挚友曾对我说，你低头走路四十四年，走的是上坡路。细品其语，回首来路，深感斯言之凿凿然。思父辈曾辛酸遍尝，自己半生求学、工作都很顺利，顿感福溢心田。一介书生，理应如儒典《大学》所言：“格物，致知，意诚，心正，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年过不惑，若可“明德”，则此生无憾矣。
我是家里长子，童年几乎集“万千宠爱”在一身。爷爷、众亲戚、邻居都十分疼爱我，说我嘴巧、嘴甜，见了长辈有礼数。依稀记得，姥姥家二姨三姨和老邻居拜娘娘拜爷爷一家先后照看过我。那时候，不愿意束缚在姥姥家，只要爷爷一到姥姥家，就磨着要跟上回家。回不成呀！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正处于农村大集体后期，父母亲在村里挣工分，根本顾不上照看我，单有刨闹生活就够了。渐渐长大，开始跟村子里的一群娃娃疯玩，那时候的家乡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塔拉乡沙圪堵村四社，可谓四大宽展，任你玩耍，无拘无束的童年有好多童趣：春天，跟上一群儿时的伙伴掏沙奶奶吃，有时分成两派，对打泥仗，摔跤、排成纵队唱当时电影里少有的几首红歌、站在村委队坊的房顶上往下跳；夏天，就是耍水捞鱼，北面的三干渠（1960年人工开挖，当地叫大渠）淌淌东流，在大渠里，夏天有夏天的乐趣，冬天有冬天的玩法，耍水、划冰车、打陀螺是我们的至爱，可以说，一条大渠造就了家乡几代人的好水性。好多时候，一群屁孩儿根本不午睡，爷爷怕我被水淹，经常拿着柳条盯着我，有时乘他不注意，跑出去耍水，爷爷追到三干渠桥上，看见他阴着脸赶来，就从桥上一个猛子扎入水中，爷爷站在桥上毫无办法，只好哀求我，耍上一会儿回来哇。实际上，爷爷怕把我逼急，呛水了。过去鱼也多，我们在浇过地的渠里摸鱼，滚哨棒围鱼，几乎没有放过空，次次能摸不少鱼；秋天，我们偶尔偷别人家的玉米棒子、土豆，得手后烤着吃；冬天，相跟上一大片尿泥玩伴揪村里的牛尾巴玩，因为天冷，牛尾巴被冻的发脆，让我们硬生生的揪下一截又一截，要不就在野地里隆火玩、捉迷藏、赛冰车、打仗。还有就是到了冬天杀猪季，把猪尿泡吹起来，娃娃们追着踢，欢快的童年在不知不觉中结束了。
很快就到了上学的年纪，1982年秋天，我在沙圪堵村民校读一年级，那时候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刚开始，家里承包土地的同时，还买断了村子里的油坊，用胡麻榨油，在父母的辛勤操持下，我家成为当时农村少有的“万元户”。日子过得红火，记忆中根本不存在吃不饱、吃不上好饭、穿不暖这一说。然而当时农村普遍贫穷，小孩没几个零花钱买课外书读，民办小学也没有图书馆，单调的语文、数学，少量的音乐、体育课几乎陪伴了每个人的小学阶段。偶尔有人拿来一本小人书，课间十分钟众人凑在一起品读，那是难得的一种享受。倘若能借回家里一个人看或者买上一本小人书，要比吃上一顿佳肴还享受，贫瘠的校园精神生活没有挡住我求知的渴望。父亲好酒，开油坊挣了钱，经常让我去村里的供销社买酒，清楚地记得，当时一瓶包头产的“骆驼牌”二锅头2.8元，买一瓶给我5元，我挣2.2元，长此以往，攒下的钱大部分买了课外书，到了年底，也买些鞭炮。小学五年，没有复读过，顺利的上来了，几乎每个学期都被评为三好学生，五年级毕业时被评为旗级三好学生保送上初中。记得从九岁起，就开始自己洗衣服，上了三年级以后，开始领上妹妹弟弟以及左邻右舍的一群小孩，推上人力车撇甜菜喂猪。那时候，家里大人计划重新盖房，母亲每年喂养十来头肉猪和母猪，冬季杀下卖了攒钱盖房，因此当时养猪对甜菜的需求量很大，需要农村娃娃帮助大人干农活，干农活成为农村娃娃的必修课，1987年，家里面的正房粮房都盖起来了。从小参加劳动，练就了我们的毅力和耐力，读书和劳动两者比较，显然读书比劳动省力，劳动之艰辛，激发出生于农村的娃娃们坚决摆脱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决心。在懵懵懂懂中度过了小学五年，这一段记忆深深烙在脑海中，记忆中的民办小学老师们十分辛苦，挣着微薄的工资，站在讲台上甘于奉献，用他们扎实的基本功教育过沙圪堵村的每一位适龄儿童。我们小学毕业时全班32名同学，后来有8位考上了大中专，跳出农门，这在全国民办小学中也实属罕见，这凝聚了家乡老师们的无数心血。
