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作者董苗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2016年参加了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工作。本文原名《二里头遗址田野实习散记》，以第一人称的视角讲述了作者参加该项考古的经历和感受。通过这篇文章，公众可以感受到广大考古工作者所经历的的辛苦努力，也为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考古工作画卷。转发此文，以此向广大考古工作者致敬！
作者：董苗
作者：董苗
结缘“最早中国”每个学考古的人，大概都难以抵挡田野考古的魅力。一句话说来，没有经历过田野的训练，就不算真正的考古人。奈何本科阶段由于系所教学计划的调整，自始至终没下过田野，每每提及，终属憾事。研究生入学以来，幸得导师许宏先生引荐，先后到素有“中国考古学的圣地”之称的安阳殷墟和“最早的中国”偃师二里头遗址实习，实属幸运。自实习以来不敢有所懈怠，始终勤勉向上，不断学习，以期有所收获，不负各位老师的提携关照。
在二里头的实习主要是配合二里头遗址2016年秋季宫殿区5号基址的再发掘，以及配合圪垱头村小学操场建设勘探后新发现的贵族墓葬的整体提取工作。经过两个月的实习，初步掌握了田野考古的基本技能和工作方法，对遗迹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有了更直观的理解，能够分辨宫殿基址、夯土墙基、柱坑、柱洞、路土、墓葬、灰坑、水沟等遗迹现象，并处理发掘现象，对于考古学的认知也更加深刻，未来发展规划亦更加明确。
有趣的是，作为一个山西运城人，从小就被灌输“这里最早叫中国”，也因舜帝陵、历山、夏县、禹都、安邑这些地名的存在而自豪不已。自从大学接触了考古学，才惊觉王朝传说之地并无王朝气象，这还真应了刚入学不知哪位老师讲得那句话：“考古学——神话传说的终结者。”古史学家徐旭生遍阅古书，认为夏王朝最可能与两个地方相关，一个晋南、一个豫西。
虽说“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1926年晋南汾河流域调查最初的目的是寻找史前遗址，探索“中国文化的原始问题”，针对中国文化西来说，但后来在夏县寻访夏代王陵的过程中意外发现了西阴村遗址，属于仰韶文化遗存，开启了中国学者自己主持的第一次科学考古工作[1]。而1959年徐旭生自己在豫西调查“夏墟”的过程中发现了二里头遗址，这是首次以探索夏文化为学术目标进行的考古工作[2]。这里诞生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发现了一系列的中国之最，被称为“最早的中国”[3]。种种迹象表明这里是殷墟晚商都邑之前的又一大型王朝都邑性遗址，对于探索夏商文化意义重大。而晋南发现的夏县东下冯遗址同时期遗存，文化面貌上与二里头遗址有相似之处，略有差异，但发展程度上远远不及后者，被认为是二里头文化扩张的结果[4]。自二里岗时代始建城，推测为早期国家控制河东盐池和中条山铜矿资源的一个据点[5]。值得注意的是，同处晋南地区的临汾市1978年发掘了襄汾陶寺遗址，时代在二里头文化之前，发掘者将其指为尧都，称“最初的中国”[6]，也有早期夏邑之说[7]，皆无定论。
从传说中“最早叫中国”的地方来到“最早的中国”实习，个中滋味，感慨万千。
手铲释地书
春日·从汉冢远眺宫殿发掘区
