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一等靖逆侯张勇(1616-1684)，字非熊，乾隆皇帝称其为“有古名将风”，《清史稿》中有传，西安府咸宁人。康熙年间关中学者、经学家李因笃所著的《续刻受祺堂文集》中收录一篇《少傅兼太子太师靖逆侯靖逆将军谥襄壮张公传》称，张勇，字飞熊，汉中府洋县人。这可能是“著籍”和原籍之别吧。
张勇最初为明朝副将，后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降清，授游击。曾率部多次与大顺残军作战，皆大获全胜。顺治五年(1648年)，张勇率军来到甘肃，收复肃州(今酒泉)，并擒获了由米喇印、丁国栋拥护的明延长王朱识锛，被授予甘肃总兵。顺治十五年(1658年)，张勇又随大学士洪承畴进兵贵州，大败大西军余部白文选部，升任云南提督。到了清康熙二年(1663年)，因张勇在甘肃颇具威名，遂又被朝廷命还镇甘肃。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在云南举兵造反，这就是后来的“三藩之乱”。陕西提督王辅臣遥相呼应，西北地区一时烽烟四起，战殍遍野。
其实清军初入关，因大肆的杀戮，加之剃发、圈地等政策颇不得民心，加之当时流行的狭隘汉族主义和复明思想，很多人对这一巨大的社会动荡抱有热情。吴三桂也多次遣使拉拢张勇，张勇在这一洪流中又何尝不是左右飘摇，可是后来为什么张勇会“一边倒”坚定地站在朝廷一边呢？
清代学者刘献廷(字继庄)在《广阳杂记》中曾记载，当时吴三桂写信给王辅臣、张勇请求援助，可是王辅臣看完信后并没有将信转递给张勇，而是让其子押着信使连夜献给朝廷。张勇得知大怒，感到王辅臣出卖了自己。可是历史对此却开了个玩笑，王辅臣首先献忠于朝廷，可是后来在陕西宁羌兵变中却倒向了吴三桂一边，而张勇因受到王辅臣首先献忠的刺激，反而坚定地站在了以康熙为代表的清朝一方的立场。
当时吴三桂、王辅臣气焰十分嚣张，攻城夺隘，西北大地因遭兵燹而一片狼藉。当时甘肃游击董正己响应了叛乱，布政使成额被迫投降，巡抚华善与按察使伊图逃往永昌。后来学者分析当时清军与叛军的交绥点有三处：一是湖北的华容；二是江西的萍乡；三是甘肃的平凉。如果陕、甘叛军一旦东进，直扑京师，或者切断清军在湘、鄂的后路，那时恐怕真要江山易色了。可是在此关键时刻，张勇这一举足轻重的砝码偏向了清廷，正如历史学家赵俪生先生所说：“从此，颠覆满州贵族统治的幻想，终于全部破灭。历史在等待着二百三十年后的辛亥革命的爆发。”
平乱之初，张勇命部下西宁总兵王进宝、宁夏提督赵良栋率军回击兰州。当时王辅臣攻陷兰州后，曾将《淳化阁帖》的碑石当作马槽，致有“马房光怪，枥马皆惊”之说。后来，清军围城时，守兵又要砸碎帖石当做炮子，幸亏当时兰州知州徐某力劝，从而使这一国宝级的文物得以保存下来。后来随着陕、甘和宁夏的大部分光复，对平凉形成了强大的压迫，最终王辅臣困守平凉，被迫召降，自此，平定“三藩之乱”进入了一个新的局面。
后来张勇赴平凉时，写下了《过崆峒》诗：“蚩尤战后久消兵，此处犹存访道名。万里山河尘不起，松风常带凤鸾声。”表现出了凯旋后的意气风发与志在必得的喜悦心情。张勇因平叛有功，后与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被称为“河西四将”。张勇戎马一生，常年征战沙场，身经百战，难免受伤，清人赵慎畛在《榆巢杂识》中记载：“自康熙十三年以后，箭创病足，以肩舆督师者十年。”也就是说张勇在战斗中，其右足曾中箭伤，并伤到骨头而跛行，他一般都是坐轿子指挥作战，并冲锋在前。后来他觐见康熙皇帝时，也被允许肩舆入乾清宫，时人以为“殊荣”，足见康熙皇帝对其的赏识和尊敬。
