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必要因为鼻子而自卑吗（你对恶臭的力量一无所知）

导语：一本关于嗅觉的权威而大胆的阐释，马克·吐温式的鼻子研究报告。英国心理学家、嗅觉科学家艾弗里·吉尔伯特把嗅觉器官的结构功能和气味以及人类情感联系起来。比较了男人与女人嗅觉感受的不同和相同，人与狗的区别，人工嗅觉产品等等。那些科学信仰者们，那些迷恋自然的学士们，甚至于醉心于市场学或行为学的研究者们，都可以在这本书中找到相对应的内容和获得启发。

有必要因为鼻子而自卑吗（你对恶臭的力量一无所知）(1)

当恶魔物质将要腐化，

可怕的气味就会产生；

就像年代久远的龙与人，

它们的臭味可带来大毁灭。

——托马斯·诺顿（Thomas Norton）《炼金术的顺序》（Ordinallof Alchimy）（14世纪晚期）

1971年9月下旬的一个星期日，我沿着一条布满灰尘的小径走向加州圣拉菲尔附近的一处橡树林。我跟几个穿着怪异的朋友走在一起：穿着紧身衣和无袖短上衣的男人，穿长袖松垂衣服、戴锥形帽子的女人。而我自己穿着白领子的清教徒长袍，并拿着一个木头竖笛。我们处在长长的一排穿着各种服装的人群中，人群从一片停着的车那里一直延伸到山顶，那里飘扬着文艺复兴娱乐节的旗子。树木茂密的马林县小山正是举行这种异想天开般回到过去活动的合适场所。

在不入流木偶剧和鼓跟喇叭的喧闹中，人们几乎就陷入了早期时代的思维习惯。在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时代（1558～1603）的英国，有臭味的空气被认为是造成疾病的元凶。在《哈姆雷特》中，莎士比亚这样写道：“现在是夜晚中极具巫术感的时间/教堂庭院中的墓地裂开，地狱吞吐/瘟疫到了这个世界。”根据西蒙·凯尔维（Simon Kellwaye）1593年在《对抗瘟疫的方法》（ADefensatiue Againstthe Plague）一书中所写的，疾病是由“一些恶臭的粪便、污物，以及不流动的池水和难闻的气味”造成的。在市内下水管线出现之前，把污物倒在外面是常用的做法，“恶臭的粪便”足够多，以至于每个人都觉得受到了疾病的威胁。不过，对伊丽莎白一世时代的人来说，气味即是疾病的原因，又是疾病的治疗方法。人们相信好闻的气味能够祛除疾病，所以人们把装有香料的香盒挂在项链上，用点着的香、硫黄和黑火药来熏自己的房子。这些被认为有益处的气味是如此受追捧，以至于在瘟疫时期这些香料被喊出高价已经成了寻常的事情。1603年一名作家就曾抱怨迷迭香“过去12便士能买一捆，现在6个先令只能买1小把”。

1971年文艺复兴娱乐节之后又过了20年，马林县的人们又一次陷入了中世纪思想，不过这一次不再是为了娱乐和游戏了。就像持干草叉的暴民要求得到保护，远离造成瘟疫的气体一样，一些活动家反对香气，要求取缔香水业，因为他们相信香水使人们患病。这些人不仅仅反对香水，而且对洗头水、浴液、发胶、除臭剂、洗衣液和衣物柔顺剂都提出了反对。在一次旧金山香水工业会议上，抗议者戴着呼吸器，扛着同时标有Calvin Klein和有毒化学品的道具木桶。旧金山市长办公室“生理障碍者协调官”（disability Coordinator）也加入了运动中。他说，“从现在开始10年后，在公众场所使用香水将是政治上不正确的事情”。即使按照湾区那种引人注目的标准来看，这个举动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政治秀。不过，这确实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气味能否真的让我们生病？

那些抗议者们在遭受一种他们自己称为化学物质过敏症（Multiple Chemi Cal Sensitivity, MCS）的困扰。他们声称自己对香水中的化学物质是如此敏感，以至于微量地吸入少许就会触发病症。我那时曾与几名MCS病人交谈过，并震惊于他们是如此的不开心和痛苦。他们尽最大努力来防止接触有气味的人和场所，这使得他们几乎就把自己关在屋子里了。一个女人曾把自己的家搬到了亚利桑那州的沙漠里，试图住在与世隔绝的、由“无毒”钢铁和瓦片建成的、位于拖车上的住处来解决她的问题，但是没能成功。我很清楚，这些人是真的很痛苦，非常值得同情。但我不清楚的是他们病症的本质是什么。

