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董江海
【内容提要】
阐述隶书到楷书演变过程中魏碑及霍杨碑的艺术价值和作用
【关键词】
隶书、楷书、魏碑、霍杨碑、演变、基础、价值、意义、作用
《霍杨碑》
中国的文字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由于它的汉文化
的特质而区别于世界上任何一种文字，至今约有六千多年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更是世界上自古至今一直使用的唯一的文字也称汉字。
汉字演变也是经过无数时空积淀，历经变革，从符号、甲骨文、金文演变而来。
中国书法是以汉字为表现形式，汉字具有鲜明的两重性：一是记录语言交流的文字符号，也就是成为交流思想、传播知识的工具；二是可以运用抽象的简捷点画形态和结构造型表达丰富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一种艺术品（这才是汉字的特别之处）。书法这种特殊的艺术形式是必须以特殊工具——毛笔来表现或者是完成线条艺术造型。东汉蔡邕说：“笔惟软则奇怪生焉”。书法艺术经历三千多年的发展和创新，已经成为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粹，是国宝中的国宝。
书法艺术具有两大基本要素：用笔和结构。汉字形体也可按照两点来划分：一是从上古仓颉造字的传说开始到秦始皇统一文字小篆这个点，二是从汉隶起做为今文字的开端，这是一个最重要点。隶书演变到楷书是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的重要节点和里程碑。本文就隶书到楷书演变过程中魏碑及霍杨碑的艺术价值和作用谈一谈一些个人看法和认知。
一：隶书到楷书演变过程中无法绕过魏碑而谈，魏碑的多种形式及笔法特点是隶楷演变的重要基础。
隶书和楷书以及草书的演变过程脱离了魏碑的研究，很难搞清楚隶楷转化的发展轨迹脉络和成因。
1：隶书、楷书、草书的认知
（1）隶书的产生是因“用篆书奏折，难成繁琐”，为了适应社会发展，变革奏折的速度，避免篆书书写速度太慢影响工作效率，隶书就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应运而生，隶书是我国文字和书法发展史上的一次革命性变革，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具有承上启下的作用，即上承秦篆，下启后来的魏晋书法。
隶书字形结构与篆书完全不同，形成一种更为简捷的能够快速书写的新的字体，它打破了秦之前的文字符号模式，奠定了此后书法诸体的基础，成为汉字演变史上的一个转折点。隶书字形多呈宽扁，横划长，竖划短，讲究“蚕头燕尾”“一波三折”。
隶书不仅在字形结构上简化了篆书书写的繁琐，而且在汉字书写笔法上有了巨大的突破，让书法以线条讲究美姿并具有一定的技术高度，开辟了书法艺术审美的重要标志，同时也将书法的篆籀笔法丰富成为此后的篆隶笔法。淸刘熙载《艺概》说：“书之有隶，生于篆……故篆取力弇气长，隶取势险节短”，这句话的意思是在笔势上，篆书运笔缓慢，隶书运笔短而快速，即奋笔疾书才能真正靠隶书完成。
隶书到了东汉时期石刻兴起，汉隶进入鼎盛时期，成为当时的通用官方文书字体。
草书与楷书皆由隶书衍生而来，在笔法上更是由隶书变化而来，但是在这一汉字书法演变过程中，魏碑应运而生，魏碑是隶书演变楷书的过渡书体，这一特殊的字体在这一演变过程中承载了什么角色，这更是本文的关注。
