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
这是真的。
有个村庄的小康之家的女孩子，生得美，有许多人来做媒，但都没有说成。那年她不过十五六岁吧，是春天的晚上，她立在后门口，手扶着桃树。她记得她穿的是一件月白的衫子。对门住的年轻人同她见过面，可是从来没有打过招呼的，他走了过来。离得不远，站定了，轻轻的说了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她没有说什么，他也没有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各自走开了。
就这样就完了。
后来这女人被亲眷拐子卖到他乡外县去作妻，又几次三番地被转卖，经过无数的惊险的风波，老了的时候她还记得从前那一回事，常常说起，在那春天的晚上，在后门口的桃树下，那年轻人。
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秋雨
雨，像银灰色黏一湿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天也是暗沉沉的，像古老的住宅里缠满着蛛丝网的屋顶。那堆在天上的灰白色的云片，就像屋顶上剥落的白粉。
在这古旧的屋顶的笼罩下，一切都是异常的沉闷。园子里绿翳翳的石榴、桑树、葡萄藤，都不过代表着过去盛夏的繁荣，现在已成了古罗马建筑的遗迹一样，在萧萧的雨声中瑟缩不宁，回忆着光荣的过去。草色已经转入忧郁的苍黄，地下找不出一点新鲜的花朵；宿舍墙外一带种的娇一嫩的洋水仙，垂了头，含一着满眼的泪珠，在那里叹息它们的薄命，才过了两天的晴美的好日子又遇到这样霉气薰薰的雨天。只有墙角的桂花，枝头已经缀着几个黄金一样宝贵的嫩蕊，小心地隐藏在绿油油椭圆形的叶瓣下，透露出一点新生命萌芽的希望。
雨静悄悄地下着，只有一点细细的淅沥沥的声音。桔红色的房屋，像披着鲜艳的袈裟的老僧，垂头合目，受着雨底洗礼。那潮一湿的红砖，发出有刺激一性一的猪血的颜色和墙下绿油油的桂叶成为强烈的对照。灰色的癞蛤蟆，在湿烂发霉的泥地里跳跃着；在秋雨的沉闷的网底，只有它是唯一的充满愉快的生气的东西。它背上灰黄斑驳的花纹，跟沉闷的天空遥遥相应，造成和谐的色调。它噗通噗通地跳着，从草窠里，跳到泥里，溅出深绿的水花。
雨，像银灰色黏濡的蛛丝，织成一片轻柔的网，网住了整个秋的世界。
雨伞下
下大雨，有人打着伞，有人没带伞。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掩蔽，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水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更来得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游得稀湿。
当然这是说教式的寓言，意义很明显：穷人结交富人，往往要赔本，某一次在雨天的街头想到这一节，一直没有写出来，因为太像讷厂先生茶话的作风了。
打人
在外滩看见一个警察打人，没有缘故，只是一时兴起，挨打的是个十五六岁的穿得相当干净的孩子，棉袄棉裤，腰间系带。警察用的鞭，没看仔细，好像就是警棍头上的绳圈。
“呜！”一抽一下去，一下又一下，把孩子一逼一在墙根。孩子很可以跑而不跑，仰头望着他，皱着脸，眯着眼，就像乡下人在田野的太一阳一里睁不开眼睛的样子，仿佛还带着点笑。事情来得太突兀了，缺乏舞台经验的人往往来不及调整面部表情。
我向来很少有正义感。我不愿意看见什么，就有本事看不见。然而这一回，我忍不住屡屡回过头去望，气塞胸膛，打一下，就觉得我的心收缩一下。打完之后，警察朝这边踱了过来。我恶狠狠盯住他看，恨不得眼睛里飞出小刀子，很希望我能够表达出充分的鄙夷与愤怒，对于一个麻风病患者的憎怖。然而他只觉得有人在注意他，得意洋洋紧了一紧腰间的皮带。他是个长脸大嘴的北方人，生得不难看。
他走到公众厕所的门前，顺手揪过一个穿长袍而带寒酸相的，并不立即动手打，只定晴看他，一手按着棍子。那人于张煌气恼之中还想讲笑话，问道：“阿是为仔我要登坑老？”
大约因为我的思想没受过训练之故，这时候我并不想起阶级革命，一气之下，只想去做官，或是做主席夫人，可以走上前给那警察两个耳刮子。
在民初李涵秋的小说里，这时候就应当跳出一个仗义的西洋传教师，或是保安局长的姨太太，(女主角的手帕交，男主角的旧情人。)偶尔天真一下还不要紧，那样有系统地天真下去，到底不大好。
造人
我一向是对于年纪大一点的人感到亲切，对于和自己差不多岁数的人稍微有点看不起，对于小孩则是尊重与恐惧，完全敬而远之。倒不是因这“后生可畏”。多半他们长大成人之后也都是很平凡的，还不如我们这一代也说不定。
小孩是从生命的泉源里分出来的一点新的力量，所以可敬，可怖。
小孩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糊涂。父母大都不懂得子女，面子女往往看穿了父母的为人。我记得很清楚，小时候怎样渴望把我所知道的全部吐露出来，把长辈们大大地吓唬一下。青年的特点是善忘，才过了儿童时代便把儿童心理忘得于干净净，直到老年，又渐渐和儿童接近起来，中间隔了一个时期，俗障最深，与孩子们完全失去接触——刚巧这便是生孩子的时候。