康熙十四年(1675年)，朝廷听从了甘肃巡抚华善的疏言，授张勇靖逆将军，封靖逆侯，仍领提督，总兵以下听指挥。
张勇虽是一员武将，但他酷爱诗词曲赋，喜欢与文人交往。李因笃曾在《张勇传中》有这样一段话：“公不耻下交，从游多岩穴隐者。部士某主公质肆，私费公帑千余金，初怒斥之，已而闻其与贤人处，遂弃责。吴郡顾征君炎武在廷尉座谈美其事。公当代骏伟，名著信史；退而观之，又何其大雅君子也。”其中虽然不乏溢美之词，但也可窥到张勇广交贤士之一斑，更重要的是上述这段话是顾炎武与廷尉聊天时说起的。其中“廷尉”即张勇的次子张廷尉(名云翼，字又南)，因其官至大理寺卿，故称“廷尉”。同时从这段话来看，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也与张勇有交往。
顾炎武为苏州府昆山(今属江苏)人，本名继坤，改名绛，字忠清；南明亡后，改炎武，字宁人，号亭林。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语言学家，与黄宗羲、王夫之并称为明末清初三大儒。顾炎武曾参加昆山抗清义军，失败后漫游南北。到了晚年，他定居于陕西华阴。
在《顾亭林年谱》中曾有记载：“(康熙十七年)冬，张廷尉云翼承父命以聘来迎往兰州。坚辞之。”到了第二年(康熙十八年)又有这样的记载：“十二月二十七日，张廷尉云翼夜半告访。”如此频繁地拜访，甚至是晚上，并且想将顾炎武接往兰州，足见张勇对一代名士的器重，但遗憾的是，顾炎武拒绝了张勇的邀请。
但是也有人说顾炎武为明代遗民，具有反清的倾向，张勇派自己的儿子去，一是进行慰问，同时还具有监视的意思。但是就目前来看，张勇作为地方上的最高军政长官，完全可以派人将一介文人顾炎武押解至自己身边，软禁看押，何至于一趟趟地让自己的儿子前去。因此，足见张勇“不耻下交”的精神，同时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多同顾炎武这样的一代大学问家交往，从中汲取到一些东西，从而受益。当然张云翼也不负父命，他在与顾炎武的交往中，曾帮助顾炎武“出版”了其著作。
因为在《顾亭林年谱》中有这样的按语：“(顾炎武)先生著《左传杜解补证》三卷，又南捐资刻之”和“(顾)衍生尝写《历代宅京记》一部，赠靖逆侯。”从这段记载中可以得知，张勇之子曾捐款帮助顾炎武刻印了著作，顾炎武为了回馈张勇，命其子顾衍生誊写了他的一部著作，赠给张勇。
张勇酷好风雅，所以还有一个与他交往密切的人物就是大戏剧家李渔。李渔字谪凡，号笠翁，浙江金华人。他自称生平绝技有二：“一则辨审音乐，一则置造园亭。”
康熙五年(1666年)，张勇驻守甘州(今张掖)，因慕李渔才名，邀请他来甘州。李渔带着家庭戏班，由杭州起程乘船沿运河到达北京，在张云翼的迎接安排下，经山西、陕西于康熙七年(1668年)夏抵达甘州。李渔的到来，受到张勇的优礼相待，李渔留在甘州居住了一年，他为张勇的子孙编写了启蒙读物，辅导他们学习。他还为张勇在甘州的府邸设计修建了园林与五凤楼。李渔所带的戏班还与甘州戏班同台演出，交流技艺。李渔还受张勇委托，带领戏班慰问受提督署直接管理的祁连山区藏族与裕固族，并给予李渔丰厚馈赠。
