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民族来说，恐怕擤吐文化，即随地乱擤鼻涕和乱吐痰是最不文明、最不卫生的标志之一。
据说当年在一艘外国客轮上，孙中山先生亲眼见到一个留有长辫子的同胞把一口浓浓的黄痰吐在红地毯上，对此他感叹不已，后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用以启发民众的文明意识。然而直到100多年后的今天，辫子早已随满清帝国的崩溃而无影无踪，而曾有辫子人们的后代却将随地吐痰的陋习代代相传，不用说农村和小城镇，就连大都市，甚至连共和国的首都也不例外。
中国科普事业的先驱和奠基人、著名公共卫生科学家高士其先生于1930年从美国学成回国时，面对中国瘟疫蔓延、疾病流行的严酷现状和国人随地吐痰的陋习，感到十分震惊。后来，他在科普文章中写道：“每24小时之内，一个肺痨病颇深的人，口里所放出的结核杆菌，共有15亿到40亿之多，含有肺病病毒的痰和灰尘相伴，等到干了随风飞扬，到处传染。于是马路上、弄堂里、电车、火车上、戏院菜馆里……一切公共场所都有了这些结核杆菌的灰尘。人们回来的时候，便不知不觉地把这些痨病菌存在衣边鞋底，带到家里。真是一痰之微，不知害人多少呀。……不吐痰可以减少疾病传播是铁一样的事实。你们不随地吐痰至少可以救你们的家人、亲戚、朋友、邻居，避免他们患病的危险，如果中国人能个个革除吐痰的恶习，疾病就可以大大地减少，病的负担一除，穷的负担就可减轻，民族的康健复兴，国民的经济能力也就增进了。……罗马之亡，亡于疟疾，中国若亡，恐怕还是亡于肺痨病，更简单地说，亡于痰。”
20世纪50年代，高士其先生还在自己创作的《随地吐痰坏习惯》诗中这样写道：“在人体排泄物里，痰是最危险的东西，它隐藏着无数细菌，都是疾病的元凶。要向人人宣传，不要随地吐痰。”在临终前的最后一篇叫做《痰》的科普文章中，高士其仍向民众大声疾呼：“一定要把痰吐在痰盂和手帕里，这一社会公德是为了避免病菌在广阔的空间漫游，产生更多进入人体的机会。”
有国内朋友谈到一个故事：办公室门口的角落里永远有擦不尽的黏痰，人们为此大为恼火，常破口大骂，但无济于事。后来人们终于发现，那一堆永远存在的痰的制造者就是那个天天也跟着人们一起大骂的白面书生，学中文的，后来一直担任领导工作。 甚至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如此，那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近日，北京市发出“争做文明健康好市民倡议书”，其中一条是“不随地吐痰”。前不久，这一要求也被写进国家卫健委编制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不同风险人群防护指南》。随地吐痰是社会顽疾之一，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再次发出“不随地吐痰”的呼吁，既是出于防疫的迫切需要，也符合文明素养的长期要求。随地吐痰，可以说司空见惯。即使在疫情之下，戴着口罩，很多人还是吐痰不已。调查发现，公交站台、室外吸烟区等公共区域，都是随地吐痰的重灾区，虽然垃圾箱就在眼前，但仍挡不住有人随地吐痰，而且还专门吐在垃圾桶周围。很多痰迹因为“年代久远”且重复叠加，已经在地面上形成黑色痕迹；更令人气愤的是，超市、地铁车厢里，都有人公然吐痰。
随地吐痰不文明，道理无需再说；随地吐痰危害巨大，可能有人不在意。据疾控专家介绍，很多飞沫传染的呼吸系统疾病，通过痰液都可能传播，特别是患者吐痰危害更大。令人遗憾的是，“不随地吐痰”已经倡议了几十年，收效甚微。一代又一代的小学生，都背诵过包含“勤洗手、不吐痰”等内容的文明守则，但仍旧还是可以看到各个年龄段的人，在不同场合做着相同的“嗽嗓子、吐痰”的系列动作。除了反复倡议，各地也都有相应的法律法规明令禁止。2019年11月25日，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审议《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草案)》，其中明确规定：在公共场所随地吐痰、便溺，乱扔垃圾等行为，最高可处500元罚款。由于这一恶习太过普遍，取证难，执法难，所以，执行结果都不太乐观。有些人根本不觉得有什么错，有些人觉得法不责众，还有人因吐痰被保洁人员批评之后，竟然恼羞成怒，大打出手。
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需要培养，甚至需要约束。社会倡导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需要刚性执法，像治理公共场所吸烟一样治理随地吐痰。该罚就罚，理直气壮地罚，在公共场所抓一些典型人物，顶格处理，形成人人不敢吐痰不愿吐痰的气候。任何一种习惯、一种社会氛围的养成，都需要持之以恒，既需要每个人的自我约束，更需要明确社会价值取向和完善的法规制度。只有人人都把随地吐痰当做一种没素质、不文明的行为加以唾弃，才会倒逼某些积习难改之人，因为受不了他人鄙夷的目光，慑于法律法规的惩处，而纠正自己的行为。改掉随地吐痰的恶习，眼下是防疫工作的刚需，是切断病毒的传播渠道；等疫情结束，必须维护胜利果实，不随地吐痰的习惯应该一直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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