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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保卫战电视剧
我和名流老夫的婚姻走向迷茫
老夫少妻走向迷茫,他们的婚姻走向何方?这是一个难解的“千千结”,令多少人思断愁肠!
我结识了比我大36岁的秋鸿教授1988年,我在上海读研究生,当年我二十五岁,在学业上可以说是一帆风顺,在我所在的大学也算得上是佼佼者。就在这一年,我结识了比我大三十六岁的知名教授———暂且称他秋鸿先生吧。
秋鸿先生曾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早年投身革命,后来又到苏联留学,回国后先后在大学和文化界做领导工作;同时他又是个学者,几十年来写了十几本书。1987年,他从一个重要的岗位上退下来,回到他早先呆过的这所大学作教授。
秋鸿先生的名字我早就知道,那还是刚进大学时从图书馆的一本理论刊物上读到的,他的文章写得既严谨又风趣诙谐,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上他的第一堂课我很激动。他穿着笔挺的西装,系着猩红色的领带,尽管满头银发,但十分有风度。而听他的课更是一种享受了,他的嗓音很好,阐述论点简明扼要,语言表达非常清晰,透着一股睿智的魅力。那时我与他没有什么往来,他是名人、教授,我不过是个普通的研究生。他并不是我的导师,除却上课,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单独接触的机会。但我很希望引起他的注意并被他欣赏,于是,每次在他授课之后,我总要提出些问题。他是个喜欢挑战的老头,问题提得越怪僻越尖刻他越有兴致。我真的觉得他并不老,他思维敏捷,言语犀利,令人敬佩。
那是在1988年春天的时候,我很犹豫地给他家拨通了电话,打算为我的一篇准备在学报上发表的论文向他请教。电话里传来一个老太太的声音,她说:“秋鸿正在午睡。”我很不好意思。我说:“那就不打扰秋鸿先生了。”老太太很和气地说:“不要紧,你要是有事现在可以过来,他差不多也该醒了。”我想,这位老太太大概就是他的夫人吧。大约一小时后我来到他家,秋鸿先生已在客厅里等我,他依然西装革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我说明来意,把论文底稿拿给他看,这时我仍是局促的。那位慈祥的老太太走过来为我倒茶,秋鸿先生正在看稿,顺口说:“妈,你别忙了,去休息吧。”我大吃一惊,这时才弄明白,她原来是他的母亲。
那天秋鸿先生的兴致很好,给我的论文提过意见之后,我们很随便地聊了一下午,很自然地就谈到了他的家庭和他过去的故事。原来他曾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是在苏联留学时,他与一位中国同学相爱,并且很快结婚,婚后才知道,他的新婚妻子已经怀上了他人的孩子。一年后他们离异了,孩子竟留给了秋鸿———可见他是个多么宽厚善良的人。第二次婚姻是在五十年代,那时他已经回国,在一次与某剧团联欢时,结识了一位女演员。他一见钟情,很快堕入情网,开始了顽强地追逐战。三个月后他成功了,与这位女演员建立了家庭,婚后生下一子一女。文革之中,秋鸿先生受到了冲击,进了牛棚,后来又发配到干校,秋鸿先生的第二任妻子迫于当时的政治压力也与他离了婚。孩子判给了他们的母亲,但在秋鸿先生被落实政策后,他们又回到他身边,现在两个孩子已远去美国,另一个也早已成家住在外面,家中只有秋鸿先生和他八十岁的老母亲相依为命。