金庸先生在武侠小说《鹿鼎记》中也曾提及张勇。书中的主人公韦小宝在驸马府结拜了四个兄弟，分别是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和孙思克，即“河西四将”。韦小宝就在他的这几位兄弟的帮助下，与吴三桂之子做斗争。当然，小说毕竟是文艺作品，具有虚构的成分。其实康熙初年的时候，张勇已是50岁左右的老头子了，怎么会与韦小宝结拜？
小说中对于张勇的跛足却也涉及到，如：“韦小宝啧啧称奇，说：‘抬轿子的可也得是勇士才行，否则张老哥大叫冲锋，四名轿夫却给他来个向后转，岂不糟糕？’孙思克道：‘是啊。张侯爷临阵之时，轿子后面一定跟着刀斧手，抬轿的倘若要向后转，大刀斧头就砍下来了。’”我们从这可以看到金庸先生对张勇等“河西四将”的史实还是比较了解的。
当然最为著名的还是《红楼梦》了，因为大观园的原型即为张勇的府宅。
原来张勇在甘州时就曾听李渔讲，江南气候宜人，适宜人居住。于是他就萌生了“退休”后移居江南的想法。
后来他的家人于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举家搬迁到江宁(即南京)，此时他的儿子张云翼已官至江南提督，并承袭张勇爵位，命以一等侯世袭罔替。此后张云翼之子张宗仁又承袭父位，世袭相传。当时张云翼与江宁织造曹寅(曹雪芹祖父)关系极为密切，成为莫逆之交，两家来往频繁。后来双方均家道中落，曹雪芹的父亲继任江宁织造后，于雍正五年被罢职查办并抄家，第二年父子北上迁回京城定居。当年曹雪芹年龄尚小，只有14岁。到曹雪芹四十多岁时，给两江总督尹继善做幕宾，才再次来到江宁。这时曹家在江宁的府第已不存在，曹随即访问张侯家，了解当年曹、张两家情况，并继续搜集写作《红楼梦》的素材，随即以靖逆侯府园林作为大观园的原型。
据说当时张侯府占地150余亩，《红楼梦》于乾隆五十年前后问世，清代乾隆年间进士周春在《阅〈红楼梦〉随笔》中就肯定荣、宁二府写的就是靖逆侯府的事，书中贾宝玉的祖父贾代善即指张宗仁，其妻高氏即史太君。
乾隆五十九年十一月，乾隆皇帝在翻阅前朝实录时，感叹圣祖康熙爷平定三藩之艰难，也对当时参与平叛的几个汉人绿营将领十分赞赏。他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一等靖逆侯张勇自三世孙张承勋始，归入汉军正黄旗。
乾隆这道上谕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自大清入关以来，这是汉人入旗的首例。而且此后汉人入旗的也仅有一例，就是嘉庆元年大学士、一等谋勇公孙士毅被允准入汉军正白旗。
张勇和孙士毅的情况又是不同的，张勇是乾隆主动让他入旗的，而孙士毅是临终前请求入旗的，而且孙士毅由于死后受到和珅的牵连，他的旗籍也没有保住，子孙出旗归入原籍。因此，清入关后，汉人入旗者仅有张勇一家。
或许很多朋友认为，汉人入旗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如果要是这样认为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清代旗人和汉人之间树立着一堵高墙，旗人在政治、经济上享有特权，其子弟入仕的渠道很多，不像汉人只有科举一途。
通俗地理解，只有旗人才会被皇帝认为是信得过的“自己人”，京城各衙门中，规定有许多官缺是旗人专缺，汉人不能染指。这就意味着，只要是获得了旗人这个身份，不仅入仕更容易晋升的速度快，且每年都可以领到额外的补助。