（2）广义楷书即真书（正书），汉代也称“楷隶”或称“今隶”，和草书同时兴起，也就是当时碑碣和书籍及官方文书都用隶书，一般的简牍多用章草，在当时的社会大背景下，隶书是通用书写体，一般的“文人”皆能书写一手漂亮的隶书。
晋卫恒《四体书势》说：“上谷王次仲善隶书，始为楷法”。
唐李阳冰也说过：秦王次仲制八分，钟繇谓之章程书（即楷书），钟繇善隶书，始为楷法。
宋代《宣和书谱》说：“在汉建初（即章帝初年），有王次仲者，始以隶字作楷法。所谓楷法者，今之正书是也。人即便之，世遂行焉。…降及三国钟繇者，乃有賀克捷表，备尽法度，为正书之祖。”（王次仲生于何时？传说不一，他的正楷书无流传实物可考，是否和今天的楷书相同，无法说明）
（3）由隶书变成楷书受到草书的影响也是后人普遍的认知，我们注意到，用草书的流转笔势，去掉隶书的波势挑法，再适当的加以简化，就成了楷书（关于草书不是本文的重点，不作展开来谈）。
（4）隶书和楷书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我们从字形结构上看隶书和楷书多有相同点，比如汉隶的草头与竹子头不分，楷书亦然；但是，发展的楷书毕竟不同于汉隶，其表现在“笔法”有些不同于汉隶：
- 是汉隶的挑法，楷书改成定型的钩撇。
- 是汉隶笔画波动，楷书笔画平整，没有汉隶的波势。
- 是汉隶特别强调扁平的外形，即取横势，楷书就无需过分强调外形扁平即取纵势。
- 是汉隶笔法外拓，楷书笔法内掩。
可以肯定的是楷书萌芽于西汉宣帝时期，东汉末年逐渐成熟，魏晋后成为汉字的主要书体，一直延续至唐代进入鼎盛影响至今，无法改变其书法“正统”地位。
其实，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正楷法帖当属魏人钟繇的小楷，可以这么说，是钟繇成熟了新正楷的发展。
2：魏碑是隶书演变楷书形成的过程中的重要基础。
魏碑在隶书演变楷书的过程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霍杨碑做为魏碑的一种它又对书法中隶书演变成楷书过程中起到了什么作用？这是本文的关注。
魏碑被书界认知和重视一直到淸乾隆嘉庆之际才被当时书法人所认知和发掘，人们从当时出土的古碑石刻中才看到了更为丰富的隶书、篆书，以及六朝墓志和造像，才真正明白了书法史除了王羲之帖学系统以外还有一个另外的书法系统被唐以后书法人忽视甚至根本就没有发现，或者是被唐以后时代淹没了，那就是魏碑。
阮元（1764-1849年，清朝中期云贵总督，经学家、金石学家）在《南北书派论》中认为：南北两派皆出于钟繇、卫瓘，而索靖为北派之祖，南派由王导过江而将钟、卫之法带到了南方，羲、献父子为南派之祖。阮元认为“中原古法”出于篆隶，南派是一种新兴书派，他认为南派书法“无复隶古遗意”。我们从阮元的观点不难看出，他的观点是唐人书得自北派者为多，他甚至认为欧阳询、褚遂良皆为北派，从隶而来，包括颜真卿也是北派。按照阮元的论点，其实楷书演变到了成熟期鼎盛期都脱离不开北派书法的影响，当然做为北派书法的魏碑书法不就是阮元所要阐述的影响书法的重要标志？
隶楷错变之前后，六朝（南北朝）北朝书法以魏碑盛极一时，其书法面目非隶非楷，日臻成熟，形成了潇洒自由，奔放不羈，变化异常，古意参差，成为一种特殊的风格书体，它的出现为楷书过渡最后形成唐楷鼎盛影响巨大，它为唐楷形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六朝书法也就是魏碑