无怪生孩子的可以生了又生。他们把小孩看做有趣的小傻子，可笑又可一爱一的累赘。他们不觉得孩子的眼睛的可怕——那么认真的眼睛，像末日审判的时候，天使的眼睛。
凭空制造出这样一双眼睛，这样的有评判力的脑子，这样的身一体，知道最细致的痛苦也知道快乐，凭空制造了一个人，然后半饥半饱半明半昧地养大他……造人是危险的工作。做父母的不是上帝而被迫处于神的地位。即使你慎重从事，生孩子以前把一切都给他筹备好了，还保不定他会成为何等样的人物。若是他还没下地之前，一切的环境就是于他不利的，那他是绝少成功的机会——注定了。
当然哪，环境越艰难，越显出父母之一爱一的伟大。父母子女之间，处处需要牺牲，因而养成了克己的美德。
自我牺牲的母一爱一是美德，可是这种美德是我们的兽祖先遗传下来的，我们的家畜也同样具有的——我们似乎不能引以自傲。本能的仁一爱一只是兽一性一的善。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并不在此。人之所以为人，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觉，高一等的理解力。此种论调或者会被认为过于理智化，过于冷淡，总之，缺乏“人一性一”——其实例是比较“人一性一”的，因为是对于兽一性一的善的标准表示不满。
兽类有天生的慈一爱一，也有天生的残酷，于是在血肉淋一漓的生存竞争中一代一代活了下来。“自然”这东西是神秘伟大不可思议的，但是我们不能“止于自然”。自然的作风是惊人的一浪一费——一条鱼产下几百万鱼子，被其他的水族吞噬之下，单剩下不多的几个侥幸孵成小鱼。为什么我们也要这样地一浪一费我们的骨血呢？文明人是相当值钱的动物，喂养，教养，处处需要巨大的耗费。我们的一精一力有限，在世的时间也有限，可做，该做的事又有那么多——凭什么我们要大量制造一批迟早要被淘汰的废物？
我们的天一性一是要人种滋长繁殖，多多的生，生了又生。我们自己是要死的，可是我们的种子遍布于大地。然而，是什么样的不幸的种子，仇恨的种子！
走！走到楼上去
我编了一出戏，里面有个人拖儿带女去投亲，和亲戚闹翻了，他愤然跳起来道：“我受不了这个。走！我们走！”他的妻衷恳道：“走到哪儿去呢？
“他把妻儿聚在一起，道：“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他们就会下来的。
中国人从《娜拉》一剧中学会了“出走”。无疑地，这潇洒苍凉的手势给予一般中国青年极深的印象。报上这一类的寻人广告是多得惊人：“自汝于十二日晚九时不别而行，祖母卧床不起，母旧疾复发，合家终日以泪洗面。见报速回。”一样是出走，怎样是走到风地里，接近日月山川，怎样是走到楼上去呢？根据一般的见解，也许做花瓶是上楼，做太太是上楼，做梦是上楼，改编美国的《蝴蝶梦》是上楼，抄书是上楼，收集古钱是上楼(收集现代货币大约就算下楼了)，可也不能一概预论，事实的好处就在“例外”之丰富，几乎没有一个例子没有个别分析的必要。其实，即使不过是从后楼定到前楼，换一换空气，打开窗子来，另是一番风景，也不错。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很值得思索一下。我喜欢我那出戏里这一段。
这出戏别的没有什么好处，但是很愉快，有悲哀，烦恼，吵嚷，但都是愉快的烦恼与吵嚷。还有一点：这至少是中国人的戏——而且是热一热闹闹的普通人的戏。如果现在是在哪一家戏院里演着的话，我一定要想法子劝您去看的。可就是不知什么时候才演得成。现在就拟起广告来，未免太早了罢？到那一天——如果有那一天的话——读者已经忘得干干净净，失去了广告的效力。
过一阴一历年之前就编起来了，拿去给柯灵先生看。结构太散漫了，末一幕完全不能用，真是感谢柯灵先生的指教，一次一次的改，现在我想是好得多了。但是编完了之后，又觉得茫然。据说现在闹着严重的剧本荒。也许的确是缺乏剧本——缺乏曹禹来不及写的剧本，无名者的作品恐怕还是多余的。我不相信这里有垄断的情形，但是多少有点壁垒森严。若叫我挟着原稿找到各大剧团的经理室里挨户兜售，未尝不是正当的办法，但听说这在中国是行不通的，非得有人从中介绍不可。我真不知道怎样进行才好。
先把剧本印出来，也是一个办法，或者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可是，说句寒伦的话，如果有谁改编改得手滑，把我的戏也编了进去呢？这话似乎是小气得可笑，而且自以为“希奇弗煞”，然而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却也情有可原。一个人，恋恋于自己的字句与思想，不免流于悭吝，但也是常情罢！我还记得，第一次看见香港的海的时候，联想到明信片上一抹色的死蓝的海。后来在一本英文书上看见同样的譬喻，作者说：可以把婆罗洲的海剪下来当作明信片寄回家去。因为那蓝色蓝得如此的浓而呆。——发现自己所说的话早已让人说过了，说得比自己好呢，使人爽然若失，说得还不及自己呢，那更伤心了。
这是一层。况且，戏是给人演的，不是给人读的。写了戏，总希望做戏的一个个渡口生人气绘它，让它活过来，在舞台上。人家总想着，写小说的人，编出戏来必定是能读不能演的。我应当怎样去克服这成见呢？
