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5月，毛泽东再次把自己关在了窑洞里，他七天七夜没有出门，除了一天两顿稀饭和咸菜外，就是不停地抽着劣质的纸烟，埋头写作，以至于连棉鞋被火盆烤着了，他也浑然不觉，警卫员贺清华后来说：“七天七夜不睡觉，就是铁人也要熬倒了啊，主席当时真是拼了命了。
”毛泽东就是在这七天七夜里写成了《论持久战》。冯玉祥得到这本书后，立即自费印了3千册，分送国民党要人，而白崇禧读后，更是大为叹服，他还从中归结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这两句话，如获至宝的白崇禧把在《论持久战》送给了蒋介石，而这一次，连蒋介石也不能不赞同毛泽东的战略思想了。
抗战八年，国共两党携手共御外侮，而指导抗日战争的战略，则是由共产党人毛泽东提供的。
1956年秋，前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海军航空兵司令官远藤三郎，在北京见到了他毕生最崇敬的对手毛泽东。
远藤三郎，1893年出生于日本山形县，15岁入日本士官学校，随后留学于法国陆军大学，在日本统治集团中，他被称为“有思想的军人”。山形，以出宝刀而闻名，就在那一次会见中，远藤三郎把祖传的宝刀献给了毛泽东。宝刀出自14世纪日本镰仓时代的“国匠”米国光之手，是远藤少年时代加入军校时，外祖父赠送给他的传家宝。这是出乎意料的举动，是日本军人所行的前所未有的大礼。
远藤三郎说，败要败得明白，败在毛泽东手下，日本人心悦诚服。而在此之前，远藤三郎却像大多数日本军人一样，对中国是根本不服气的。他认为，无论在军事、现代化程度还是国力上，日本都要远强于中国。他认为，日本是纯粹军事战略上的失败，其关键在于日本在“大陆政策”与“海洋政策”之间没有做出清晰的判断与选择。
发动侵略战争之初，日本战略的制定者是石原莞尔。按照石原莞尔的设想，如果日本在占领中国东三省之后全力进攻苏联，那么，在德国和日本东西夹攻之下，苏联很难不被打败。而如果以朝鲜、伪满洲国和日本本土为基地，假以20年的长期准备，再全力与美国争夺太平洋，那么，日本占领太平洋的东部，与美国“划洋而治”也绝非是不可能的。
石原莞尔起初的设想就是如此：以“日、鲜、满 （伪满）一体化”为前提，实现“第二次产业革命”，这包括在远东建立一个年产2千万吨钢铁的大基地，计划年生产飞机1万架，将人造石油作为研发重点，大量生产飞机、汽车、船舶、工业机械，其中还包括打通朝鲜海峡海底隧道，建设一条从日本出发，经中亚到达欧洲的新干线计划。
而要实现这个计划，需要20年的时间。石原莞尔原本设想完成第二次产业革命之后，日本再举兵指向西伯利亚和太平洋。
但是，在远藤看来，由于“没有头脑”的东条英机代替了石原莞尔，这个宏大的计划搁浅了，而且，直到战败，日本的战略依旧还是在“大陆”与“海洋”之间徘徊，而在整个战争中，日本的最高统帅部都没有形成自己清晰的战略。这就是他所理解的日本战败的真正原因。
1947年2月，远藤作为战犯被关进了东京的巢鸭监狱，一年后，他被释放。从此，远藤三郎在琦玉县耕田为生，除了种地之外，他平日闭门不出，苦苦思考着日本战败的原因，直到他读到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他的思路从此轰毁，他说：自己“觉悟在一夜之间”，毛泽东的《论持久战》起码从三个方面击中了日本战略的要害，也击中了远藤三郎的要害。
首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指出，中日之间的较量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因为从根本上说，这是一场政治较量。在《战争与政治》一部分中，毛泽东指出：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是流血的政治，政治则是不流血的战争。关于中日战争的政治性质，毛泽东这样写到：
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
从历史上看，日本有一个武士阶层，而中国的劣势则在于统治者是文士阶层，这是两个社会结构的不同，这种社会结构的不同，则造成了政治动员方式的不同。日本的政治动员，是建立在封建武士制度的基础上，日本政治动员比较快，但范围有限，而中国的政治动员虽然进行得慢，但深度和广度则比日本要大得多。倘若中国能够进行全民族的广泛动员，并形成一支与人民在一起的军队，那么，日本军事制度就会被中国的全民皆兵所战胜，日本在军事方面的优势，就将被中国在政治动员方面的全面性、广泛性之优势所克服。回到那个年代，看看《论持久战》及持久战战略思想的诞生。
1.毛泽东为什么发表《论持久战》？
