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戏曲在清代中期北京的舞台上有着不俗的表现,如《戏叔》、《挑帘》、《裁衣》等,被很多演员演绎过,甚至还成为某些名伶的经典作品。

《金瓶梅》戏曲通过演员的表演,带给观众更加直观的视觉感受,因其淫冶的表演而得到了两极的接受——官方的禁毁和观众的热捧。

一《金瓶梅》在清代戏曲中的篇目

戏曲的发展在清代达到了顶峰,《金瓶梅》剧目成为清代剧坛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佚存曲谱》收录了昆曲中研究价值较高的8种曲谱,其中就有《金瓶梅·散花》;《不登大雅文库珍本戏曲丛刊》第10册收录了《金瓶梅》二卷,包括《纳妾》、《斗杀》、《审问》、《跳墙》、《露情》、《跳判》、《孽镜》、《吃醋》、《闹架》、《成亲》以及《杀嫂》。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1)

(一)杂剧。

到清朝中期,杂剧演出的剧班和演员少之又少,可谓稀缺。

据《清代戏曲史编年》相关记载,关于《金瓶梅》改编成的杂剧只有两出:“咸丰二年九月二十五日,诸龙祥编《寻闹》(题弋腔《金瓶梅》)杂剧,署‘壬子九月立冬前一日廿五日编,十二月朔日誊清’。剧本今存咸丰年间希葛斋稿本。”[1]

除此以外还有边汝元创作的杂剧《傲妻儿》也是取材于《金瓶梅》的小说情节。

(二)传奇。

根据《金瓶梅》改编成的传奇有很多,其中《古本戏曲丛刊三集》第090集就收录了与《金瓶梅》相关的内容,分为二卷,共有34出,清·郑小白撰,长乐郑氏大兴傅氏藏钞本。

上卷共有16出,分别是《禅师现宗》、《十友结拜》、《妻妾闺戒》、《东昌将略》、《田虎倡兵》、《夸虎相逢》、《仇申闻讣》、《途遭逆害》、《烈妇尽节》、《妬疑收女》、《金莲诱叔》、《水迫阄兵》、《奇覯受计》、《兵围急报》、《搬非捉奸》、《飞石敌人》,

下卷则包含了《姻缘注籍》、《西门谋取》、《风兴闹灵》、《武魂梦诉》、《尸形变石》、《贤妇闺贺》、《替兄明冤》、《雪仇误打》、《仇氏悲忆》、《义朋邀会》、《私约向心》、《梁山贺宴》、《西门赴约》、《子虚巧祸》、《就机私赠》、《为友潜信》、《子虚命枉》以及《东京寇劫》等18出。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2)

舞台剧照

李斗的《奇酸记传奇》中有四折传奇也是根据《金瓶梅》改编而成的。

清代中期常常表演出自《义侠记》的戏曲,《义侠记》的前十八回内容都取材于《金瓶梅词话》,因此《义侠记》前十八回的内容与《金瓶梅》的内容息息相关。

比如:《戏叔》(《义侠记》的第八出《叱邪》)、《打虎》(《义侠记》的第四出《除凶》)、《别兄》(《义侠记》的第十出《委嘱》)、《挑帘》(《义侠记》的第十二出《萌奸》)、《裁衣》(《义侠记》的第十六出《中伤》)等等。

《缀白裘》乾隆四十二年校订重录本收录了大量当时舞台上流行的折子戏,其中第四集收录了《义侠记》的《戏叔》、《别兄》、《挑帘》、《做衣》四出,第八集收录了《捉奸》、《服毒》,《缀白裘新编》卷四中则收录了《挑帘》、《做衣》、《显魂》、《杀嫂》四出。

虽然戏曲内容有雅俗之分,但是这也说明了《金瓶梅》在戏曲演绎中充当了重要的角色,成为清代戏曲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3)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二 、清代中期北京戏曲传播中的《金瓶梅》

清朝直到乾隆中期,随着经济文化的发展,社会政治生活也更加稳定,有关文献的记载也逐渐增多,许多文人墨客、诗词作家也更注重精神享受,所以他们不断加深对戏曲方面的研究,把各种所见所闻所感也倾注于一纸之上。

(一)乾隆初年到嘉庆末年《金瓶梅》的戏曲演绎

顺康雍年间颁布的禁令在内廷竟根本没有落实,据《京剧历史文献汇编》的第三部分“穿戴提纲”记载:“《挑帘》潘金莲:元色袄、汗巾和竹竿;西门庆:乌尾子巾、色褶子和扇子;王婆:老旦衣、汗巾和扇子。”[2]