写文章是比较简单的事，思想通过铅字，直接与读者接触，编戏就不然了，内中牵涉到无数我所不明白的纷歧复杂的力量。得到了我所信任尊重的导演和演员，还有“天时、地利、人和”种种问题，不能想，越想心里越乱了。
沿街的房子，楼底下不免嘈杂一点。总不能为了这个躲上楼去罢？
写什么
有个朋友问我：“无产阶级的故事你会写么？”我想了一想，说：“不会。要么只有阿妈她们的事，我稍微知道一点。”后来从别处打听到，原来阿妈不能算无产阶级。幸而我并没有改变作风的计划，否则要大为失望了。
文人讨论今后的写作路径，在我看来是不能想象的自由——仿佛有充分的选择的余地似的。当然，文苑是广大的，游客买了票进去，在九曲桥上拍了照，再一窝蜂去参观动物园，说走就走，的确可羡慕。但是我认为文人该是园里的一棵树，天生在那里的，根深蒂固，越往上长，眼界越宽，看得更远，要往别处发展，也未尝不可以，风吹了种子，播送到远方，另生出一棵树，可是那到底是很艰难的事。
初学写文章，我自以为历史小说也会写，普洛文学，新感觉派，以至于较通俗的“家庭伦理”，社会武侠，言情艳情，海阔天空，要怎样就怎样。越到后来越觉得拘束。譬如说现在我得到了两篇小说的材料，不但有了故事与人物的轮廓，连对白都齐备，可是背景在内地，所以我暂时不能写。到那里去一趟也没有用，那样的匆匆一瞥等于新闻记者的访问。最初印象也许是最强烈的一种。可是，外国人观光燕子窝，印象纵然探，我们也不能从这角度去描写燕子窝顾客的心理吧？走马看花固然无用，即使去佐两三个月，放眼搜集地方色彩，也无用，因为生活空气的浸一润感染，往往是在有意无意中的，不能先有个存心。文人只须老老实实生活着，然后，如果他是个文人，他自然会把他想到的一切写出来。他写所能够写的，无所谓应当。
为什么常常要感到改变写作方向的需要呢？因为作者的手法常犯雷同的毛病，因此嫌重复。以不同的手法处理同样的题材既然办不到，只能以同样的手法适用于不同的题材上——然而这在实际上是不可能的，因为经验上不可避免的限制。有几个人能够像高尔基像石挥那样到处流一浪一，哪一行都混过？其实这一切的顾虑都是多余的吧？只要题材不太专门一性一，像恋一爱一结婚，生老病死，这一类颇为普遍的现象，都可以从无数各各不同的观点来写，一辈子也写不完。如果有一天说这样的题材已经投的可写了，那想必是作者本人没的可写了。即使找到了崭新的题材，照样的也能够写出滥调来。
自己的文章
我虽然在写小说和散文。可是不大注意到理论。近来忽然觉得有些话要说，就写在下面。
我以为文学理论是出在文学作品之后的，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恐怕还是如此。倘要提高作者的自觉，则从作品中汲取理论，而以之为作品的再生产的衡量，自然是有益处的。但在这样衡量之际，须得记住在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作品与理论乃如马之两掺，或前或后，互相推进。理论并非高高坐在上面，手执鞭子的御者。
现在似乎是文学作品贫乏，理论也贫乏。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完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一性一，也可以说是妇人一性一。
文学史上素朴地歌咏人生的安稳的作品很少，倒是强调人生的飞扬的作品多，但好的作品，还是在于它是以人生的安稳做底子来描写人生的飞扬的。没有这底子，飞扬只能是浮沫，许多强有力的作品只予人以兴奋，不能予人以启示，就是失败在不知道把握这底子。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斗争者失去了人生的和谐，寻求着新的和谐。倘使为斗争而斗争，便缺少回味，写了出来也不能成为好的作品。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分大于美的成分。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少人一性一。悲剧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一性一还是大于启发一性一。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昧，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
我喜欢参差的对照的写法，因为它是较近事实的。《倾城之恋》里，从腐旧的家庭里走出来的流苏，香港之战的洗礼并不曾将她感化成为革命女一性一；香港之战影响范柳原，使他转向平实的生活，终于结婚了，但结婚并不使他变为圣人，完全放弃往日的生活习惯与作风。因之柳原与流苏的结局，虽然多少是健康的，仍旧是庸俗；就事论事，他们也只能如此。
极端病态与极端觉悟的人究竟不多。时代是这么沉重，不容那么容易就大彻大悟。这些年来，人类到底也这么生活了下来。可见疯狂是疯狂，还是有分寸的。所以我的小说里，除了《金锁记》里的曹七巧，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他们不是英雄，他们可是这时代的广大的负荷者。因为他们虽然不彻底，但究竟是认真的。他们没有悲壮，只有苍凉。悲壮是一种完成，而苍凉则是一种启示。