1987年，我顺利上了初中，就读于杭锦旗二中39班。小学阶段，集中的是沙圪堵村几个小队的同学，学习竞争压力小，读初中时候，集中的是独贵特拉乡、杭锦淖尔乡的娃娃，学习竞争压力要比小学大。然而，我生命中遗传到了母亲不屈不挠的干劲儿，起早贪黑背书，风雨无阻上学。当时，国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整体农村的生活刚解决温饱，村子里能考出学生，跳离农门，邻居们都刮目相看，像村里的邻居叔叔们有几位考上中师——伊盟师范学校，给我们起了榜样示范作用。初中三年，我也是每个学期被评为三好学生或者优干，学习成绩没有落在同龄人后，初中毕业那年，我也是被评为旗级三好学生。遗憾的是，1990年考重点高中伊盟一中落选，最终考取杭锦旗一中。初中我开始住校，每个学期开学，爷爷把行李捆绑在自行车上，拍着我的肩膀说：“捆结实了，走包头也没问题。”然而往往15公里的路程，不到半路，行李就歪了，自行车骑起来不平衡，骑上很难受，害得我重新捆绑，周末骑自行车回家，短不了数落爷爷一番，爷爷去世前几年，说他一辈子没几个朋友，我是他特好的朋友。那个时候读初中，国家尚未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因此就读的费用出自家庭，清晰地记得，父亲赶着骡马车，到学校给我交粮交土豆交猪肉猪油。每到周末回到家里，母亲给我缝缝补补，做好饭改善伙食。妹妹弟弟读初中时候，老人也是一个样子供读，没有老人们的鼎力供养，根本成就不了我们的今天。短暂的初中三年悄无声息地结束了，给我留下印象的老师很多，教我的初中老师都教书功底扎实，对我们的要求也很严格。
1990年秋天，我到杭锦旗一中读高中，在70班开始了高中生涯。高中时候，从独贵特拉乡到杭锦旗
政府所在地锡尼镇，160多公里路程，早晨坐上顺六轮班车，绕毛不拉孔兑，走图格利，过旧塔拉沟，整整折腾一白天，才能到达锡尼镇。记得1991年春天开学，班车在图格利毛不拉孔兑陷进消融的冰滩中，路上整整花费了3天，天寒地冻，受尽了洋罪到了学校。杭锦旗一中三年也是住校，远离老家，周末回不上家，补不上营养，高中伙食不如初中时候，那时正长身体阶段，吃不饱，学习负担也重，外加妹妹上初中弟弟上小学，家里供养三个学生，家庭经济压力大，到我手里的零花钱屈指可数，感觉高中三年可难上了。爷爷曾经说过，成人不自在，自在不成人。不经一番寒彻骨，哪得梅花扑鼻香？像许多同龄人一样，高中最终挺过来了。高中三年，我被评优干的次数多于被评三好学生，然而，1993年的高考，我还是落榜了。究其原因：课程难度加深，自己思维跟不上；高考竞争压力超大，录取比例偏少（我们那一届3个高中毕业班，文理科仅仅各考取1名应届生，往往是几十名考生竞争一个上大学名额）；还有就是当年杭一中各类信息严重滞后，比如习题跟不上时代节奏，都是造成落榜的原因。记得当年高考结束后回到家中，父亲说，到考完了？我说，嗯！父亲说，那就给你一把镰刀，割麦子去！忆当年高考考生与家长，看今朝家长和考生，不可同日而语。可是我不得不感慨：高考不是人生的唯一出路，但对于每一位思维正常的人（尤其是农村娃）而言，高考绝对是一条走向成功的捷径。我的高中应届三年结束了，在青春期教过我的老师们，至今历历在目，他们拓宽了我的知识视野。