记录了嘉庆二十五年清内廷演剧角色的穿着、扮相、使用道具等。

同时,成书于乾隆五十年的《燕兰小谱》、乾隆五十九年的《消寒新咏》、嘉庆八年的《日下看花记》、嘉庆十年的《片羽集》、嘉庆十一年的《众香国》、嘉庆十五年的《听春新咏》和嘉庆二十四年的《莺花小谱》也记载了乾嘉年间《金瓶梅》戏曲的演出,如《挑帘》、《裁衣》和《戏叔》等。

所以《金瓶梅》的戏曲演出在此期间也是没有间断过,其未来的发展也是势如破竹。

1.具体演员演出相关戏曲的情况

乾隆五十年,由吴长元(署名西湖安乐山樵)著写的《燕兰小谱》中记载:

“(白二)常演《潘金莲葡萄架》,甚是娇媚,自魏三《滚楼》一出,此剧不演。”[3]

黑儿,姓刘氏,大兴人。年仅弱冠,紫棠色目,闪闪动人,常与白二演《葡萄架》,作春梅旖旎之态。”[4]

西湖安乐山樵曾用“宜笑宜嗔百媚含,昵人娇语自喃喃。风流占断葡萄架,可奈楼头有魏三。”[5]来形容白二的表演

李琴官(文保和部)江苏元和人。年仅弱冠,目妍而瞬,面瘦而腴,虽非谢氏闺英,亦属郑家文婢。常演《裁衣》,风流醖藉,有企爱之神,无乜斜之态,诗云:“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吾于斯剧恍然也。若他人之始庄而终浪者,徒见共丑秽耳。[6]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4)

舞台剧照

白二与黑儿搭档表演《潘金莲葡萄架》这一出戏可谓绝配,将剧中人物的神态与动作表演得淋漓尽致,风流一时,因此每次表演都能得到大众的一致好评。

而李琴官表演《裁衣》,能风流蕴藉,无乜斜之态,这在肉艳的清代中后期北京剧坛也算是别具一格了。

乾隆五十五年,为了庆祝乾隆七十寿辰,三庆班进京献艺,采用了和昆曲不一样的地方风格,给京城的听客带来耳目一新的感觉,之后四喜部、春台部等戏班相继进京,更多的演员和戏班带给听客不同的享受,此时戏曲进入了欣欣向荣的局面。

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由铁桥山人、问津渔者、石坪居士编著的《消寒新咏》中记载:

徐才官,庆宁部,小旦,吴人,比海棠、鹦鹉。最妙者《题词》(《疗妒羹》)、《折柳》(《紫钗》)、《乔醋》(《金雀记》)、《问病》(《玉簪记》)、《惠明》(《西厢》)、《偷书》(《玉簪》)、《雪夜》(《金瓶梅》)、《戏叔》(《翠屏山》)、《反诳》(《翠屏山》)、《醉归》《独占》(《花魁》)、《走雨》《踏伞》(《幽闺记》)。[7]

李玉龄,乐善部,小旦,比虞美人、秦吉了。《佳期》《拷红》(《西厢记》)、《相骂》(《钗钏记》)、《絮阁》(《长生殿》)、《思凡》(《孽海记》)、《戏叔》(《义侠记》)、《盗令》(《翡翠园》)。[8]

李福龄,集秀扬部,贴旦,安庆人,又名金官,比芙蓉、鹧鸪。《少华山》、《烤火》、《检柴》、《戏叔》、《学堂》、《打饼》、《断机》、《阵产》、《水斗》、《断桥》、《思春》、《扑蝶》、《连相》。[9]

李桂龄,集秀扬部,小生,比含花、鸳鸯。《戏叔》、《着棋》、《改粧》、《烤火》。[10]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5)

戴敦邦绘 · 宋惠莲

嘉庆八年小铁笛道人的《日下看花记》记载:

桂林,姓陈,字仙圃,扬州人,年十八岁。三庆部。初见其登场,歌喉清滑,娇靥鲜妍,颜盻玲珑,风情柔韵。艺有《盗令》、《游街》、《学堂》、《思凡》、《拷红》、《戏叔》等齣,灵心慧齿,如听百啭林莺,体段亦停匀合度,后来之秀应数此人。……无傲狠气,亦无脂粉气,天然妩媚,自是可人。余颇心赏之。嗜围棋,近闻歌喉稍逊于前,然色艺俱在,不能减其声价也。”[11]

玉林,姓蒿,字可洤,年十八岁。其父即从前北部有名之蒿三本,保定籍,而娶于吴。可洤产自吾苏,长而居扬,故吴语、维扬语皆能言。春台部。丰神雅淡,音调清扬,擅场有《反诳》、《盗令》、《着棋》、《挑帘》、《交账》等剧,波眼传情,柳腰作态,自然窈窕生妍,未识当年郑氏知书之婢,陶家渝茗之鬟……[12]