魏碑是我国南北朝时期（公元420-588年）北朝文字刻石的通称，以北魏为最精，大体可分为碑刻、墓志、造像题记和摩崖刻石四种。这种书法是一种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过渡性书法体系。
魏碑不同形式的区分特点：
（1）：碑刻、墓志用笔多圆浑，碑志书法，有时纯用圆笔，有时方笔圆笔兼用，丰富多彩，典型的有北魏《兖州刺史郑羲碑》，字形宽展，高古浑厚，结体茂密圆健。由于种种原因，霍杨碑在我们现在看来本来是最具代表的方圆用笔相兼的魏碑典型代表书体，并没有引起书界重视，最主要的原因是霍杨碑1920年才被发现，晚清康有为没有见过此碑，他的著作没有对此碑的著述，所以后人很少有人关注霍杨碑，魏碑里面典型的方圆用笔的实物《霍杨碑》一直没有引起书界的重视和关注。
（2）：造像题记、摩崖刻石多用笔方折，造像以《龙门二十品》为最著名，它的起笔不用逆锋，收笔直下不回锋，刀刻棱角分明，方笔如刀切，顿挫有力，也有看似与圆笔一样回锋，但它是回锋笔带方势，纵横方格之间，以小博大，比如：《始平公造像》、《杨大眼造像》、《魏灵藏造像》、《孙秋生造像》。这些法帖的特点就是：方正规矩，锋芒毕露，棱角分明，笔势雄奇，给人以或沉着凝重，或灵秀清爽，姿态万千，流连忘返。
（3）：南朝“二爨”是汉字由隶书演变楷书的标志
做为六朝书法除了北朝魏碑，南朝的碑刻也不能忽视，其代表碑是著名的二爨法帖，二爨即《爨宝子碑》、《爨龙颜碑》。
爨宝子碑笔法笔似刀切，点如三角，转折处方折明显，很多
横画中间稍细，两段做燕尾妆，凝重古意，千姿百态，变化丰富，结构奇怪，崛强率真，烂漫稚拙。康有为对爨宝子非常赞赏，评价其“端朴若古佛之容”。爨宝子是汉字由隶书向楷书演变的一种过渡风格，开创了书法艺术中天真稚拙的一个流派。
《爨龙顔碑》雄强茂密，筋骨遒健，方正险劲，简古雄奇，内涵方笔自由自在，介于隶楷之间。
以上魏碑的各种特点，为我们找到了隶楷演变过程的基础。
《霍杨碑》
二：霍杨碑笔法及其它魏碑的笔法研究对破解魏碑在隶楷转化过程中的特殊作用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和意义。
谈及魏碑笔法，淸包世臣在《艺舟双楫》中，他肯定北魏碑笔法最符合前面我们提到阮元提出的“篆分遗意”的主张，包世臣认为北魏碑能融合各体的笔法，继承篆分笔法特点，具有草书的情韵，笔画直追《石鼓》，是能兼容诸体之长的一种书体。魏碑下开唐人书法的启迪，他指出齐《隽修罗碑》已经成为欧阳询书法之先河。
包世臣对于魏碑的艺术风格有其特殊的领会，他指出魏碑刚健中寓妩媚，欹侧中见平衡，率意中古朴可爱，变化中又无迹可寻。由于魏碑书体处于由隶书到楷书演变的特定历史时期，所以它具有古朴与变化相结合的特殊风韵。
继包世臣之后，康有为在包的基础上写出《广艺舟双楫》，他认为南北朝之碑是书法史上真书发展的一个集大成时期，魏碑能兼备篆隶之古朴醇厚，又不乏流宕飘逸之气，唐人之法即出于此。康有为还认为南北朝之碑从艺术风格上最富于各自的风格特征，包含了书法艺术各种不同的审美趣味。
霍杨碑做为魏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书法艺术价值除了具备魏碑以上共有的特点以外，它以笔法兼容方圆而更加具有特殊的风格特征。
1：霍杨碑的基本介绍
《霍扬碑》，原竖立于临猗县临晋镇霍村霍扬墓地，现藏于临猗县博物馆。碑高192厘米、宽96厘米、厚20厘米，红砂石质，首身一体。首部半圆形，碑额线刻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像，佛像左右分两行篆书“密云太守霍扬之碑”8字。首身之间有圆穿。刻于北魏景明五年（504）。