我知道人们急于要求完成，不然就要求刺激来满足自己都好。他们对于仅仅是启示，似乎不耐烦。但我还是只能这样写。我以为这样写是更真实的。我知道我的作品里缺少力，但既然是个写小说的，就只能尽量表现小说里人物的力，不能代替他们创造出力来。而且我相信，他们虽然不过是软弱的凡人，不及英雄的有力，但正是这些凡人比英雄更能代表这时代的总量。
这时代，旧的东西在崩坏，新的在滋长中。但在时代的高一潮来到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例外。人们只是感觉日常的一切都有点儿不对，不对到恐怖的程度。人是生活于一个时代里的，可是这时代却在影子似地沉没下去，人觉得自己是被抛弃了。为要证实自己的存在，抓住一点真实的，最基本的东西，不能不求助于古老的记忆，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过的记忆，这比隙望将来要更明晰、亲切。于是他对于周围的现实发生了一种奇异的感觉，疑心这是个荒唐的，古代的世界，一阴一暗而明亮的。回忆与现实之间时时发现尴尬的不和谐，因而产生了郑重而轻微的一骚一动，认真而未有名目的斗争。
Michelangelo的一个未完工的石像，题名“黎明”的，只是一个粗糙的人形，面目都不清楚，却正是大气磅礴的，象征一个将要到的新时代。倘若现在也有那样的作品，自然是使人神往的，可是没有，也不能有，因为人们还不能挣脱时代的梦魇。
我写作的题材便是这么一个时代，我以为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是比较适宜的。我用这手法描写人类在一切时代之中生活下来的记忆。而以此给予周围的现实一个启示。我存着这个心，可不知道做得好做不好。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一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一爱一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索朴，也更放您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一性一质，往往要求才智比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一爱一的放恣瓷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真的革命与革命的战争，在情调上我想应当和恋一爱一是近亲，和恋一爱一一样是放恣的渗透于人生的全面，而对于自己是和谐。
我喜欢索朴，可是我只能从描写现代人的机智与装饰中去树出人生的素朴的底子。因此我的文章容易被人看做过于华一靡一。但我以为用《旧约》那样单纯的写法是做不通的，托尔斯泰晚年就是被这个牺牲了。我也并不赞成难美派。但我以为难美源的缺点不在于它的美，而在于它的美没有底子。溪涧之水的一浪一花是轻挑的，但倘是海水，则看来虽似一般的微波粼粼，也仍然饱蓄着洪涛大一浪一的气象的。美的东西不一定伟大，但伟大的东西总是美的。只是我不把虚伪与真实写成强烈的对照，却是用参差的对照的手法写出现代人的虚伪之中有真实，浮华之中有素朴，因此容易被人看做我是有所耽溺，流连志返了。虽然如此，我还是保持我的作风，只是自己惭愧写得不到家。而我也不过是一个文学的习作者。
我的作品，旧派的人看了觉得还轻松，可是嫌它不够舒服。新派的人看了觉得还有些意思，可是嫌它不够严肃。但我只能做到这样，而且自信也并非折衷派。我只求自己能够写得真实些。#p#分页标题#e#
还有，因为我用的是参差的对照的写法，不喜欢采取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所以我的作品有时候主题欠分明。但我以为，文学的主题论或者是可以改进一下。写小说应当是个故事，让故事自身去说明，比拟定了主题去编故事要好些。许多留到现在的伟大作品，原来的主题往往不再被读者注意，因为事过境迁之后，原来的主题早巳不使我们感觉兴趣，倒是随时从故事本身发见了新的启示，使那作品成为永生的。就说《战争与和平》吧，托尔斯泰原来是想归结到当时流行的一种宗教团体的人生态度的，结果却是故事自身的展开战胜了预定的主题。这作品修改七次之多，每次修改都使预定的主题受到了惩罚。终于剩下来的主题只占插话的地位，而且是全书中安放得最不舒服的部分，但也没有新的主题去代替它。因此写成之后，托尔斯秦自己还觉得若有所失。和《复活》比较，《战争与和平》的主题果然是很模糊的，但后者仍然是更伟大的作品。至今我们读它，依然一寸寸都是活的。现代文学作品和过去不同的地方，似乎也就在这一点上，不再那么强调主题，却是让故事自身给它所能给的，而让读者取得他所能取得的。