秀林,姓吴,年十六岁,扬州人。春台部。与九林皆新到,演《挑帘》、《裁衣》不露淫佚,别饶幽媚。身材姿色,柔软相称,性情亦恬静,声音宛转关生,清和协律。[13]

嘉庆十五年由留春阁小史编著的《听春新咏》,此书分为徽部、西部、别集,西部记载:

小四喜,姓张,字杏仙,又字镜芙,年十五,扬州人。(大顺宁部)丰肌绰约,玉质玲珑。红晕生春,艳若半开芍药,银蟾散彩,皎同一树梨花……同部有隆福者,不详姓氏,容貌姣好,歌喉清婉,演《吞丹》、《戏叔》等剧,神情风韵逼肖于张。[14]

别集中记录:

才林,姓张,本姓周,字琴舫,苏州人。(三庆部)歌音清美,姿态温柔。饮量甚洪,每遇歌筳,谑浪诙谐,憨情可掬。与其弟静莲同以真挚待人,绝少炎凉习态。工《戏叔》、《前诱》等剧,而武技尤为出色,盖拳勇其素擅也。《打桃园》、《招亲》诸齣,便捷轻灵,虽介石、仿云犹让卿出一头地。[15]

芳草词人也为他赠诗四首,称赞其为“故人情绪美人心”。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6)

舞台剧照

上述著作中提到的演员有徐才官、李福龄、李玉龄、李桂龄、吴秀林、陈桂林、蒿玉林以及张杏仙和张才林,这些不同戏班的演员凭借自身独特演技,将《金瓶梅》中的相关戏曲人物形象演得与众不同,独具特色,自成一派,从而为人称赞。

因此也可以看出《金瓶梅》的相关戏曲在乾隆、嘉庆年间可谓备受欢迎,特别是一些经典剧目,比如《戏叔》、《挑帘》和《裁衣》等,这些剧目被演出的次数可谓是不胜枚举。

2.具体戏班演出相关戏曲的情况

乾隆、嘉庆年间,由于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各剧种的艺人汇聚于京,各戏班也百花齐放,争奇斗艳。

乾隆五十年《重修喜神祖师庙碑志》记录的当时在北京活动的戏班者有:

举诚弟子:十番□□、钱粮处、中和乐、□索学外二学、内三学、公官众等、信官众等、景山钱粮处三学、掌仪司斛斗房、双和班、戬谷班、保和班、裕庆班、端瑞班、余庆班、萃庆班、大成班、王府新班、和成班、大春班、四和班、寿春班、集成班、宜庆班、永庆班、太和班、萃芳班、景和聚、新和聚、和合班、金环班、金庆班、金银班、□□班、金成班、贵成班、太成班、宝成班、玉成班、永祥班、禄和班、松寿班、大德盛班、庆龄班、万家楼、广和楼、裕兴园、长春园、同庆园、中和园、庆丰园、庆乐园。[16]

由碑志可以看出,乾隆五十年在北京活动的民间戏剧班社竟有五十二个之多。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7)

绘画 · 角儿

据道光间杨静亭《都门纪略·词场》记载:“与我朝开国伊始,都人尽高尚腔,延及乾隆年六大名班,九门轮转,称极盛焉。”[17]

上述书中提到的“六大名班”,在乾隆五十年,吴长元(署名西湖安乐山樵)的《燕兰小谱》中写到:“魏三永庆部,名长生,字婉卿,四川金堂人。伶中子都也。昔在双庆部,以《滚楼》一出奔走,豪儿士大夫亦为心醉。其他杂剧子胄无非科诨、诲淫之状,使京腔旧本置之高阁。一时歌楼,观者如堵。而六大班几无人过问,或至散去。”[18]

这边提到的六大名班应该就是王府、萃庆、大成、裕庆、余庆和保和班。而随着戏曲越来越被大众所接受,地位越来越高,更多的人开始从事戏曲演出,因此也出现了更多的戏班。

比如乾隆五十五年,在《批本随园诗话》中记载:“适至(乾隆)五十五年举行万寿,浙江盐雾务承办皇会。先大人(即伍纳拉)命带三庆班入京,自此继来,又有四喜、启秀、霓翠、和春、春台等班。各班小旦不下百人,大半见诸士大夫歌咏。”[19]

从这里开始逐渐形成由三庆班、四喜班、和春班、春台班组成的“四大徽班”鼎立的局面。

在众多戏班中演出与《金瓶梅》相关戏曲的戏班有:永庆部(白二)、王府大部(刘黑儿)、保和文部(李琴官)、庆宁部(徐才官)、乐善部(李玉龄)、集秀扬部(李福龄)、西部(张杏仙)以及三庆班(陈桂林、张才林)和春台班(吴秀林)。

以下就对这一些具体戏班做一下简单介绍:

庆宁部:

清乾隆间北京昆曲班社。主要演员有老生范儿,小生刘大保等。徐才官在庆宁部,演出《雪夜》。

保和文部:

清乾隆年间安庆的昆曲戏班。班中有著名演员产国泰和郝秀官,产国泰曾组建姑苏集秀班,到广州演出时名噪一时。保和文部有李琴官,表演《裁衣》。

集秀扬部:

清代乾隆末年进京的扬州花部戏班。该班袭用苏州昆曲“集秀班”之名而标明“扬部”,以示区别。该班仿效集秀班的组班方式,集合扬州的昆、乱精英,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夏至北京,进京时间仅晚于三庆班。集秀杨部有李玉福,李桂龄,两人常常演出《烤火》和《戏叔》两出戏曲。

三庆班:

“四大徽班”之一,乾隆五十五年进京,昆乱杂奏。掌班高月官,字朗亭,善南北曲,兼工小调,其长期活动在京城。陈桂林、张才林隶属三庆班,他们经常演出的是《戏叔》。

春台班:

扬州乱弹戏班。乾隆间扬州大盐商江春所创。一称“外江班”。

艺人多来自安徽安庆一带,昆曲、秦腔、京腔、二簧、罗罗等兼唱,乾隆五十五年(1790)以后进京,长期留京演出,与前后进京的三庆、四喜、和春并称为“四大徽班”,春台拥有众多童伶,因而有“春台的孩子”的美誉。

吴秀林是春台班的名伶,他擅长的是《挑帘》和《裁衣》。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8)

演出海报

3.相关演员以及相应戏曲的接受情况

在乾隆、嘉庆年间,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平民百姓欣赏戏曲成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一些常常演出的戏曲出目也成了人们茶余饭后讨论的焦点,当然这也包括《金瓶梅》中的戏曲出目,我们都明白矛盾是相互依存的,所以针对于同一件事情,每个人的评价就会不一样,如果有贬低的那么肯定也有称赞的。

虽然统治者认为这些戏曲内容多为淫秽,毫无观赏价值可言,但是这些戏曲在文人眼里却被连连称赞,同时也给予这些戏曲演员很高的评价。

石坪居士对徐才官的评价:

夫奇葩异卉,各擅芳姿。巧鸟灵禽,每多慧性。顾红紫丛中,(掕抡工整。)独堪屈梅作聘;簧笙队里,不必剪舌能言。

断其色艳春光,声娇羽族,(笔意虚灵,所谓“霜禽欲下先偷眼”也。)尤宜契名流而竞赏,共彼美以争妍也。然而寄怀托物,摹写蛾眉,古调已旧;借影生情,品题优孟,幻想尤新。

第必取其神肖,不徒泛以形求,庶匪滥誉矣。迩有歌台献媚,自在娇娆;檀板传声,天然节奏。为之穷妍极态,如看月下海棠;有时缓啭轻讴,似听花前鹦鹉。如原庆宁部小旦徐才官者,态含新雨,音遏行云。(文则好句似仙,人则全神俱俱现。)一时占断风光,兼有西府垂丝之美;独尔敲将玉管,允称绿衣白雪之奇。是惟其秀在骨,其韵俱神,(二语却是真铨,移置他人便泛。)识者当有确评耳。

若夫对海棠而无诗子美岂真情薄?弄鹦鹉而作赋,庐陵信是文豪。仆进缘声色为写照,漫作依样葫芦;假花鸟以垂怜,敢道翻案文字。

惟鄙词简陋,未堪认作真铨;而之子音容,实足契人欣赏。我辈时于锦绣堆前,金笼架下,略为仿佛,当不谓余言失实,徒多一番誉赠也。

海棠

娇姿曾得拟杨妃,似此红鲜绿更肥。眉骨神真传画谱,檀心态媚压香霏。小山对酒春如醉,金屋笼霞艳欲飞。烧烛莫教花睡去,夜深和月斗芳菲。

鹦鹉

来从南越上瑶杆,直是巴陵自在仙。媚客不嫌声絮聒,撩人端爱语轻圆。朱门巧献秋千畔,玉局娇施粉黛前。乌鹊群飞难学舌,聪明似尔我尤怜。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9)

影视剧照

问津渔者也有对徐才官的一番评价:

海棠

才官名噪都下,声色俱佳,惜面目少风情究亦小疵,不足掩其瑜也。因戏赠之。

酿春花榭胭脂雨,不是夭桃带笑来。报道信风催社日,香霏阁里海棠开。深红浅绿斗花枝,花自无情我太痴。乞得春阴才几许,却逢花睡未醒时。

鹦鹉

才官后入庆升部,稍涉足京中旦色恶套,不甚出台,尝数往不遇,顾嘲之,以翼速改。

闲驰骄骏逐飞花,不见花飞见酒家。深倚画栏春昼永,惟闻声细唤烧茶。夜深斜月照回廊,红豆相思惹恨长。扫榻宫人无觅处,隔帘频唤雪衣娘。

铁桥山人对徐才官的评价如下:

海棠

一枝鲜艳醉红妆,终日嫣然独自芳。尽道当邀金屋贮,可怜春睡不闻香。

鹦鹉

嘉名曾号绿朝云,为解音歌自不群。觌面有情应尔尔,从来聪明莫如君。[20]

石坪居士对徐才官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对她的表演也是赞不绝口,给人以美的享受,同时问津渔者以及铁桥山人也分别为她作诗、词。

这三位作家与此同时给李玉龄、李福龄和李桂龄的表演也作了一些诗和词,由此可见他们的表演还是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并在当时产生了一定影响力。

清代佚名的《嘉庆丁巳、戊午观剧日记》中也记录这些热门的戏曲,比如在二月初六他看到的戏曲有“《赏荷》、《挑帘》、《裁衣》、《双金牌》”;

三月初十他看到的戏曲有“《拜月》、《挑帘》、《裁衣》”;

四月初二演出的戏曲也有《戏叔》等等。[21]由此可见这些戏曲演出频率之高,而且还备受欢迎,百看不厌。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10)

卡通版

(二)道光初年到同治末年《金瓶梅》的戏曲演绎

由于乾嘉年间各种艳情剧作的盛行,给整个社会带来了一股淫秽奢靡之风。

为了政治稳定,带领社会营造一种积极向上的道德氛围,于是,无论地方还是中央,都陆续颁布一些具体指令,禁止此类剧目的演出。

首先在道光七年开始大幅度裁减戏班,比如宫廷中南府改名为升平署,这一举措对京中的戏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紧接着根据《京江诚意堂戒演淫戏说》记录:

甲午年,本郡岳庙戏台楼屋一进。突于十一月廿一日,焚毁净尽,人咸骇然,觉神庙不应如是。

及推原其故,乃前一日,鞋店演戏酬神,曾点《挑帘》、《裁衣》、《卖胭脂》等淫戏,故廿一日晚,即有此异,核并无人,只贮戏箱数只,竟不识火所自来。

且台后木香亭,地至切近,而花藤丝毫无损,推独毁斯台,足见淫亵之上干神怒也。要知在庙酬神,惟宜演忠孝节义诸戏,庶昭激劝,若好演淫邪,图悦耳目,则年少狡童,观之意荡,无知妇女,见之情移,丧节失身,皆由于此。

抑思见人好淫,尚宜劝阻,今乃告之以淫事,悦之以淫辞,惑之以淫态,若惟恐人不好淫而必欲诲之以淫者,有是理乎?即稍知礼义人,尚自不忍视,岂可干渎神明。

嗣后邑人酬愿,务贵虔诚,切勿祈神而反亵神,不能修福,而反以造孽也。事关风俗人心,愿乐善君子,敬体神意,广为劝谕,幸甚。道光十五年,嘉平月。(清·余治《得一录》卷十一之二)[22]

虽然此时并没有直接将一些曲目禁演,但是开始出现演出《挑帘裁衣》这些淫戏会触犯神灵,不应该再演这些戏文的社会舆论。

然而这些条令并没有产生很大影响,咸丰九年由蜃桥逸客、兜率宫侍者、寄斋寄生编辑的《燕台花史》记载:

秋霞,号绮侬,江苏人也。貌韶秀如玉人,性喜静,腼腆不惯与生人语,对熟客差

强。好事者闻其美,争欲识之。秋霞陪侍如一,终无少轻重。唯登场一顾,情常露于眉

目间。演《湖船》、《挑帘》数齣,可称绝技。时年十有三。

蜃桥逸者形容他为:么凤啁啾集紫桐,梅花三弄玉玲珑。潮痕半褪猩唇染,恰似杨

妃一捻红。[23]

由此可以看出取自《金瓶梅》的《挑帘》和《裁衣》这两出戏曲还在演出,也依旧能得到称赞。

直到同治八年《翼化堂条约》开设的永禁淫戏目单中就有:

《滚楼》、《吃醋》、《葡萄架》、《跳墙》、《着棋》、《挑帘》、《裁衣》、《别妻》等。[24]“书明如演唱一出,定议扣除戏钱一千文,不准徇情宽贷,恃强不遵者,禀官究责。”[25](清·余治《翼化堂条约》)

《裕谦训俗条约》中也规定:

本部院前已奏明严禁淫画淫书,并不许妇女入庙烧香,及开设花茶馆,犯者必应惩办。自今各处园亭,不得开放。

一应昆、徽戏班,只许演唱忠孝节义故事,如有将《水浒》、《金瓶梅》、《来福山歌》等项,奸盗之齣,在园演唱者,地方官立将班头并开戏园之人,严拿治罪,仍追行头变价充公。(清余治《得一录》卷十五之四)[26]