1993年高考失利，对我人生影响很大，先是折腾地要跟上几个落榜的同学去西安交大读自费大专，当时发愣的，也没考虑过家庭经济负担，更没考虑妹妹弟弟上学也要花钱，自私得厉害，就是个人顾个人，亲自辗转向亲戚邻里借钱读自费大专，也没考虑人家的实际困难，折腾了一顿，柳树开花无结果。熬到秋天开学，同村的高考落榜同学已经到巴盟乌拉特前旗一中复读去了，他告诉我，复读哇！前旗一中是巴盟名校，师资力量雄厚，值得我们去读高四，于是，“黔驴技穷”下，我启程复读。那时候，通往乌拉特前旗读书的路必须从村子北面的马七渡口坐船过黄河，船至黄河中间，我暗自发誓：今生要是考不上大学，不再回沙圪堵村。古有“祖逖击楫中流”北伐，今天我赵东也要下狠心读出一个样子来。
复读期间，我才感觉到自己知识的浅薄，我在杭锦旗一中文科班成绩属于佼佼者，在乌拉特前旗文科补习班，与同样复读的当地学生比较当年的高考成绩，我那成绩根本不屑一提，真是山外有山啊！还扑砍地去读自费大专了，静下心来补习哇！
经过一年的复读，成绩有所提高，那时候，我们报考大学分普文和普师。普文要求高考成绩高，考上大学毕业后，不需要当老师；普师成绩要求低，而且属于定向招生定向分配，就是一旦考上普师，毕业后必须回原户籍所在地当教师。我选择高考成绩要求低的普师报考了，1994年杭锦旗一中80多名应往届文科生竞争6个普师指标，比较幸运的是，我考了倒数第二名（第五名），被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后来的赤峰学院）历史系录取，与后来我的爱人（当年她在杭一中考了第四名）考在同一个专业读大专。我作为沙圪堵村三队第一个大专生终于跳出农门，农村户口变成了城市户口。复读一年，乌拉特前旗一中记住了几个老师，那些老师当时在巴盟都是名师，专带补习班，在他们的教育下，我进步不小。
1994年9月16日，昭乌达蒙古族师专开学。走的前一天下午，还跟母亲在河头地割糜子，16号早晨，杀了一只鸡，叫来邻村居住的姥姥、姥爷，加上与我们一起生活的爷爷，全家人其乐融融吃了一顿鸡肉蘸糕。爷爷骑自行车把我送到乌拉特前旗火车站，先到乌拉特前旗邮电局电汇学费到昭乌达蒙古族师专，身上只给我带了200元现金，从乌拉特前旗坐火车先到了呼市，一帮子在呼市读自费大专的高中同学宴请了我。次日早晨呼市中转，坐上了发往海拉尔的“草原列”，大约从呼市坐21个小时的火车经停赤峰站。火车上我兴奋地一天没睡，神情专注地望着车外川流不息的风景，感觉中国可是大了，夜里12点多经停北京北站三十多分钟，当时下火车出去看北京的夜景，站在北站的天桥上，望着灯火辉煌的北京，心中感慨：今生要能在北京读上三天书，这辈子足矣！我终于单枪匹马到了学校，顺利报名后，开始了我的大学生活。
过去的昭蒙师专校园不大，学生人数也不多，我们班总计32名同学，来自内蒙古5个盟市，9位男生，我排行老四。三年师专，一直任班里的生活委员，专注地给32位同学领取饭票，帮助班内同学和师专的老乡们购买放假回家的火车票，精心组织每年的元旦聚餐，充满激情地参加学校组织的篮球、足球比赛，忘我地在图书馆看书，三年中单恋过几位同班女同学，就这样，时光在指间滑过，悄无声息中师专毕业了。我曾荣获过一次校级二等奖学金、一次三等奖学金，系内优秀毕业生等诸多荣誉。师专三年，在许多研究红山文化有自己独到心得的教授、讲师们的调教下，大大开阔了我的视野，增长了见识，为日后从教打下一定的基础。至于跟31位同班同学的交往，当时正值青年时期，同学们平等的处在一起，远离家乡求学，交往的友谊绝对地久天长。
1997年6月30日，我们毕业离校，按照1994年报考时候定向要求，我回到杭锦旗
教育局报到，等待分配工作，秋季开学，我顺利地被分配到杭锦旗一中我的高中母校任教。
我在杭一中踏上讲台，其后八年教书过程中，先后教过初中历史、语文、政治，高中语文、历史，也带过初中121班班主任，还带过高中117班班
主任、补习班班
