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每次搭火车从客居的山谷小城到洛杉矶市里去，都要经过那个隧道。我不知道隧道的确切长度，感觉至少要过六七分钟手机上才会再次显示信号。我不知道也没想过那隧道是否有个名字。那四十五分钟的路途几乎没有什么风景可看，不过是丘陵一般的荒山，似乎一年四季都干枯的野草，斜立在大地上的老橡树，延绵不断的电线松垮地撑在木杆上，生意冷清却多年挺立未倒的旧车行与建材店。
在我的最初人生记忆里，隧道是可怖的。我八岁时，母亲带我和弟弟乘长途火车从河北去四川探望军营中的父亲，三天两夜的绿皮火车要经过数不清的隧道。每次在那令人恐惧的黑洞里轰隆隆穿行，我都盼望着快点快点重见天日。有一次我们的火车像受了伤的怪兽居然在隧道里出了故障停了下来。可能是车厢太沉闷了，人们纷纷把那可上下打开的厚重玻璃窗推开透气。我摘下头上那粉红色的塑料发卡，好奇地把头伸出去，望着黑色阴森的岩壁，我好像看到那上面有水湿湿地渗出。只听咔吧一声脆响，伴着我母亲的惊叫，我那只有四岁的小弟弟把我的发卡掰断了！那是我临走奶奶专门去邻村部队营房买给我的。“算了吧，就算粘上也不好看，戴不了了。”母亲一面斥责着弟弟，一边安慰我。眼看着我最心爱的宝贝在一瞬间被毁掉，我又急又气，却又无计可施，一发狠，竟将那两根细弯的塑料棍一扬手扔到了窗外。扔完，我才明白自己做了什么，恍惚中我似乎看到一只粉色的蝴蝶飞进了那漆黑的深洞里。第一次，我悲哀地明白了什么是永别。永别，可以是和挚爱亲人，也可以是和心爱之物。潜意识里刻下的阴影，竟如此深重。都已经是40年前的事了，车过隧洞，心里还总是隐隐的不安。
2021年秋天，病毒的阴霾仍未散去，我又回到了洛杉矶。此前我曾在这里工作生活过4年，闲读时产生的好奇一直萦绕于心，直到带回了国内：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之前，中国人真的已经到过美洲吗？在美国，似乎总有人对既成的历史提出挑战，当然，中国近年也不少，“拍砖”、“约架”……沸沸扬扬。而美国人，他们更乐于东跑西颠，沉浸于田野、民舍和图书馆，去搜集实证。
“虽然死去的人不会说话，可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几千甚至上万年前，人类早就有过频繁的跨海活动，无论是大西洋还是太平洋。毫不夸张地说，我们地球上的人类都是亲戚……极富智慧的中国人早在哥伦布前就多次到达过美洲。”大洋彼岸几位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坚定的声音诱惑着我，让我决定再去倾听去找寻。让人惊讶的是，通过网上寻访、交流，还真发现了不少志同道合者，他们或早或晚，都已经开始了对这个挑战性命题的追踪。最令我惊讶的是，这些可爱的人全是银发一族——最小的七十三岁，最大的九十四岁。“没得到过一分钱经费赞助，倒是听到的讥讽嘲笑司空见惯，还有人说我们‘亲华’、‘卖国’……哈哈哈！”“我们只是希望寻找找证据，为那些被遗忘被遮掩被疏离的人们发出声音！”
他们清灯孤影、殚精竭虑的求索让我感动，他们面对斥责甚至威胁的勇气让我佩服，最为振聋发聩的，还是一种质疑历史定见的豪迈。他们的人生已近薄暮，随时都可能离开这个世界去和他们寻访的逝者相随。是早年那些同样勇敢的跨海先民们地下有知吗？冥冥之中，他们沉默的护佑让我的探寻多次柳暗花明，细若蛛丝的线索在行将断掉的时刻总被意外之手给粘连上。
淡巴菰 摄
2
探险家史蒂夫和皮埃尔就是被那看不见的手推到我面前的。他们二人都是只接受男性会员的洛杉矶探险家俱乐部成员，他们也都是哥伦布前有人类跨海行动的坚定信仰者。听说我的采访计划后，他们立即自封为我的志愿者，并通过这百年俱乐部的网络帮我找寻筛选采访对象。当过两届俱乐部主席的皮埃尔今年82岁，瑞士贵族后裔，18岁到了美国当兵，因为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德语，曾被派去采访第20届慕尼黑奥运会。退伍后读大学，在中学教美术直至退休。他拍得一手好照片，刻得一手好木版画，人生最大的乐趣是探访世界各地没人去的犄角旮旯，为了记录那些逐渐消失的部落文明，他甚至专门注册了一个出版社，把他笔下和镜头下的感动与遗憾都印刷出一个书系《Pebbles in the Sand》（沙子里的石子）。