从此刻开始,与《金瓶梅》相关的戏曲开始被单独列入禁演之列,统治者的目标性逐渐增强。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11)

戏班里的女扮男装

同治年间也相继颁布了一些禁令,比如同治十一年《申报》载禁点演淫戏,虽然统治者颁布的诏令一个接着一个,但成效却甚微,有关《金瓶梅》的戏曲出目依然出现在这个时期的很多著作中。

1.具体演员演出相关戏曲的情况

同治十二年由邢江小游仙客撰写的《菊部群英》共辑录了北京六十五十堂号(其中缺二十堂号名)、一百六十三名艺人的简介。

可以说是同治年间“时下梨园子弟,全行搜录。”

经过作者的详细考订与一番排列,对艺人的家族、堂号体系、师承渊源,以及本人的出生、籍贯、师承关系一一胪列,尤其是各人擅长和常演剧目以及扮演的角色等等,涉及昆、乱、杂戏剧目约有千余出之多。

虽无赞语,但对于了解这一时期剧目上演及各堂号主要艺人情况,可说是目前所能见到的最详尽的史料。

桂林(姓任,本姓王,号燕仙。本京人,戊午四月初四日生。隶四喜,唱昆旦。春台丑汪永泰之子。)《狐思》(玉面姑姑)、《捞月》(韩国夫人)、《后诱》(阎婆惜)、《挑帘裁衣》(潘金莲)、《上坟》(萧素贞)、《打番》(卢生)、《后亲》(柳夫人)[27]。

保身主人刘赶三(号宝山,天津人,□□六月二十六日生。隶永胜奎部。唱丑,兼胡子生。住韩家潭。)……《入府》(李瓶儿)。[28]

菊秋(姓张,正名椿,号忆仙,小名利儿。本京人,庚申十二月初六日生。隶四喜。唱昆旦兼青衫。辛未出台。)……《挑帘裁衣》(潘金莲)。[29]

蕙兰(姓乔,号纫仙,小名桂祺。冀州人,己未生。隶三庆、四喜。唱昆旦。善书。辛未出台。)……《戏叔》(潘金莲)、《挑帘裁衣》(同上)。[30]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12)

影视剧照

蕙兰辛未出台,辛未年即是同治十年(1871年),她还在演出《戏叔》和《挑帘裁衣》,由此可见,各戏班和一些名伶对一些禁止政策视而不见。

芷荃(姓张,名富官,号湘航,行十一。江苏吴县人,乙卯正月四日生。部同(注:隶四喜),唱昆旦,善书、奕,工管、弦子。昆老旦张亭云之子。)……《挑帘裁衣》(潘金莲)。[31]

闻熹主人曹福寿(正名服畴,号韵仙,本京人,辛亥六月二十九日生。唱昆旦,善画兰。旧属双贵,出闻德,改署谯国。住韩家潭。)……《挑帘裁衣》(潘金莲)。[32]

琴芳(芳一作舫。姓周,号韵笙,小名二定。本京人,丁巳九月二十九日生。隶三庆,四喜,唱昆旦。怡道人有传。)……《挑帘裁衣》(潘金莲)。[33]

绮春主人时小福(正名庆,号琴香,别号赞卿,小名阿庆。苏州人,丙申九月初九日生,唱旦,兼昆乱,善饮奕。出春馥。本师清馥徐阿福。传载《明僮合录》。住猪毛胡同。)……《挑帘裁衣》(潘金莲)。[34]

玉福(姓李,号侣秋。本京人,壬戌生,部同。唱昆旦,癸酉出台。)……《挑帘裁衣》(潘金莲)。[35]

《菊部群英》中记录了众多出色的演员,他们的拿手好戏就是演绎与《金瓶梅》相关的戏曲,比如任桂林、张菊秋、张芷荃、曹福寿、周琴芳、时小福以及李玉福,他们主要饰演的是《挑帘裁衣》中的潘金莲,

可见《挑帘裁衣》这一齣在同治年间广受欢迎,演出的场次也不计胜数,而乔蕙兰除了饰演《挑帘裁衣》中的潘金莲,还饰演了《戏叔》中的潘金莲,刘赶三也饰演了《入府》中的李瓶儿。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13)

舞台剧照

所以这一时期主要盛行的戏曲就数《挑帘裁衣》,其次还有《戏叔》和《入府》。

因此可以看出,道光同治年间颁布的一些禁令,并没有影响《金瓶梅》的一些剧目的演出,由此可见它的影响之深远,观众对此剧的喜欢程度之高。

2.具体戏班演出相关戏曲的情况

清中叶以后,进入道光年间,“四大徽班”已经在北京落地生根,渐渐成为北京几个标志性戏班。

咸丰九年恩赏日记档:

“五月二十八日敬事房传旨,六月初五日外边伺候戏。初六日三庆班伺候戏。初七日、初八日、初九日、初十日里边伺候戏。十一日四喜班伺候戏。十二日双奎班伺候戏。十三日、十四日外班伺候戏。”[36]

虽然也有其他戏班的存在,但是“四大徽班”的地位还是显而易见的。

谈及“四大徽班”的特点以及在此期间兴盛的原因,可以参考道光二十二年由蕊珠旧史(杨懋建)编著的《梦华琐簿》:

四徽班各擅胜场。四喜曰“曲子”。先辈风流,饩羊尚存,不为淫哇,舂牍应雅。世有周郎,能无三顾?

古称清歌妙舞,又曰:“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为其渐进自然,故至今堂会终无以易之也。三庆曰“轴子”。每日撤帘以后,公中人各奏尔能。所演皆新排近事,连日接演,博人叫好,全在乎此。所谓巴人下里,举国和之。未能免俗,聊复尔尔。乐乐其所自生,亦乌可少?和春曰“把子”。

每日亭午,必演《三国》、《水浒》诸小说,名“中轴子”。工技击者,各出其技。佝瘘丈人承蜩弄丸,公孙大娘舞剑器浑脱,浏漓顿挫,发扬蹈厉,总干山立,亦何可一日无此?春台曰“孩子”。

云裹帝城如锦绣,万花谷春日迟迟,万紫千红,都非凡艳。而春台,则诸郎之夭夭,少好咸萃焉。奇花初胎,有心人固当以十万金铃护惜之。[37]

四个戏班各有特色,其中的三庆班以压轴大戏为看点,能博人叫好,杨懋建评价其“下里巴人,举国和之”,评价不高,但也指出了其比较受下层百姓的欢迎,并认为是不可缺少。

杨懋建的评价可能与这个戏班演《挑帘》这一类的曲目有关。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14)

舞台剧照

根据《菊部群英》的记载,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演绎《金瓶梅》戏曲的戏班有四喜班(任桂林、张菊秋和张芷荃)、三庆班(乔蕙兰)和永胜奎班,永胜奎班的主要成员刘赶三演《入府》,看来当时演出与《金瓶梅》相关的戏曲已经是大势所趋,并影响到戏班的生存和发展。

3.相关演员以及相应戏曲的接受情况

这个时期虽然有禁令存在,但是演绎的趋势却丝毫没有退减,无论从各大戏班的演出情况来看,还是从各位听客和看客的接受程度来说。

从大大小小的戏曲辑录资料来看关于这几出戏曲的接受程度还是很显而易见,几位名伶的演出还是得到了很高的评价。

在周明泰编著的《道咸以来梨园系年小录》中就有相关记载,该书记录了从道光年间以来在戏曲舞台上活跃的戏曲演员,其中涉及到:

公历一八五一年咸丰元年辛亥。昆旦曹福寿生,六月二十九日生正名服畴,号韵仙,北京人,出徐阿三之闻德堂,唱昆旦自营闻喜堂。[38]

公历一八五五年咸丰五年乙卯。青衣张芷荃生,正月十四日生行十一,名富官,字湘航,苏州吴县人。习乱弹,青衣兼昆旦,出朱双喜之春华堂,隶四喜部。

出师后自营绚华宝堂于韩家潭搭永胜奎、嵩祝成、四喜班多年,父名张云亭,行五,为四喜都名昆乱。[39]

当然还有乔蕙兰以及时小福等当时比较有点影响力的演员,这边就不一一列举了。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15)

角色人物

等到同治六年殿春生著写的《明僮续録》就详细记录了:

绮春时小福,字琴香,吴人。瑰姿靡丽,神采飞扬。当其被祎,翟尚琼英,细步登场,俨然华贵,盖醲粹胜也。善谈噱,觥筹交错时,舌本澜翻,辄倾四座。所谓人皆劫刧,我独有余。尤善昵就人,故乐道者众。与素香齐名,今则骎驾其上。芝兰空谷,曷若桃李漫山。斯是悠悠,甯唯是耶?噫![40]

从殿春生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他对时小福的评价很高,评价时小福的表演气度非凡,华丽富贵,受人追捧。

同一年由麋月楼主撰写的《增补菊部群英》(又名《群芳小集》)将被收录的演员分为“上品”、“逸品”、“丽品”、“能品”、“妙品”,其中“丽品”的定位是“自然倩盼,光艳照人者”。