主任。八年教书，带出六届高中毕业班，考出去的学生600多名，所教过的学生都和我私交甚笃，我对他们都一视同仁，心无芥蒂地真诚对待学生，学生们毕业后投桃报李，对我也很好。2003年，工作之余我函授拿上了内师大历史系后本毕业证。在杭一中工作期间，年轻不谙世事，有时候遇到不平事，短不了意气用事，一些言行不妥，得不到校领导的赏识，因此，作为一名普通教师，平平淡淡教了八年。在默默无闻地教书过程中，结交下一帮子年纪相仿的同行，今天，我们那帮子同行大都改行，脱离了教师行业，关系都处的不赖。
杭一中教书的第二年，即1998年阴历十月十六，跟我的师专老同学张喜焕老师成家，1997年毕业后，她也被分配到杭一中从教。近水楼台先得月，我思谋：双职工刨闹生活总比找单职工好刨闹。追老同哇，追得时候费了老大劲儿，我的老丈人是杭锦旗林业局退休老工人，我爱人属于工人阶级家庭，我穷小子一个，还是典型的农民家庭，算是高攀人家，因此追的过程中，几经挫折。但我坚信：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所以屡败屡追，最终与她走进婚姻的殿堂。在杭一中后面的一个小院落里，我们开始了长达十三年的家居生活。
1999年九月初四，我们生下儿子。父母在供养弟弟妹妹读书的情况下，1998年给我们订购了一处杭锦旗房管局统一盖的统建房（小院子面积260平米，当时房价23500元）。在杭一中工作期间，由于工资微薄，外加抚养儿子，再加上身为父母亲的长子，亲戚朋友众多，随礼应酬多，日常开销大，我们小俩口勒紧裤带还结婚时和儿子过满月时收下的礼钱，还得日常应世，日子过得紧巴巴，场合上也走不在人前，结婚后，可也艰难过十多年。
当年杭一中的同事们经常调侃我俩，说我们那个小家是独贵塔拉乡和伊和乌素苏木（爱人的老家）驻锡尼镇办事处。邻居们的娃娃来杭一中上学，有求于我们，亲戚们来了，也得照应……那些事儿，多得说不完。
在我刨闹小生活最艰苦的日子里，让我感激不尽地是，我的父母每年给我们提供足够的猪羊肉和鸡蛋，这块开支，基本上由老人包办了近20年。我也异常感激我的因病早逝的岳母，她老人家当了我们多年的保姆，儿子从出生到八岁，一直是她老人家呵护照料，这也帮我们节省了一大笔雇保姆费。
妻子曾多次抱怨：世界上有一百个长眼的，就可能有一百个瞎眼的，她自嘲自己就是一个瞎眼货，找了我这么一个穷鬼。经常挂在嘴上的另外一句抱怨的话就是：自嫁给你没拉断还钱。她说的一点也没夸大其词，在我年过不惑后，终于把欠款还清，还了那么多钱，争争吵吵也过了这么多年。
2005年，我在杭一中教书八个年头了，一些关系好的同事先后考研或者改行，我发自内心羡慕，当时也实在教书教腻了。校园束缚一个人的眼界，钉在岗位上自由度受限，尽管教师这个职业受人尊敬，但的确劳累人了，想改行，手头钱也不多，除了自我奋斗外，再没有法子实现跳槽的梦想。于是我加倍努力学习，昼夜不停地恶补英语，外加一位大连外国语学院毕业的高中老同鼎力帮助，我像吃了秤砣铁了心似地学习，几乎半年时间没做家务，全心全意扑在学习上。
功夫不负有心人，2005年以350分的成绩考取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当年中央民族大学向内蒙古地区的研究生招考线为280分），我如愿地把人事档案和户口转到北京海淀区。那一年，杭一中的校长换成了我高中时候的外语老师，老师曾拍着我的肩膀说，东子，正用你呀！你倒走了！我说，老师，我这是出去深造，又不是改行。老师说，放你走，教出像你这样的学生，我也光彩。
就这样，我实现了读师专时候路过北京北站时许下的诺言：今生不止在京城读三天书了。
中央民族大学三年读研，让我大开眼界。中央民族大学是一个藏龙卧虎的校园，学校每周都能请来世界各地或者国内知名教授搞讲座，也去周围北大、清华、人大、北师大、北邮等高校旁听讲座，当年沉浸在浓厚的学术氛围中，耳濡目染受益非浅。在京三年读研，我整整记录了三大本笔记114场各类精英讲座。