他的家里更是连亨庭顿图书馆的专家都惊叹：这完全是一个微缩的博物馆。他最大的遗憾是当年没能死在太空——1986年1月28日，美国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升空73秒爆炸，7名宇航员丧生。皮埃尔本来应该在那航天飞机上，可他没能成行，只因为他是男性。“当时宇航局为了引起更多年轻人关注太空研究，特意从教师中选一位做宇航员，我是最后的候选人之一，可为了尊重女权，最终他们选择了那位女教师。”听我惊呼你不怕死吗，他扶正高鼻子上的眼镜，淡然一笑，认真地望着我说，“人是要死三次的，你知道吗？第一次是心脏停跳。第二次是被埋葬时。第三次是最后一个记得他的人也死掉时。为了有价值的事去死，我亲爱的，那其实是荣幸！再说，太多的历史真相被遮蔽，而这样的事件被篡改歪曲的可能性显然就小得多，因为那一刻，全世界的人都睁着眼！”
史蒂夫也年过七旬，曾获过艾米奖最佳摄像的他不像皮埃尔只关注边缘弱势文化，“我从年轻时就对历史充满怀疑。我读书时课本上说人类在美洲活动的历史不过六七万年，后来又推到十几万年前，可见我们对自己的历史所知非常有限。在狭隘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的指使下，许多历史书写者都沦为了政客的奴隶和打手。”他先后花了十五年时间，多次自费招募科考人员前往洪都拉斯的热带雨林探寻传说中的古代文明遗迹。他一直自叹福大命大，——最后那一次他租了直升机载着最先进昂贵的探测仪器前往，当地政府派了武装人员保护，他们自己也雇了几名英国特种安全专家，因为被告知当地贩毒集团雇佣了枪手想劫机。在家人的反对声中，他和前往采访的著名记者道格拉斯各自给妻儿写好了遗书，和十几位同样勇敢的考古学家毅然前往，在那当地人都视为凶险异常且认为是受了诅咒的原始森林里，他们居然发掘出了那被掩埋了几百年的“猴神之城”—— 被美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百年来最伟大的一百个发现之一。虽然没有人员丢了性命，可包括道格拉斯在内的多位成员都被一种奇怪的病源体折磨，病毒专家、“美国钟南山”福奇教授亲自诊治都无效——像寄生虫一样在身体里扎根并形成的溃面像一枚枚受了诅咒的硬币，终生不可痊愈。“人都有一死，可区别在于有些人给世界留下了legacy（遗产）。我希望我是这些人之一。如果金钱能够为人类揭开这个世界更多的秘密，太值得了！”史蒂夫不仅搭上了太太做生意赚得的钱，还跛了一条腿。
读书、记笔记、做采访题纲、写出草稿……因为好几个线索交叉进行，为此把再度返美的我忙得像个陀螺，时间对我来说似乎比当年备战高考都更不够用。同时，还要忧心着某位好不容易联系上的老人不要意外地不辞而别。我那天一早匆匆乘火车赶到洛杉矶Downtown，主要是好奇心驱使——二位探险家怂恿说要在他们共同的老友金先生的带领下，去探究一下那传说中神秘的地下中国城。刚迈出车厢就看到了等候在站台上的史蒂夫，他还算浓密的黑发围着一个光亮秃顶，总让我想到勇于吃苦肯于吃亏的沙僧。树荫下马路牙子上，坐着戴着黑白奶牛图案口罩的皮埃尔。看到我，他起身朝我深深鞠躬，故作认真地说他这老迈的仆人终于等到了主人。我喜欢这两位好心、幽默又正直的老朋友，和他们在一起，我们可以无所不言胸无芥蒂，尤其喜欢听史蒂夫这位出生在芝加哥的犹太大叔讲他儿时的故事。他自小就喜欢探究未知的事物，小伙伴送外号“下一道岭子史蒂夫”，因为去远足爬山，他总在别人想打道回府时说“再翻过下一道岭看看”。美国有句俗语叫no stone is unturned，没有一块石头没有被翻过来，有点像汉语的查个底儿掉。史蒂夫说在洛杉矶生活了三十多年，早就听说有个不对外开放的地下中国城，却一直没机会找到入口一探究竟。“好在我们有金这熟悉中国城的‘内应’。我们相识缘于两家的孩子——我们俩的儿子自小在一起读书。我跟他失联二十年了，最近刚又找到他……他也相信不仅中国人，很多族裔都极有可能早在哥伦布之前到过美洲。作为南加华人历史学会的前会长，说不定他还能给你提供一些线索呢。”当然，说到去中国城，美国人的第一反应还有可以吃顿正宗的中餐。