霍扬碑自北魏景明年立石以来，1500余年一直位于今临猗县境内霍氏墓地。清乾隆版《临晋县志》（卷七）对霍扬墓址有简单的记载：霍荣祖墓，在县东二十五里霍村。可见至清代初年，霍扬墓尚存有遗迹。至民国9年（1920年），霍扬墓封土已不存，而石碑尚在。当时的临晋县知事俞家骥，是一位注重搜集古物遗迹且颇具保护意识的官员，他对霍扬碑评价甚高，曾拟修建碑亭以保护。俞氏《临晋县志·金石记》有如下附记：“今因纂辑县志，公余之暇闻有破庙荒村及前代废冢，辄与宣讲高君铭瑛策蹇而往。瓦砾之场，翻检必遍，时仅三月，已获古刻三十有三，皆从前著录家未见之品。其名为著录所有而拓本尚未流传之霍扬碑，不在其内。由是推之，县境深谷閟崖沈湮者，何可胜数？所愿在籍士绅，对于已发见者留心维护，未发见者随时搜罗，则后之所见必且益广于今，其以是书为椎轮者，又何可限量也。”
霍扬碑碑文-----君讳扬，字荣祖，河东猗氏人也。基自周文，茂流遐叶。汉大司马、大将军光之胄，晋交州刺史弋之胤，苻清渊侯猛之曾孙。祖树，慠世静栖，志康（赓）四公。姚谘仪（议）参军明之子。暨于扬也，幼绪逊弟之义，长表经博之方。腾志南游，荆吴是好，渐九听冥，馨闻拂天。宋诏才官，简升良规，授龙骧将军。肃明政功，晖于时务。乃自远寻朱生，不移于本乡；近思宁国，行义以匡政。于是达命辨机，亢忠归诚，特蒙圣旨，待以殊礼。扬有玉质天然，叡略焕世，文武纬佂，干俟时须。赐振威将军、密云太守、昌国子。自非崿岫清涟，飞光曜境，熟（孰）能裁任两邦，勋超二史，齿化齐考，等照灵曦？昊天不吊，春秋五十五薨。群僚执哽而涕衿，蓬野咸喭以酸吟。子冗从仆射、临汾令、昌国子霍珍，慕修父道，忠孝并宣，奉迁神宅，终愿永诀。时临汾人张保兴、梁祖修等，绋送葬故。哀德哲之潜世，徽音之罔绝，乃刊石铭碑，述之云尔。其辞曰：诞崇玄哲，基隆远扇。根自周爰，宋魏復见。光裕往叶，芳流后劝。玉质金英，谁不顷愿？灵曦象焕，坤年含泰。序类靡气，为生载赖。孰能辨机，二宇裁盖。密塸树颖，茂滋流蔼。远声昌国，族贯弈世。班爵万嗣，唯贤是济。翻翼祥云，冥造仰涕。明迹道规，永晖无蔽。温温恭人，德惬时须。武将折衡，文成良儒。如何不吊，弃世潜居。铭石刊记，踪历长舒。
大魏景明五年岁在甲申正月戊申朔廿六日癸酉建
2：霍杨碑的书法艺术特点
霍杨碑书法艺术特点，当下普遍认为其“拙朴”，它的笔法区别于《石门铭》《郑文公碑》，它与其他众多魏碑比较有共性更有个性的艺术特点，它是魏碑极少具有兼容方圆笔法的集大成者，自成一格。
我国当代著名书法理论家、书法家和书法教育家祝嘉（1899-1995年）1941年完成我国第一部《书法史》，是我国书法碑学理论继清代阮元、包世臣、康有为之后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碑学大家，对霍扬碑非常欣赏，盛赞该碑是“魏碑之极则”。
他在《〈霍扬碑〉研究》一文中对其有很高的评价。祝嘉1935年春在南京坊间初次获见《霍扬碑》初拓，一见倾心，在当年写作的《愚庵书话》中跋文：“《魏霍扬碑》，民国初年出土。古朴若《嵩高灵庙》，奇逸若《石门铭》，精丽若《灵庙碑阴》，茂密若《张猛龙》，高美若《爨龙颜》，绵丽若《郑文公》，可谓集诸碑之大成。真神品也。必有得之以成名者，吾且拭目以俟之”。次年，祝嘉又将自己珍藏的一份《霍扬碑》全拓寄赠给了日本书学家伊藤东海，同时寄出的还有一纸题跋：“《霍扬碑》绵密伟丽，兼有《爨龙颜》《嵩高灵庙》《郑文公》《张猛龙》之美，可谓集南北碑之大成，真神品也。”此拓片1985年经伊藤东海弟子、书法家西村桂洲等人整理后，以原大影印出版。因此，祝嘉可谓向日本书学界介绍《霍扬碑》的第一人。
霍杨碑与众多魏碑比较，其书法艺术成就绝不逊色，那么它的特别之处在哪里？
（1）霍杨碑与南碑《爨宝子碑》和《爨龙顔碑》对比：