尽管医学专家和包括世界卫生组织（WHO）在内的公共卫生组织进行了很多研究，但还是没能对MCS病症有一个精确的定义。根据《职业与环境医学》（Occupationaland Enui-ronmental Medicine）上的一篇论文的说法，这种病症是“一种没能被很好理解，而且很有争议的病症，常见症状包括疲劳、难以集中精力、心悸、呼吸急促、焦虑、头疼以及肌肉紧张。这些症状发生在‘暴露在很多化学上与这些症状无关的成分时，而这些成分剂量极小，远低于能对一般人群造成危害的浓度’。没有一种被广泛接受的生理功能测试可以与这些症状挂上钩”。美国医学组织（The Ameri Can Medi Cal Asso Ciation）研究了MCS并在1991年决定，不把这种病症认为是一种官方的诊断结论。同时，MCS也被重新命名为先天环境不耐（Idi-opathi CEnvironmental Intoleran Ce，或IEI），以反映找不到造成病症的原因这个事实（也就是说，它是先天性的）。

尽管有这么多的困惑，IEI病人一直坚持一点：他们称相比普通人，自己对气味更加敏感。这一点很容易证实，很多实验都将IEI病人与正常人对照组的嗅觉能力进行了对比（按照年龄和性别分类对比），实验结果也都很一致地表明两组人探测到气味所需最低浓度没有区别。在这个意义上来说，IEI病人并不比其他人鼻子的嗅觉来得灵敏。

不过，IEI病人与普通人对气味的反应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相比普通人，IEI病人从苯基乙醇那种玫瑰似的气味中得到的愉悦感要低，并且相比普通人，IEI病人更有可能报告自己由于这种气味而造成眼睛/鼻子/喉咙受刺激。在另外一项实验中，IEI病人与对照组已经被证实拥有相同级别的气味敏感度，IEI病人与对照组在某种气体中暴露10分钟之后——这种气体或者是无气味气体，或者是具有勉强能闻到的异丙醇气味（外用酒精）的气体——不论是暴露在哪种气体中，只有10%的普通人报告说自己出现了物理症状，而相比之下，对两种气味，都有30%的IEI病人报告称自己出现了症状。这一夸张的主观反应表明，IEI病人的不同之处是在于认知处理，而不是感觉知觉的变化。换句话说，对健康人无害的感觉信息，IEI病人的大脑却解读出了危险的信号。

气味厌恶的自然历史可以帮助我们正确地看待IEI病症。即使是最为无辜的气味，如果它会提醒我们一段不愉快的经历的话，这种气味就会变得令人反感。就拿IZabella St.James的例子来说吧，伊莎贝尔·圣詹姆斯（IZabella St.James）是《花花公子》（Playboy）杂志创始人休赫·夫纳（Hugh Hefner）的前女友，她很不喜欢自己在花花公子豪宅中度过的那段日子。很明显赫夫纳有个习惯，就是在卧室中做爱做的事时，会在之前的准备活动中给他自己身上涂上婴儿油，直到今天，圣詹姆斯女士仍表示自己一闻到婴儿油的气味就感到恶心。

还有罗尔夫·贝尔（Rolf Bell）的例子，贝尔现在50多岁，又高又具运动员体格。当他六七岁时，他的家庭访问了北加州的拉森峰（Mount Lassen）。大家在称为邦帕斯地狱的地区野餐，这是一个满是沸腾泥浆潭和热气喷气孔的地热区。贝尔的母亲为午餐准备的是鸡蛋沙拉三明治。吃饭时周围都是令人联想起腐烂鸡蛋气味的硫黄蒸气雾，就在这种情况下贝尔吃下了午饭，小罗尔夫带着永久的气味厌恶感离开了拉森峰：他从此再也不吃鸡蛋沙拉了。

有时，我们是在避免真正糟糕气味时进行了不对头的尝试，结果造成了气味厌恶感。人们很容易使用一种强而不那么糟糕的气味来掩盖腐败的味道。1900年加尔维斯顿飓风灾难过后，搜寻遇难者遗体的人员被鼓励用浸透波旁威士忌的手绢盖住自己的面部，或者吸非常强力的雪茄。而在美国死亡登记部门中，那些负责搜寻二战战场上美军士兵遗体的员工也得到了类似的建议。不幸的是，经验表明，用来掩盖腐败气味的这些气味，可能会和遗体回收工作所带来的情感创伤联系在一起。今天的军方成员会被告知，不要用古龙水来盖住臭味。

