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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要写一篇关于安化县人大原主任蒋金云的文章，我把蒋金云主任出版的几本书再次找出来翻看了一遍。跟以往每次一样，这篇标题为《眼睛》的文章总会刺痛我的心。
被冤枉偷盗电线被关被罚款被抄走电视机，案发18天后，公安机关侦破了案件，真正的案犯判了刑，蒙冤的邓姓父子要求政府恢复名誉、退还财物并进行赔偿的诉求却一直得不到解决。问题拖了17年，镇政府领导换了多届，邓姓父子多次上访，一直未果。直到偶遇县人大主任，才洗刷掉冤屈，恢复名誉，并且得到了经济赔偿。
9天非法关押，500元罚款，强行搬走的电视机，17年坚持上访的劳动与差旅成本，17年冤情给本人和家人造成的精神损失，折合成人民币5000元。邓姓父子感激不尽。
这是喜剧吗？
眼睛
蒋金云
早晨到办公室上班不久，我正埋头阅读文件，突然就听到了“咚咚”的敲门声。打开门一看，一位头戴草帽、卷着裤筒约60多岁的农民站在门口，见到我立即走进来和我握手。
“你好!”我以为他只是我认识的一位农民，就礼节性地跟他握手寒喧。
“您不认识我了吧?”他笑着说，“我是您曾经接待过的，我那个案子搭帮你帮我申了冤啊!”
稍作回忆，我想起来了。他姓邓，是一个乡镇的村民，我接待过的一名上访户，但他的精神状态好多了，人也显得比以前年轻。
那是今年8月的一天，天气十分炎热，炙热的太阳拼命地烘烤着大地。中午吃了个快餐，我准备回办公室休息，当走到办公楼一楼门口时，只见两个人并排坐在楼梯口。年长者手里拿着一个快洗成灰白色的蓝底帆布背包，年轻的那位手里拿着一顶草帽，不停地扇着风。
看见来人，年长者站了起来，看着我，无奈的眼睛里含着一丝期待，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年轻的那位仍然一动也不动地坐在那里，头偏向一边使劲地摇着草帽，仿佛充满着极大的不满。凭直觉，他们应该是来上访的，在等着下午来上班的人们。
“你们找哪位?”
“我们背了冤，找领导。“
果然是来上访的。
“那你们跟我来吧。”
“你们吃了饭吧?”我边走边问。
“吃了早饭出来的，我们只吃两餐，一般不吃中饭。“
....
他们一前一后地跟着我走进了办公室。我边招呼他们坐，边给他们倒茶，可能是由于口太渴了，他俩不约而同地将杯中的茶一饮而尽。见他们喝完，我又给他们各添了一杯，然后坐下来问他们:“你们有什么事情?“
“你是这里的领导啊!”年长者无奈的眼睛一下子闪过一丝喜悦与希望，那眼神就像在外受了欺负的孩子看到了自己父母一样。
“我们背了一、二十年的冤啊!”年长者边说边打开那泛白的蓝色帆布背包，拿出厚厚的一叠材料，“镇政府明明晓得搞错了，可就是不还我们清白，这任领导拖，那任领导拖，一直拖了一二十年，我们上访了一二十年，我就不相信政府没有一个人能替我们伸张正义，反正告到中央我也要讨回我们的清白.....“
接过年长者递过材料的那一瞬间， 我又看到了他那双眼睛，那眼睛里充满着委屈、愤怒和不平反绝不罢休的固执。
我认真阅读着他们的材料，年长者在一旁不停地控诉着，越说越激动。
材料上说，1989年9月，他们村的电力线路被盗，该镇干部听信个别人反映，在没有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带领治安队员将邓姓父子带到镇政府非法关押了9天，罚款500元，并搬走了他家一台电视机。案发18天后，公安机关侦破了此案，真正的案犯也被法院判了刑，事实证明，邓姓父子是清白的。为此，邓姓父子多次要求政府恢复其名誉、退还财物并进行赔偿。但问题拖了17年，镇政府领导也换了多届、一直没得到妥善解决。
仔细看完报告，耐心听完他们的倾诉后，我把他们反映的情况和他家的电话号码记录了下来，要他们先回去，并嘱咐他们不要再到镇政府纠缠领导，也不必再去其它地方上访，我会安排人调查，并尽快给个明确的答复。
下午一上班，我立即安排相关委室的同志进行调查了解。
几天后，调查回来的同志向我汇报，情况确实如邓姓父子所言，他们确实背了冤枉。
看着相关同志写的调查报告，我仿佛又看到了那双眼睛，那双愤懣、无奈而又饱含期待、希望的眼睛。
8月底，我主持的相关会议作出决定，将此案向其所在的乡镇人大主席团进行交办，要求在两个月之内办结。10月底，那个镇的人大主席专程来机关汇报办理结果：一是在相关会议上公开向邓姓父子赔礼道歉；二是返还人民币500元，赔偿电视机一台，折合人民币500元，补偿误工工资2000元，给付精神补偿2000元，合计人民币5000元。邓姓父子一家对此表示很满意。
“领导。”老邓把我从回忆中拉了回来。“今天我想跟你唠唠几句。”
“你家里人都好吧!”我问他。
“都好都好!感谢您帮了大忙，让我们全家都安心了，在村上也抬得起头了。儿子和儿媳现在在外面打工，孙伢子今年也考上了大学……”
看着老邓那激动的眼神和脸上洋溢的笑容，我的心暖暖的。
2007年11月23日于东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