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侃为什么推崇文言文(欧阳健还原)(1)

论台湾学术界对胡适的质疑

——还原“提倡白话文”的真相之钩稽“提倡白话文”的历史陈迹

作者|欧阳健

与徐子明、钱济鄂的冷峻质疑相比,有人至今还懵然以为,“民国以前国人写文章用的是文言文,民国后开始方推广白话文”。由此看来,十分必要钩稽“提倡白话文”的历史陈迹,让大众明白一个事实:提倡白话文并付诸新闻与文学之实践,早在黄远庸以前的19世纪末就开始了。

(一)

人类的进化,总是先有语言,后有文字。言的意思,原本就是话,说话;把话用符号记下来,就是字,也就是文。而所谓“文言”,古代指的是华美之言,《易•系辞下》:“物相杂,故曰文。”《礼记•乐记》:“五色成文而不乱。”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论语•泰伯篇十二》:“异色成彩之谓文,一色昭著之谓章。”而所谓“白话”,在古代是空话的意思。《红楼梦》第五七回:“紫鹃道:‘你妹妹回苏州家去。’宝玉笑道:‘你又说白话。苏州虽是原籍,因没了姑父姑母,无人照管,才就了来的。明年回去找谁?可见是扯谎。’”将“文言”作为概念,专指古汉语书面语,与专指日常口语的“白话”对立起来,实起于清末民初。如裘廷梁《论白话为维新之本》说:

有文字为智国,无文字为愚国;识字为智民,不认字为愚民;地球万国之所同也。独吾中国有文字而不得为智国,民识字而不得为智民,何哉?裘廷梁曰:此文言之为害矣。人类初生,匪直无文字,亦且无话,咿咿哑哑,啁啁啾啾,与鸟兽等,而其音较鸟兽为繁。于是因音生话,因话生文字。文字者,天下人公用之留声器也。文字之始,白话而已矣。于何证之?一证之五帝时,有作衣服,有作宫室,有作舟车,有作耒耜,有作弓矢,有教民医药,有教民稼穑,有教民人伦之道,悟一新理,创一新法,制一新器,一手一足,一口一舌,必不能胥天下之民而尽教之。故凡精通制造之圣人必著书,著书必白话。呜呼!使皆如今之文言,虽有良法,奚能遍传于天下矣?再证之三王时,誓师有辞,迁都有诰,朝廷一二非常举动,不惮反复演说,大声疾呼,彼其意惟恐不大白于天下,故文告皆白话。而后人以为佶屈难解者,年代绵邈,文字不变而语变也。三证之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在尔时为文言矣,不闻人人诵习。《诗》《春秋》《论语》《孝经》皆杂用方言,汉时山东诸大师去古来远,犹各以方音读之,转相授受。老聃楚人也,孔子用楚语,翻十二经以示聃,土话译书,始于是矣。故曰“辞达而已矣”。后人不明斯义,必取古人言语与今人不相肖者而摹仿之,于是文与言判然为二,一人之身,而手口异国,实为二千年来文字一大厄。

第一份以“白话”命名的《演义白话报》(又名《白话演义报》),早在1897年11月7日就创刊,此前曾在《申报》刊出广告:“本报当用白话,务使人人易晓。约分时事、新闻两门,时事以感发人心为主,新闻以增广见识为主。”第一号《白话报小引》,更明白道出办报之宗旨:“中国人要想发奋立志,不吃人亏,必须讲求外洋形式、天下大势,必须看报。想要看报,必须从白话起头,方才明明白白。”《谝报》连载长篇演义小说《通商原委演义》(后改名《鹦粟花》出版单行本),讲述康熙二十二年台湾归附,至甲午割让台湾的历史;还有题为《官场中情形》《生意场中情形》的白话消息,以一两句话报道政治和经济信息;还有社会新闻、各地名胜和海外风情等。

半年之后的1898年5月11日,裘廷梁主编的《无锡白话报》创刊。裘廷梁(1857—1943),又名可桴,字葆良,无锡人,1885年乡试中举,入京会试,两次不中,逐绝意科举,致力于开通民智和变革维新的宣传,著有《可桴文存》。光绪廿三年(1897),裘廷梁到上海,力请汪康年增设“浅报”,遭到拒绝,便下决心自办《无锡白话报》,由侄女裘毓芳(1871—1904)主持编务。裘毓芳于1898年7月还与康有为女儿康同薇、梁启超夫人李蕙仙创办中国历史上第一份妇女报纸《女学报》,有《海国妙喻》遗世。戈公振于《中国报学史》谓:“我国报界之有女子,当以裘毓芳女士为第一人矣。”