《爨宝子碑》东晋大亨四年（405）四月，淸乾隆四十三年（1778）在云南发现。
《爨龙颜碑》刘宋大明二年（458）九月立，也在云南发现，此碑元人李京《云南志略》和明朝《云南道誌》均有记载。淸道光被云贵总督阮元訪拓。收入《滇南古金石录》并大加赞扬，始大显于世。
《霍杨碑》北魏景明五年（504），立于山西运城市临猗县临晋，1920年（民国）才被发现出土。
从碑立年代看，《霍杨碑》书法刻石比《爨宝子碑》晚了几乎整整一百年，比《爨龙颜碑》也要晚几乎半个世纪五十年。今天我们对二爨的解读基本上都认同二爨是由隶书到楷书过渡书体风格特征最为靠近楷书的一种书体。我们从书法笔法结构上进行比对，不难发现《霍杨碑》的笔法结构比二爨更加丰富和结构造型更趋于楷书四平八稳方块字的特征，而且霍杨碑相对更加成熟稳当之中又有魏碑的拙朴。
《爨宝子碑》被我们后人公认为是：文字简古，颇有六朝风味，它上承汉隶，下开唐法，在隶楷之间，用笔和结体和其后的《中嶽嵩高灵庙碑》及其相似。
《中嶽嵩高灵庙碑》北魏太安2年（456）立于河南属北碑，比《爨龙颜碑》早两年。此碑书体隶楷相杂，尚无定法，许多地方不太成熟，有无以伦比的自然情趣，用笔以方笔中锋为主，奇古朴拙，和隶书《张迁碑》一脉相承。
《爨宝子碑》书法结构奇怪，外形古拙，笔法严谨，含蓄凝炼，自然情趣中透出高古之气。它虽然横画末端都保留了隶书的右上方波挑的笔势，以及隶书笔笔断而另起的笔法，但又完全没有隶书结构造型的扁平的特色，姿态多变不固定，所以它也和后来的楷书不同，完全是一种隶楷相兼的书体。
《爨龙颜碑》的书法艺术成就，后人评价很多。
淸阮元跋：“此碑文体书法皆汉晋，求之北地亦不可多得，乃云南第一古石”。
淸桂馥跋：“正法兼用隶法，饶有朴拙之趣”。（桂馥1736年—1805年，山东曲阜人，杰出学者，书法家，金石学专家）。
阮福评此碑云：“字体方正，在楷隶之间，毕肖北魏名碑”。（阮元的三子）
淸范寿铭《循圆金石文字跋尾》：“盖由分入隶之始，开六朝、唐、宋、元无数法门。魏晋以还，此两碑（嵩高灵庙和爨龙颜碑）实书家之鼻祖也。”（范寿铭1870年—1921年，晚淸举人出身，金石学者）
淸康有为《广艺舟双楫》：“浑厚生动，兼茂密雄强之胜”，“下画如昆刀刻玉，但见浑美。佈饰如精工画人，各有意度，当为隶、楷极则。”“为雄强茂美之宗”，“若轩辕古圣，端冕垂裳。”“古今楷法第一”。
淸杨守敬《平碑记》：“正书自《葛祚碑》数字而外，此为最古。绝用隶法，极其变化，虽亦兼折刀之笔，而温醇尔雅，绝无寒乞之态”。《爨龙颜碑》气度雄浑壮伟，气象庄严肃穆，精神清明刚正。
以上霍杨碑与二爨及嵩高灵庙碑比较后，我们不难发现，《霍杨碑》虽然比这三种碑晚一百年和五十年，但它的艺术特色确实具有这三碑的共同点，那就是“朴拙”之美这一共同的诉求。单从结构造型上和楷书相比来看，我觉得《霍杨碑》更趋成熟稳当，不仅如此，它还以丰富的笔法更胜一筹。
（2）《霍杨碑》与造像题记、摩崖刻石笔法结构比较。
造像以《龙门二十品》为最著名，我们节选《始平公造像记》、《杨大眼造像记》、《孙秋生造像记》、来比较以下它们跟《霍杨碑》的书法艺术特点相同和不同之处在哪里。
《始平公造像记》，北魏孝文帝太和二十二年（498）刻于河南洛阳龙门，孟达撰文，朱羲章楷书，阳文楷书是历代石刻比较特别的刻法，独树一帜。书法端庄庄严，宽博雄强，是魏碑笔法中方笔的极则。
《杨大眼造像记》，杨大眼是北魏名将，勇冠三军，因其传说眼大如车轮所以称“杨大眼”，此题记书法艺术笔势雄奇，结体庄重。
《孙秋生造像记》，北魏景明三年（502）五月刻于河南洛阳龙门。此题记为龙门北魏造像题记中最大者，文字数量也是最多。书法方正遒劲，峭拔劲挺。
