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口号声声中浸泡了漫长岁月的我们，神经有些麻痹了对当前大学里“以学生为本”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因为知道它没有多少内涵的支撑，现在小编就来说说关于大学的样子应该怎样的?下面内容希望能帮助到你，我们来一起看看吧!
大学的样子应该怎样的
在口号声声中浸泡了漫长岁月的我们，神经有些麻痹了。对当前大学里“以学生为本”的说法，很不以为然，因为知道它没有多少内涵的支撑。
眼下出台的北京大学综合改革方案中提到的“师生治学”，倒是颇具“新意”。这大概是对教育部今年夏季颁布的《普通高校理事会规程》的回应吧，因为在这个文件里已经提出了学生参与的问题。看来尊重学生在大学里的主体地位要有一些实质性的动作了。
这算不算“创新”呢？如果翻看一下高等教育史，就不难发现，这恐怕只能是“旧时王谢堂前燕”了。
远古的大学不说（如我国古代先后出现的上庠、瞽宗、辟廱、太学等）, 我们从“university”说起。11—13世纪的欧洲，由于社会环境较好，经济稳定，市民生活活跃，大量出现了一些由不同市民群体组织的社团，拉丁文称为“universitas”，即“行会”。
其中有一类是为适应城市、国家、教会、商业等管理的需求而组织青年人进行教学、帮助青年人获取专门知识的社团，被英语称为“university”。这类社团因与我国古代大学类似，被翻译家译为“大学”。 所以从发生学的角度考察，大学本来就是大学生自己的组织。
在这些大学里，学生的权力最大。大学怎么办，怎么管，请哪些人做教师，上什么课，都是学生说了算。甚至到了19世纪，在大学理论的集大成者纽曼那里，大学依然被定义为“来自各地的教师和学习者”，“大学要么指学生而言，要么指学科而言。”所以，学生的主体地位是不言而喻的。
后来在大学逐步走向正规化的过程中，教师的地位越来越高。尤其是19世纪德国教育家洪堡确立了大学中教学与科研并重的原则后，大学教授最终成为大学的统治者。学生的主体地位“大权”旁落，从自我管理者变为被管理者。
尽管如此，学生作为大学里最大的“民”，在西方民主的环境中，还是保留了学生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力。而且至今在世界各国，大学的最高管理机构（如董事会、理事会、校务委员会、评议会、学术委员会等）中依然保留着学生名额。
为了给个具象的概念，我举几个例子。巴黎第一大学：学校行政机构主要有三个委员会，即行政委员会、科研委员会、学生及生活顾问委员会，每个委员会中都有学生参与管理，其中学生所占比例：行政委员会为25%，科研委员会为8%，学生及生活顾问委员会为40%，还有一个执行机构叫副校长办公室，学生席位占33.3%（见杜作润主编《世界著名大学概览》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5页）；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最高决策机构为校务治理委员会，委员共50人，其中教师代表12人，学生代表8人，校友代表8人，省政府任命的社会名流16人，校长副校长及校长任命的2人（见上书第408页）；菲律宾大学最高权力机构是董事会，有学生代表1名（见上书第7页）；
德国哥廷根大学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大学管理委员会，其中教授、学生、科研辅助人员、技术及管理人员的比例是7:2:2:2，校务委员会共有委员130人，其中学生委员为20人（见上书174页）；
荷兰乌得勒支大学最高层次的管理机构评议会，共30人，其中教学人员、技术管理人员、学生代表各占1/3（见上书第247页）；
危地马拉圣卡罗斯大学：管理机构是校最高理事会，成员包括校长、系主任、院长、教授代表（每系1人）、学生代表（每系1人）行政秘书和财务委员会主任（后两者只有发言权而无表决权）。（见上书第699页）
总之，国外大学在学校的管理上，从决策、行政到日常生活，学生都有深度参与。
其实在中国古代，学生的自主学习、自我管理是大学的基本模式。《尚书·说命》中说：“惟学学半”。意思是，学生自主学习、自我管理，是教学的一半。 “教学相长”是孔子的一贯思想，在他举办的大学里，学生的学习和师生的日常生活管理都是由学生安排的。