《无锡白话报》第一期首页,裘廷梁在《序言》中阐明办报方针,说:“无古今中外,变法必自空谈始。故今日中国将变未变之际,以扩张报务为第一义。”又说:“谋国大计,要当尽天下之民而智之,使号为士者、农者、工者,各竭其才,人自为战,而后能与泰西诸雄国争胜于无形耳……欲民智大开,必自广兴学校始。不得以而求其次,必自阅报始。报安得人人而阅之,必自白话文始。”《无锡白话报》的任务有三:“一演古,曰经、曰子、曰史,取其足以扶翼孔教者,取其与西事相发明者。二演今,取中外名人撰述之已译已刻者,取泰西小说之有隽理者。三演报,取中外近事,取西政西艺,取外人论说之足以药石我者。谈新述故,务撷其精,间涉诙谐,以博其趣。”设有五大洲邮电杂录、中外纪闻、无锡新闻、海国丛谈、洋报药言、海国抄喻、史地知识等栏目,内容浅显,语言通俗,有故事性,引人入胜,受到读者的欢迎,也遭到一些文人的反对。其时,裘廷梁、邓濂、华蘅芳、杨横、杨楷、秦泰圻、秦宝珉并称为“梁溪七子”,然邓濂首先发难,另有秦坚、华子才等也群起而攻之,钱基博的批评尤烈,道是:“白话兴,文言废,文学必亡。”裘廷梁在《新无锡报》发表致钱基博公开信,给予驳斥。

《无锡白话报》第5、6期合为一期,改名为《中国官音白话报》,为的是说明该报所指“白话”,不是无锡的土白(吴语),且不专为无锡而办,而是要“以号召全国”。此期刊出裘廷梁纲领性之文件《论白话为维新之本》,提出“崇白话而废文言”的主张,认为“白话之益”有八:

曰省目力:读文言日尽一卷者,白话十之,少亦五之三之,博极群书,夫人而能。二曰除骄气:文人陋习,尊己轻人,流毒天下。夺其所恃,人人气沮,必将进求实学。三曰免枉读:善读书者,略糟粕而取菁英;不善读书者,昧菁英而矜糟粕。买椟还珠,虽多奚益?改用白话,决无此病。四曰保圣教:《学》《庸》《论》《孟》,皆二千年前古书,语简理丰,非卓识高才,未易领悟。译以白话,间附今义,发明精奥,庶人人知圣教之大略。五曰便幼学:一切学堂功课书,皆用白话编辑,逐日讲解,积三四年之力,必能通知中外古今及环球各种学问之崖略,视今日魁儒耆宿,殆将过之。六曰炼心力:华人读书,偏重记性。今用白话,不恃熟读,而恃精思,脑力愈濬愈灵,奇异之才,将必迭出,为天下用。七曰少弃才:圆颅方趾,才性不齐;优于艺者或短于文,违性施教,决无成就。今改用白话,庶几种精一艺,游惰可免。八曰便贫民:农书商书工艺书,用白话辑译,乡僻童子,各就其业,受读一二年,终身受用不尽。然此八益,第虚言其理,人或未信也。

结论是:“由其言之,愚天下之具,莫文言若;智天下之具,莫白话若。吾中国而不欲智天下之斯已矣,苟欲智之;而犹以文言树天下之的,则吾前所云八益者,以反比例求之,其败坏天下才智之民亦已甚矣。吾今为一言以蔽之曰:文言兴而后实学废,白话行而后实学兴;实学不兴,是谓无民。”

裘廷梁之“白话之益”有八,不仅比胡适早了十八年,而且表述得更为精当。

(二)