原文中写得明白：驳斥抗日战争中的“速胜论”和“亡国论”。不过，这只是较为表层和直接的原因，更深的一层意思，文中没有明说，但却贯穿了全文，那就是：突出游击战的战略地位，争取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关于游击战的地位问题，自全面抗战以来，在党内一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争议，思想并不统一。
1937年平津失守后，毛泽东电告前方红军“执行独立自主的分散作战的游击战争，而不是阵地战，也不是集中作战”。这是在抗战中，第一次把主力红军同游击战联系在了一起。
在8月召开的洛川会议上，毛泽东再次强调，目前靠国民党片面抗战的方针和办法，是不能战胜日本的，“我们方针最基本的是持久战不是速决战”，总目的是要“争取共产党和红军成为抗战的核心”，欲达此目的，必须实行游击战，“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跑”。
已经讲得很明白了，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很多人对这一决策并不能完全理解和认同。一方面，对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持怀疑态度。另一方面，正值国共合作、红军改编期间，对于国民党，很多人重新开始抱有幻想。
王明是其中的代表。现在看来，王明好像个滑稽的小丑，但那个时候王明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要知道，他是斯大林的“特派员”，1937年年底带着共产国际的指示回的延安，既是“八府巡按”，又手持“尚方宝剑”，可谓追随者众。就是这样一个人，直截了当否定了毛泽东的主张，声称，“游击战不能战胜日本”，“没有统一的国防军和统一的正规军是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
好在很快有了成功的、有说服力的新的游击战经验。洛川会议后，一直到1938年初，已改编为八路军的红军主力，在开辟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发动群众这几个方面进行了实践探索，特别是以五台山为中心，创建了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并开始陆续离开山地开赴平原地区打游击。半年多的经验证明了毛泽东的设想是正确的，证明了：离开山地，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是完全可行的；在敌后建立根据地是完全可行的；只有部队分散开来，才能够真正发动群众。
后来的历史还证明了毛泽东的一个判断：一旦来到战略反攻阶段，与日军进行决战的军事力量，大多要从游击战中创造出来。
这是一种战略远见。如果说力量弱小时的游击战是“潜龙勿用”，蓄力为要；一块块根据地的逐步巩固是“或跃在渊”，进退有度；那么，到了最后的反攻时，就是“飞龙在天”，不可阻挡。
《论持久战》不仅仅是经验的总结，更是理论的升华，毛泽东作了大量的理论准备。
自长征以来，中央红军到达延安之前，每一天都面临生死考验，毛泽东确实没有条件专门阅读理论著作，直到有了落脚地，稳定下来之后，才开始大量研读各方面著作。比如，组织读书会，研读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系统研究并用两三个月时间为抗大学员讲授“辩证法唯物论”课程，等等。
一手实践，一手理论。1938年5月，《论持久战》横空出世。一经发表，全党思想为之统一，全国抗战有了总方针。从持久战中去取得抗战的胜利，成为了唯一的公论。
在党内，原中共中央高级党校党委书记兼校长杨献珍回忆说：《论持久战》写出来以后……我们看了一些领导同志的讲话，就说看了主席精辟的分析后，感到非常佩服而且提高了认识，提高了觉悟，很快就同意了主席的意见，而且提高了信心。原来对这战争怎么打，前途如何，有什么曲折复杂，很多同志都不是很清楚，而主席的《论持久战》，就讲得非常透彻，一下大家有希望了。战争分三个阶段，现在处在什么阶段，怎么办，怎么转化，一下子武装了大家。
在党外，比如，蒋介石命令配发《论持久战》给各高级将领，并委托八路军派教官分期分批组织游击战术培训班；白崇禧看后，总结出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最开始不以为然的陈诚，在战争受挫后，也反复作了阅读批注。
在人民中，受持久战战略思想的影响，创造出了诸如伏击战、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麻雀战等游击战战法，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