按照提前规划好的行程，十月底跟随许老师参加郑州牙璋会议，结束之后同一起开会的副队长赵海涛老师来到二里头工作队。到队驻地天色已黑，依然留守驻地的老师们还有新进的工作人员热情的接待了我们。后来熟悉后，不论是实习还是生活，他们都给予我很大的帮助和照顾，也成为很好的朋友，在此对他们表示由衷的感谢。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工作队驻地，四月份前来听许老师上课，仅短暂停留，观光一般匆匆而过。春往秋来，心境竟是大不同。心里暗暗下定决心这是我未来几个月选定的战场，是我考古生涯的第一站！
秋时·清晨的薄雾
下工时的落日
工作队的生活很是规律，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朝七晚五”。一日三餐均由王姐负责，定时定点喊我们吃饭，不乏花样，其中王姐牌烩面、大盘鸡等都是一绝，至今想念。还有几只小猫为伴，春时的一只猫咪如今已成了一家三口，小猫还有些怕生，亦充满萌趣。
宫殿发掘区距工作队驻地直线往南不过几百余米。到队的第二天，吃过早饭，在同伴的呼唤声中相携上工。跟随赵老师，绕过伫立于门口的大汉冢，踏着清晨的薄雾，沿着田埂前行，小心翼翼不踩到农田，当然还有“地雷”——各种动物粑粑。三五个人徐徐向前，成为日后每一天不变的风景线。走过农田，紧接着穿过仅容一人弯腰通过的宫城保护区外围护栏，踏过紧靠宫城城墙笔直的井字形大道，即进入三千年前华夏第一王朝的宫殿区。
我常常会想，到底它的主人是谁，经历过怎样的兴覆传奇，又是怎样淹没在历史的风尘中。三千余年沧海变桑田，一切地面遗存早已不在，终埋于尘土之下，未留下只言片字，留给后人无数遐想，也只有考古学家用手铲揭开一层层地层或许可以部分解答。土地就是这样一本无字之书，学界常说“手铲释天书”，我倒觉得“手铲释地书”更为合适。
整备中的宫城外井字形大道
正在发掘的5号基址与3号基址（压于2号基址之下）东西并列，同为二里头文化二期遗存，二者间有南北向道路和排水沟相隔。2002年曾揭露出该基址东南部，2010年的发掘表明该基址是一座至少经过三次修整或增建的规模较大的夯土台基。在早期发掘和认知的基础上，2016年对5号基址区域进行了持续的较大面积发掘。5号基址是目前发现的保存最好的二里头文化早期大型夯土基址，其内涵、布局均与其后的夯土宫殿区内的大型夯土基址差别较大，它的发掘和研究，有望厘清二里头文化早期宫室建筑、宫殿布局的更多细节[8]。
2016年发掘地点在遗址中的位置（二里头考古队供图）
当我来到5号基址发掘现场的时候，与四月份参观的发掘现场相比，面目已然不同。据赵老师介绍，为了遗址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当时的发掘现场已经回填，秋季发掘从九月末开始重新揭起，继续发掘。此时回填土陆续清理，发掘工作渐入高潮。发掘依然使用探方法，但配合宫殿基址的大面积揭露，已经看不到明显的探方痕迹，当然遗迹遗物的编号、记录依然使用探方编号。
十数年如一日，把工地当家的赵海涛副队长
拿到人生的第一把手铲，开始跟随队里的郭淑嫩老师从最基础的刮面、辨土色、画遗迹线学起。万事开头难，看到她熟稔地在地面上画出一道一道线，我有点怀疑自己的眼力，迟迟不敢下铲。郭老师很亲切，说眼力慢慢练就好，不要怕出错。
手臂负伤，依然坚持一线的郭淑嫩老师
后来在小伙伴的鼓励下，我开始不断尝试。学会用正确的姿势手握手铲，刮面时注意角度力度，手铲与地面略呈45°，不能留浮土，只有刮干净的新鲜土面才比较容易根据土质、土色、包含物的不同区分不同的遗迹现象。实际过程中发现，夯土墙基最容易分辨，经过夯具捶打受力后土质变得坚硬致密，且往往笔直成线，同一处的同一道墙基宽度大体保持不变。路土则一层层叠压，俗称“千层饼”。灰坑土质往往较松，平面不甚规整，包含物各有不同。