作为汉臣来说，大学士、军机大臣，或是公、侯、伯等高级爵位是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取得的，而唯独入旗却是连做梦都不会梦到的。
那么，张勇又是什么来头，乾隆为何会给予他如此的厚恩？
张勇曾是明末江西驻军中的一个副将。清入关后统中原时，张勇在九江率众主动投降阿济格，被授予游击一职，隶属时任陕西总督孟乔芳麾下。
张勇是一员猛将，且颇有谋略，在清初统一中原的过程中，转战西南各省，屡立战功。顺治帝对他的评价很高：“当今良将如勇者甚少”。
至顺治十八年时，张勇累功官至云南提督。康熙继位后，鉴于张勇在陕西、甘肃一带很有名望，将他调任甘肃提督，不久加太子太保。
事实也证明，朝廷是用对了张勇。从康熙初年一直到三藩之乱爆发前，甘肃、陕西这个事故多发地带，在张勇的震慑下，的确平安无事，没有发生大规模的骚乱。
张勇功成名就主要是在平定三藩时期。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举兵反清，张勇以及陕西提督王辅臣曾是吴三桂旧部，吴三桂遣使招降张勇，但被他拒绝，而陕西提督王辅臣则答应了吴三桂。
为了把张勇拉拢过来，吴三桂又让王辅臣派人劝说，但张勇不为所动，不仅斩杀了来使，还据实上奏朝廷，请求整军备战。康熙闻讯后，下旨封张勇为靖逆侯。
三藩之乱前期，康熙皇帝首崇满洲，仍以八旗军为主力。可就兵力而言，绿营兵又占了多数，在几路八旗军受挫的情况下，康熙不得不调整战略，开始起用绿营将领。当时绿营将领中，就有著名的“河西四将”，即张勇、赵良栋、王进宝、孙思克。
清代各省的绿营军队中，陕西绿营是公认战斗力最彪悍的，康熙帝曾说：“天下绿营兵无如陕西强壮，而其数较各省数倍”。正是由于康熙起用了陕西绿营将领，才得以扭转战局。后来平定王辅臣，以及惨烈的岳州之战，绿营将士居功至伟。
平定三藩的过程中，作为河西四将之首的张勇战功最著，出力最大。当全局形势好转，西北既定之时，康熙帝甚感欣慰，以张勇等绿营将领“纾朕西骨顾之忧，功尤懋著”，颁旨嘉奖，晋张勇为一等侯，准袭十次，又加太傅兼太子太师。
平定三藩之后，张勇一直驻扎在陕西、甘肃一带，期间又击退噶尔丹入侵河套平原。康熙二十一年，张勇入京朝觐，次年以老病为由，提出辞职。康熙帝准其所请，赐邸京师，让他在京城养病。
第二年，青海蒙古开始骚然边城，康熙帝坚持认为，西南兵事非战勇不能胜任，尽管此时的张勇身体状况不太好，但还是奉命前往甘肃，在经过甘州时，张勇身染重病，不久卒于军中。康熙帝闻讯下旨追赠少师，赐谥“襄壮”。
乾隆有感于张勇之功绩，这才于五十九年十一月，下旨将自他的三世孙开始，归入汉军正黄旗。而且把他的一等靖逆侯爵位定为世袭罔替，张勇的一等侯爵一直沿袭到清代灭亡，共传了九代人。
这里还是有个问题，乾隆是熟读前朝实录的，他对三藩之乱以及张勇的功绩，肯定不是第一次接触。那么为何他此前没有表示，而是在即将禅位时才有此举。
这个其实也不难理解，因为乾隆末年，各地的农民起义不断，尤其是川楚各省白莲教已经是蠢蠢欲动，准备对清王朝发起致命一击。
乾隆不是一个昏君，但他也深知如今的八旗军队早已腐朽，他之所以旧事重提，给予张勇入旗的高规格待遇，其目的无非是想告诉臣民，他对待满汉或是八旗与绿营是一视同仁的。只要是为国出力，什么样的恩典朝廷都舍得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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