线索？75岁的退休老太太夏洛与丈夫曾沿着半个世纪前另一位美国人默茨女士的考证，“重走”《山海经》海外东经记述的美洲山河，她幽默地写道：“如果当年中国的僧人也像现在人一样在所到之处刻上到此一游，事情就容易多了。可是，就算他们真刻了，问题是今天的我们能读懂并相信吗？”
淡巴菰 摄
3
几个月来，我背起行囊，想象自己沿着早被岁月与风沙吹得无影无踪的先民脚印，梦游一般去寻找他们可能留下的遗踪。在洛杉矶那如朽木般干枯了几个世纪的河床上，在拉斯维加斯远古洪荒里喷射过滚烫岩浆的火山旁，在圣地亚哥被惊涛拍烂过多少航船的海滩边……我望着亘古未变的苍穹多少次在心底发问：你们这些未曾留下姓名的先行者，是否肯给我一点线索让我找到或接近真相？
那个秋末的早晨，蹲伏在洛杉矶中国城的人行道上，读着那个只有棋盘盒子大小的铜牌，我第一次切身感觉到我和陌生的逝者离得如此之近，我似乎听到他们熟悉的乡音，看到模糊又悲苦的脸，不禁长叹失语。那嵌在地上的大屠杀纪念铜牌，像散发出阴冷刺骨气息的漆黑隧洞，里面禁锢着18个冤屈的灵魂——1871年，整整150年前，同样是这样一个深秋的日子，洛杉矶还只是人口不足六千的荒凉小镇，500多名疯狂的暴徒见到中国人就用刀砍用枪杀，甚至活生生把他们用绳索吊死！18条到异国谋生的手无寸铁的鲜活生命，就那么屈辱绝望地奔赴黄泉。近10%的洛杉矶人屠杀了近10%的无辜华人！我此前看到过那不忍卒睹的照片，那些被丢弃在地上的细瘦劳工的尸体，静静地睡着了一般，互相压着摞着，像他们一天前刚在蜗居的小院劈好的木柴。客死异乡，孤魂无依，陪伴他们前往另一个世界的只是身上那件母亲缝制的棉布单衣。
“清末的中国民不聊生啊，饥荒、苛税压得人们走投无路。我的太爷爷、爷爷、父亲都是那些豁出性命殊死一搏的人。” 72岁的金布衣布裤，脚上是一双圆头灰黑相间的休闲鞋，那鞋带有些长触着地。他的头型很扁，须发皆白，大框金边眼镜后的眼神坦诚沉静，是见识过世态炎凉的淡定。他那随时顾及他人感受的态度，让我直觉他是个从小就懂事的孩子。走在街上擦肩而过，说他是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越南人，我都信。作为五代华裔第一个出生在美国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多文化大染缸的浸泡让他属于名符其实的无法归类的一群。他祖上来自广东台山，和太太都讲得一口流利粤语，却不会说一句普通话，更从没到过中国。他的朋友各种肤色都有，白人黑人亚裔人拉丁人在他眼里没任何亲疏之别。坐在南加华人历史学会那像小图书馆一样的办公室里，看着墙上那别致又堂皇的胭脂红壁布、三叶草镶深蓝条纹壁纸，我有些恍惚，好像戴着金色卷发套的法国主人随时会从二百年前穿越回来。我们用英语聊，反正，为我们牵线的两个“美国佬”都不懂汉语。
我后来越发感觉到金和在唐人街进进出出的那些人不一样。
距与金会面的时间尚有一小时，史蒂夫曾开着车带我和皮埃尔在洛杉矶市中心无目的兜兜转转。我向来方向感差，根本不清楚也没想闹清楚我们究竟在往哪个方向开，只感觉路上所见有两样特别醒脑。一是街道边天桥下，随处随地都见圆鼓鼓的小帐篷，深浅不一的灰色黑色居多，它们安静又固执地添充在每一块有可能落脚的地方，排列整齐互不侵犯，任各种车辆汇成的河流或急或缓地从身边淌过，它们像岸边的石块般，一动一静两不相扰。那是无家可归者暂时栖居的家。
“他们像蝙蝠，昼伏夜出，所以你看不到人。”史蒂夫戴着蝙蝠侠一样的墨镜，过于夸张地打着方向盘在这热闹又寂寞的水泥丛林中左冲右突，像一个缺乏经验的劫匪不知该去劫谁，同时不忘了叮嘱我，“你可别让他们看到你在拍照，他们随时可能会跟你急，轻则跟你竖个中指暴粗口，重则有可能拔枪动刀。”于是我的相机便对准了另一个让我瞠目惊叹的风景——各种极富创意的涂鸦，这里有群七彩蝴蝶翩飞着覆盖了一整面墙，那里则是电话亭被绘成了一个卡通少女，连黑色的街头垃圾箱也不放过，一只红色的小猪被画得瘦骨嶙峋，趴在箱盖上似乎在觅食。
皮埃尔也没闲着，自从疫情以来他也是第一次来Downtown，在副驾座位上对一闪而过的建筑和街道不停地指指点点。“看到那灰绿的楼了吗，以前的监狱。”我扭回头望去，看到一个老旧却结实的墩子楼，许多窗玻璃都像经过暴动一般破损不全，像另几座废弃的建筑一样，黑色的涂鸦是显示人类存在的惟一证明。“天哪这葡萄酒厂还在！四十年前我曾带着学生来买葡萄，在我家后院教他们酿酒。我每年得酿够五千加仑才能保住那酿酒执照。”我看到仍有卡车出出进进画着巨大紫色葡萄的红砖院落。