当时齐国首都临淄出现的“稷下学宫”，虽然是由国家兴建，但学生们却是自愿从周边各（诸侯）国而来自主研讨、互相切磋学问的，由此成就了一批百家学术的领军人物。在书院时期，师生之间的“互动”也是基本教学方式，岳麓书院就干脆把教学场所命名为“半学斋”。
民国初年，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蒋梦麟、林砺儒等都曾专文讨论大学生的自治问题。陶行知说，大学要“为学生预备种种机会，使学生能够大家组织起来，养成他们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辽海出版社2000年1月版第261页），他还历数大学生自治的好处，一是“可为修身伦理的实验”；二是“能适应学生之需要”，防止学校举办人所定规则、所办事体与学生隔膜；三是“能辅助风纪之进步”；四是“能促进学生经验之发展”。（见上书，第262-264页）蔡元培在北大，蒋梦麟在北京高师，陶行知在他创办的晓庄师范学校都曾倡导和实行学生自治，为大学教育树一代风范。
古今中外的经验已经证明，大学生是社会上一支朝气蓬勃的力量，除了学习外，他们在关心民族命运、引领社会文明、传播文化知识、推进科技创新、参与社会事务等方面，都有不凡的表现。《大戴礼·保傅》中说：“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就是说，自古以来就把大学生看作是“束发”的大人了，他们自然要学习理政本领，承担社会责任。
今天的大学生呢？比古代大学生的起点高多了。一是入学年龄一般在18岁以上，已经有了完全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是他们受过了完整的基础教育，而且成绩优良；三是他们确立了专业学习的目标，为走上工作岗位、走向社会着手知识和技能方面的实际准备；四是有了参与社会活动的经验，懂得了个体、群体、社会的关系，建立了社会责任意识，而且充满激情；五是在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语境下，视野广阔，知识丰富，思维活跃，其思辨能力、判断能力和主见明显优于以往时代的大学生。在社会上，有哪个群体比他们更能关心未来、更能坚持正义、更能批判龌龊、更具创新锐意的呢？虽然他们还不成熟，也必然有不少缺点，但从总体上看，他们是为社会进步提供正能量的庞大群体。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大学体制发生了根本变化。在这个变化中最大的失误之一，就是大学生在大学中的地位全面失落，大学生由传统的“学者”（孔子有云“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韩愈也说“古之学者必有师”）或“学习者”，变成了“受教育者”。称谓的这一变化，使学生由“主动”变为“被动”，由“自动”变为“受动”。学生不但失去了参与学校事务的机会，甚至连学习也成为“你叫我学”和“你教我学”的事了。学生“被管”、“被教”，主动性被泯灭，锐气被挫伤，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掐尖”行动，恐怕就是今日体制死气沉沉毫无生气，以及“出不了拔尖人才”的关键原因之一了。
社会上给大学生戴了不少“帽子”，什么“二”、“屌”、“宅”、“霸”、“啃老”、“坑爹”等等，其实这并非别人的“创造”，而恰恰是大学生在被压抑之下百无聊赖、自暴自弃而自行“加冕”，用来“自丑”的。这可以看做是“正气”的“歪用”。
由此看来，调动大学生正面参与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成了大学深化改革和建设“一流”的不可不逾越的“沟坎”。北大当前的这一举措，可算“小试牛刀”。后续的推进会更重要。如果把这一举措做成给个别学生加封几个只能听听报告、鼓鼓掌的“闲差事”，恐怕会于事无补。教育事业发展需要解决的是整个体制问题，因此，正如党的十八大所指出的，改革要“深化”，要逐步走向深水区。
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树立一个概念：大学首先是大学生的大学。因为办大学一是为学生，而是靠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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