除了地表遗迹现象的区分，开始学着分辨地层，学着画地层线，逐渐学会区分墓葬、夯土、路土、灰坑等遗迹现象之间的叠压打破关系。画线时必须以客观存在的遗迹现象为依据，每条线要画得有道理，讲得通，与周边线能连得上。清理灰坑或者地层的时候，使用耙子或手铲捣土要注意掌握力度，一层层剥离，遇硬物要注意，可能遇到遗物，不能操之过急，需用手铲细细清理，并分层收集、做好记录，重要的要拍照并测量坐标，遗物及时收好，避免混淆。工作站引进了信息数据库系统，使用平板现场记录十分便捷。遇到木炭、动植物遗存、人骨等注意要收集土样。遇到复杂不好判断的遗迹现象，大家往往一起交流讨论，氛围良好。
宫殿区发掘现场日常记录
进队后不久赵老师安排我们去洛阳市先后参观了古墓博物馆和洛阳市博物馆。在洛阳市博物馆见到了二里头遗址早年出土的乳钉纹青铜爵、七孔玉刀、牙璋以及唯一的一件青铜圆鼎，不知待未来二里头遗址博物馆建起来，又有几件能回归呢？翌日下起小雨，工地停工，正好度过人生中第一个平淡的生日，静静吃一碗王姐牌面条也很满足。大抵心下的安宁才算真正的安宁。这一场雨是那个季度唯一的一场雨，也算老天爷眷顾。
考古队的日常工作由赵老师统一负责，作为资深技师，王宏章老师、郭淑嫩老师指挥附近村民参加发掘工作，王丛苗老师负责日常钻探，此外还有郭哥、光哥、飞哥等也工作了很多年。新进站的王师兄、小孙、倩男大致分别负责片区工作，此外，小孙、飞哥还负责测绘，王师兄负责遗迹拍照工作。随着新技术引进，考古现场绘图已经不再需要，不够精准，也费时费力，多通过拍照再结合全站仪测绘利用三维重建技术进行三维建模，主要由晓真姐负责，我也有帮过忙。发掘结束后会安排无人机进行全方位航拍。
自拍的高级进阶——无人机航拍
我们实习生工作较为机动，不敢自比二里头的螺丝钉，但也是哪里需要往哪钻。我蹲过汉墓标过土色，给二里岗期墓葬中的人骨搬过家，一层层清理灰坑中的兽骨，一遍遍在犄角旮旯里寻找骨针的另一半，为了赌肉串在墙基上寻找一个个柱洞，也让自己掉入不见底的深坑。期间并没有什么伟大的发现，但也会为了一件制作精美的骨镞赞叹不已，为分辨出一个陶器器形而欣喜雀跃。偶尔给大家拍点照片，愿做个记录者，定格平凡工作中这群不平凡的人。
许宏队长在5号基址发掘现场
工作队三两天有人到队参观或者搞研究，有机会我都会认真学习，包括植物遗存的提取、人骨的鉴定等等。其间许老师也来过好多次，记得有一次我们正在画遗迹线，许老师来了。他没多说，而是拿起手铲，说再刮刮看，指引我们戒骄戒躁，不清楚的时候多刮刮，直到搞清楚。
天气日渐转冷，开始驱车去工地。为了抵御极端天气，工地上铺了一层塑料布以防冻。11月23日，我清楚记得那一天，今冬的第一场雪纷纷而下，好多年没经历过这么大一场雪，大概都留给了二里头，积起来有二三十公分一点不夸张。顾不上严寒，我们兴奋地跑到大门口的夏都文化广场打雪仗，在围剿与反围剿之间乐此不彼。工作站的每一颗树也都未幸免，轻轻一“摇”，大家陆续站在树下待大雪倾盆而下，不时爆发一阵阵狂笑。
晨起上工，车窗上的冰花
队里天台的视野极好，极目远眺，万籁俱静，雪天一色，十分壮观。那日的晚餐，王姐特意准备了火锅，下雪天涮火锅，有一种别样的情致。
工作队天台所见雪日全景
雪落翌日，小工地马不停蹄开工了。圪垱头村小学要建操场，位置恰好处于二里头遗址的贵族聚居区和墓葬区。按照传统，附近村落有何土地工程，都会提前通知考古队先钻探。而这一次提前钻探，发现一座贵族墓葬。提起圪垱头，有一则笑谈。遗址的中心区域恰好处于二里头村、圪垱头村、四角楼村三个自然村落中间，而宫殿区实则占据的是圪垱头村的土地。当年豫西调查徐旭生一行从洛河南下，首先到达二里头村，在村南路旁的断崖间发现不少陶片，遂命名为二里头遗址。时至今日，圪垱头村民依然忿忿不平。考古发现的过程就是这样充满偶然性，但还是无法想象“最早的中国”名为圪垱头遗址，圪垱头文化。