淡巴菰 摄
4
“看，这就是你们的唐人街！”他们俩几乎异口同声地提醒我。可不是吗？那金色的飞龙、大红的灯笼近在眼前，都褪了色，更像档案馆历史文献里的一页。明明该是威仪的喜庆的装饰，在这日新月异的二十一世纪，却只显得凋蔽与过时。
客居异国，每逢路过所谓唐人街，我心里都五味杂陈，——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合适的词汇来形容这中国人身在异乡本该最有归属感的所在。它分明是中国的印记，是中国的符号，可它不像旗袍，哪怕其他族裔看了，都感觉得到那贴身悦目的性感美好，——只不过一块布，掐腰、开衩、盘扣儿、滚边儿，不动声色，东方风韵就施施然抖落在空气中。它又不像麻将，透着小富即心安的从容与笃定，美国人从主妇到明星都以邀三五好友搓几局为雅趣，那古老的游戏让消闲更添了几分神秘，与打保龄球和去Casino相比，一块块骨牌碰碰停停背后，那欢愉是文明的家常的，是气定神闲的怡然自得。
唐人街是在异国土地上顽强扎根存活下来的一片树林。可几个世纪下来，在岁月的冲刷下，迫不得已地，不知不觉地，它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鲜明色调。没错，雕梁画柱的红漆木廊仍在，挂着汉字牌匾的小生意门店仍有，草药、海参、富贵竹、小笼包、干炒牛河你都能找到，可那与中国不搭界的现代建筑与门店似乎只是一夜之间钻出来冒出来，不容置疑地立在那儿，像入侵的外来寄生植物悄然改变着这一小块异族文化的版图。开始它们还像大大小小的补丁，在中国城边边角角惹眼又突兀地出现。很快，它们蔓延扩充到了宿主的身体内部，遮盖住了它曾经鲜活的原色。甚至，到了后来，最初的主色被切割得七零八落，反倒变成了残破的补丁。China town，不再只是中国城。
来前在网上看到Youtube上金坐在中国城的台阶上接受采访，他说亚裔人口如今只占中国城的六七成，越来越多拉丁裔和其他族裔杂居其中，“倒不是文化或意识形态原因，纯粹是房产市场的牵引——房价越来越高，以前的亚裔老住户宁可卖房获利搬到便宜地方去安度余生；有些开发商把平房改造成多层公寓，更多其他族裔年轻人成了中国城房客。另外，一些中国传统的生意倒闭了，更有利润的艺术画廊和美甲店搬进去……”
一切似乎都与时俱进了，可那在中国城进出的人似乎最能抵抗岁月的打磨，他们在街头或独自或结伴走过，神情寂寥、表情落寞，让人以为他们仍生活在清朝或民国某个沿海渔村。与国内生机勃勃的城乡氛围相比，这里，显得过于沉寂且不合时宜。
作为中国人，我不喜欢唐人街。可我总忍不住去想象曾经生活在那里的先人。他们，无论是寿终正寝还是死于非命，睡在蒙尘的历史里，至少，给今人留下了不尽的怀想——属于他们每个人的那场大戏，究竟是什么样的？
忽然想起路上读到诗友小石新写的一首悼亡诗：
是去路，还是归程？
给他盖上月光吧
厚一些，天冷，后半夜有大风
淡巴菰 摄
5
可能是六美元一加仑的加油站招牌提醒了史蒂夫，他收住油门，似乎考虑了片刻，把车驶进与中国城一街之隔的洛杉矶历史公园。“这里是洛杉矶的birthplace（诞生地）。我儿子小的时候我带他来过这儿，当时满地都是废弃的旧铁轨。再后来这里成了玉米地，就像几百上千年印第安人居住时一样。”那是一个狭长的草坪，踩上去松软舒适，不难想象脚下就是曾经富饶的洛杉矶盆地，洛杉矶河正是从这里南下流向太平洋。灰蓝色的巨大龙舌兰这一棵那一丛地与鹅卵石相依相衬。二百多年前，太平洋铁路从这里迤逦而过，往来旅人就在那个River station（河水站）上下火车。当年有水车，有教堂，前者滋养着人类的身体，后者安抚着他们的精神。如今只有几个遛狗的男子，气定神闲地牵着高大的爱犬快步走过。
一年前被查出患了白血病的皮埃尔体力大不如前，看到有人在往草坪上划白线做标记，他仍先天下之忧而忧，自言自语般说，“他们究竟在搞什么？我可不希望在这空地上盖什么建筑。”话音未落他已经迈着不够灵便的双腿上前去问询，白发在风中直立着像一面小旗。
