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总统向中国赠送3万只羊”的话题近日不仅在中国互联网上引发热议，蒙古国老百姓同样惦记着3万只羊的事，各界积极响应，踊跃捐羊。
草原上流传着成吉思汗时代的一句古老谚语：灾荒之年，能给你送肉吃的不一定是富人，但一定是安达（朋友）。蒙古国，一个距离北京1000多公里的地方，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这个“安达”既陌生，又没有亲切感。
说起蒙古国，大家想到的会是什么？荒凉、贫瘠？亦或是，那里的人们仍然过着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事实上，自从1991年苏联解体与蒙古人民党垮台后，经过近三十年的发展，蒙古社会已经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从古至今，每提到蒙古高原，哈拉和林的名字总是无法绕开。这个让草原牧民们世世代代引以为傲的故都，在此矗立了近千年之久。
但光阴流转、时代更迭，如今的哈拉和林早已辉煌不再，城区里几幢简易的木质建筑集市、一个三层高的县政府大楼、以及不远处几处工厂……一切看起来十分简陋。只有城外的额尔德尼召寺在默默讲述着哈拉和林乃至近现代蒙古社会的变化。
额尔德尼召寺是蒙古国规模最大的藏传佛教庙宇，由外喀尔喀土谢图汗阿巴岱汗建造于1586年，其围墙令人过目难忘——墙体上矗立着象征一百零八尊罗汉的一百零八座白塔，以约15米的间距均匀分布，墙的四角还各有一具石龟。
庙宇建筑融合了蒙、汉、藏等多种民族艺术风格，寺院内还保存着15~17世纪的绘画、装饰品、刺绣品以及大量的珍贵手稿、木版书籍、碑刻等珍贵文物。喇嘛们居住和修行的藏式建筑之外，便是几个世纪前留下的残碑、断柱、破损的砖块和琉璃瓦，修缮一新的寺庙和断瓦残垣毫不违和地相处，共同见证着帝国斜照的残阳。
17世纪，满清政府的扶持下，藏传佛教在蒙古大地复兴。与此同时，建立于1586年的额尔德尼召寺逐渐昌盛，成为蒙古第一个佛教中心。
而到了20世纪初，满清政府覆灭，苏联统治了这里，其逼迫蒙古放弃对藏传佛教的信仰，并对不服从者进行镇压。至1941年，蒙古境内所有的藏传佛教寺庙均遭破坏，这其中就包括额尔德尼召寺。
在当时的破坏活动中，额尔德尼召寺除寺庙外围的城墙得以保留外，其余所有的殿宇均被拆毁，寺中近1000多个喇嘛或被杀害、或被流放。
另一方面，迫于苏联的压力，蒙古一步步用西里尔字母取代传统回鹘体的蒙文（即老蒙文），文字的改变也意味着传统文化即将出现继承性的断裂。就这样，随着俄化进程的日益加速，蒙古各方面的民族文化渐渐丢失。
阴霾直至苏联解体后才慢慢散去。1991年，蒙古政府开始文化复兴。同年，将寺庙还给喇嘛，之后又经过了多年的休养生息，额尔德尼召寺佛事活动重新兴起，大量的喇嘛回归寺庙，曾经被破坏的寺庙主殿、配殿也得以修缮。
如今，每逢藏传佛教的重大节日，大量哈拉和林以外的信徒也都会遵照祖先的礼节，来寺庙中进行佛事活动。同时，一些寺庙也会公开招收4-12岁的小喇嘛，并要求他们从小就严格按照藏传佛教习俗进行修行学习。
除恢复了一套自上而下的藏传佛教培养体系外，作为民族文化复兴的一部分，蒙古国还加强了对成吉思汗信仰的重建，以及蒙古文字的恢复。
文字是文化认知最重要的载体，蒙古国政府在2010年发布了恢复老蒙文的计划。当地多所中小学的走廊间挂满了用老蒙文书写的名人警句，学生们也在活动室里认真练习老蒙文书法。
在过去8年时间里，接近50％的蒙古人已经开始能够书写或认识基本的老蒙文，而且这样的状况正呈年轻化趋势，新一代的蒙古孩子对老蒙文的认知程度要好于上一代。
哈拉和林代表着蒙古传统文化从没落走向复兴，而乌兰巴托，则成为了现代化蒙古面向世界的窗口。
乌兰巴托始建于1639年，起初取名为“库伦”。18世纪初，中俄《恰克图条约》的签订后，北京至张家口至库伦至恰克图的贸易逐渐兴起。20世纪50年代，蒙古纵观铁路的开通（二连浩特-乌兰巴托-乌兰乌德），乌兰巴托的地位再得到提升，并一跃成为今天蒙古国的经济政治中心。
现在的乌兰巴托，早已不是人们脑海里传统草原蒙古包聚集地的样子，乌兰巴托的夜也不像歌词里写的那样:“乌兰巴托的夜啊，那么静那么静，连风都不知道不知道”。
真正的乌兰巴托夜晚，与其他霓虹闪烁的现代都市并无区别。每到华灯初上，乌兰巴托市中心标志性的月亮楼、以及成吉思汗广场周边，都会聚集不少前来游玩的人们。这里有着影院、高档餐厅、大型商场等休闲娱乐的场所，是乌兰巴托夜生活最喧嚣地带。
城市的发达与便利，使乌兰巴托成为蒙古人年轻人工作和生活的首选之地，这里30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城市总人口的70％，乌兰巴托也因此有了“世界上最年轻的城市”之称。
