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漠茫茫，高原峨峨，南枕雪峰，北连荒野，东走中原，西接新疆，这里就是久负盛名的敦煌。历代的“咽喉之地”，丝绸之路上的“华戎所交一大都会”，千百年来，曾经的繁华被大漠荒沙所掩埋，只留下那一弯新月，千眼佛窟。
风云际会，岁月流逝，一个偶然的发现，让这个沉寂了许久的地方再次充满活力，敦煌从而掀开了绚烂多彩的一页。懵懂的道士王圆篆的一个发现，吸引了大批外国文化强盗蜂拥而至，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
敦煌是甘肃省最西边的一个县级市，位于河西走廊的西端，它南枕祁连雪峰，北接低平的北山与蒙古高原的茫茫大漠。是一个由南山流来的古氐置水（今党河）泛滥冲积而成的绿洲。它东接中原，西邻新疆，自汉代以来，一直是中原通西域交通要道的“咽喉之地”，著名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东西方贸易的中心和中转站。西域胡商与中原汉族商客在此云集，从事中原丝绸和瓷器、西域珍宝、北方驼马与当地粮食的交易。与此同时，中原文化、佛教文化、西亚和中亚文化，不断传播到敦煌，中西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碰撞、交融。
王圆篆
藏经洞惊世再现1900年6月22日，敦煌莫高窟寺院的道士王圆篆在莫高窟第十七窟，偶然发现了一个封闭严密的“影窟”密室。里面藏有从公元4世纪到公元14世纪历代文物5万余件。除汉文写本外，还有六分之一是藏文、梵文、栗特文、古和阗文、回鹃文等民族文字的写本。并有绢本绘画、刺绣等艺术品，以及佛家法器等数百件。
写本中除大量佛经、道经、儒家经典之外，还有史籍、账册、历本、契据、信札、状牒等方面内容，是极为珍贵的资料，被誉为“中古时代的百科全书”、“古代学术的海洋”，这是中华文明史上的重要发现，是世界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但在晚清社会，同时也意味着这将成为中华文明史上的一场浩劫。
学术界普遍认为，藏经洞封闭于1036年，敦煌沦陷西夏之时。是莫高窟僧人在战乱时代，为使佛教典籍免受战火破坏而存放的。全洞卷本无一用西夏文字者，卷本存放也至为凌乱，便可佐证。但也有人认为，洞中所藏全部是单卷残部、碎篇断简、残卷废纸，因而很可能是当时敦煌僧众抛弃无用的废品。但和佛教相关的物品不能任意丢弃，也不能烧掉，用石室密藏则是理想的处理办法。
发现藏经洞之后，王道士将少量卷册送进县衙门，并送给当地一些官僚士绅们。知县汪宗瀚又将部分文物转赠当时正在甘肃学政任上的著名金石学家叶昌炽。叶认识到这批文物的重要价值，建议将全部文物运到兰州保管。但由于运费需五六千两银子，未被清政府采纳。敦煌县令汪宗瀚奉命清点遗书，责成王道士就地封存，此后便无人问津。
消息传到海外后，先后有俄国人奥勃鲁切夫，英国人斯坦因，法国汉学家伯希和，日本人大谷光瑞，美国人华尔纳等人，以“考古学家”“汉学家”“探险家”等名义先后来到敦煌，从敦煌藏经洞掠夺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王圆篆道士也不断用洞内的抄卷、文书、幡画换取捐助和粮食。得到文物的官员，也把宝贵的文物向外界馈赠或出售。
英籍匈牙利人斯坦因，1907年（光绪三十三年）2月来到莫高窟，适逢王道士不在。5月21日再次来莫高窟，他一方面用金钱诱惑，另一方面又假装自己是玄奘的崇拜者以哄骗王道士。
当时藩台衙门虽已有封存遗书的命令，但斯坦因还是被带进了藏经洞。他被眼前众多的珍宝惊呆了，经过七天七夜的挑选，从中挑选了写本类24箱（约万余卷），绘画美术作品5箱，包括公元868年（咸通九年）印刷的最早的《金刚经》，并付给王道士40块马蹄银。
4个月后，斯坦因再次来到敦煌，又从王道士手中得到200捆手稿，并将这些无价之宝运到了英国博物馆。接着来到的是法国人伯希和，他经王道士引入藏经洞后，在昏暗的灯光下，整整工作了3周，“没有放过任何一件主要的东西”。他通晓中文，有丰富的中国文史知识，能看懂卷子。除汉文卷子外，他还搜集了许多各民族文字的写本，以及许多绢画、木雕、彩塑等，价值极高。伯希和以500两银子换取他所挑选的6000余卷精品，现藏于巴黎法国国立图书馆和集美博物馆。
直至1910年（宣统二年）清政府才下令甘肃学台，将剩余文物全部运往京师图书馆。运送途中，遭沿途大小官吏大肆窃夺。押运官新疆巡抚何彦升竟也伙同其亲友，公然偷窃了其中大量的精品。最后送达京师图书馆的文物仅有区区9871件。
自藏经洞被发现以来，中国许多学者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重要的成果，如罗振玉、刘师培、王国维等。直到1943年3月16日，当时的国民政府才接受了于右任的建议，决定成立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由常书鸿任所长。并集中了一批学者对敦煌石窟进行科学的保护研究工作。但这时的藏经洞已经徒有四壁了。
几经劫掠，敦煌文物绝大部分不幸流散，分藏于英、法、俄、日等国的公私收藏机构，仅有少部分保存于国内，造成中国文化史上的空前浩劫。史学大师陈寅恪因此而慨叹：“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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