两个穿着公园墨绿制服的年轻小伙很热情地搭话，说他们只是为周末即将举办的Swap Meet（跳蚤集市）做准备，“陶瓷、家具、植物、服装、食物，You name it （应有尽有），很热闹，欢迎你们来参加。”立在那阳光普照的空阔大地上，天蓝得让人想咪起眼睛。遥想当年，我不由得为印第安人难过，下河出海可捕鱼虾，丰饶土地上有玉米可收获，好端端安居乐业的生活，忽然被所谓文明的西班牙人给彻底打乱。他们一茬茬走了，像他们一茬茬收获的玉米，倒下就不再起来，与唐人街那些在历史里沉睡的人没有两样。
“你相信中国人早在哥伦布之前就到过美洲吗？”这句话像没经过我大脑下令就顽皮地冒了出来。那高个儿肤色偏黑的小伙子看着我，大眼睛黑亮真诚，“当然相信。谁都知道印第安人源自亚洲，他们几万甚至十几万年前就来到了这里。后来的中国人当然也有可能往返亚洲与美洲之间。如果当年他们在这里繁衍生息留下来，也许就不会有后来印第安人的血泪史。当然，历史永远不能重写。”他说他的祖先是西班牙人，后来去了墨西哥，然后又来了美国。“原生墨西哥人也都有亚洲血统，一定有。我有一对年轻的墨西哥朋友去越南旅行，当地人非说他们是越南人，因为五官和肤色都太像了。他们也感觉不可思议，左右打量，确实长得那么像，可他们明明好几代人都在墨西哥啊。我相信现在地球上的人类都是在一个大熔炉里混合过的。只有愚蠢的人才把自己与他人划得一清二楚。伸出胳膊，大家流出的都是同样鲜红的血，这就是一家人。”这位沉稳的小伙子让我着实喜欢，我没想到一个普通年轻人的眼界与心胸竟如此开阔。立在那儿聊了半小时，虽意犹未尽，赴约时间已近，我们挥手道别，我记住了他制服上绣着的名字Glindo.。不翻开每块石头不罢休的史蒂夫后来上网查到，Glingo是欧洲一个非常古老的贵族姓氏。
淡巴菰 摄
6
南加华人历史学会坐落在两栋褪了色的低矮平房里，那200多岁的房屋最早由法国人建造。院子不大，几辆车一停就感觉转不开身了，但仍是有生机的，左手一株挂满了果实的柠檬树，右手是那落尽了叶片只剩下虬劲枝干的老枣树，让这院落有了中西合璧的家的温馨。“我想知道给这两栋房重新刷漆需要多少钱？本来很别致的房子褪色后显得太破败了。我知道这学会属于民间组织，一切费用全靠民间集资。”史蒂夫说出他佩服金的另一个理由，“据我所知他从来就不是富人，可几十年来他从未生过一丝挣钱的念头，把时间精力都花在了这学会上，当一两年志愿者可以想象，可一当这么多年的，没几个！”
“你坐火车来的？经过一个隧道对吗？那是San Fernando隧道，是中国人在1876年建成的。难度非常大，2.1公里的隧道历时一年半才完工。”金的英语极好，没有一点口音。史蒂夫和皮埃尔像两个初次到人家做客什么都好奇的大男孩，不停地在各屋之间的书架和展柜间走走停停。本来大家都戴着口罩，金声明自己已经打了三针疫苗，见没人反对，他缓缓地把那口罩从嘴上移开挂在右侧的耳朵上，也闲闲地立在沙发旁，两手插进裤袋里，松松的裤管挽起的袖子和吊在耳朵上的口罩，都让他像个永远不会对世界造成任何伤害的稻草人。陪我们的几个小时，他那旧手机不停地响，一会儿是华美博物馆那边通知他去开会商讨洛杉矶大屠杀纪念馆的细节，一会儿是南加华人历史学会接到新的捐赠物品。
史蒂夫与金因孩子而相识多年却交往并不多，除了学校开家长会碰面，就是金曾邀请史蒂夫一家去参加中国新年的游园会。“他们夫妻都是最典型的好人，你从来听不到他们讲任何人的坏话。可他也真是老得不像话了。上次见面时他还挺拔得像一棵树，现在哈腰驼背老迈成这样了，可你看他忙的！”史蒂夫称呼这老友为金，源自他的本名Eugene。我好奇地问为何他的姓是Moy，他老实又略带一点难为情地说Moy其实只是文件上的姓氏，他祖上本姓王，当年为了回避美国对中国移民的限制，只好隐姓埋名。“谁不想拥有自己的姓氏？中国人尤其讲究光宗耀祖，可为了生存，为了应对不公平待遇，只能这样忍气吞声。”即使说到屈辱，他的语调仍然低沉，眼睛里只有良善无辜没有丝毫愤怒，但那肃穆的表情分明又分明是庄重的。
我的目光忽然被桌上一摞旧文件吸引。那是一张签署日期为1929年11月2日的入境申请，“我现欲离开美国出游外邦，今由华人出入之港埠而去，将来亦即由该埠而回……”旁边是一位老者的黑白照片，下边除了注明年龄身高，还写有一行小字：左眼眉外侧有一个疤，左颧骨处有痣一颗。那位五十七岁的面容忧戚的男子就是金的祖父。“我对祖父知之甚少。只知道他在蒙大拿开着一个洗衣店，同时还有一个西雅图的地址。”
