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法律的基本原则是：为人诚实，不损害他人，给予每个人他应得的部分——查士丁尼
犯罪悬疑片《隧道尽头》讲述了车祸瘫痪失去妻儿的电脑工程师华金，终日独自在家失去经济来源。为了摆脱债务，将房子租给一对陌生的母女波塔和贝蒂，打破了他平静的生活，在自己家的地下室无意发现了一桩蓄谋已久的银行偷窃事件。
1、欲望背后人性的较量
华金的“残疾”设定下是一个洞察力惊人，行动力臂力惊人的高智程序员。丧妻失子的悲痛过往，使得华金在波塔母子出现之前，过着寡淡无趣的生活。无欲无求的华金唯一的愿望，就是留下曾经一家人生活过的房子，房子成为了华金的生活的寄托。
波塔出现后，华金的臆梦可见他波澜不惊的生活有了起伏，波塔曼妙的身体成为了影片中欲的象征。华金的力比多成为了影片中，解释华金选择盗窃的唯一动机，被压抑的自我欲望转化为一种模糊的冲动，想要做出什么来证明自己的欲望，从而获得年轻貌美的波塔的臣服和依赖，证明自己比加莱雷托更加的有能力给母女二人提供生活的保障。
相比而言，加莱雷托恋童癖的欲念，和对金钱的贪婪更为直白明确。波塔这个人物的动机在于为了找到一个可以信任，保证自己和女儿贝蒂有生存环境的男人，波塔的出发点在于找一个男人和自己捆绑，主动生活在男权话语下被照顾和顺从听话。
影片从波塔的出现，进入华金的家中展开了故事，华金与波塔的关系多次反转，华金与波塔从普通租户关系，到二人有好感流动，窃听发现波塔是盗窃犯头目的女友后，对波塔防备不信任到强行控制波塔，最后与波塔共情站在一条线上。
在加莱雷托与波塔的关系被华金撞破之前，波塔表现出来的是一个积极向上、活泼开朗、勤快充满善意的形象，独自带着一个八岁的小女儿贝蒂，靠这份工作养活着二人。影片给波塔设定了脱衣舞娘的工作，在社会中处于底层低俗的职业身份，职业的争议性成为影片中一个悬念的存在。脱衣舞娘工作独自拉扯孩子的年轻女人，在得知了单身残疾男人有一栋价值几百万的房产之后，波塔热情主动的与华金聊天，给华金准备生日的惊喜，跳艳舞讨得华金欢心拉近二人的距离。波塔的行为带有明显的目的指向，二人是否会产生关系的变质，是影片通过一些巧妙的细节所引发的联想。
抛开波塔“主动”的表象，主动背后的目的指向是影片的重要的转折，是故事情节的另一个隐藏副本一般的存在。波塔独立、主动的背后，是被加莱雷托控制的客体身份。在加莱雷托的暴戾和强势的压迫下，波塔独自一人的脆弱无助、敏感失控凸显，与为了孩子的坚强与反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而看似为母则刚的背后，波塔作为女性的形象，不断在愚和勇之间摇摆不定，女性的不确定性与不稳定性，成为了影片里决定影响男性的重要指针。波塔出现在隧道地下室的“坏事”行为，加莱雷托一行人伪装警察直接进入华金家中，加莱雷托与华金的生死悬殊的紧张对话中，贝蒂的突然出现成为了华金谎言的漏洞。影片中仅有出场的两个女性，在影片中是“失智”地被观看对象，成为男性权威下无处藏身的存在。
2、悬疑设定下的逻辑悖论
影片中隧道、地下室、窃听、偷窥以及紧张的人物关系，构成了影片的悬念所在。加莱雷托出场之后，故事走向从一个单身独居男人和带女儿的性感舞娘的暧昧关系，直接跳到另一个盗窃的故事情节中。盗窃情节基础上放大，直指警匪一家的黑暗腐败的社会现象，最终小人物凭借高智商和果敢冷静，打破了复杂社会“灰色地带”的平衡，将丑陋公开。
而华金破坏盗窃团伙的阴谋，正义打击犯罪的背后，并不能站在法律和正义的高度去评价华金的“黑吃黑”行为。华金选择在加莱雷托等人进入银行之前，故意打开警察长所交代的不能动的保险箱，只拿走里面的钱。这背后充斥着一种黑色幽默的嘲讽，对盗窃团伙恶势力愚蠢的嘲弄，对自以为聪明的警察长的挑衅。
从这一角度来看，华金的人物性格有着一种反社会的扭曲，选择“黑吃黑”背后的本质，是华金对自身遭遇意外，全家外出旅游发生车祸的难以释怀，对命运不公的忿忿不平与泄愤报复。最终披着善意的外衣，为了拯救被侵犯的女孩贝蒂，还蒙在鼓子里的波塔一个公道的逻辑，从伦理层面讲并不能站住脚。
影片在揭示人物关系和揭示人物动机上，有些无法解释的矛盾点。华金对贝蒂的上心关注，为了近一步观察贝蒂自闭不说话，给狗的项圈里安装了监听设备。贝蒂深夜在华金睡着之后，来到华金的床前也有着一定的性暗示。监听得知贝蒂被恋童癖的加莱雷托侵害，告知波塔以后，影片在波塔的愤恨痛哭和伤心欲裂中，淡化了华金对贝蒂异常在意，监听贝蒂说话的动机。
3、总结
影片的悬念设定较为突出但逻辑难以自洽，无法仔细推敲影片背后更为深刻的涵义，让影片的高度止步于悬疑片的噱头和紧张情绪。影片开始设定是华金与波塔的感情线隐喻走向，二人的关系发展过程中，华金用他的不容拒绝的关心和“为我们好”的说辞，强势替波塔做出来决定，使得波塔不得不与他的未来捆绑。影片的结尾的指向，华金与波塔结合成为一个新的家庭，离开了这个房子，开始了三口之家的新生活。一个看似明媚美好的未来走向，实则暗藏汹涌和矛盾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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