《连环套》就是这样子写下来的，现在也还在继续写下去，在那作品里，欠注意到主题是真，但我希望这故事本身有人喜欢。我的本意很简单：既然有这样的事情，我就来描写它。现代人多是疲倦的，现代婚姻制度又是不合理的。所以有沉默的夫妻关系，有怕致负责，但求轻松一下的高等调一情，有回复到动物的一性一欲的嫖一妓一——但仍然是动物式的人，不是动物，所以比动物更为可怖。还有便是饼居，饼居不像夫妻关系的郑重，但比高等调一情更负责任，比嫖一妓一又是更人一性一的，走极端的人究竟不多，所以姘居在今日成了很普遍的现象。营拼居生活的男人的社会地位，大概是中等或中等以下，倒是勤勤俭俭在过日子的。他们不敢太放肆，却也不那么拘谨得无聊。他们需要活泼的，着实的男一女关系，这正是和他们其他方面生活的活泼而着实相适应的。他们需要有女人替他们照顾家庭，所以，他们对于女人倒也并不那么病态。《连环套》里的雅赫雅不过是个中等的绸缎店主，得自己上柜台去的。如果霓喜能够同他相安无事，不难一直相安下去，白头倍老也无不可。他们同居生活的失败是由于霓喜本身一性一格上的缺陷。她的第二个男人窦尧劳是个规模较好的药材店主，也还是没有大资本家的气派的。和霓喜姘居过的小官吏，也不过仅仅沾着点官气而已。他们对霓喜并没有任何特殊心理，相互之间还是人与人的关系，有着某种真情，原是不足为异的。
姘居的女人呢，她们的原来地位总比男人还要低些，但多是些有着泼辣的生命力的。她们对男人具有一种魅惑力，但那是健康的女人的魅惑力。因为倘使过于病态，便不合那些男人的需要。她们也一操一作，也吃醋争风打架，可以很野蛮，但不歇斯底里。她们只有一宗不足处：就是她们的地位始终是不确定的。疑忌与自危使她们渐渐变成自私者。
这种姘居生活中国比外国更多，但还没有人认真拿它写过，鸳鸯蝴蝶文人看看他们不够才子佳人的多情，新式文人又嫌他们既不像一爱一，又不像嫖，不够健康，又不够病态，缺乏主题的明朗一性一。
霓喜的故事，使我感动的是霓喜对于物质生活的单纯的一爱一，而这物质生活却需要随时下死劲去抓住。她要男一性一的一爱一，同时也要安全，可是不能兼顾，每致人财两空。结果她觉得什么都靠不住，还是投资在儿女身上，囤积了一点人力——最无人道的囤积。
霓喜并非没有感情的，对于这个世界她要一爱一而一爱一不进去。但她并非完全没有得到一爱一，不过只是摭食人家的残羹冷灸，如杜甫诗里说：“残羹与冷炙，到处潜酸辛。”但她究竟是个健康的女人，不至于沦为乞儿相。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虽然依恃着她的体质，而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不免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
至于《连环套》里有许多地方袭用旧小说的词句——五十年前的广东人与外国人，语气像《金瓶梅》中的人物；赛珍珠小说中的中国人，说话带有英国旧文学气息，同属迁就的借用，原是不足为训的。我当初的用意是这样：写上海人心目中的一浪一漫气氛的香港，已经隔有相当的距离；五十年前的香港，更多了一重时间上的距离，因此特地采用一种过了时的辞汇来代表这双重距离。有时候未免刻意做作，所以有些过分了。我想将来是可以改掉一点的。
华丽缘
正月里乡下照例要做戏。这两天大家见面的招呼一律都由“饭吃了没有？”变成了“看戏文去啊？”闵少一奶一奶一陪了我去，路上有个老妇人在渡头洗菜，闵少一奶一奶一笑吟吟地大声问她：“十六婆婆，看戏文去啊？”我立刻担忧起来，怕她回答不出，因为她那样子不像是花得起娱乐费的。她穿着蓝一块白一块的百衲袄，蹲在石级的最下层，脸红红的，抬头望着我们含糊地笑着。她的脸型扁凹，脸上是一种风干了的红笑——一个小姑一娘一羞涩的笑容放在烈日底下晒干了的。闵少一奶一奶一一径问着：“去啊？”老妇人便也答道：“去口欧！你们去啊？”闵少一奶一奶一便又亲一热地催促着：“去啊？去啊？”说话间，我们业已走了过去，踱过高高低低的黄土陇，老远就听见祠堂里“哐哐哐哐”锣鼓之声。新搭的芦席棚上贴满了大红招纸，写着许多香一艳的人名：“竺丽琴，尹月香，樊桂莲。”面对着隆冬的淡黄田地，那红纸也显得是“寂寞红”，好像击鼓催花，迅即花开花落。
唯其因为是一年到头难得的事，乡下人越发要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众口一词都说今天这班子蹩脚，表示他们眼界高，看戏的经验丰富。一个个的都带着懒洋洋冷清清的微笑，两手拢在袖子里，唯恐人家当他们是和小孩子们一样的真心喜欢过年。开演前一天大家先去参观剧场，提起那戏班子都摇头。唯有一个负责人员，二三十年纪，梳着西式分头，小长脸，酒糟鼻子，学着城里流行的打扮，穿着栗色充呢长袍，颈上围着花格子小围巾，他高高在上骑在个椅子背上，代表官方发言道：“今年的班子，行头是好的——班子是普通的班子。可是我说，真要是好的班子，我们榴溪这地方也请不起！是哦？”虽不是对我说的，我在旁边早已顺带地被折服了，他兀自心平气和地翻来覆去说了七八遍：“班子我没看见，不敢说'好'的一个字。行头是好的！班子呢是普通的班子。”闵少一奶一奶一对于地方戏没什么兴趣，家下人手又缺，她第二天送了我去便回去了。这舞室不是完全露天的，只在舞台与客座之间有一小截地方是没有屋顶。台顶的建筑很花哨。中央陷进去像个六角冰纹一乳一白大碗，每一只角上梗起了棕色陶器粗棱。戏台方方的伸出来，盘金龙的黑漆柱上左右各黏着一份“静”与“特等”的纸条。右边还高挂着一个大自鸣钟。台上自然有张桌子，大红平金桌围。场面上打杂的人便笼手端坐在方桌上首，比京戏里的侍役要威风得多。他穿着一件灰色大棉袍，大个子，灰色的大脸，像一个一阴一官，肉一眼看不见的可是冥冥中在那里监督着一切。