看我对旧物故人感兴趣，他送我一本有关南加华人历史的书，签名时，用汉字写下了他的中文名字：梅元宇。我虽然也随口叫他金，可心里，我更愿意叫他老梅。
说到家族里第一个来美国的曾祖父，他没有任何印象，只猜想曾祖父是当年随着淘金热到的美国。1906年旧金山一场大火烧毁了市档案厅，却给许多得不到身份居留的苦难华工烧出了活路：1882年美国施行排华法案，不仅禁止中国人赴美，已经在美国的中国人也不能申请美国身份。祖父迫于无奈和其他华工一起声称自己于1866年出生在美国，出生证明被大火烧掉了。 事实上直到1943年排华法案才被废止，但移民到美国的中国人得到的配额却少得可怜：每年105个人！
侥幸留下来的祖父和大多数中国人一样靠开洗衣店谋生，1929年，他回到广东把自己的儿子接到了美国。
“我父亲到美国时已经22岁，在老家已经娶妻。为了生存他丢下怀孕在身的妻子漂洋过海。同行的有一个我的堂兄，他的侄子。他们在西雅图被扣留了四个月才被允许以移民身份入关。”从照片上看到，金的父亲是个相当体面的年轻人，照片上的他着一身白衣坐在一个医生家的侧门台阶上，神情阴郁压抑。他是那户有钱人家的厨师兼保洁。由于经济萧条，本来给一个叔叔的洗衣店打工的他沿着爷爷亲手修建的铁路，搭货车从东部几经辗转到了洛杉矶。他去果园、农场干农活儿，和其他中国人一起睡在简易板房里。年近三十，他甚至注册去读了高中。他在国内就受过建筑学业训练，谋生之余，他甚至在USC（南加大）注册继续读书，可生存的压力让他的美梦破碎，除了挣扎着养家糊口，靠教育改变命运几乎是奢望，况且，稍微体面一点的工作都不会雇佣华人。
“1929年的冬天在我父亲眼里是最冷的冬天。正是那一年他叔叔的洗衣店关张了，他只能借宿在别人的店里，差点儿被冻死。二战爆发，他省吃俭用与叔叔和侄子三人合伙，从日本人手里买下了一个极小的食品杂货店。不久他在家乡的妻子死了，他回乡再娶，娶了我的母亲。”金虽然出生在美国，可伴着他长大的最忠诚伙伴仍是困苦。“我父亲后来一直靠经营食品店维持一家大小的生计。我们自己都很难想象，那个小店居然养活了三家二十几口人！可我们吃不起自己店里卖的食品，饭桌上更是很少见到荤腥。我们在店后空地上种菜养鸡，我一辈子都忘不了双手伸进热水里蹲在地上退鸡毛的场景，那气味儿，哈！”
淡巴菰 摄
7
童年的经历让金早熟。母亲在生了第四个孩子不久就撒手人寰，是姥姥把四个孩子拉扯大。两年后，父亲再娶，这次是一位34岁的香港女人。一家七口就住在店后那只有两个卧室的小平房里。“我姥姥是个严厉的老人，梳着紧而小的圆髻，每晚都枕着她从中国带来的硬枕头。”金是长子，自懂事起每天放学就直奔食品店去干活儿，从没有一天落下过。有一天他实在馋了，省下在学校喝牛奶的钱去别的食品店买了点肉，在家赶紧弄熟了吃掉，然后不忘打开门窗通风，以防父母回家后发现异样。矮小的他最痛苦的不是吃不到肉，而是来自他人的歧视与侮辱。
聊着天，不知不觉已是正午，我们起身去觅食。年轻时从军被美国兵戏称为“小法国人”的皮埃尔老了越发怀旧，嚷着要去吃那三十年没挪过地方的法国三明治。于是我们都坐进金的车里由他载着前往。第一次，我在美国的餐馆被要求查验是否注射过新冠疫苗。皮埃尔从不用手机，但从皮夹里利索地取出一张卡片，我的另两个朋友也都亮出手机顺利通过了，我急得在手机微信小程序上找我的中国接种记录。“你不是打过一针美国的辉瑞吗？给他看那个！”皮埃尔急着去找坐，给我出主意。“打过一针不可以。”那面容和善甚至带着点难为情的墨西哥裔小伙子说。我终于找到我的科兴疫苗接种记录。虽然是中文，但那日期和照片仍被接受了。
店是进了，可那已经拐了几道弯的排队点餐长龙着实让人不乐观。皮埃尔交待给史蒂夫他要一个double beef（双层牛肉）汉堡，就兀自去占座儿去了。我们仨立在队伍中，半天都看不见有人往前挪动，都有些心急。金歪过头轻声询问我和史蒂夫是等下去还是换一家。
