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杨津涛
19世纪末的长春，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小城镇，人口不足10万，直至中东铁路开通，俄国人在这里设置车站，它才算迈出近代化的第一步。后来长春形成四块互不统属的城区：老城“宽城子”、俄国的中东铁路附属地、日本的满铁附属地，以及中国开拓的商埠地。1932年“满洲国”在此“定都”，设立“新京特别市”，推行“大新京都市计划”，才有了市政统一的长春。由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很多规划没能实现，但十几年的时间里，长春还是建起完善的道路交通、公园绿化和地下管道等基础设施，面积从20平方公里扩展到80平方公里，人口从1931年的12万，增长至1944年的近90万。某种意义上，长春也确实有了“小东京”的体量。同时，东北10万人以上的大城市，也从1937年的8个，扩展到1941年的15个。
长春的城市化历程，称得上是所谓日本“建设”东北的一个缩影。表面上看，日本扶植“满洲国”后的一系列投资和开发，为东北带来了发达的工业——譬如：从1934—1940年，东北工矿企业数量差不多就翻了一番，达到12700个。日本右翼人士由此宣称，“在满洲事变后的十五年，日本全力以赴的殖民地活动，使满洲实现了全面的现代化工业”。然而，在“满洲国”时期，绝大多数普通东北人非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因之遭受了极大的苦难。
伪满洲国时期的本溪湖制铁厂
大规模投资“满洲国”，日本核心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战争输血。特别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如掌握伪满实权的“总务厅长官”武部六藏所说，伪满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增加战时紧急物资的生产”，而“所谓战时紧急物资，主要指铁、煤炭，非铁金属等矿工业资源及农畜品资源”，“伪满”必须发挥资源的总力，以帮助盟邦日本完成崇高的使命”。
曾任伪满经济部大臣的阮振铎，也在法庭上作证：“1943年日伪加强经济统制和增加军事物资的生产，仅鞍山钢铁会社的7个熔矿炉，每个年产量约20万吨，一年一共就有140万吨，加上其他本溪等地的生产量，至少总量在150万吨以上。这些钢铁的大部分供给日本国内，剩下留在伪满洲国的只是一小部分。”1937年，日本的主要生铁来源还是美国、印度等国，来自东北的生铁仅占总进口量的19%，而这个数字1941年是60%，1942年是81%。具体数字更为庞大，从1932年到1944年，东北向日本出口了煤炭22300万吨、生铁1100万吨、钢铁580万吨等。这些大量产出的煤炭、生铁，都和普通东北人的生活无关。
重工业的过度发展，导致投入轻工业的资金严重不足。东北轻工业和重工业的资本比例，1940年为1：4，1942年下降到1：5，日用产品奇缺，以至伪满当局对服装、灯泡、火柴等都实行配给。原本集中于轻工业领域的中国企业也随之大量倒闭，在东北经济中的地位变得微不足道。1943年，东北加工工业资本中，特殊会社和准特殊会社占46.6%，日本私人资本占51.2%，中国资本占2.2%。在矿业中，数字更为夸张，中国资本仅有0.17%。恰如中日两国学者合作的共同历史研究中，日方报告所说，“这些产业基础及工矿业的发展并非是为了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在许多场合，开发与现代化受军事考虑所致，工矿业的发展也是向军需关联部门倾斜”。那么同普通人生活相关度更高的轻工业，自然就被牺牲掉了。
在农业方面，日本视东北为粮仓，在关东军看来，“满洲国之农业政策，不止于国内自给自足，而尤应成为东亚粮食供给之基地，成为特殊农产物之供给的渊源”。为征集粮食，日伪推行“粮谷出荷”政策，几乎是直接掠夺东北农民。所谓“粮谷出荷”（“出荷”是日语发售的意思），即禁止粮食私人买卖，而由伪满政府出面，用低于市场的价格，向农民收买粮食，农民种植的粮食大约一半被要求“出荷”。伪总理张景惠1943年公开指示，“现在亲邦日本的大东亚战争方酣，我们满洲国必须举全力协助这个战争。粮食对圣战的支援极为重要，一粒粮食就等于一粒子弹。因而我们满洲人必须忍受一切困苦艰难勒紧裤腰带，多多支援亲邦日本粮食。”1941年，伪满收购粮食548万吨；1942年达到598万吨。
伪满时期，私藏粮食被等同于私藏子弹，从1942年10月到1943年3月，整个东北就有关于“出荷”的案件5万多起，没收了6000多吨粮食。姜念东等著《伪满洲国史》一书引用日伪档案，显示了“粮谷出荷”推行中的残酷。1942年“（伪）北安省望奎县因粮食奇缺，全县人民都笼罩着灰黯的悲观情绪……该县山头村……五户人家中便有三十多人自杀”。1943年“（伪）奉天省内民食困难，特别在四月以后，已进入恐慌阶段。抚顺境内的贫苦农民，已有一部分饿死……”此外，更多的农民因为不配合“出荷”，遭到毒打或毁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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