在乌兰巴托，你只要交油钱，什么车都可以让你开。在路上，无论是多么破旧的汽车，拐弯时总能听到更猛烈的轰鸣声，弯道车速高于直行速度算是这里独有的交通基本常识，可能是因为每个驾驶者都有赛车手的天赋。
在前往乌兰巴托的k3列车上流传着介绍乌兰巴托的一句话：是车都是的（的士，出租车）。乌兰巴托的“黑车”数量之多，给人感觉似乎但凡正常行驶着的小车只要你手一招，就可以立马转正成为"出租车"。
这里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状况是，不仅仅在城郊，在乌兰巴托城中也有不少蒙古包，除了有一些用来吸引与招徕外国游客外，也有不少是用以居住的，一些在草原生活惯的牧民，不适应城市楼房的居住环境，选择了把蒙古包搭建在城市当中。
牧民跨马从等红灯的悍马车旁经过；穿着高跟鞋、超短裙,挎着LV包的摩登女郎扶着穿蒙古袍的老人一起在街上走……那一幅幅画面和谐得就像现代生活与游牧时代穿插而成的蒙太奇。
在乌兰巴托，更多的建筑会让人感到应该是废弃多时的。伴着周边的枯树、杂草与凌乱的金属护栏，即使站在楼房的入口前，看着紧闭的、锈迹斑驳的铁门与磨踏得微微发亮的水泥台阶，你决不敢相信里面会有人。
不过，不管外观多么残破，打开那扇门，就会惊奇地发现里面另有一番天地：室内的每步台阶、每块地板、每个角落都是一尘不染。主人有时间就会一遍一遍仔细地擦拭、整理房间，所有的衣服熨完以后才会穿出门。这个城市很脏，但乌兰巴托人说他们很爱自己的家。
如果说乌兰巴托依然是座小型城市，那么随后的行程就彻底告别了城市。哈拉和林附近的鄂尔浑峡谷，是研究蒙古国历史和游牧文化发展的重要地标，其在2004年就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峡谷深处人烟稀少，这里的瀑布、草原和山野景致丰富，是蒙古中部最美的景观。
沟壑纵横的荒野上，苏联四驱车展现了极致的越野暴力美学，爬坡、涉水，几乎没有它走不过去的野地。在骨头即将被颠得散架时，车子会在鄂尔浑峡谷深处一户人家前停下。峡谷四周都是小山包，山上树木不多，整个峡谷都是牧户的天然牧场。初春的草原依旧枯黄，尽显北国的深沉和萧索。当然，这是全景式的展望，当俯身凝视草原时，会发现草原并没有想象中美好：遍地的牛粪、土拨鼠洞穴以及牛羊的骨头，并不适合让游客就地躺下，仰望天空。
鄂尔浑峡谷深处，骑马骋驰在壮阔辽远的原野和山脉中，实在是莫大享受。和国内旅游景区骑上马兜一小圈的经历不同，蒙古的骑马体验颇为专业。
上马后，带队的牧民会给游客做简单培训：向左就把缰绳向左拉，向右就把缰绳向右拉，向前加速就喊“choo”。喊“choo，choo”两声，马即刻飞奔出去。喊什么马才停呢？牧民冷漠告诉你，停？我们没这口令。其实，让马停下来就是向后拉缰绳，但真的没有停的口令。
骑马、摔跤是蒙古族男儿必备技，从古至今，向来是男性力量的象征。战时，成吉思汗用三艺练兵，为打胜仗做准备。无战时，就是那达慕大会的的指定项目。
蒙古摔跤是一项历史悠久的运动，若要追根溯源，恐怕得向匈奴时代刨。在蒙古，当一个男孩儿降临的时候，他的家庭就会祈祷他成为一个摔跤手。
蒙古人热爱那达慕，它的意思是“游戏”，但这场持续两三天的大会绝不仅仅是游戏而已，会有正规的摔跤比赛，青年摔跤手形容比赛“就好像是走上战场”。
据说，俄罗斯的桑博深受蒙古摔跤影响，日本相扑第68至70代都混着蒙古族血统，追求胜利荣光就像信仰般传染开来。一瞬间就分出了胜负。一场闪电战。一次抓举。一次抛扔。然后就结束了——如同当地人描述的，胜负的产生也就一瞬间的事，并没有特别之处。仔细看看结果发生之前的戏码，仪式感就来了。
蒙古摔跤是硬汉的草原舞蹈，摔跤手跳着鹰步舞造势兼热身，然后双方张开双臂相互僵持，互相移位，直到一方挑起战争。类似的仪式感，在其他格斗项目中都可见，相扑跺脚、拳手碰拳、道士鞠躬等等，有了仪式感才变得神圣起来。
格斗项目是在肉搏战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肉搏”二字难免与男子气概、野蛮粗糙联系到一起。可这过程中不曾被人发现的细节，明确揭示着硬汉们的柔弱。
青年摔跤手与他的对手纠缠在一起，是等待下手机会，也是借机喘上一口气。双方疲态尽显，前额紧贴，扭捏，动作迟缓下来。这些，都需要默契。
不止硬汉如此，人也是这样。我们会有明确的目标，也会向着目标强力冲刺，过程中难免要停滞下来与外力纠缠，直至放倒它或被它放倒。蒙古摔跤是这一精神过程的肉体表达，也许类似这样的过分解读，能给予这项古老运动新的生命。
这个以蒙古族为主体的国家，自苏联解体后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正在努力找寻他们自己独立的文化意识，虽然在复兴蒙古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发展等问题上，依然有很长的道路要走，但努力的坚守终会有一天让蒙古文化重获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