于是叫起不情愿离开的皮埃尔，一行四人再次回到街上，像一队不战而退的散兵，在金的带领下，我们跨街去吃越南人开的名为五月花的中餐。等菜的间隙，我好奇地问他是否受到过种族歧视，“哈！”他轻叹了一声哭笑不得地望了我一眼，似乎在说这是和阿拉斯加每年都下雪一样平常。“我五岁时，父亲把家搬到了洛杉矶东南边一个全是白人的社区。从此我们就成了攻击的目标，威胁让我们滚出这一带的电话，扔到窗户上的鸡蛋，被揣翻的垃圾筒……七八岁的时候在街上走，就有人往我头上吐口水。在我爸的店里干活儿，总有顾客找茬骂我们是‘日本鬼’或Chink（对中国人的蔑称）。有时我真想跳过柜台去还击，可我父亲总安抚我，他太知道那样做的后果是什么了。”随着社区白人的迁出和有色人种的搬入，肤色越杂，打架似乎也越成了孩子们的家常便饭，棒球棍、小刀什么都可以挥舞在手中，口中喊着“a fight ,a fight, a Chinese （or a black） and a white!意思是：打架打架，一个中国人（或黑人）和一个白人！金的父亲更是浸着血泪在支撑着一家老小的生计，无论受到如何非人的歧视，在二战时他甚至想入伍抗击纳粹，可因为听力损伤不能应征。他那小小食品店的名字叫V（victory），寓意“胜利”。可好几次，他开着运送食品的卡车遭到警察拦截。他们把他拽下车摁在地上呵斥盘问良久，直到被确认他不是日本人才放行。
金吃得不多，却很慢，我们都放下筷子了，他仍在不慌不忙独自吃着。我建议他把虾和肉吃掉，他却认真地说“其实最应该把这蔬菜吃掉”，边说边夹起一箸翠绿的油菜。
我想起之前在金桌上看到的一叠底色泛黄的文件，铁锈红的正文处是英文手写体的身份关系说明，三个中国男孩在那黑白照片上望着我，十来岁稚气未脱的孩子都眉头不展，脸上的表情是倔强又憋屈的。金说那是他父亲以儿子的名义带到美国来谋生的亲友的孩子。望着这些远离父母与故乡的孩子，望着他们单薄窄小的肩膀和显得有些乡气的发型（可能不久前刚剪掉了辫子），我不觉心痛，像被无名的手揉捏。为了生存，谁数得清这些孩子低头忍受了多少侮辱又咬牙扛过多少风险？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曾说，“在别人眼里，我们个个都是一出大戏。”可悲的是，没有足够的关注，再大的戏都会像没发生过一样被忽略。
淡巴菰 摄
8
午饭后，金开车带我们去看所谓的地下城。加州阳光总是慷慨晴朗，蓝天下，即便那些废弃失修的建筑也似乎自有一种萧瑟之美。“看到那个写着HALL OF JUSTICE（正义的殿堂）的建筑了吗，多么讽刺，那里就是当年暴徒用私刑吊死中国人的地方。”他轻车熟路，像个农人在自家地里一样边走边给我们介绍旧居故巷。我问他是否认识大屠杀幸存者的后人，他摇头说当时许多死者都年轻得没有家室，自然也就没有后人。听说有一位死者有太太，可后来不是死掉了就是早搬离了洛杉矶这野蛮的伤心地。
史蒂夫说你们昨天看新闻了吗，报道称洛杉矶市长埃里克·加希提(Eric Garcetti)“创造了历史”，他代表政府首次为150年前洛杉矶对中国移民犯下的罪行公开道歉。“我认为这态度很重要。有些人说Let the bygone be bygone（让过去的就过去了），可如果不知道历史真相不让今天的人未来的人记住发生过的惨剧，愚蠢的悲剧和闹剧还会出现。”副驾座位上的皮埃尔像是小声嘟囔，可我们都听得清楚。1871年10月24日。大屠杀中无名的惨死者和那个日子一起，像一块烫人的烙印警醒着有良知的后人。
很快我们就看到了那个红砖砌成的法式小楼，位于洛杉矶北大街423号的加尼埃大楼(Garnier building)。作为洛杉矶曾与华人关系最密切的地标建筑，它建于1890年，当时的中国人包括金的父亲就曾租住在楼上多年。在1906年的那场大地震让洛杉矶大多数建筑都被摧毁了，而加尼埃这敦实的两层小楼仍然作为老唐人街的象征立在那儿。可就是这样的历史符号，仍不得不给高速公路让步，这楼的南侧在1950年也被人为地拆除了，理由是给好莱坞高速让路。
几株梧桐树立在楼外，枯黄的叶片随风起舞，树荫与叶影投映在红色的砖墙上，颇有几分岁月苍凉之感。那黑白照片上的低矮餐馆、商店、草药店、杂货店、豆饼厂、熟食店呢？行人匆匆走过，我留意到没有人低头看一眼那脚下的小铜牌。