“丽品”又细化为“先声”和“继起”,“先声”有四人,前两位分别是时小福和曹小福寿。评价分别为:“琴香(注:时小福)如碧树晓莺,红楼晴雪。韵仙(注:曹小福寿)如杂花生树,飞鸟依人。”[41]麋月楼主对时小福的评价和殿春生基本相同。

同治十一年由艺兰生编著的《评花新谱》也谈及佩春乔蕙兰,称她“丰神绰约,顾影寡俦,度曲甚佳。惜不轻易登场,只见其《折柳》一齣,缠绵缱绻,一往情深,令人想起霍小玉送别时也。”麋月楼主赞曰:“争许情移海上琴,又从弦外得遗音。

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清代中期金瓶梅戏曲在北京的传播)(16)

舞台演出照

花潭千尺盈盈水,共此青莲一片心。”[42]紧接着对张芷荃也有评价,评价他为:

貌仅中人,而天性纯厚,恂恂有文士风。常结束作内家装,意态娴幽,俨然闺秀。妙识声律,竹肉齐陈,不靳其奏。与人交无疾言遽色,谈论间层次井然,令人听之忘倦。是盖以度胜者。麋月楼主赞曰:澹烟疏雨掩轻屏,敛袖花间太瘦生。消瘦卷帘通一笑,洗头时节最倾城。[43]

看来这个时期演绎过《金瓶梅》相关戏曲的这些名伶饱受赞扬,一些诗人对他们的评价也颇高,这一方面离不开演员自身高超的演技,另一方面也离不开当时的文人墨客对戏曲本身的一种接受与欣赏,至少也说明了这些演员并没有因为演出《金瓶梅》的相关曲目而受到讥评甚至打压。

三、结论

《金瓶梅》剧目演出频率颇高的篇目如《戏叔》、《挑帘》、《裁衣》和《入府》等,内容因涉淫秽而遭到清廷的禁毁,但在清代中期的北京依然得到了民众广泛的接受。

《金瓶梅》戏曲丰富了整个清代的戏曲演出,在清代中期北京的戏曲舞台上始终占有一席之地,并表现得熠熠生辉。


注 释

[1]王汉民、刘奇玉.清代戏曲史编年.巴蜀书社,2008:230.

[2]丁汝芹.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M].凤凰出版社.2011:406.

[3]安乐山樵.燕兰小谱.载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5.

[4]安乐山樵.燕兰小谱.载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7-28.

[5]安乐山樵.燕兰小谱.载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5.

[6]安乐山樵.燕兰小谱.载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38.

[7]铁桥山人、问津渔者、石坪居士.消寒新咏.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 [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005.

[8]铁桥山人、问津渔者、石坪居士.消寒新咏.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 [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006.

[9]铁桥山人、问津渔者、石坪居士.消寒新咏.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 [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006.

[10]铁桥山人、问津渔者、石坪居士.消寒新咏.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 [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007.

[11]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59.

[12]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68.

[13]小铁笛道人.日下看花记.清代燕都梨园史料 [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86-87.

[14]留春阁小史.听春新咏.载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84.

[15]留春阁小史辑录 小南云主人校订 古陶牧如子参阅.听春新咏.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202.

[16]张江裁.北京梨园金石文字录.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913.

[17]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120.

[18]安乐山樵.燕兰小谱.清代燕都梨园史料.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32.

[19]张发颖.中国戏班史.学苑出版社,2003:131.

[20]丁汝芹.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凤凰出版社.2011:76-78.

[21]佚名.嘉庆丁巳、戊午观剧日记[M].文化艺术出版社,1983:262—264.

[22]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90-391.

[23]蜃桥逸客 兜率宫侍者 寄斋寄生.燕台花史.清代燕都梨园史料(续编)[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1070.

[24]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9.

[25]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196.

[26]王利器辑录.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90-391.

[27]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75.

[28]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77.

[29]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78.

[30]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79.

[31]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81.

[32]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83.

[33]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84.

[34]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91—492 .

[35]邗江小游仙客.菊部群英.元明清三代禁毁小说戏曲史料(增订本)[M].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495.

[36]丁汝芹.京剧历史文献汇编·清代卷[M].凤凰出版社.2011:248.

[37]蕊珠旧史.梦华琐簿.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352.

[38]刘绍唐、沈苇窗主编.平剧史料丛刊(第三种)[M].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25.

[39]刘绍唐、沈苇窗主编.平剧史料丛刊(第三种)[M].传记文学出版社,1974:29.

[40]殿春生.明僮续録.载张次溪.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427—428.

[41]麋月楼主.增补菊部群英.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440—441.

[42]艺兰生.评花新谱.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463.

[43]艺兰生.评花新谱.清代燕都梨园史料[M].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466.

文章作者单位:徐州工程学院

本文由作者授权刊发,原文刊于《第十二届国际<金瓶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7,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转载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