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古典文化里，有许多著名的辩论。例如，善恶之辩、义利之辨等。关于善恶之辩，我在第一卷讨论人性的时候已经进行了论述，这里不再赘述。在本章里我将对义利之辨进行论述。
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孟子曰：“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孔孟之后，到南北朝时期，部分文人开始鄙视利益。例如，称金钱为“阿堵”。尤其在宋朝的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之后，中国人开始耻于言利。但是，人们虽然在口头上耻于言利，实际上对利却是趋之若鹜的。这就说明孔孟对“义利之辨”的解释并不能让人完全认同，由此，义利之辨成为中华古典文化的一个重要命题。
“义利之辨”里，“义”常被解释为仁义、道义、道德。仁义、道义都属于道德范畴，所以，我们把义理解为道德是没有问题的。同时，由于狭义的道德主要是指狭义的行动，而这里主要是指观念，所以，这里的道德是指广义上的道德，即包括了道德和智慧。在第三章里，我们对道德进行了论述，道德可以使人们的生活与世界更加美好，所以，我们推崇道德。如果道德给人们带来的是灾难，我们还会推崇它吗？所以，道德实际上也代表了利益，是指正确的利益。从孟子的鱼与熊掌的对比来看，义还排除了小的道德，所以，在义利之辨中的“义”是指大的道德，即正确的大的利益。
关于利的理解包含了两个意思：一个指私利，另一个指财富、地位等。若指私利，对“我”来说，自利即是道德，是从我所欲、自强自爱、知足常乐。反之，不自利是压抑欲望、自暴自弃和放纵欲望。对集体来说，道德是集体的利益，是大利。这个集体是包含“我”在内的，即道德也就包含了私利。集体是由一个个的“我”组成的，损害了“我”的利益，也是损害了集体的利益，不能说损害了他人的利益是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损害了“我”的利益就不是损害了集体的利益。所以，“义利之辨”是把“我”和集体对立起来而造成的。或者说，是古典文化中把传统的道德观念绝对化形成的。
若利指财富、地位等，对“我”来说，财富、地位也不全是利己的。例如，为了金钱而熬夜、加班，这是不利于身体健康的，用身体健康来换取金钱，是以贵易贱，实质上对“我”是不利的。对于集体来说，也同此理。所以，“义利之辨”的由于对利的概念与财富、地位相混淆而造成的。
由上可见，“义利之辨”实质上是没有正确的认识“义”与“利”的本质，不明白“义”与“利”的统一性，再经过错位的比较而产生的。
由于道德是指正确的行动，正确的行动可以使我们得到正确的利益，不管小的利益还是大的利益。而利益中也有正确的利益与错误的利益。因此，两者都是以人出发点的，也都应以人为出发点。这时，道德和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只有当我们行动（广义的）发生错误的时候，道德和利益才是冲突的。因此，只要人们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和利益观，并付诸于实践，义利之辨自然就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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