我们仨俯身打量，像注视着沉入沧海底部的一个小石子。“1870年洛杉矶在册的中国人口只有172个，不过总人口5728的3%。超过一半的中国人住在一条十五米宽的一条街道两旁的土坯房里，Calle de los Negros（黑人巷），并不是以非洲裔美国人命名，而源起于最初居住在那里的黑皮肤西班牙人。那里曾是赌场、妓院扎堆的危险地带。尽管凶杀案高于当时臭名昭著的纽约或芝加哥，但洛杉矶只有六名警察。”金仍是哈腰弓背稻草人般立在那儿，说到当年对华人的大屠杀，脸色仍似说到自己的家族苦难一样平静，就像梧桐树上那些叶片，经风沐雨太多，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说到几家文化机构正在合作一个令人期待的项目——虚拟游中国城，只需上网便可足不出户在中国城的过去与现在穿行，他的眼睛亮了起来。“谁都知道我们不能指望一群历史学家为历史盖棺定论。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意识探究历史真相。”在一起呆了半天，第一次看到他嘴角快慰的微笑。
我的伤感大概让好心的史蒂夫不安，他上前来劝慰说其实不只是中国人，从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中期，人类的日子都不太好过。“我有一个祖先为了到美国来，从俄罗斯愣是徒步走到欧洲！他误了航船，又赶上美国限制犹太人入境，他滞留在欧洲一年多，历经九死一生才踏上美洲的土地。到了才发现，那不是美国，而是加拿大！”
第一批中国人据说于1852年来到洛杉矶，大多是男性，洗衣工、园丁、农场及筑路工人是他们最主要的职业。在半个世纪后，唐人街已经有足够规模，不仅发展到15条街巷，还拥有一个中国歌剧院、三座寺庙、一份报纸，甚至自豪地拥有了电话交换机。而这曾经的中国人的繁华已是过眼云烟，居于洛杉矶市北边那三角形地带的中国城已经被高速公路、体育馆、公园、办公楼围绕。历史，是多么轻易地被淹没被抹去！
皮埃尔踮脚往已经关门的华美博物馆里张望，然后回过身来期待地望着金。“你们也许会失望的。和俄勒岗、弗雷斯诺所谓的地下中国城一样，只是老建筑的地下室和周边相邻的建筑的地下通道。”话虽如此，金仍佝偻着腰像个老管家一般拿出一串钥匙，低头开着一扇小门。作为土生土长的洛杉矶人，宽厚沉稳的他反倒让我联想到中国乡村里那知书识礼的大爷或阿伯，是那种你受了欺负或冤枉时第一个想要投奔了去倾诉的人。
随水泥台阶而下，在机器嗡嗡作响的背景中，我们相跟着穿行在地下迷宫一般的灰冷的墙壁间。头顶上粗大的电线电缆如八爪鱼的触须一般延伸到每个角落，这传说中神秘的地下城早已成了机房的心脏枢纽。虽然在雪白的灯光照耀下，相当高大宽敞的空间没有一处阴暗死角，却仍让人不由得绷紧神经，总感觉身处密闭的空间随时会窒息而死。“这真是拍恐怖片的最佳场所！”皮埃尔原本不利落的脚步似乎一下轻快起来，他先带头往外走，好像多呆一秒都会让他犯心脏病。
日头西斜，我们又坐进金那辆七座本田车里，一同回那小院开史蒂夫的车。听说我不久要回中国，金说他一直想回去祭祖寻根，两年前刚申请了一本护照，只是疫情把一切都按了暂停键。“历史越是纯粹便越可怕，因为那往往意味着真相被遮蔽、被篡改。我希望有更多的人为那些被遗忘的、失去了声音的人发出声音。”站在院里，金一字一顿地跟我说。跟他道别时我给他一个拥抱，却感觉那只是一个虚拟的拥抱，他的腰往前弓得厉害，我们俩身体之间空空的像隔着两个拳头。
回程列车仍如来时一般准点儿。车厢空荡荡的像时光穿梭机，除了我，只有两个把口罩都戴在鼻子下的白人年轻妇女。后来我才看清，她们怀里各自抱着一个婴儿，大大的脑袋左右摇晃着，像会眨眼睛的玩偶。
我掏出手机，迫不及待地搜索金提到的圣费尔南多隧道。“1875年3月22日，超过1500名中国劳工参与了隧道建设，他们中的许多人之前都有在南太平洋特哈查比山口隧道工作的经验。隧道始建于山的南端，由于山上的砂岩成分饱含水和油，经常发生塌方，必须在开挖过程中不断用木材支撑。” 隧道高6.7米，宽为5.5米。在挖掘期间，同时铺设轨道，由马车清除泥土和岩石。第二年夏天，隧道的南北两端施工者在中间会合，每一端的钻孔仅偏离直线半英寸。当年8月12日，第一列火车通过了隧道，意味着旧金山和洛杉矶之间的铁路线从此畅通。
我正读着，手机信号消失，窗外瞬间成了黑夜，钻入隧道的火车像驶入了时间真空一般令人恍惚。我轻闭上眼，不再挂念我那断翅的蝴蝶，而想象自己身边正有那150年前的先民忽悠着擦肩而过，我真想对他们说：嘿，哥儿们，well done（干得漂亮）！
正如皮埃尔所说，逝去的如果还有理由被人想念和记得，其实仍然活着。中国人和印第安人，古人与今人，都如此。
（此文发表于《江南》2022/2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