下午一两点钟起演。这是我第一次看见舞台上有真的太一阳一，奇异地觉得非常感动。绣着一行行湖色仙鹤的大红平金帐幔，那上面斜照着的一阳一光，的确是另一个年代的一阳一光。那绣花帘幕便也发出淡淡的脑油气，没有那些销洋庄的假古董那么干净。我想起上海我们家附近有个卖杂粮的北方铺子。他们的面粉绿豆赤豆，有的装在口袋里，屉子里，玻璃格子里，也有的装在大瓷瓶里，白瓷上描着五彩武侠人物，瓶上安着亭亭的一个盖，瓷盖上包一皮着老蓝布沿边（不知怎么做上去的），里面还衬着层棉花，使它不透气。衬着这蓝布垫子，这瓶就有了浓厚的人情味。这戏台上布置的想必是个中产的仕宦人家的上房，但是房间里一样还可以放着这样的瓶瓶罐罐，里面装着喂雀子的小米，或是糖莲子。可以想象房间里除了红木家具屏风字画之外还有马桶在床背后。乌沉沉的垂着湘帘，然后还是满房红焰焰的太一阳一影子。仿佛是一个初夏的下午，在一个兴旺的人家。
一个老生坐在正中的一把椅子上，已经唱了半天了。他对观众负有一种道德上的责任，生平所作所为都要有个交代。我虽听不懂，总疑心他在忠君一爱一国之外也该说到赚钱养家的话，因为那唱腔十分平实。老生是个阔脸的女孩子所扮，虽然也挂着乌黑的一部大胡须，依旧浓装艳抹，涂出一张红粉大面。天气虽在隆冬，看那脸色似乎香汗一淫一一淫一。他穿的一件敝旧的大红金补服，完全消失在大红背景里——本来，他不过是小生的父亲，一个凄惨的角色。
他把小生唤出来，吩咐他到姑母家去住一向，静心读书，衙门里大约过于吵闹。小生的白袍周身绣蓝鹤，行头果然光鲜。他进去打了个转身，又换了件柠檬黄满绣品蓝花鸟的长衣，出门作客，拜见姑母。坐下来，便有人护惜地替他把后襟掀起来，高高搭在椅背上，台下一直可以看见他后身大红裤子的白裤腰与黑隐隐的汗衫。姑侄正在寒暄叙话，小一姐上堂来参见母亲，一看见公子有这般美貌，顿时把脸一呆，肩膀一耸，身一子向后一缩，由拍板帮着腔，竟像是连了打两个噎。然后她笑逐颜开，媚眼水灵灵地一个一个横抛过来；情不自禁似的，把她丰厚的肩膀一抬一抬。得空向他定睛细看时，却又吃惊，又打了两个噎。观众噗嗤噗嗤笑声不绝，都说：“怎这么难看相的？”又道：“怎么这班子里的人一个个的面孔都这么难看？”又批评：“腰身哪有这么粗的？”我所了很觉刺耳，不免代她难过，这才明白中国人所谓“抛头露面”是怎么一回事。其实这旦角生得也并不丑，厚墩墩的方圆脸，杏子眼，口鼻稍嫌笨重松懈了些；腮上倒是一对酒涡，粉荷色的面庞像是吹涨了又用指甲轻轻弹上两弹而侥幸不破。头发仿照时行式样，额前堆了几大堆；脸上也为了趋时，胭脂擦得淡淡的。身穿鹅黄对襟衫子，上绣红牡丹，下面却草草系一条旧白布裙。和小生的黄袍一比，便给他比下去了。一幕戏里两个主角同时穿黄，似乎是不智的，可是在那大红背景之前，两个人神光离合，一进一退，的确像两条龙似的，又像是端午节闹龙舟。
经老夫人介绍过了，表兄妹竟公然调起情来，一问一答，越挨越近。老夫人插身其间，两手叉腰，歪着头眱着他们，从这个脸上看到那个脸上。便不是“官家”，就是乡下的种田人家，也决没有这样的局面。这老夫人若在京戏里，无论如何对她总有相当的敬意的；绍兴戏里却是比较任一性一的年青人的看法，很不喜欢她。天晓得，她没有给他们多少阻碍，然而她还是被抹了白鼻子，披着一绺长发如同囚犯，脑后的头发胶成一只尖翘的角，又像个显灵的鬼；穿的一身污旧的大红礼服也和椅帔差不多。
小一姐回房，心事很重，坐着唱了一段，然后吩咐丫环到书房去问候表少爷。丫环猜到了小一姐的心事，觉得她在中间传话也担着关系，似乎也感到为难，站在穿堂里也有一段独唱，表明自己的立场。那丫环长长的脸，有点凹。是所谓“鞍鞒脸”。头发就是便装，后面齐臻臻的剪短了，前面的鬓发里安插着几朵红绢花，是内地的文明结婚里女嫔相的打扮。她穿一身石青摹本缎袄裤，系一条湖绿腰带，背后衬托着大红帷幔，显得身段极其伶俐。其实她的背有点驼，胸前勒着小紧身，只见心口头微微坟起一块。她立在舞台的一角，全身都在一阴一影里，惟有一线一阳一光从上面射下来。像个惺忪随便的Sopotlight，不端不正恰恰照在她肚腹上。她一手叉腰一手翘着兰花手指，点住空中，一句句唱出来。绍兴戏里不论男一女老少，一开口都是同一个腔调，在我看来也很应当。譬如珍。奥斯顿的小说，万一要是要编成歌剧，我想如果用一个唱腔到底，一定可以有一种特殊的效果，用来表现十八世纪的英国乡村，那平静狭小的社会，里面“人同此心，心同此？quot；，说起来莫不头头是道，可是永远是那一套。绍兴戏的社会是中国农村，可是不断的有家里人出去经商，赶考，做官，做师爷，”赚铜板“回来。绍兴戏的歌声永远是一个少一妇的声音，江南那一带的女人常有这种样的：白油油的阔面颊，虽有满脸横肉的趋势，人还是老实人；那一双漆黑的小眼睛，略有点蝌蚪式，倒挂着，腰起人来却又很大胆，手上戴着金戒指金镯子，身上胖胖的像布店里整匹的白布，闻着也有新布的气味。生在从前，尤其在戏文里，她大概很守妇道的，若在现在的上海杭州，她也可以在游艺场里结识个把男朋友，背夫卷逃，报上登出”警告逃妻汤玉？quot；的小广告，限她三日内回家。但是无论在什么情形下，她都理直气壮，仿佛放开喉咙就可以唱上这么一段。板扎的拍子，末了拖上个慢悠悠的“嗳——嗳——嗳！”虽是余波，也绝不耍弄花巧，照样直着喉咙，唱完为止。那女人的声音，对于心慌意乱的现代人是一粒定心丸，所以现在从都市到农村，处处风行着，那歌声肉哚哚地简直可以用手扪上去。这时代的恐怖，仿佛看一张恐怖电影，观众在黑暗中牢牢握住这女人的手，使自己安心。