《霍杨碑》和这几个造像基本是一个时期的作品，我们经过比对，《霍杨碑》在笔法上没有这些造像方笔使用的那么单一，捺画的表现上它们基本相同，结体上由于《霍杨碑》有圆笔兼用，所以结构造型更加丰富，变化很大，面目除了具备以上造像共有的雄劲，还有更美的多姿和奇逸，
（3）《霍杨碑》和《张猛龙碑》、《张黑女墓誌》书法比较。
《张猛龙碑》北魏正光三年（522）刻立，书法用笔以方笔为主，偶尔辅以圆笔，沉着痛快淋漓，如断金切玉，藏锋起笔和转折处干净利落，中锋运笔，笔画苍劲厚重，笔力险绝，它打破了魏碑结体多取横势呈扁方的共性特点，《张猛龙碑》以纵取势，气势磅礴，富于变化，同样的点画，其形状完全不同，同样的字结构也各异，完全符合“逢二则变”的哲学思想。字体结构特点是中宫紧收，四围舒展，左纵右放，上紧下宽，笔势向上偏斜，左低右高，劲健取势，戈戟森严，撇捺险峻飘逸。
《张黑女墓誌》刻于北魏普泰元年（531）十月，出土地为山西运城市永济市，原碑早已亡佚，现存拓片为淸何绍基所存拓本，此帖书法艺术被广泛赞同，和《张猛龙碑》并称“魏碑双壁”，字字珠玑，行行玉润，结构上扁方疏朗，外形上多呈梯形和不规则形，表现为字结体呈显正梯形、倒梯形、侧梯形等字与字之间变化多端无以类同，内紧外松，多出隶意，兼有行书用笔，更接近现代楷书，行笔不拘一格，风骨内敛，自然高雅，古意浓浓。
《霍杨碑》从时间上比此二碑还要早二三十年，但书法艺术成就各有千秋，三碑比较虽然各有外形上的特点，结体上也是各有风骚，由于都运用方圆笔转换运用，所以更多的共同表现形式就是不落俗套，字字顾及，同一结构必有变化，符合哲辩的共同点，古意盎然又清新靓丽。
根据以上比较，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霍杨碑》虽然由于晚被发现，但它的书法以上成就不能小觑，它也是魏碑家族中不可多得的一块宝玉，是我们书法艺术的瑰宝。
《霍杨碑》
三：《霍杨碑》及其它魏碑对现实书法艺术学习的启发和意义
书法艺术发展到今天，可以说是进入到了一个特别繁荣的时代，尤其是近年来微信抖音等自媒体大数据时代，书法已经不在是过去只能呆在书房里玩的余事，足不出户就可以让书法作品展示给朋友圈，过去那种只能靠展览才能展示作品的方式已经发生改变，书法学习资料也不是过去哪种匮乏，任何法帖都可以在手机上找到版本，大大方便了所有人的学习。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认知并没有因为时代带来的诸多方便而有所改变，让人忧心忡忡的是人们对书法艺术的认知是非常的浅薄，加上一些非专业人的误导，更让书法艺术在普通人看来更加扑朔迷离，无所适从。
就当下普遍的现象是：专业更加专业，非专业更加江湖，这种两极分化特别明显，加上一些急功急利的网络达人不顾书法艺术道义，一味地误导大众，致使许多初学书法的人倍感迷茫无从下手。就拿对魏碑的学习来说，竟然有人诟病魏碑，否定其书法艺术高度，片面无知地认为魏碑也是丑书而予以批判。所以，如何弘扬魏碑在学习书法中的重要性迫在眉睫。
1：魏碑不丑，脱俗不学魏碑难
当下普遍的认知认为魏碑是过渡不成熟的书体，是丑书的祖宗，其认知非常可笑。
什么是丑书？当下所谓的“丑书”之争，其实就是“写字”和“书法”究竟是不是一回事的认知问题之症，对“丑书”大加批判的人，对书法艺术的认知还停留在写字的层面，这样的书法观当然会对所谓的“丑书”横加指责。书法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是艺术中的艺术，如果仅仅只会写字的人都认为自己很懂书法艺术，那么中国书法艺术不就成了民俗艺术，这样低的进入门槛，如何能成为国宝艺术？对于那些只要自己看不懂的统统说成“丑书”，他们的理由竟然是人民大众看不懂的当然不是什么好东西，这些“丑书”论者眼里只有颜柳欧赵，什么草书、什么魏碑？统统都是“丑书”，这就是目前非专业书法认知上的尴尬。