那天我所受到的心理冲击是非常大的,以至于久久不能忘怀。我第一次把我崇拜的老师看成了一个人,一个有着坎坷经历的普通人。我很同情他,在他讲述他过去的故事的时候,我甚至很感动。爱情战胜了年龄的差异从那天起,我和秋鸿先生的往来骤然增多了。差不多每周我总要跑他家一两次,有时还在他家吃饭。但我们的关系乃至我们间的感情,始终没有超过师生。我喜欢听他讲话,他也喜欢我这个单独的听众,即使讲上半天,也没有乏味感。
不知不觉中,我们成了朋友,很有点忘年交的意思。我也随便了许多,时而也能提出些尖锐的问题。他总是大笑,笑过之后夸我聪明。
渐渐,我就感觉自己不对劲了,只要几天不去他家我会觉得无所适从,心里觉得慌,再见到秋鸿先生时他也会抱怨我:“忙什么事情,怎么没过来了呀?”我没谈过恋爱,上大学乃至读研究生把时间都用在了学习上,对情感上的事还一无所知。但我觉得我是在变化了,因为每次与他见面,我越来越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冲击,乃至心里都会颤抖。我喜欢他的音容笑貌,喜欢他的一举一动。我并不觉得他老,他看上去越来越年轻,有时甚至觉得他像个顽童。
真正意识到要去思考恋爱和婚姻的事情时,我还是被自己的想法吓了一大跳。我惶恐不安,独自躺在床上反复想:我是爱上他了吗?一个比我大三十六岁的老人,他可以做我的父亲啊!我要嫁给他,我的父母会怎样想?同学们会怎样想?我所有的亲戚朋友又会怎样想?那时我想得很苦,夜里辗转反侧,经常失眠,身体也渐渐消瘦下来。
其实我的一切变化都没逃过秋鸿先生的眼睛,而且,他如同我一样,也有对我的欣赏、好感、喜欢,发展到依恋———想逃脱也逃脱不掉。在爱情这条路上,是只有感情的深度,而没有年龄的界限的,任何人都会陷落,老年人陷落进去,比年轻人更不能自拔。我们像捉迷藏,说话绕来绕去,都是试探,谁也不肯轻易地把真话说出来。这实在是不好张口的。直到那一个晚上———我被秋鸿先生约过去吃晚饭。到了家里才知道秋鸿先生的老母亲不在,她被孙子接过去住几天。于是,家里就只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可能是心情紧张的缘故,我觉得这天与哪天都不一样。秋鸿先生的话很少,不时用一种异样的目光注视我。我的心忐忑不安,总觉得有什么事情要发生。果然,秋鸿先生走到我面前,我下意识地站起,傻愣愣地望着他。仅仅只有几秒钟时间,我的手便被他攥在了手心,我感觉到他的手颤巍巍的……我们的事情很快在学校传开,闻者大都惊讶不已。摇头反对的也不少,特别是我的一些要好的朋友。与我同宿舍三年的女友张雪极力为我辩护说,这绝对是传言,我和秋鸿先生绝对是正常的师生关系。并且,她还要拉着我到同学们面前去澄清。我却平静地告诉她:这一切都是真的。她顿时睁大了眼睛:“你是不是疯了?”我说:“爱情可以战胜死亡,难道不能战胜年龄的差异?!”那天我们话不投机,闹得不欢而散。
更困难的是我的家庭。我无法把详情告诉父母,写信时只说我在上海找了男友,准备毕业前结婚。家里几次来信,催要秋鸿的照片,我含混了过去。1988年7月,就在我毕业的前夕,我毅然走进了秋鸿先生家里。
金色的光环绕在了婚后的日子。