而绍兴戏在这个地方演出，因为是它的本乡，仿佛是一个破败的大家庭里，难得有一个发财衣锦荣归的儿子，于欢喜中另有一种凄然。我坐在前排，后面是长板凳，前面却是一张张的太师椅与红木炕床，坐在上面使人受宠若惊。我禁不住时时刻刻要注意到台上的一阳一光，那巨大的光筒，里面一蓬蓬浮着淡蓝色的灰尘——是一种听头装的日光，打开了放射下来，如梦如烟。……我再也说不清楚，戏台上照着点真的太一阳一，怎么会有这样的一种凄哀。艺术与现实之间有一块地方叠印着，变得恍惚起来；好像拿着根洋火在一阳一光里燃一烧，悠悠忽忽的，看不大见那淡橙黄的火光，但是可以更分明地觉得自己的手，在一阳一光中也是一件暂时的东西……
台上那丫环唱了一会，手托茶盘，以分花拂柳的姿势穿房入户，跨过无数的门槛，来到书房里，向表少爷一鞠躬下去，将茶盘高举齐眉。这出戏里她屡次献茶，公子小一姐们总现出极度倦怠的脸色，淡淡说一句：“罢了，放在台上。”表示不稀罕。丫环来回奔走了两次，其间想必有许多外交辞令，我听不懂也罢。但见当天晚上公子便潜入绣房。
小一姐似乎并没有晓得他要来，且忙着在灯下绣鸳鸯，慢条斯理的先一搓一起线来，跷起一只腿，把无形的丝线绕在绣花鞋尖，两只手做工繁重。她坐的一张椅子不过是乡下普通的暗一红滚椅子，椅背上的一根横木两头翘一起，如同飞檐，倒很有古意。她正坐太一阳一里，侧着脸，曝露着一大片浅粉色的腮颔，那柔艳使人想起画锦里的鸭蛋粉，装在描金网纹红纸盒里的。只要身为中国人，大约总想去闻闻她的。她耳朵上戴着个时式的独粒头假金刚钻坠子，时而大大地一亮，那静静的恒古的一阳一光也像是哽咽了一下。观众此刻是用隐身在黑影里的小生的眼光来偷觑着，一爱一恋着她的。她这时候也忽然变得天真可一爱一起来了，一心一意就只想绣一对鸳鸯，送给他。
小生是俊秀的广东式枣核脸，满脸的疙瘩相，倒竖着一字长眉胭脂几乎把整个的面庞都红遍了。他看上去没那女孩子成熟，可是无论是谁先起意的，这时候他显得十分情急而又慌张。躲在她后面向她左端相，右端相，忍不住笑嘻嘻；待要蹑脚掩上去一把抱住，却又不敢。最后到底鼓起了勇气把两只手放在她肩上虚虚的一笼，她早已吓得跳了起来，一看原来是表兄，连忙客气地让坐，大方地对谈。古时候中国男一女间的社交，没有便罢，难得有的时候，原来也很像样。中国原是个不可测的国度。小生一时被礼貌拘住了，也只得装着好像表兄妹深夜相对是最普通的事。后来渐渐地言不及义起来，两人站在台前，只管把蝴蝶与花与双飞鸟左一比右一比。公子一句话一逼一过来，小一姐又一句话宕开去。观众对于文艺腔的调一情不感兴趣，渐渐喷有烦言。公子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便脸红红地把他领圈里插着的一把摺扇一抽一出来，含笑在小一姐臂上轻轻打一下。小一姐慌忙把衫袖上掸两弹，白了他一眼。许久，只是相持不下。
我注意到那绣着“乐怡剧团”横额的三幅大红幔子，正中的一幅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撤掉了，露出祠堂里原有的陈设；里面黑一洞一洞的，却供着孙中山遗像，两边挂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那两句话在这意想不到的地方看到，分外眼明。我从来没知道是这样伟大的话。隔着台前的黄龙似地扭着的两个人，我望着那副对联，虽然我是连感慨的资格都没有的，还是一阵心酸，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那布景拆下来原来是用它代表床帐。戏台上打杂的两手执着两边的竹竿，撑开的绣花幌子，在一旁伺候着。但看两人调一情到热烈之际，那不怀好意的床帐便涌上前来。看样子又像是不成功了，那张床便又悄然退了下去。我在台下惊讶万分——如果用在现代戏剧里，岂不是最大胆的象征手法。
一唱一和，拖到不能再拖的时候，男人终于动手来拉了。女人便在锣鼓声中绕着台飞跑，一个逃，一个追，花枝招展。观众到此方才一精一神一振。那女孩子起初似乎是很前进，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却也出她意料之外。她逃命似的，但终于被捉住。她心生一计，叫道：“嗳呀，有人来了！”哄他回过头去，把灯一口吹灭了，挣脱身跑到房间外面，一直跑到母亲跟前，急得话也说不出，抖作一团。老夫人偏又糊涂得紧，只是闲闲坐着摇着扇子，问：“什么事？”小一姐吞吞吐吐半晌，和母亲附耳说了一句隐语，她母亲便用扇子敲了她一下，嗔道：“你这丫头！表哥问你要什么东西，还不给他就是了！”把她当个不懂礼貌的小孩子。她走出房门，芳心无主，彷徨了一会；顿时就像个涂脂抹粉穿红着绿的胖孩子。掌灯回到自己房里，表兄却已经不在那里了，她倒是一喜，连忙将灯台放在地下，且去关门，上闩。一道一道的门都闩上了，表兄原来是躲在房里，突然跳了出来。她吃了一吓，拍拍胸脯，白了他一眼，但随即一笑接着一笑，不尽的眼波向他流过去。两人重新又站到原来的地位，酬唱起来。在这期间，那张床自又出现了，在左近一耸一耸的只是徘徊不去。