2005年，我读研之初，正好儿子上小学一年级，深感自己的读书环境远远比儿子在老家的读书条件优越。因此思谋，今后亲戚们的子女和儿子上学，一定要好好培养，最好让子辈选择来北京念书。北京的文化底蕴实属国内最深厚，我就读的中央民族大学，当时属于国家211院校，又属于985院校，师资力量雄厚，学术大家比比皆是，其校训为“美美与共知行合一”，底蕴深藏，启人心智。校园风景宜人，国内56个民族的学子在一起求学，思维碰撞，情感对接，具有独特的优势。我工作八年后好不容易进京读书，自然非常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妻子在家教书，工作稳定，儿子也有人照料，老人们也身体健康，基本上没有什么后顾之忧，因此心无旁骛、专心致志地学习，可谓求知若渴，认真读了3年全日制研究生。
2008年夏天，研究生毕业时，荣获中央民族大学历史系“傅乐焕”一等奖学金，北京地区高校毕业生志愿支持西部奖学金等奖项。
读书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北京三年我结交了全国各地的各个民族的硕士博士同学，今天我到祖国各地出差，总能联系上我的同学。导师给过我很多的关心和鼓励，永生难忘。
另外，值得家族荣耀的事：2003年以来，本家叔伯弟弟的家安在北京天通苑，亲弟弟本科毕业后也在京城工作（1999年弟弟18岁时，以杭锦旗理科生高考第二名的成绩考取包头钢铁学院本科自动化专业，2003年毕业后，在京工作的叔伯弟弟拉扯到北京IBM公司就业）。好多在首都工作的朋友偶尔周末聚会，邀请我们三弟兄小聚，都说，赵氏三雄，齐聚京城，实属罕见。兄友弟恭，在京工作的两个弟弟，在我读研时候，对我的帮助很大。
2008年7月，带着研究生毕业证，带着历史学硕士学位证，带着无限喜悦回到家乡，体会了一次衣锦还乡的生命自豪。
早在2008年3月份，我与鄂尔多斯市委党史研究室签订了工作合同，我是那一届中央民族大学毕业生中最早签订就业意向的研究生。
2008年真难忘，也真难上了！年初与工作单位签订完工作合同后，返回学校不到12小时，岳母突发脑溢血去世，迅速从京返回老家，参加岳母的葬礼，岳母64岁就撒手人寰，想来叫人伤痛不已；5月份毕业论文答辩在即，诸多亲戚、朋友、同学的亲人到北京看大病，跑前跑后搭照；毕业后回到锡尼镇等待通知上班期间，爷爷去世，享年86岁，爷爷生前多次跟我拉话，说没有你妈辛勤地劳动，没有百亩河头地，没有你妈十年做豆腐、十年养猪，冬了夏了，咬住牙没明昼夜地操劳供你们，你们弟兄姊妹三个，去哪读书了，多会儿也不要泯灭了你妈的恩情，爷爷话说的很糙理实，我们能有今天，可是离不开母亲的辛勤付出。忙碌完爷爷的后事不久，大约是9月份，我正式二次就业。
目前我所在的单位是鄂尔多斯市委党史研究室，部门小，人手少。平时，我除了正常的党史工作外，读书、运动、到市直机关或旗区一些单位社区讲党课，生活丰富多彩，小日子随着社会的进步国家的富强而蒸蒸日上。
四十四年来，我低头走路不歇息。求学阶段个人没资历，家庭生活一般般，弱弱地一门心思努力学习，一步一步通过考学跳离农门；工作阶段，个人没背景，每前进一步，离不开自我奋斗。从鄂尔多斯市杭锦旗独贵镇沙圪堵村进取到鄂尔多斯市委所在地康巴什区，我走的是一条上坡路。我感恩生逢盛世、感恩良师益友的帮助、感恩自己不屈不挠韧劲坚持。走到今天，粗浅地有了这样的人生感悟：不要贪图一口吃成个胖子，世上没有简单的事，每个人的路都是自个儿脚踏实地走出来的，朋友都是真心实意交出来的。只要自己定位准确，有自知之明，有足够的耐心和果断的行动，在能发挥自己潜能与优势的路上拼杀，逢山开路，遇河架桥，锐意进取，大胆探索，就能成就一番事业。
再者，世界上没有那么多侥幸和运气，真正的运气都是自己闯出来的。
—THE END—
来源：微信
公众号“冯春生”
文：赵东
责编：李荣、杨阳
校对：白倩
真正的运气都是自己闯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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