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东莞时间网-i东莞出示健康码、防疫行程卡，再在手机上填一张流调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老年人因为不会这些操作或没有智能手机而被挡在医院门外，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数字生活与智慧城市?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数字生活与智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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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示健康码、防疫行程卡，再在手机上填一张流调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一些老年人因为不会这些操作或没有智能手机而被挡在医院门外。
何止老年人？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截至2020年6月，我国非网民规模为4.63亿。报告呼吁，在关注网民规模增长的同时，仍需要对非网民群体予以重视。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远离互联网不仅使得非网民群体无法获取到更及时有效的防疫信息，更是无法享受到互联网带来的出行、购物等服务便利。
1990年，学者托夫勒提出了“数字鸿沟”的概念，在今天，这一概念尤其具有深厚的社会意义和经济含义。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是指在全球数字化进程中，不同国家、地区、行业、企业、社区之间，由于对信息、网络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而造成的信息落差及贫富进一步两极分化的趋势。
不久前，东莞市荣获“2020中国领军智慧城市”称号，意味着东莞在智慧城市领域内的成果已经获得了业内的广泛认可，走在国内政府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前列。那么，在“数字鸿沟”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东莞要如何做才能消减“数字鸿沟”，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本期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常务副院长漆亚林，特区港澳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暨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武文杰，暨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罗昕探讨上述问题。
记者：您如何看待“数字鸿沟”这一社会经济现象？
漆亚林：数字鸿沟，它的本质是一个以技术作为表征的知识鸿沟，实际上是数字技术的门槛效应，造成了群体之间的知识差距。
数字技术的运用，确实为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带来了一些便利，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能快速地战胜疫情，数字技术在这里面起了很大作用。通过大数据快速核实核查、追踪分析、判断，能够快速甄别出感染者，从而有效控制疫情。但是和其他技术一样，数字技术也是一把“双刃剑”。新技术在运用的时候，必然有一些人会不适应，因为每一个群体、每一个个体在应用新技术的过程当中，由于知识背景和路径依赖不一样，在接受新技术的过程中，享受到的技术普惠或者说技术赋能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是现实的，而且也是正常的。
任何一项技术创新，任何一个社会的发展，必然会出现这种伴随性的“阵痛”，我认为没有必要夸大它。发展中的困难可以被解决，可以通过相应的政策、相应的制度，相应的技术去缓解甚至解决它。
武文杰：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快速发展，我们现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但也出现了“数字鸿沟”这一世界性问题，该问题的本质在于新一代信息技术在普及和应用方面的不平衡与不充分。数字鸿沟其本身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有学者引入社会学的概念，将数字鸿沟称为“信息时代的基尼系数”。
罗昕：“数字鸿沟”不是一个新概念，它一直存在于国家、城乡、年龄层次之间，当下为什么这个词又进入到大众的视野，主要是疫情期间，互联网对生活的渗透程度进一步提升，很多人的日常生活工作都转移到互联网上去了。但是对于不太能熟练使用数字技术的人群来说，当下这种全数字化的生活反而给他们带来困难。比如说，老年人有自己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他们习惯了线下办事的流程，再加上身体的衰退，在接触、熟悉新鲜事物方面还需要比较多的时间。
值得注意的是，根据第46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60岁以上的网民群体达到了10.3%，互联网使用者在向中高龄人群渗透，同样，新媒体的产品也不断在下沉，往三四线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发展。所以面对这样的一个现实状况，技术上的“弱势群体”如何使用智能产品，就更值得关注。
