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3月28日，时年25岁的玛格达·海灵格（Magda Hellinger）和另外一千个斯洛伐克年轻女性一起，被送入奥斯维辛集中营。在此之前，她生活在米哈洛夫采一个友好的犹太社区，父亲是犹太史教师，家里有四个兄弟，善良的父母还收养了一个孤儿玛尔塔。长大成人后，玛格达在镇上经营着一家幼儿园。然而这平静幸福的一切，都因斯洛伐克政府与纳粹德国签订的绥靖协议改变了。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一些年轻的斯洛伐克犹太人被卖到了波兰的集中营，玛格达便是其中之一。
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
在集中营生存便意味着要被剥夺至“赤裸生命”的状态。抵达集中营不久，年轻的犹太女犯人被勒令褪去所有衣物，以方便被“处理”（process）——一群拿着大剪刀的男人出现在她们面前，剃掉她们的头发、腋毛和阴毛，然后让她们进入“消毒”浴池中。之后，犯人们被派发统一的囚服，每个人的身上还被文上了囚犯编号，玛格达是2318号。
居住环境很糟糕。营地像马厩一样被分成隔间，本应容纳一匹马的空间住着30个女人。仅有的光线来自一些没有玻璃的小窗户，以及倾斜屋顶与墙壁相接的缝隙，刺骨的寒风会从这些缝隙钻进来。地上铺着薄薄的草垫，10个人共盖一条破毯子。一些新的营地没有厕所，也没有自来水。所谓的厕所只是地上一个盖着木板的大坑，若身体失衡，人很容易掉进去。当有人不慎掉入，浑身粪便地在营地找水冲洗时，守卫们便会选择一劳永逸的解决方法：开枪打死她。唯一能够接触到的水来自一口污井。口渴时，女犯人们会因争抢水源而相互厮打，井底也早已沉着几具不慎跌落的囚犯的尸体。
“劳动使人自由”，这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口号。女犯人们开始了她们的劳动生涯。尽管挨饿受冻，营养不良，每天应对早上和晚上都可能出现的几个小时的户外“点名”，犯人们仍需不停地劳作：一些人在做扩大营地的建筑工作，一些人在做农活，一些人在做缝纫，玛格达则比较“幸运”，她被安排给女囚们组织和运送食物。
成为囚犯看守
随着集中营囚犯人口的急剧膨胀，纳粹们想出一个新的管理方法：让囚犯管理囚犯。他们选出一些具有组织能力的囚犯，来负责集中营的日常运行。由于玛格达之前的工作具有一定的管理性质，她被“提升”为囚犯看守。玛格达深知这是一份苦差事，她既需要不激怒纳粹以保全自己的性命，同时又要免于同胞们被送入毒气室——她开始在刀刃上行走，她需要时刻保持警惕。
除了“点名”，囚犯们也常常会面临“挑选”：身体强壮、还能继续干活儿的分为一类，身体太弱干不了活儿的被分为另外一类。后面一类将被送进毒气室，“送上烟囱”。这种“挑选”是即兴的，纳粹军官对这些情况有着绝对的掌控权，谁生谁死就在他们的一念之间。玛格达并不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她只能让强壮的女性站在更显眼的位置，将身体虚弱的女性藏在中间。如果时机成熟，她还会将一些被选入“死亡队列”的女性重新带回来。她尽量为囚犯们多争取食物；她和一些囚友从医疗营“组织”来一些药物；为阻止疟疾的发生，她设法重新粉刷了营房的内墙——尽管面临着处罚的危险，她以“阻止疟疾在囚犯中肆虐就是阻止疟疾在军官中肆虐”为由，成功说服了纳粹，让他们支持了她的行动。
有段时间，玛格达被调入10号试验区当看守。这是一座医疗区，一些女囚犯以研究样本的身份被选入这座条件尚可、看似无害的营地。然而，所有人都想得太简单了。当女性们从实验室出来，一些人在呕吐，一些在头痛，一些人双腿之间流着血。另一些则根本没有出来。实际上，以沃斯医生为首的党卫军医生，正是在犹太女性身上做绝育实验：克劳伯格在探索如何使输卵管发炎，从而阻止女性怀孕；舒曼则在探索用强力辐射的方式对生殖系统进行破坏；德林会在不使用麻醉剂的情况下做卵巢切除实验……毕竟，新的绝育手术将会和大屠杀一道，成为消灭犹太人的有效方式。玛格达无法阻止这一切的发生，但是，她和囚友们“发明”了一种苦中作乐的方式。每天晚上六点，10号区大楼的门会被锁上（窗户是一直被封着的），党卫军守卫返回自己的营房，这时，她们便迎来了难得的娱乐时光。米拉·波塔辛斯基（Mila Potashinski）是著名演员、舞蹈家和歌手，被选中做10号实验区的护士。在玛格达的组织下，10号区成立了一个歌舞团，米拉负责教女孩们唱歌跳舞，而当小提琴家阿尔玛·罗斯（Alma Rosé）到来之后，玛格达设法从存放没收的囚犯的财务的“卡纳达”（Kanada）找到一把小提琴，她们的表演又加入了伴奏。然而，总有东窗事发的一天——一名囚犯护士对某个医生透露了消息。不过，情况并没有十分糟糕，她们被“惩罚”的方式是在一群党卫军军官面前表演。野蛮了足够久，他们似乎也在怀念有文化的生活。