相反这些人的眼里“俗书”成为他们的追崇，这和当前书法基础教学不规范有很大关系，由于对书法学习“取法乎上”的不理解，不重视，导致不临古帖，不追魏晋，形成了初级学习普遍认知非常低俗的局面，要解决这样的尴尬，只有推崇古法，强调初学书法不是只有唐楷，魏碑也可作为取法，隶书也可做为初级学习入门途径，魏碑不是“丑书”，要脱俗，临习魏碑更是一条不错的路径。
2：魏碑营养丰富，取法创新空间大，适合当下的国展
魏碑是隶楷演变过程的过渡书体，有人诟病它是过渡书体，有了唐楷，应该学最好的唐楷，干嘛非要学习魏碑这样的过渡不成熟的书体？咋一听，似乎很有道理，但是这里有一个误区，一是魏碑是隶楷演变过程中的过渡书体不假，但这并不是说魏碑这样的书体不具有书法艺术性，魏碑这样的过渡书体是后人相对于后来的唐楷而言，唐楷最后成熟是依据了吸收了魏碑的营养而独立出一种新的楷书而言，唐楷最后的成熟是因为其社会背景需求这样的书体成为当时唐“尚法”时代的推广体，从实用写字的角度它符合了当时时代的需求，被官方认定它为当时书法的楷模，但这不能否定魏碑的书法艺术性，也不能认为学习魏碑后最后的结局就必然会成为唐楷，事实上，我们今天后人越过唐楷取法乎魏碑，也没有形成唐楷这样的风貌，这进一步说明了，取法魏碑仍是一条学习书法不错的路径，既然唐代人取法它可以在当时时代背景要求下能写出符合时代的唐楷，那么我们应该坚信，我们今天取法魏碑，也一定能够写出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国展要求的楷书，一定是这样的逻辑，也一定会。当下许多国手获奖折桂就是最好的证明。
3：魏碑形式多样，取法可以弥补帖学系统单一缺乏雄强的短板
书法界普遍认知，以二王父子为一脉的书法艺术系统，为贴学一脉。历经几千年发展，各个朝代都有大家出现。我们研究书史也注意到，宋以后至淸乾隆嘉庆之际，魏碑基本上没有被书法人认同和学习，帖学一脉相承，一枝独秀。到了晚清，其弊端也愈来愈明显，值得庆幸的是，淸出现了许多崇尚魏碑的大家振臂呼吁，比如阮元、包世臣、康有为等，这才让魏碑被发掘重放光芒，才让世人知道书法艺术不仅仅是二王一脉，还有魏碑这样的雄强书法艺术，此后魏碑成为当今书法学习取法的选择之一，如何能继承魏碑古法，弘扬书法传统是我们每个当下书法人的责任，也是解决当下书法纷争的唯一选择，取法乎上，时时临帖不间断，碑学、帖学同时并举，才能真正成为书法艺术的弘扬者。
综上所述，《霍杨碑》及其其它魏碑在书史上地位不容置疑，它和二王一脉的帖学系统一样是我们书法艺术的瑰宝，《霍杨碑》及其魏碑的其它都对隶楷演变过程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价值和作用。
作者简介：
董江海，艺名，江海，字泰宇；号莲花居士，书画家、编辑学者。
主要代表文章：
《穷途末路的中国人物画尴尬现状》、《批判楷书是唯一入门基础的千古谬论》、《扒开书画界的是非恩怨》、《一批乳臭未干的年轻人改变了百年书画史》、《“丑书”的另类认识》、《田英章字帖的泛滥是对中国书法活生生的阉割》、《有感大师可遇而不可求》、《“当代草圣”林散之批判》、《“丑书”有背景“俗书”无来源》，《“转基因”中国画的最后一位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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