记者：东莞作为“2020中国领军智慧城市”，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都走在全国前列。东莞要如何提供制度保障，消减“数字鸿沟”，让发展成果惠及全民？
漆亚林：我认为一个是优化行政态度，还有一个是通过传播终身学习的理念，增强不熟悉数字技术群体的技术使用素质。
政府将技术应用到行政事务的出发点应该是技术为人服务，而不是人被技术限制。就像疫情期间的健康码，有些城市对那些不会使用健康码，甚至没有手机，没有微信的群体，给予一定的方便。他的出发点很明确，技术是用来查验这个人的身份的，只要能通过一些方式证明他的身份，查验他的行迹，就可以让这个人通行。
另一方面，数字鸿沟的本质是知识鸿沟，因此要政府要通过传播终身学习的理念，增强不熟悉数字技术群体的技术使用素质。包括通过科普、培训、讲座等方式来传授相应的一些知识，最终达到让这些群体自发适应新技术发展的社会要求的目的。当然，这个过程是曲折和复杂的，因为每个个体的路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而应该要体现出政府的人文关怀。
武文杰：首先是要继续加强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要消减数字鸿沟，首要工作则是要继续完善相关基础设施建设，如持续加大地区固定宽带网络和移动通信基站建设投入、提高互联网接入质量和传输能力等，进一步提高网络普及率，打通不同群体的入网渠道。另外，2020年“新基建”成为时政热点，同时也是“十四五”期间的重点工作之一。因此，东莞要在“新基建”的机遇之下，加强5G、人工智能、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其次，还要更加关注数字鸿沟中的弱势群体，让新一代信息技术的发展成果惠及更多民众。未来数字技术与应用还会不断地更新换代与细化，要想弥合“数字鸿沟”，需要政府部门、企业等协同作战。
罗昕：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好，智慧服务的推进也好，都要以人为中心。如果说让一部分人在智慧服务当中感受到不便，那么这种科技是有缺陷的。今年11月份，国务院出台了《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提出要坚持传统服务与智能创新相结合，坚持普遍适用与分类推进相结合，坚持线上服务与线下渠道相结合，坚持解决突出问题与形成长效机制相结合四个原则，可以给东莞政府很多启发。
记者：除了技术使用障碍之外，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数字鸿沟”表现为文化上的品位区隔，越是不熟悉一种文化，就越难进入文化意识形态塑造的圈子中。由此可见，破解“数字鸿沟”，仅仅依靠相关部门提供的制度保障还不够，社会应该为消减“数字鸿沟”作出哪些努力？
漆亚林：的确，“数字鸿沟”带来的另一个问题是文化上的“鸡同鸭讲”。比如年轻人喜欢的文化，和中老年人追求的文化是不太一样的，根据数据显示，年轻人更多用他们喜闻乐见的方式接受并传播主流文化，而中老年人因为自身阅历的原因，更倾向于以传统的话语方式去接受主流文化。数字技术本身的特点决定了它给年轻人赋权更多，从而使中老年人与年轻人的文化隔阂加深。
但是本质上年轻人的文化和中老年人的文化不存在对立，它是一个过程。当年轻人逐渐长大之后，他们也会融入主流文化，比如，原来大家认为80后是个性主义的一代，但是从现在的角度反观80后，他们也逐渐成为具有责任感的中生代，所以文化区隔不是年轻人与中老年人的对立，而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可以相互融合、相互理解的。
武文杰：消减数字鸿沟，除了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外，还需要社会、家庭与个人共同努力。社会层面，要积极为技术使用不熟练群体提供数字化能力提升的培训，例如通过老年大学、社区大学等途径，为他们提供多种形式的培训讲座、现场课堂等，也要鼓励社工、大学生志愿者等群体到社区手把手指导他们使用智能手机等，拓宽他们学习新技术新产品的渠道。
同时还应当鼓励其在产品研发、市场推广等方面融入更多人文关怀，例如，滴滴陆续推出了“代叫车”、“关怀模式”、“亲友代付”等功能，“支付宝”也推出关怀版，这些改进大大方便了老年的日常生活。
个体和家庭层面，一方面，不同年龄阶段和社会阶层的群体都应当紧跟时代的节奏，去主动学习和适应数字化、信息化为日常生活带来的改变；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内的信息共享和代际互动，鼓励年轻人进行家庭“数字反哺”，从而消减“数字鸿沟”给家庭成员间造成的误解与隔阂，真正享受到数字化和信息化给生活带来的便利。
罗昕：社会可以从三个方面为消减“数字鸿沟”作出努力。首先是企业，企业要多开发一些能满足技术使用不熟练者需求的手机、APP、网站，做有温度的、贴心的智慧服务。比如，使用的字体要大一点、声音要大一点、还有界面简洁。其次，家庭成员要支持技术使用不熟练者学习、使用新技术，孩子对父母的“数字反哺”就是很好的形式。另一个重要的措施是社区居委会、村委会、社会公益组织通过志愿者的服务，开设培训课堂来指导技术使用不熟练者学习、应用数字技术，提高他们的新媒体素养。
专家观点
漆亚林：数字鸿沟的本质是知识鸿沟，因此要政府要通过传播终身学习的理念，增强不熟悉数字技术群体的技术使用素质。这个过程是曲折和复杂的，因为每个个体的路径不一样，所以我们不能“一把尺子量到底”，而应该要体现出政府的人文关怀。
武文杰：消减数字鸿沟，除了政府提供制度保障外，还需要社会、家庭与个人共同努力。
罗昕：智慧城市的建设也好，智慧服务的推进也好，都要以人为中心。如果说让一部分人在智慧服务当中感受到不便，那么这种科技是有缺陷的。
文字：唐卓
编辑：钟彦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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