末了，小生并不是用强，而是提出了一宗有力的理由——我非常想晓得是什么理由——小一姐先还扬着脸唱着：“又好气来，又好笑……”。经他一席话后便愁眉深锁起来，唱道：“左也难来，右又难……”显然是已经松了口气。不一会，他便挽着她同入罗帐。她背后脖子根上有一块肉肥敦敦的；一绺子细长的假发沿着背脊垂下来，那一条曲线可是不大好看。小生只把她的脖子一勾，两人并排，同时把腰一弯，头一低，便钻到帐子里去了。那可笑的一刹那很明显地表示她们是两个女孩子。老夫人这时候却又醒悟过来，觉得有些蹊跷，独自前来察看。敲敲门，叫“阿囡开门！”小一姐颤声叫母亲等一等。老夫人道：“'母亲'就'母亲'，怎么你'母母母母母'的——要谋杀我呀？”小一姐不得已开了门放老夫人进来，自己却坚决地向床前一站，扛着肩膀守住帐门，反手抓着帐子。老夫人查问起来，她只说：“看不得的！”老夫人一定要看，她竟和母亲扭打，被母亲推了一跤，她立刻爬起身来，又去死守着帐门；挣扎着，又是一跤掼得老远。母亲揭开帐子，小生在里面顺势一个跌扑，跪在老夫人跟前，衣褶飘起来搭在头上盖住了脸。老夫人叫喊起来道？quot；吓煞我了！这是什么怪物？“小一姐道：”所以我说看不得的呀。“老夫人把他的盖头扯掉，见是自己的内侄，当即大发雷霆。老夫人坐在椅上，小一姐便倚在母亲肩膀上撒娇，笑嘻嘻的拉拉扯扯，屡次被母亲甩脱了手。老夫人的生气，也不像是家法森严，而是一个赌气的女人，别过脸去噘着嘴，把人不瞅不睬。后来到底饶了他们，吩咐公子先回书房去读书，婚事以后补办。不料他们立刻就又黏缠在一起，笑吟吟对看，对唱，用肘弯互相挤一下。老夫人横拦在里面，愣起了眼睛，脸对脸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半晌，方才骂骂咧咧的把他们赶散了。
这一幕乡气到极点。本来，不管说的是什么大户人家的故事，即使是皇宫内院，里面的人还是他们自己人，照样的做粗事，不过穿上了平金绣花的衣裳。我想民间戏剧最可一爱一的一点正在此：如同唐诗里的“银钏金钗来负水”，——是多么华丽的人生。想必这是真的；现在是成了一种理想了。
戏往下做着：小生带着两个书僮回家去了，不知是不是去告诉父亲央媒人来求亲。路上经过一个庙，进去祝祷，便在庙中“惊艳”，看中了另一个小一姐。那小一姐才一出场，观众便纷纷赞许道：“这个人末相貌好的！”“还是这个人好一点！”“就只有这一个还……”以后始终不绝口地夸着“相貌好”“相貌好”。我想无论哪个城里女人听到这样的批评总该有点心惊胆战，因为晓得他们的标准，而且是非常狭隘苛刻的，毫无通融的余地。这旦角矮矮的，生着个粉扑脸，樱桃小口，端秀的鼻梁，肿肿的眼泡上轻轻抹了些胭脂。她在四乡演出的时候大约听惯了这样的赞美，因此格外的矜持，如同慈禧太后的轿夫一样稳重缓慢地抬着她的一张脸。她穿着玉色长袄，绣着两丛宝蓝色兰花。小生这时候也换了浅蓝色绣花袍子。这一幕又是男一女主角同穿着淡蓝，看着就像是灯光一变，幽幽的，是庵堂佛殿的空气了，小一姐烧过香，上轿回府。两个书僮磕了头起来，寻不见他家公子；他已经跟到她门上卖身投靠了。——他那表妹将来知道了，作何感想呢？大概她可以用不着担忧的，有朝一日他功成名就，奉旨完婚的时候，自会一路娶过来，决不会漏掉她一个。从前的男人是没有负心的必要的。
小生找了个媒婆介绍他上门。这媒婆一摇一摆，扇着个蒲扇，起初不肯荐他去，因为陌生人不知底细，禁不住他再三央告，毕竟还是把他卖进去了。临走却有许多嘱咐，说：“相公当心！你在此新来乍到，只怕你过不惯这样的日子，诸事务必留心；主人面前千万小心在意，同事之间要和和气气。我过几天再来看你！”那悲悲切切的口吻简直使人诧异——从前人厚道，连这样的关系里都有亲谊。小生得机会便将他的本意据实告诉一个丫环，丫环把小一姐请出来，转述给她听。他便背剪着手面朝外站着，静等她托以终身。这时候的戏剧一性一减少到不绝如缕。……
闵少一奶一奶一抱着孩子来接我，我一直赖着不走。终于不得不站起身来一同挤出去。我看看这些观众——如此鲜明简单的“一淫一戏”，而他们坐在那里像个教会学校的恳亲会。真是奇怪，没有传奇教师的影响，会有这样无色彩的正经而愉快的集团。其中有贫有富，但几乎一律穿着旧蓝布罩袍。在这凋零的地方，但凡有一点东西就显得是恶俗的卖弄，不怪他们对于乡气俗气特别的避讳。有个老太太托人买布，买了件灰黑格子的，隐隐夹一着点红线，老太太便骂起来道？quot；把我当小孩呀？“把颜色归于小孩，把故事归于戏台上。我忍不住想问：你们自己呢？我晓得他们也常有偷情，离异的事件，不见得有农村小说里特别夸张用来调剂沉闷的原始的热情，但也不见得规矩到这个地步。
剧场里有个深目高鼻子的黑瘦妇人，架着钢丝眼镜，剪发，留得长长的掳到耳后，穿着深蓝布罩袍——她是从什么地方嫁到这村庄里来的呢？简直不能想象！——她欠起身一子，亲一热而又大方地和许多男人打招呼，跟着她的儿女称呼他们“林伯伯！”“三新哥！”笑吟吟赶着他们说玩笑话。那些人无不停下来和她说笑一番，叫？quot；水根嫂“。男男一女女都好得非凡。每人都是几何学上的一个”点“——只有地位，没有长度，宽度与厚度。整个的集会全是一点一点，虚线构成的图画；而我，虽然也和别人一样地在厚棉袍外面罩着蓝布长衫，却是没有地位，只有长度、阔度与厚度的一大块，所以我非常窘，一路跌跌冲冲，踉踉呛呛地走了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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