我始料不及的是,这场婚姻带给我的东西远比婚姻本身要多得多:由于我与秋鸿结婚,毕业后几乎没费多少力气就留在了上海,并被分配到一家不错的文化单位;我有了自己的家———一套年轻人无法企及的住宅;在物质上我一下子就“富有”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大截;我并没有经历一个艰苦的自我奋斗的过程,在事业上便“突飞猛进”:我撰写的文章经秋鸿“斧正”,很快就发表了。再后来秋鸿写文章经常在署名时带上我的名字。有不少报刊编辑来家里组稿,不仅对秋鸿诚惶诚恐,对我也是尊敬有加,一口一个“师母”,弄得我无所适从。不到两年时间,我已出版了两本书。一本专业方面的论文集,一本散文集。因为秋鸿是知名人士,我无论在社交上,还是在做事上,都获得了许多便利。毕业三年了,我从未参加过同学们的各种形式的聚会。但有一次,我却主动邀请留在上海的同学到我家一聚。同学们一踏进家门,无不表示惊叹———我们居住的是四室二厅,而我的同学有不少至今仍住在集体宿舍,即使有家也是几口人挤住在一间小房子里。相比之下我的条件太优越了,同学们都啧啧称羡,我却说:“你们不知道,大也有大的难处,这么多房间打扫起来可是麻烦得很呢。”想不到我的这句话竟使同学们的脸沉了下来。
婚后相当一段时间,我与秋鸿的感情很好———尽管开始时我对这样的新生活准备不足,心理上不太适应。我是爱他的,秋鸿也很爱我。爱是沟通我们的桥梁,爱也填平了我们间的沟壑。他在各方面对我的帮助都很大,他不仅是我的丈夫,同时又是我的一座活的知识宝库,查阅他,应有尽有,而且永远不会枯竭。那时我很自豪。
灰褐色的尴尬在我们的生活中渐渐滋生。
我的家在山西一个偏远的小县城里,我与秋鸿结婚几年,始终没有回家看看,也没给家里寄过我们两人的合影。书信往来是有的,不仅我写,时而他也写。我的父母多次催促我们回家过一次春节,我也一直同秋鸿商量,每次都是要动身时,他又推掉了。1992年春节前夕,父母来信说我的大弟弟要结婚,希望我们能回去一下,这次秋鸿才下了决心:“好,老夫子怎么也得见见丈人丈母娘埃”本来我们是悄悄动身的,不知为何消息给县政府知道了,一下火车就安排了人员接站,一直把我们拉到县政府招待所。随后,县委宣传部、文化局等单位安排了一系列活动。直到第三天我们才得以回家。
我预想过我父母的老脑筋,跟家里还是下过“毛毛雨”的,告诉他们我丈夫的年龄要比我大得多,是一位很有名望的学者。即使如此,我的父母也没想到我会带一个比他们还要年长的满头白发的丈夫来。见过面,我父亲的脸色就变得很难看,坐在那里一言不发。我母亲虽然还支应了几句,很快就沉默下来。我想方设法努力扭转这局面,结果还是冷了常家里本来是准备好招待我们在家吃饭的,鱼肉也都买好。可我父亲把我叫到外边,居然对我说:“你带他走吧,不要再来咱家,叫邻居看见,笑话死咱家。”我不知如何是好,那天晚上饭也没吃,我们灰溜溜地回到招待所。秋鸿是敏感的,他已经感觉到我的父母不接受他。他与他们也格格不入。我心里很难受,两边都是我的亲人,我不知如何是好,情绪糟透了。几天之后便是我弟弟的喜日,我只有撇下秋鸿独自回去了。看见全家人一派喜气洋洋,我趁机提出:“再有几天就是大年三十,能否让秋鸿回来团个圆?”父母的脸一下子拉长了。
大年三十的晚上我哭得十分伤心,外边的鞭炮很热闹,我却觉得从没这样寂寞过。秋鸿的心情也不好,人仿佛苍老了许多。返程时,我们一路默默无言。自从生活向我们投下第一道阴影后,我们的心情都变得微妙起来。特别是我,许多事情都喜欢从负面去考虑了。客观地说秋鸿的确给过我事业上很多帮助,但,我毕竟是一个有着文学理论专业的硕士生,在很多方面有我独立的思考,可是我的这些独立思考出来的成果,总给人一种怀疑:这是你写的吗?而且在很多人眼里,我只不过是秋鸿夫人,是他的一个附庸,他们张口就说,这是秋鸿夫人的来稿,那是秋鸿夫人的文章———连我的名字也不愿提到。渐渐地,我感到了一种不公平,我甚至隐隐觉得,我丈夫带给我的,除了荣誉,更多的是难以言表的东西,而这种东西却越来越令我伤悲了。