这一次圪垱头村的墓葬提取我才真正相当于参与了考古发掘的全过程。还在钻探的时候，我就跟着技工师傅学着用探铲，赵老师也有指导，牢记动作要领，上身保持直立，双腿微微岔开，双手于胸前一上一下握住探铲，垂直向下用力，使探铲自由落体扎进土层，左右转动几次，再缓缓拉上来，铲头微斜轻磕地面，倒出土样，一溜排开，观察土质、土色、包含物随深度的变化，并记录。还在他们使用全站仪测绘的时候，学习了测绘技术。
雪落翌日小工地开工
在茫茫雪地里，放过鞭炮后发掘工作正式开始，考古发掘，须永怀一颗敬畏之心。按照提前钻探过的墓葬位置，使用全站仪布方。首先清理掉雪层和耕土层，小心清理，留意四壁剖面，以免破坏下层遗迹。在其上用钢材搭建棚子以防天气变化，旁边搭建简易样板房以便守夜。后来在墓葬之上发现晚期建筑遗存和多个灰坑，逐层清理，直到墓葬整体露出表面，扩大范围进行切边，套箱整体提取，运至工作队驻地。至此我一个人住的前院又新收一名“新邻居”，与我夙夜相伴，奇怪素来多梦的我那段时间竟然神奇的没有做梦。墓葬提取之后，工作并未结束，为了搞清周边遗迹关系，一层层清理，直至生土层面。那段时间为了一张清晰的探方俯视图，赵老师、王老师都爬过帐篷顶，甚至站到挖掘机的铲斗上面，每次都让我们捏了一把汗，也钦佩不已。
无所不能的“大管家”王宏章老师
从通宵“守墓”的样板房搭建好，期盼已久令人向往的工地烧烤季开始，其实也就进行了两次而已。所有人聚集在样板房内，将提前腌制好的羊肉、猪肉串串，用炉火烤，而鸡翅、红薯等则用锡纸包裹严实埋进炭火盆里，待熟后再挖出来，所用工具竟是工地上刮面用的刮掀，可谓考古工具的物尽其用，这一过程被我戏称“发掘”。
与此同时，宫殿区5号基址的发掘工作并未停止，两区同时进行，同老天争取时间，都想在工地彻底上冻之前，把发掘工作做完。要知道，地表的土层是刮一层少一层，甚至会丢掉一个遗迹现象。等到再也不能发掘的时候，大家聚集在办公室整理发掘资料，为所里的年终汇报做准备，我的实习也接近尾声。
工作站偏居村野，娱乐活动甚少，快递也要到附近镇上去取，但我们往往自得其乐。二里头村十天一次的集会从头转到尾也就五分钟，每次就算不买东西，下工后我们还是要出去放放风。每晚一墙之隔外广场舞音乐准时开启，一直响到九十点，不论严寒酷暑，上次来还不胜其烦，而这一次我已经成功免疫了。那段时光，我们都觉得赵雷的《少年锦时》是我们的真实写照。我们会步行数里，只为一碗正宗烩面。也会一时兴起，跑广场上跳一会广场舞，或借来篮球，表演三步上篮。不尽兴之余，竟然从仓库中拼凑出一台旧时的乒乓球案，中间拦网已不知所踪，随手拾起砖块代替，以三球为限，轮番上阵，可谓意气风发，冬日汗流浃背而兴趣不止。忽而又兴起转呼啦圈，又或者在一个晚上弹起吉他唱歌，聚集在餐厅吃火鸡面、糕点。仅有两次工地发掘结束后的周末时间集体外出活动，一次去唱歌，一次去打真人CS，郭哥、光哥还带了小孩，我们笑言这是上阵父子兵。大多时候的晚上我都在办公室度过，王老师和子琼绘图，我看书查资料，写论文，偶尔聊天，度过一个个寒冷却又温暖的夜晚。
绘图技术一流的王丛苗老师
快乐的日子总是短暂的，因此才更加弥足珍贵。离开前夕，机缘巧合，恰逢“华夏第一爵”发现者圪垱头村前干部郭振亚先生到队，赵老师也第一次打开了队里的保险柜，我们得以近距离接触队里为数不多的文物精品，铜器、玉器、白陶器等小件都很精美。
随着5号基址的大面积揭露，在前期发掘和认知的基础上，发现这是一座至少有四进院落的宫殿基址，每进院落包括主殿和院内路土，主殿以窄墙间隔成不同的房间。与后期1号、2号基址的单体四合院风格明显不同。各进院落多被晚期墓葬与灰坑打破，除院内发现的几座二里头文化二期贵族墓葬之外，多近代墓和汉墓，遗迹现象复杂。另外，5号基址多次重修或增建，有关东庑、东围墙等问题也尚不明确。在厘清相近区域的遗存分布情况时，局部揭露2号基址，发现一些问题。相关内容都有待进一步研究。[9]
