位既陌生又熟悉的朱叔叔，现在正坐在拘留室的冷板凳上，等待着命运的宣判呢！如果小飞当真留下后遗症，或呆，或傻，或痴………小团儿就永远不会在那条崎岖的山路上看见朱叔叔了。那么留在小团儿心坎上的永远是期待，永远是个破碎了的美丽的梦了。
“申涛！你发什么愣？”梁仪一边拉出朱师傅床下的破木箱，一边扭头对我说，“快把毛巾、牙刷、牙膏找到，装到他那个背包里。”
“是”
我一边往背包中装着这些杂件，不禁心疼起朱师傅来了。按理说，他已经是扛枪多年的老革命了，这间屋子空荡荡的。一张床板和一张木桌是这间屋子的全部财物，而这上面都镶着’公物’字样的小铜牌，也许只有他的躯体、思想、灵魂，属于他自己所有吧！不，这只木箱可能也属于他——那是一个漆皮早己磨光了的破木箱子，上边根本没有装锁——破得也没法子装上锁。梁仪打开箱子的瞬间，我瞅了一眼，箱子里和室内一样空荡。
“瞧———”梁仪在呼唤我。
我俯身下去看着，这是从箱底一个小本本里，拿出来的一张已然褪了色的照片。由于年代久远，相纸已经发黄，上边发白的漪涟，似乎是水。不，可能是发咸的泪水滴落上去，留下来洇湿了的痕迹。照片上一个温顺中略带着点野气的村姑，手里牵着一个面孔甜甜的七、八岁的小女孩，正走上一条渡船。背景恍惚地能看见一条芦苇丛生的河流，和模模糊糊的远山。摄影的技术十分低劣，人、船、河、山似都在浓雾的包围之中，像是摄影师匆匆忙忙拍下的一张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