在1987年1月，在南加州位于洛杉矶东北的圣伯纳蒂诺县赫斯佩里亚镇郊外，在沥青和泥土的场地上坐落着一座不起眼的铝皮屋，建筑被围墙所包围，围墙顶上有带刺铁丝网。附近商店的一名业主发现，有火焰从这幢建筑的大烟囱里冒出来。而真正吸引他注意力的是烟的气味：一种自从他40多年前作为美军部队成员，从被解放的德国境内集中营的烟囱旁走过之后就再没闻到过的气味。这是一种令人厌恶的、带有奇怪甜味的烧人肉的气味。于是他打电话给当地官员，政府开始了调查，调查揭示出了南加州最大的殡仪业丑闻，这是一个残忍的事件，包括肢体盗窃、盗取补牙用金子填充物等。

有必要因为鼻子而自卑吗（你对恶臭的力量一无所知）(2)

这些是人们无法忘记的气味，即使他们想忘也忘不掉。我并不是在说丁香油让人想起拜访牙医的经历；我说的是那些极度边缘的人类体验。与强烈伤痛联系在一起的气味会留下无法抹去的印记。比如一名消防队医疗护理人员，曾被叫去治疗一名加油站技师，该技师在机车轮胎爆炸时受伤，这名医疗护理人员尝试了嘴对嘴人工呼吸，但是受伤者的面部损毁非常严重，以至于这名护理人员找不到嘴在哪里。伤者吐在了这名护理人员身上，然后死去了。几个小时之后，这名护理人员在他自己的车里被人们发现，当时车停在十字路口中间，他坐在车里，精神处于迷乱状态。这一与气味联系在一起的精神伤痛折磨了他好些年——不论什么时候，只要闻到臭味，他就会有一种突然的恶心感。

波士顿的精神病医生德文·辛顿（Devon Hinton）和同事们会定期地诊断柬埔寨难民，很多难民都见证了1975～1979年红色高棉统治时期的暴行。嗅觉引发的恐怖感在这些幸存者中很普遍。那些原本无害的气体，比如汽车尾气、烟草烟雾、烤肉或炸肉的气味都能造成焦虑、头晕、恶心和心跳加速。有时这些症状发作时还会伴随那些随着弹药爆炸气味发生的恐怖情景的闪回，以及烧焦尸体和露天万人坑中的臭味。辛顿碰到的这些病例，生动记录了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Pol Pot，1928～1998）对其国内自己人民的残暴统治，并证明了嗅觉的力量可以将气味与强烈情感永久地联系在一起。

怎么制造一种气味厌恶感

欧迈·范·登·贝格（Omer Vanden Bergh）能让人们感到不舒服，他是比利时鲁汶大学的一名研究人员，研发一种绝对能制造短期（但无害）的生理不适感的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增强空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很简单的行为能带来让人不适的后果。呼吸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空气不到20秒，人就会觉得胸腔发紧，有一种憋闷或窒息的感觉，心跳加快，潮热汗出并感到焦虑。当二氧化碳浓度降到正常值后症状迅速消失。

范·登·贝格用二氧化碳来探索气味厌恶感的心理机制。在开始的研究中，一名志愿者呼吸某种带有气味的、二氧化碳浓度较高的气体，当然，他也体验到了上面描述的那些不适感。当第二天这名志愿者回到实验室后会闻带有同样气味的、二氧化碳浓度正常的气体，这是他会再次出现不适感——尽管这种不适反映现在已经没有了生理基础。范·登·贝格让参与他实验的人对某种气味感到了不适，就像俄国科学家巴甫洛夫让狗一听到铃声就流口水一样产生了条件反射。令人注意的是，只需要一项生理上的痛苦，就可以让一种气味成为某种症状的诱因。范·登·贝格把这个过程称为“症状习得”，以反映这是联系记忆的一种形式这个事实，联系记忆是指一种基本过程，在这个过程里器官对所处环境会有相应的反应。对症状习得来说，臭味会更容易有效果，比如氨水气味和丁酸，而像桉树这样愉悦新鲜的气味则效果不那么好。

后天习得的厌恶感的另一个显著特征是，在一个称为“刺激泛化”的过程中，这种与厌恶感联系在一起的气味，会从一种扩散到另一种。当范·登·贝格让人们对氨水的气味感到厌恶后，他发现之后人们会在使用另一种不愉快气味，比如丁酸（臭脚味）或者乙酸（醋味）的实验中同样表现出症状。然而如果使用的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气味如柑橘气味的话，则完全不会有症状。对气味的厌恶感，会从一种气体推广到与这种气体类似的其他气体上去，这种效应在初次试验一周后还会存在。还有一个结果是，短短的一次暴露在某种让人感到不适的气体中的经历，就会让一个人好些天在心理上容易对新的气味感到厌恶。