2.那么，《论持久战》究竟讲了什么？
简单说就是：通过在敌后根据地开展游击战，更好发动群众，与群众结合，从而在持久作战中“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实现由弱小到强大的转变，实现领导地位的转变。
这个过程可以分为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游击战是达成战略目的的必经之路，是持久战的必要条件。正如文中所说，中国要想取得战争胜利，变为独立国，“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而第二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
3.可以从《论持久战》中学到什么？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在《核子武器与外交政策》一书中写道：“在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写了《论持久战》与《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两篇文章”，“表现出高度的分析能力，罕有的洞察力”，不仅是夺取抗战胜利的法宝，而且“几乎被完全地运用在朝鲜战争中”。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近藤邦康表示，“很佩服《论持久战》”，他说道，“日本物资方面和科学技术方面都优于中国，武器优越于中国，”但没有《论持久战》“这样非常好的战略著作”，“没有这样的以哲学为基础的宏远战略眼光”。
诚如这两位教授所说，洞察分析、战略能力应是主要所学。
“一篇持久重新读，眼底吴钩看不休”，这是叶剑英元帅在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时，重读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后写下的感慨。《论持久战》这篇文章，现在通常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严格来说，是一篇文章而不是一本书。但它有五万多字，并且曾经是作为单行本发行的，现在旧书市场上还能买得到，因此又可以算作一本书。自1938年5月，这本奇书问世以来至今，无数人，特别是无数高人对它反复研究，越研究越佩服，何等雄才伟略才能产出这样的著作。关于当时的人和后人对本书的溢美之词，不再过多列举，但它的神奇之处，还是应当最先展示一下。
第一个神奇，他不仅论理严密地驳斥了对日抗战的亡国论和速胜论两种错误观点，并且逻辑完整地给出了中日之间打持久战的结论和理由，这个预言实现了。
第二个神奇，他不仅预测了中日是持久战，并且预测抗日战争将分为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这个预言又实现了。相当于毛泽东代表中共跟日本人打了一局明牌，我告诉你这场仗我们会怎么打，你还必须按照我的打法来。这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件事情。
第三个神奇，此文一出，共产党佩服，国民党佩服，日本人也佩服，三方都在组织人马深入研究。国民党高级将领当中，白崇禧公开表达了对这篇文章的赞赏，并且总结了文章的观点，提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应该说这个总结很到位。其顺理成章的结果是，直到今天，全国人民、全世界人民都佩服，特别是美国人和中国的一些央企、国企老总，动不动就要组织一批人学习《论持久战》。改革开放初期是这样，金融危机的时候是这样，国企改制的时候是这样，今天仍然是这样，也就是说，论持久战当中的精神价值在任何时代、任何局势下都没有显得陈旧。
第四个神奇：毛泽东不仅提出了对中日战争走势的预言，还对其中的具体过程有预测，虽然这一项预测不是很准确，但还是值得一提。他写道：日军企图攻占广州、武汉、兰州，起码要一年半到两年时间。大家知道，毛泽东写完文章之后没几个月，武汉就沦陷了，广州也沦陷了，似乎有点不准。但是兰州，在39年发生了两次大规模空战，中苏飞行员联合给以日本空军狠狠的打击，取得了两次大捷，而兰州也一直没有沦落在日本人手里。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也可以说他的预测是有一部分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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