党卫军厄玛·格雷斯
厄玛·格雷斯（Irma Grese）或许是战后最臭名远扬的党卫军女守卫了。她年轻貌美，因与多人有染和心狠手辣而闻名。1945年贝尔森审判期间，格雷斯在众多的战争犯中“一枝独秀”，成为媒体们争相关注的焦点，将她称作“美丽的野兽”。她被判处绞刑时只有22岁。在之后的几年里，人们对格雷斯的关注度还在增长，很多人认为她只有邪恶这一副面孔。然而，玛格达所认识的格雷斯，首先是一个活生生的人。是的，她的确是一个邪恶且有着强烈施虐欲的人，但她也是一个被伤害过的年轻人。表象之下，她也有着脆弱和敏感的一面。
在刚来到集中营的几个月内，玛格达还在负责囚犯的食物时，就认识了格雷斯。彼时，后者还是低级守卫，正在集中营的面包房值班。可能是与其他党卫军女守卫关系不好，当周围没有其他人时，格雷斯就会来找她说话，二人还以姓名相称。她将玛格达看作姐姐，甚至会告诉玛格达一些她听到的纳粹内部消息。之后，格雷斯调任，二者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后来，当玛格达当上C营的囚犯看守后，厄玛·格雷斯也作为营地的指挥官来到这里。尽管已经是中高级的党卫军指挥官了，但格雷斯仍旧会每天找玛格达聊一次天。她跟玛格达聊起自己的身世：她有四个兄弟姐妹，父亲是农民，母亲在她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她曾加入纳粹组织德国女青年联盟，并对此非常自豪。不过，这个行为让她虔诚保守的父亲十分不满，特别是当她后来加入党卫军时，她的父亲更加生气了。父女二人最终决裂。
但是，她对其他囚犯则是另一幅面孔，因此得名“奥斯维辛的鬣狗”。她经常用鞭子将女囚们打得皮开肉绽，并在点名时折磨在寒风中瑟瑟发抖的囚犯。但是，只要玛格达在周围，她就会收敛一些。玛格达还利用她对她的信任，保护了一些因感染疟疾而本应被送进毒气室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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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内容皆来自《纳粹知道我的名字》这本书。当然，还有很多跌宕起伏的情节未被详细讲述：玛格达如何在集中营中保护自己的表亲们，如何与党卫军总司令约瑟夫·克莱默（Josef Kramer）周旋，如何被集中营之外的犹太人尝试营救，甚至如何与一名男囚犯产生了爱情……这些残酷而充满戏剧性的情节，真真实实地在历史上发生过。如果你想了解这个在夹缝中生存的高贵灵魂的心路历程，以及集中营女囚犯的真实处境，不妨打开《纳粹知道我的名字》，细品湮没在大屠杀历史中的真实故事。
作者简介
玛格达·海灵格（Magda Hellinger），回忆录主人公。1942年3月，25岁的斯洛伐克公民玛格达·海灵格被送往奥斯维辛集中营，是第二批抵达集中营的犹太人。她是在集中营生存了三年以上的极少数囚犯之一。在关押于奥斯维辛-比克瑙集中营期间，她担任过各种囚犯职务，并与主要的党卫军官员有直接接触。她在岗位上挽救了数百人的生命。
玛雅·李（Maya Lee），玛格达·海灵格的女儿。她是一位成功的女商人、多个非营利组织的资金筹集人。在与她身为大屠杀幸存者的丈夫戴斯·李合写了自传之后，她鼓励母亲写下自己的故事。随后，玛雅广泛收集资料，完善了母亲的故事。
大卫·布鲁斯特（David Brewster），墨尔本自由作家，传记故事执笔人。作品包括与索西拉·赞贾尼（Sohila Zanjani）合著的《散落的珍珠》（Scattered Pearls）和彼得·纽林兹（Peter Newlinds）合著的《运动场上》（Around the Grou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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