到了20世纪发端,白话报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计有1901年的《杭州白话报》,1902年的《苏州白话报》,1903年的《智群白话报》《宁波白话报》《绍兴白话报》《湖南时务白话报》《新白话报》《潮州白话报》《江西白话报》《中国白话报》,1904年的《吴郡白话报》《福建白话报》《初学白话报》《湖州白话报》《扬子江白话报》,1905年的《直隶白话报》《兵学白话报》《开智白话报》《山东白话报》《通俗白话报》(北京),1906年的《贵州白话报》《发明白话报》《晋阳白话报》《地方白话报》《河南白话演说报》《地方白话报》,1907年的《丽江白话报》《通俗白话报》《新中国白话报》《广东白话报》《吉林白话报》《安徽白话报》《竹园白话报》《白话日报》《通俗白话报》(沈阳),1908的《国民白话报》《京都白话日报》《岭南白话报》《绍兴白话报》《奉天醒时白话报》《安徽白话报》《锡金白话报》,1909年的《武昌白话报》《浙江白话报》《永昌白话报》《醒时白话报》,1910年的《天津白话报》《浙江白话新报》《桂林白话报》《湖南地方自治白话报》《湖北地方自治白话报》《长沙地方自治白话报》《宁乡地方自治白话报》《衡山白话自治报》《蒙古白话报》《上海白话报》《大江白话报》,1911年的《虞阳白话报》《江西新白话报》《爱国白话报》《晨钟白话报》《京津白话报》《黑河白话醒时日报》《四川白话报》《大同白话报》《兵学白话报》《开智白话报》《初学白话报》《白话开通报》《共和白话报》《西北白话报》《蒙古白话报》《智群白话报》等。[插图]一些未标举“白话”的报刊,如《新小说》(1902年创刊)、《绣像小说》(1903年创刊)、《月月小说》(1906年创刊)、《小说林》(1907年创刊)等,登的也多是白话作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晚清确实掀起了一场席卷全国的白话文运动。

要大书特书的人物还有林白水(1874—1926)。林白水,原名獬,字少泉,笔名有白水、宣樊子、白话道人等,闽县(今闽侯)青圃村人。林白水幼承家学,拜名士高啸桐为师,文名重榕城。光绪十九年(1893),执教于石门知县林伯颖家塾,林长民、林肇民、林尹民、林觉民都受其教益。光绪二十四年(1898),应杭州知府林启邀,参与创办求是书院(浙江大学前身)、养正书塾、东城讲舍、蚕学馆等,任求是书院总教习。光绪二十七年(1901)六月,任《杭州白话报》主笔,提倡创办学校,普及教育。后与蔡元培、章炳麟等在上海创立中国教育会、爱国女学社和爱国学社,出版《学生世界》杂志。光绪二十九年(1903),赴日本留学,参加拒俄排满活动,同年夏返沪,参与蔡元培创办《俄事警闻》,并自办《中国白话报》。《警钟日报》1904年4月26日发表评论《论白话报与中国前途之关系》:“溯白话报之出现,始于常州(无锡),未久而辍。及《杭州白话报》出,大受欢迎,而继出者遂多。若苏州、若安徽、若绍兴,皆有所谓白话报,而江西有《新白话报》,上海有《中国白话报》,又若天津之《大公报》,香港之《中国日报》,亦时参用白话,此皆白话之势力与中国文化相随而发达之证也。”陈独秀创办《安徽俗话报》,受到《杭州白话报》的直接影响。

林白水提倡白话最力,认为:“看白话的人越来越多,即新风俗、新学问、新知识必将出现在所处的老大中国了。”《杭州白话报》创刊启事中说:“因为我是一个平民,所以我说白话,是一般老百姓的语言,而不是一般士大夫阶级的咬文嚼字或八股文的文章,我不满风花雪月,也不像别的报纸一样,捧戏子或歌颂妓女的美丽风骚。我只是把国内外发生的大事小事报告给一般老百姓。”《中国白话报发刊词》说:“要使种田的、做手艺的、做买卖的、当兵的,以及孩子们、妇女们,个个明白,个个增进学问,增进识见,那中国自强就着实有希望了。”林白水有意放下文言文,改用浅显易懂的白话,表明办白话报刊就是为了启蒙民众。

林白水身体力行,在《杭州白话报》发表了《美利坚自立记》《俄土战记》《菲律宾民党起义记》《檀香山华人受虐记》等小说,在《中国白话报》发表了《做百姓的身份》《论做百姓的责任》《做百姓的事业》《儿童教育谈》《国民意见书》《告诉大众》《变俗篇》《大禹治水的功德及其治冰》等文章,与《玫瑰花》《娘子军》《新儒林外史》等小说,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来启迪民众,唤起百姓与黑暗邪恶势力作斗争的信念。《中国白话报》还登了一篇来稿,反映了其与读者的亲密交流:

我这白话报,本来设有来稿一门,预备各位老板先生,以及闺阁的女英雄,少年和好朋友,有什么高见,随便做一两篇白话寄来,登在我这白话报上面,好教我这本白话报,增加光彩。刚刚出了第二期,果然是有一位先生,自称平陆氏,拿了一篇白话稿子,送到我们报馆来。听说这位先生,从前是个做绸缎生意的,所以他这篇议论,也是专门论那绸缎的事情。我白话道人,读了一遍,实在佩服得很,赶紧登出来,好给列位看看,你看这位平陆氏,也是做生意的,他明白到这样,说的话多少大方,你们各位老板先生们,想来像这位平陆氏的也很多,请你就各人所做的那一门,生意里头的情形,都详详细细的做出白话来教我一期一期不断的登下去,那就大大叨你列位的光了。