这还不算,我们间的差异和不适应一而再再而三地表现出来。冲突最激烈的一次是要不要孩子。我当然很希望有个孩子,我婉转地向他提出,他婉转地拒绝了我,理由很简单,他已经有了三个孩子,而且他已老了,很快就要过六十六岁生日了。我说我完全有能力自己担当起抚养孩子的责任,并且在未征询他同意的情况下,偷偷怀了孕。他知道后跟我大发了一通脾气。
当然,生育问题不仅是我们两个人的事,还牵扯到国家的政策。单位管计划生育的同志找上门来,说秋鸿已有三个孩子,我不符合再生育的条件。我当时很固执,因我已经怀孕,我坚持要把孩子生下来。单位的人几乎每天都要找我谈话,同时做秋鸿的工作,要他保持老同志的晚节。那段时间,秋鸿常对我粗暴地训斥,我无法再坚持了,在我妊娠第五个月时,不得不到医院做了引产,是个男婴,我当场就晕倒在手术台上。
不再相爱了又能怎样呢。
八年婚姻,作为女人,我一天天成熟起来,可秋鸿在一天天地走向衰老。眼看他就七十岁了,他的内心并不服老,或许是惧怕衰老,总之他处处把自己打扮得很年轻。他每周都要染头发,最喜欢穿的是足球衫和跑鞋。有一次我同他一道去商场,他为了显示自己还充满活力,不乘电梯,硬要从楼梯跑上去,结果因体力不支,摔倒了,右腿骨折,在床上躺了半年多才能下地。
在生活上他越来越需要我照顾,我更多的时候是充任保姆的角色。我从小就是个“书呆子”,不善理家务,一切都得重新学习。我不仅要照顾秋鸿,还要照顾他那近九十高龄的老母。
我们间的夫妻生活已经少得可怜,即使这样,我仍是可以忍受的,我所不能容忍的是他的多疑。有—次和同事一起下班,走到繁华的霞飞路上,突然同事指着一件款式新颖、色彩鲜艳的衣服对我说:依依,这件衣服挺适合你的,买下吧。我微笑着摇摇头。想不到那位店铺小姐马上缠着我不放,一个劲地说好看。最后同事说:你看你才三十出头,穿得像大妈似的,买下!于是,这件玫瑰红的风衣,伴着我回了家。秋鸿一见皱起眉头满脸不高兴。这件鲜亮的衣服至今还躺在衣柜里。我不得不承认,和一个老人在一起生活,我的心也陪着一天天老了。
说实在的,为了他,我平常很少参加社交活动,尤其是在晚间。偶尔出去了—次,参加朋友的聚会,他总要事先为我规定回家的时间。倘若晚了,他要求我按照时间顺序一点一点地说清我每五分钟都在做什么。我烦了,我不愿说,他则大发雷霆,说:“跟男人在一起,五分钟内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我听了非常难过,这还叫夫妻吗?连起码的信任都没有,而且,这已经不顾及我的人格了。如今,我们之间已经没有了当年的感觉,没有了争论和交流,没有了机敏诙谐的对话———实际上,我们之间已经死气沉沉,可我还要常常做出另一副样子,就像当年不敢面对爱的真实一样,今天又不敢面对另一种真实———我们已经不再相爱了。
可是不相爱了又能怎么样呢?当初的路不是我自己选择的吗?既然选择了那就得走下去,否则,人们会骂我不道德,会说我当年是为了一己私利,为了留大上海,为了一步登天;而今天用不着了,就想一脚把他踢开,会说我是个蛇蝎般的女人,或许还有更难听的话在等着我。那些熟悉我的人即使对我有一些同情,也会嘲笑我所走过的道路,嘲笑我当年的得意,嘲笑我今天的境遇,嘲笑我的报应……我的心情在矛盾中变得越来越恶劣。我真不知道我脚下的路该怎么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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