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以韩愈为首，不仅仅是考虑其文学成就——事实上苏轼、欧阳修的成就不在韩愈之下——更多是时间顺序上的考虑。
当然这个时间顺序上的考虑，也并不是指韩愈是古文运动的第一个发起人或者说提倡者，而是指韩愈是这场长达数百年的运动中第一个摘取胜利果实之人。
所谓古文运动，并非仅仅是文风上的复古，更是带有政治性的儒学复古。在韩愈之前，已经有不少地位比他更高、权力比他更大的人尝试失败了。
唐宋八大家
宇文泰：自今文章皆依此第一个尝试的人是西魏权臣、北周王朝之奠基者宇文泰。
作为西魏的实际掌权者，宇文泰对魏晋以来的浮华文风及其背后的清谈尚玄风气十分反感。于是在大统十一年，他借着西魏文帝拜祭家庙的机会，命苏绰写了一篇十分质朴的颂文《大诰》。随后，他向文武百官宣示，以后大家写文章都要按照这个风格来。
晋氏以来，文章竞为浮华，魏丞相泰欲革其弊。六月，丁巳，魏主飨太庙。泰命大行台度支尚书、领著作苏绰作《大诰》，宣示群臣，戒以政事；仍命“自今文章皆依此体。”
——《资治通鉴·梁纪十五》
那么苏绰所作《大诰》，是什么样的风格呢？如下：
其词曰：惟中兴十有一年，仲夏，庶邦百辟，咸会于王庭。柱国泰洎群公列将，罔不来朝。时乃大稽百宪，敷于庶邦，用绥我王度。皇帝曰 ：“昔尧命羲和，允厘百工。舜命九官，庶绩咸熙。 武丁命说，克号高宗。时惟休哉，朕其钦若。格尔有位，胥暨我太祖之庭，朕将丕命女以厥官。
——《周书·苏绰传》
这文风倒是不浮华了，但也太不接地气了，没几个人能看懂!事实上苏绰这篇文章，模仿的是《尚书》的文笔。《尚书》在儒家五经中以文笔晦涩著称，即便是古人，没有足够的文化功底，也是写不出这种体裁的。
因为层次太高，受众太小，宇文泰的复古尝试，失败了。
尚书
杨坚：天下文章宜实录第二个尝试的人，是结束南北朝乱世的隋朝开国皇帝杨坚。
开皇四年，他下诏书要求天下一切公私文字，都要“实录”，就是实实在在讲事情，别整虚头巴脑的玩意儿。
当时有个当官的叫司马幼之，因为写的奏折文辞过于浮华而被杨坚治罪。又有御史李谔上书皇帝，大意是说：曹操、曹丕、曹睿祖孙三代崇尚文辞，忽略君王的大道，而喜欢雕虫小技，天下人效仿而成风俗（曹操：这锅我背？）。现在的人崇尚简傲清虚，却把儒学当成过时和笨拙的。请求考察各地官吏是否遵从诏书（指杨坚要求天下文字实录的诏书），不称职的就要惩罚他们。杨坚十分赞同，把李谔的奏折发给全国各地的官员看。
隋主不喜词华，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治书侍御史赵郡李谔亦以当时属文，体尚轻薄。上书曰：“魏之三祖，崇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艺。下之从上，遂成风俗。……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今朝廷虽有是诏，如闻外州远县，仍踵弊风……盖由刺史、县令未遵风教。请普加采察，送台推劾。”又上言：“士大夫矜伐干进，无复廉耻，乞明加罪黜，以惩风轨。”诏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四方。
——《资治通鉴·陈纪十》
杨坚可以惩罚文章浮华的官员，也可以下诏书要求全国的人都要实实在在写文章。但他本人并不是文学家，也没有得力的手下可以创造出一种新文体。
光靠行政力量，皇帝也无法改变魏晋以来传承数百年的浮华文风。所以，杨坚的尝试也失败了。
隋文帝杨坚
王勃：文章本应明大义初唐以来，想要改革文章风气的人不少，最有名气的是初唐四杰之一的王勃。
王勃给吏部侍郎裴行检上书，大意是说：写文章的原理很难，但总是以宣扬大义、教化习俗为主。假如只注重文风的浮华，国家就会动乱。现在天下文章，都已经衰败了，国家正在千年一遇的时期，应该改革文风恢复历代帝王的大业。
夫文章之道，自古称难。圣人以开物成务，君子以立言见志。遗雅背训，孟子不为；劝百讽一，扬雄所耻。苟非可以甄明大义，矫正末流，俗化资以兴衰，国家由其轻重，古人未尝留心也……天下之文，靡不坏矣。国家应千载之期，恢百王之业，天地静默，阴阳顺序。
——《上吏部裴侍郎启》
王勃敏锐地认识到，新的盛世即将来临，数百年乱世中形成的浮华文风也应该应时而变，但他依然无法找到好的变革方法。
事实上王勃本人就是一代骈文大家，一篇《滕王阁序》惊艳千古，就连这篇提倡改革文风的《上吏部裴侍郎启》，其实也是一篇优秀骈文。
让一个优秀的作家去改变自己最擅长的风格，这也是难为王勃了。
王勃《滕王阁序》
韩愈：文起八代之衰在王勃之后，又有萧颖士、独孤及、柳冕等人等人抨击浮华文风，尝试散文写作，但都没有取得可观的成果，直到一个人的出现。
没错，这个人就是“八大家之首”——韩愈。这个“首”，不是说他是第一个尝试改革文风的人，而是说他是第一个在改革文风上取得胜利果实的人。
韩愈
韩愈的成功，既有时代的因素，也有个人的原因。
从时代上讲，一方面，魏晋以来的清谈浮华风气，经过盛唐的洗礼已被彻底涤清。骈文这种体裁已经逐步走入死胡同，时代在呼唤一种新的文风。
另一方面，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削弱了唐王朝的统治力，佛教盛行让政府的财政日渐紧张，有识之士都认识到可以依靠宣扬儒家正统来进行政治改革。打击浮华文风、提倡先秦散文，正可以从文学上和这种改革形成呼应。
从个人上讲，韩愈本人是文学上的不世奇才，他并没有像苏绰这样一味地模仿先秦文章。他的“古文”，其实是一种散句单行，活泼自由的新文体，形式多样，内容丰富，论文杂说、书信题记、碑志祭文，不一而足，完全突破了先秦散文的形式范畴。
例如他所作《毛颖传》，用传记的形式写了毛笔的一生，表面上是传记，实际上是寓言，初看是说毛笔，其实是写自己，这种文章形式在当时是绝对的创新。
正是凭借这种以复古为外衣，以创新为生命力的新文体，加上韩愈自己的文坛地位和卓越才华，经过多年的努力疾呼，韩愈终于让散文压倒骈文，成为中唐以后的主流文体。
所以，后世苏东坡称他是“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明清以来，人们以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韩愈是当之无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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