——白话道人附记

林白水还对国文教学发表了精彩的意见。他在《小孩子的教育》中说:

我们中国有中国的文字,你不把中国文弄好了,肚子里一点书味都没有,写几个字,狗屁不通,到先要去学甚么英文法文,近来又新出花样,大家一去读日本文,这真是可笑得很哩!这中国的文字就叫做国文,我们从前教小孩子做文章是拿什么古文析义、东莱博议去叫他念,念了三五年,还是连一张卖牛契都写不出,为什么呢?我们古人的文章,他并不是做给小孩子念的,他说他的话,你硬要把他来当做课本以那作文的方法,用字的规矩,一榻胡涂的,都没有细细讲解,怪不得你念了三五年,还写不出卖牛契,这不是古人的文章不好,是你不该把他来教小孩子。如今要学国文,要想个定的法子去教他。你道这国文一定的法子怎样?第一要讲解字义,大凡一字都有一字讲法,实字是实字的讲法,虚字是虚字的讲法,一点儿不能彀差错的。小孩子先认实字,实字认熟了,再认半虚实的字,半虚实的字认熟了,再认虚字。认一个字,要叫他懂这一个字意义,又要叫他懂这一个字的用法,小孩子听下去,自然可以明白。第二要讲解文法,一篇文章,是拿几个字合成的,先把几个字合成一句,然后再把几句合成一段,又把几段合成一篇,这就叫做文法。但是文法一层很难讲的,教小孩子的时候,先把几个字教他去拼,拼成句以后,再拿几句教他接连起来,往后练惯了,那文法就渐渐的懂起来了。但是教国文好课本少得很,《澄衷蒙学堂字课图说》《南洋公学蒙学课本》,倒将就可用,还有一种名做《国文教授进阶》,讲解文法倒还清楚,又有一种叫做《国民读本》,八九岁至十二三的小孩子,用这几种的课本教他,也就不怕他不懂国文了。还有一种叫做《马氏文通》顶浅的讲到顶深,这一部书算得中国讲文法独一无二的好书了,但是小孩子不会看,你们教小孩子的,却不可不看。仿他那个法子,改为顶浅顶浅的话,叫小孩子们说一句懂一句,不上两年,包管国文清通,比古文析义、东莱博议,快得多哩!

所议不仅比胡适的深刻,而且使用的即是纯正的白话。相比之下,鼓吹白话的《新青年》开始使用的也是文言,连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也是地道的文言文。1918年1月,《新青年》第四卷第一号方改用白话,那已是《文学改良刍议》发表一年之后了。

(三)

尤为重要的是,20世纪第一个十年兴起的白话文运动,不仅比第二个十年胡适的鼓吹要热闹得多,而且与他的“正宗”论有着本质区别:前者有崇高的目标和正当的宗旨,但并不排斥文言文,不否定传统文学形式;后者执拗地排斥文言文,否定传统文学形式。

“清朝在它的最后的十年中,可能是1949年前一百五十年或二百年内中国出现的最有力的政府和最有生气的社会。”这十年中,清廷倡导了一场“取外国之长”以“去中国之短”,“法积则敝,法敝则更,惟归于强国利民”的改革维新。1901年10月梁启超在《维新图说》中说,维新之语其时已“弥漫磅礴于国中,无论为帝,为后,为吏,为士,为绅,为商”,均以维新为时尚;“吾昔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少也而惊,吾今见中国言维新者之多而益惊”。与之相呼应的,便是白话文的勃兴,宗旨是“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以实现中国的民主和富强。宣传爱国救亡,鼓吹开民智兴民权,呼吁发展教育,振兴实业,传播科学知识,反对迷信,抨击三从四德,提倡妇女解放,介绍西学,批评时政等,白话便是最好的工具。

晚清白话文运动既以“发起国民政治思想,激励其爱国精神”为基本宗旨,自要兼顾不同的读者对象,“文言俗语参用,其俗语之中,官话与粤语参用”,]就是语言方面的必然选择。《新小说》的内容有论说、历史小说、政治小说、哲理科学小说、军事小说、冒险小说、探侦小说、写情小说、语怪小说、札记体小说、传奇体小说(戏剧)、世界名人逸事、新乐府、粤讴及广东戏本等,文言文与白话文参用,故而丰富多姿,相得益彰。晚清新闻家、小说家虽积极提倡白话文,却不排斥文言文,因为一切取决于最终的目标——实现中国的民主与富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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