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念父亲的散文(散文父亲的回忆)(1)

散文:父亲的回忆

文:张天科

常言道, 父爱如山, 大爱无疆。

可遗憾的是,父爱已永远成为我脑海中的记忆。

屈指算来,爹爹离开我们快30年了。但我时常会想起他、牵挂他、怀念他——我那平凡而伟大的父亲。

父亲1937年3月生于一个普通的农民家庭,虽然只有小学文化,却是一名共产党员,地地道道的农村干部。他先后在农村“四清” 和“社教”时包过村、蹲过点,担任过团支部书记、生产大队干部、公社社来社去干部、拖拉机站站长、机砖厂厂长、木器厂厂长,乡企业办主任、书记,村党总支书记等职,为了自己忠诚的事业奋斗了一生,直到去世的那一天,正值三夏大忙,还在为村上的事情奔忙着……

我的父亲身材高大,皮肤黝黑,胖胖的,大眼晴,说话声音宏亮,办事干脆利落,为人正直厚道。一生忙于工作,很少有见他闲在家的时候。

只记得在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一直在外面奔波,每天天不亮就起床,赶一早工,给生产队担水挑粪,九点多回到家匆匆忙忙吃口饭,有时着急拿个干馍就着葱啃着就又走了,直忙碌到天黑才回来。

那时候农村是人民公社生产大队,大集体作业,实行按劳分配。不管是一般社员,还是大队干部,一天要上三晌工,雷打不动。干部不能脱产,每天要带头参加生产劳动。

我父亲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农活样样精通,不仅能开拖拉机犁地种田,还能割麦扬场,春耕秋播。一天除了参加生产劳动,还要召开各种会议,组织修梯田会战,参与各种政治活动。

那时他是农村干部,党的骨干分子,什么“三反五反”、社教运动、整党整风、农业学大寨等政治运动都得参加,后来被人整,也挨过打受过骂。

可我父亲对党一直很忠心,工作一如既往,从无二心。我印象很深的是六七十年代,父亲是积极分子,带领群众学毛选,修梯田,治河水,搞会战,得得各种荣誉奖状贴满了墙,仅毛主席纪念章就积攒了200多枚,镶嵌满5个毛巾。

由于父亲出身贫苦,踏实肯干,作风朴实,在农村基层工作中干得有声有色,群众公认度高,后来被公社(现为乡)任命为公社拖拉机站站长。在他任职的五年里,机站由当初成立时只有3辆拖拉机发展到后来的20多辆,农忙巡回各村为集体抢收抢种,农闲为各个生产队犁地平地,可以说经常在农村田间地头能看到他的身影,是农业生产机械化排头队。

70年代底80年代初国家实行改革开放,人民公社改为乡,生产大队改为村,农村推行家庭连产承包经营,大力兴办乡镇企业,我父亲又被调到乡上企业办工作,担任企办主任、书记,只挣工分,不领工资。期间先后为乡上办起了公共食堂、皮鞋厂、机砖厂、建筑队、砂石厂、木器厂等不少乡办集体企业,为农村经济的发展费尽了心血和努力。

84年乡上机构改革,精简人员,我父亲主动要求,回村担任村上的党总支书记,一干就是十几年。

当时的老家农村虽地处市郊,村大人多,以种粮为主,没有企业,村组集体经济薄弱,大多数农户住在铁路以北的半坡上,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好。

面对这种情况,我父亲和村上一班人起早贪黑,日夜奋战,平田造地,整渠修路,多方筹资为村上办起机砖厂、砂石厂、预制厂,将农户搬到铁路以南统一规划,对村组新庄基主干道路逐一进行硬化,并配合市区政府完成西宝公路征地拆迁、宝虢路拓宽改造等工作,全力支援地方建设,赢得了组织和群众的支持和信任。

在我的心目中,爹爹是一个高大威严、宽厚慈祥而伟大的父亲,他一生抚育了我们姐弟6个孩子,付出了一个为人之父的博大胸怀,我们从小到大、从上学到成家立业,无一不渗透着父亲的关爱和教诲,尤其是我一生受父亲的影响最大,我之所以能从一个农民的儿子成长进步到今天在政府为官,与父亲的言传身教是密不可分的。

作为一个父亲,他是平凡的、无私的;但作为一个党培养教育多年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又是高尚的、伟大的。他一生对党无限忠诚,理想信念坚定,组织观念较强,热心工作,关心集体,淡泊名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党叫干啥就干啥,是一个有极大毅力和上进心的人。

我爹爹不愧是受过毛泽东思想熏陶过、经过长年革命意志磨练的农村基层干部,他心里装着的永远是百姓和工作。多年来,无论组织把他放在什么地方,他都能闪光发亮,不管在任何岗位,他都能以身作则,积极带头,认真做事,从无怨言。他经常教育我们做事先做人,不管做什么事都要对得起自已的良心。尽管他仅有一点小学文化,可他长期的农村实际工作经验丰富,干一行爱一行,说话办事群众信服。

我父亲一生爱说爱笑,待人热情,为人仗义,处事公平,两袖清风,平时爱管闲事,嫉恶如仇,看不惯的事他都要管、要说。村组矛盾、邻里纠纷,村里大事小情他都得管,每天回到家也不得清闲,总有人找他说这说哪,时常见他晚上抽着旱烟,熬着眼,陪人家说话。

在他担任村干部的十多年间,每月仅拿几百元的工资补贴,工作没黑没明,有时还要挨骂受气。记得88.89两年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抓得紧,父亲白天陪区乡检查,晚上逐门入户做工作,落实节育措施,期间也不知得罪了谁,一天早上忽然看到我家养的两头大肥猪被人下药毒死了,白白损失了上千元,家里人气得不行,最后还是父亲劝我们说“人家娃要不成了,咱死两头猪算什么?”

92年国家建设征地,为了维护村民和集体的利益,父亲和征地方据理相争,但后因为一笔征地款迟迟打不到村组账上,反被一些干部和群众怀疑误解,蒙受不白之冤,后来的事实真相终于证明了他的清白。

每每想起这些,我眼中的泪水都会情不自禁地流下来。

我的父亲是1993年6月去世的。他去世的时候年仅56岁,如果他能活到现在的话就有80多岁了。

可惜的是天不作人,他辛劳一生,未能享尽人世间的天伦之乐便离我们而去了。

我父亲是在村上任职期间突发脑溢血抢救无效逝世的,乡村为我父亲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邻村单位送来了不少花圈,当时的区、镇、村三级领导都来我家哀悼,不少亲戚朋友也前来寄托哀思,祭奠的36个花圈从家里院子一直摆到外面的大路上,算是时父亲一生最大的告慰。

日月如梭,转眼间,父亲已离我们而去快30年了,可是时间并没有冲淡我对父亲的思念,每在清明节和夜深人静的时侯我会流泪,我会时常想起他、梦见他—— 我的爹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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