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发时光的绝妙方法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活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它何用？
——梁启超
宋代大儒朱熹认为孔子在《论语》中所说的“至于德、据于德、依于德、游于依”中，“游于依”，就是“玩物适情”。由此可知，最迟在宋代，“游艺”一次以具有玩物消遣，游戏取乐的含义。
故人对于玩乐与消遣，有着异乎寻常的热情。也正是应为这种热情，才使得有关玩乐的发明层出不穷。从大类来分，主要包括节日游玩、儿童游戏、博弈、博戏、益智游戏、文字游戏、酒令、禽戏等。要是见一个说一个，那估计说上一整天的时间也说不完。许多在今天看来是不可是一的玩法，填补着我们祖先们的业余时光。
弄虫蚁，虫蚁者，飞禽走兽昆虫鳞介也。故人弄虫蚁，于今人之养宠物相类，然而，却比今人多出许多花样来。
宋代侠名《东南纪闻记录》：“艮岳”初见之时，官僚们未被宏伟的土木建筑难倒，而只为四方贡献来的飞禽不能尽数调教而发愁。这时，有一专门弄虫蚁的市民薛翁，主动请求教练这些鸟儿。薛翁学者飞禽的鸣叫，召唤着飞禽，待飞禽来，用肉灸梁米，让它们吃饱了随意翱翔。教了一月有余，“艮岳”中的飞禽，不用薛翁呼唤便飞来了，而且立在鞭扇之间也不害怕。一天，微宗驾临“艮岳”，他的仪仗一出，周围的飞禽“闻清道声望而群翔”，多达数万只，薛翁奏道“万岁山瑞禽迎驾”。这种形式别开生面，使微宗大喜不止，逐对薛翁赏赐加爵。
由于这种“弄虫蚁”可以为宏大、庄严的场面烘托气氛，所以，历代政府都很重视。清代宫廷中，为欢迎西方人民而举行的宴会上，就用经过训练的老鼠表演：两只用细链条拴在一起的老鼠，按主人的命令把链子缠结起来，然后再解开。这种“特技老鼠”的确出乎人的意料，使观看的俄国人伊台斯波兰德由衷赞叹：“这些卑微的动物的表演是我看过的表演中最惊人的。”
元代陶宗仪《南村辍耕录》中记有一只大青蛙教八只小青蛙念书一事。清代袁牧在《子不语》中又记述了一乞丐所调教的这种“蛤蟆戏”：场上设一小木椅，大蛤蟆从乞丐身上所佩的布袋中跃出落地，环对着大蛤蟆，寂然无声。乞丐喝道：“教书！”大蛤蟆便阁阁叫八只小蛤蟆都跟着大蛤蟆阁阁叫，大蛤蟆叫几声，小蛤蟆叫几声，如同先生教学生。乞丐说：“止！”这“蛤蟆教书”当即绝声......
清代的另一本笔记小说《闻见偶录》，也有这样一则《蛙教书》。看来，清代中后期，此类“弄虫蚁”是很多的。至清光绪庚子年，在北京的天桥还可以看到一位六十多岁的老者，用一大八小，九只青蛙做的这种“老师给学生上课”的表演。更为奇绝的是，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中曾记述过：北京市有人携一十二孔的木盒，每孔伏蛙，弄者用细杖敲蛙首，蛙则作鸣。或与金钱，则乱击蛙顶，如拊云锣，宫商调曲，了了可辨。
清代徐岳《见闻录.奇技》又记：又见一人一蝦墓，小者二十四只，大则一只，按古曲高下缓急，音节不爽纤亮。
其蝦墓畜之囊中，用大方桌一张，出纵其上，大蛙踞中南向若客，在上则北向，小蛙左右各十二，依次就位，其人依曲击鼓，蝦墓声应拍不乱。
这样的表演多了之后，便加入了竞赛的味道，于是，渐次发展到赌博的境地。而其中的代表动物就是鸡、鹌鹑、蟋蟀。
清蒲松龄《聊斋志异》描写贫困的王成，见人斗鹌鹑，一赌数千，遍寻养了一只鹌鹑，走在街头赌酒食，每次都赢，半年便累积了二十金。王成在大秦王府邸战胜了“玉鹑”，大秦王要买下他的鹌鹑，王成出价千金，大秦王认为不值，王成却说：“小人把向市井，日得数金，易升斗粟，一家十余食指，无冻，是何金如之？”最后王成以六百金与大秦王成交，他凭靠卖鹌鹑的金子，治田百亩，起居作器，居然世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