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博物馆展厅，第一眼就能看到中间支开的6块巨大透明布幔，上面分别记录了不同文明所阐述的对人的尊重。第一块布幔上写着犹太先知摩西的“爱人如己”。第二块来自中国儒家的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第三块是古印度阿育王在他国内四处竖立石柱、谴责战争暴力的故事。第四块来自《马太福音》，耶稣说：“我饿了，你给我吃，渴了，你给我喝，我坐牢，你们来探视我。”最后一块布幔上介绍了18世纪针对战争人道化的卡特尔条约。
“每一种文化、每一个国家都存在人道主义意识的萌生，所以每当自然灾害或者战争发生，总会有人冒着危险去帮助邻居和素不相识的人。亨利•杜南是这种普世思想的传递者，他的伟大在于他看到了一种重要性，即把个人和团队的施德行善扩展成为人道使命，并将它转化为持续行动的能力。”皮埃尔对我说，他认为，这就是杜南对全球人道主义运动最大的贡献。“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共有42个国家的红会在开展工作。现在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在全球约80个国家设有代表处和任务团，针对具体所在国的局势和需求开展系列活动。目前我们整个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由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红十字会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以及国家红会组成。”
1862年在回忆录中，杜南对个人的施德行善已经写下反思：“面对这样重大的紧急情况，那些处于一盘散沙状态中的热心人能做些什么呢？一个星期后，布列西亚人施德行善的热情就开始冷却下来。除了一些最令人敬佩的人，其他的人渐渐地变得厌倦了。”他意识到，持续行动的能力必须由一个不可侵犯的公约批准，一旦这些国际准则被同意并认可，就可能构成欧洲各个国家伤员救护协会的依据。1864年10月26日，在杜南“五人委员会”的邀请下，16个国家和4所慈善机构派代表出席了在日内瓦召开的国际大会，在这次大会上，白底红十字被采纳为伤兵救护协会的特殊标志，红十字由此产生。1864年瑞士政府在日内瓦召开外交会议，12国政府代表通过了第一条国际人道法条约——《改善战地武装部队伤者境遇的日内瓦条约》。根据“日内瓦公约”规定，红十字标志和理念获得国际承认，在冲突期间必须得到尊重和保护。1876年，奥斯曼帝国决定使用红新月标志来代替红十字标志，认为这更符合他们的文化，几个国家也相继效仿，到1929年，红新月标志获得正式承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被关押在霍尔茨明登集中营的波兰儿童。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接踵而来的是大流行病“西班牙流感”，死亡人数超过4年战争中死亡人数的总和。为了照顾流离失所的难民、对抗饥荒和传染病、重建医疗卫生服务，1919年五国红会决定建立一个联盟——“红十字与红新月会国际联合会”（IFRC）来协调彼此工作。现任IFRC副秘书长的伊布拉海姆•奥斯曼（IbrahimOsman）接受我采访时，强调了国际联合会在和平时期所发挥的作用以及志愿者的持续行动能力：“国际联合会成立90年来，我们的各国红会成员已经从当年的5个发展到186个，从10万志愿者到1亿志愿者。现在我们的主要工作是在和平时期利用庞大的志愿者网络来支持国际红会运动。”奥斯曼说，按照他们专家的评估，世界有一半人口属于“脆弱人群”，总数大约为30亿人左右，“脆弱人群的数量如此之大，我们必须随时做好准备，减少危机对生活的破坏性影响，这也是应对人道危机的一部分。在这场新的人道主义运动中，国际联合会的重点就是防灾、备灾，拯救生命”。根据国际联合会卫生部长多米尼克•普拉普兰（DominiquePraplan）向我提供的数据：全球有10亿人没有洁净水可供饮用，26亿人缺少符合标准的卫生设施，每年有400万人因为水的问题死亡，“我们目前正在22个国家开展洁净水工作”。
走进国际联合会行动支持部部长彼得•里斯（PeterRees）的办公室，这位专家正在查看地图，头也不抬地告诉我：“我正在研究赞比亚的水灾情况。你看，安哥拉也在发水灾，监测仪器告诉我，未来几天这个地区就会出现问题。”他的工作重点是预警和监测，“从1975年到现在，虽然灾难导致的全球死亡人数减少了，但是灾难数量增加了，受伤人数也增加了。过去5年全球水灾和流行病的曲线图变得很突出。有了气候变暖这个前提，预警工作显得更加重要。”里斯说，国际联合会还设有一个紧急款项基金，如果某个国家红会需要资金援助，他们可以调动资金在20分钟内送达。
本文转自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东亚地区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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