短短两个月的实习我不仅接受了考古学基本功的训练，也引发了一些思考。教科书上说考古学的最终目的是复原或局部复原古代社会，揭示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通俗来讲，我认为考古学无非是满足人类的好奇心，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我们的未来通往哪里。当然这最后一点，好像并不是考古学能解答的范畴。具体到学界目前关于二里头遗址族属与国别的相关争论，我们终归需要直面甚至解答它。以殷墟晚商文化信史为起点，向上追溯早期商文化以及商文化溯源、探索夏文化以及夏文化溯源，继而探索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是学界一个长久命题，也符合国人的期待。但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除非文字等自证性关键证据出现，相关争论永远没有定案，甚至这种可能是不可预见的。现阶段，我们确实更应该将精力投入考古学擅长的聚落考古学领域、社会考古学领域的研究，以及思考相关领域考古学理论与方法论的问题[10]。
在实习过程中，也有一些问题值得反思。不同于学校统一安排实习，每人一方，凡事亲力亲为。而我初次自己接触田野考古，多跟着老师同伴学习，缺乏规范的学术训练。另外，摸陶片的基本功没有掌握，类型学训练也不够，都有待日后增进。最后，再次对二里头工作队给予我关心和照顾的各位老师和同学，表达由衷的感谢与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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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孙庆伟：《追迹三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2] 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3] 许宏：《最早的中国》，科学出版社，2009年。
[4] 许宏：《何以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
[5] 刘莉、陈星灿：《中国早期国家的形成——从二里头和二里岗时期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关系谈起》，《古代文明》第1卷，文物出版社，2002年。
[6] 何驽：《尧都何在？—— 陶寺城址发现的考古指证》，《史志学刊》2015年第2期。
[7] 冯时：《“文邑”考》，《考古学报》2008年第3期；冯时：《〈保训〉故事与地中之变迁》，《考古学报》2015 年第 2 期。
[8] 赵海涛、许宏、陈国梁：《二里头遗址宫殿区2010～2011年度勘探与发掘新收获》，《中国文物报》2011年11月4日。
[9] 有关5号基址发掘资料多参考《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田野考古成果汇编》（2016年）二里头工作队供稿，谨致谢忱。
[10] 许宏：《方法论视角下的夏商分界研究》，《三代考古》（三），科学出版社，200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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