一次经历就能够造成对某种气味的厌恶，如果说对这种气味的厌恶会引起对类似气味的厌恶的话，为什么没有形成连锁反应，让人不断地对其他气味感到厌恶呢？为什么人们不会整天感到恶心窒息呢？原因就是另外一种称为“消退”的效应。当一种已经和不适感觉被联系在一起的气味，不断地在二氧化碳浓度正常的气体中出现时，这种气味的巴甫洛夫最终就会消失，因为大脑卸载掉了习得的条件反射。当气味不再触发身体症状之后，这种效应也就消失了。治疗师们利用这种消除现象来帮助人们克服对蜘蛛、密闭空间等现象的厌恶。他们称这种方法为“系统脱敏治疗法”。

糟糕的气味是这种巴甫洛夫效应很合适的候选气味，但是即使是令人愉悦的气味也会引发反应，就像我们前面举过的例子，执行遗体回收任务的士兵在出任务时使用古龙水，结果古龙水也会引发不适感。其实愉悦气味触发不适感觉，并不需要遗体回收这么极端的环境，只要给予合适的心理学“操控”就可以。在范·登·贝格的另一个实验中，他让参与实验者事先阅读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谈论了化学污染并描述了一位具有化学物质过敏症（MCS）的病人（整段文字都是从一个环境保护论者的网站上摘抄过来的）。在接下来使用了含浓度较高的二氧化碳的空气的实验中，由于这段文字的负面影响，不论空气中的气味是愉悦气味还是糟糕气味，参与实验者感觉到的不适感觉都更强烈了。由此，只要人们愿意相信一些说法，比如说这种气体的化学结构是有害的，那么即使是较好的气味也会引发不适感觉。范·登·贝格在这里看到了一个讽刺的现象：“对环境污染的警告和声讨，对环境具有重要的有益效果，同时也可能会在不经意间，使人们对环境中的化学物质更容易产生后天习得的厌恶感，并增进化学物质过敏症（MCS）、很多社会因素疾病以及类似其他问题的传播”。换句话说，我们可能会把自己给吓病了。

与气味联系在一起的症状，是滋生误解的沃土。如果你相信某种特殊气味会让你生病，那么这种气味就真的会让你生病，即使你原本的症状是由其他完全不同的东西造成的。范·登·贝格发现，相比人的实际气味接触史，这种信念能更好地预测气味造成的症状。对某种气味的误解能够让人生病，在这里，头脑中的信念胜过了实际嗅觉。

在1983年马林县的人们抗议香水使用之后，时间又过去了15年，这期间很多研究人员已经对化学物质过敏症（MCS）/先天环境不耐（IEI）这种病症进行了研究，试图更好地描绘这种病症的特征并确定其病因。一个对这个领域大量文献的回顾发现，没有太多证据可以证明香水原料是罪魁祸首。实际上，研究得出结论，关于化学物质过敏症（MCS）/先天环境不耐（IEI）的毒物接触理论很可疑：其“假设的生物过程和机制似乎不太可能”。同时，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可能有一种不存在有毒物质的解释。另一个对这个领域文献的回顾发现一种心理学上的解释——问题不仅发源于身体，头脑也以相同程度参与了病症诱发——得到了很好的支持。化学物质过敏症（MCS）/先天环境不耐（IEI）可能是一种心理疾病，“症状习得”和“刺激泛化”的失控结果造成了病人的痛苦。在真实世界中人们身上发生的现象，可能反映出帕姆·道尔顿和范·登·贝格在实验室中发现的问题。

气味厌恶中的心理学实质，一个多世纪以来已经被人们所了解了。法国调香师、香水商尤金·瑞梅尔（Eugene Rimmel）在其1871年的书《调香师之书》（The Bookof Perfumes）中这样写道：“此外，想象力对香水那据信有害的效应要负很大责任。”瑞梅尔谈及了一位女士，这位女士“幻想她自己不能承受玫瑰的气味，在收到一位朋友带来的玫瑰后晕倒了，而这位朋友带来的只是一枝人造的塑料花”。同期的实验也证实了思想的力量。我们相信气味能做到什么，那种我们给予这种气味的邪恶力量，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和我们心理上的反应。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应该感到奇怪：我们原本就相信，气味能让我们性感、放松或是保持警觉。而让我们感到不适，这仅仅是这种心理效应的另一面。

精神性的假说，某些先天环境不耐（IEI）病人并不接受。这些病人相信，他们的问题就是由化学物质造成的，而不是任何其他东西，他们反对任何关于问题出在他们头脑的说法，因为这些说法在暗示他们的痛苦不是真实的。对他们来说，如果只愿意听好消息的话，也有个好消息，那就是如果神经性假说成立，那么会有一种疗法能给他们带来更幸福的生活。

（本文节选自《鼻子知道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