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建兴三年(225年)十二月，诸葛亮从南中地区回到成都。在即将到达成都之时，他安坐在船舱之中，眺望着一江清波，心中却在思考一件事，就是究竟再选派何人充当使臣前往江东。
他不能不考虑这个问题。因为南中基本稳定之后，接下来就应该全面实施北伐中原的战略大行动了。而曹魏是力量比自己强大的劲敌，所以必须举全国之力投入战争。但是，一旦自己一方全力以赴，在北面发动大规模的战事，东面的孙吴是否会乘虚而人呢?这是他必须考虑的现实问题。
你也许会有疑问了，诸葛亮不是已经派遣特使邓芝前往孙吴重新建立起战略伙伴关系了吗?他为何如今又生出这样的疑虑来呢?
世间的事情很复杂，变化多端，没有纯之又纯的绝对状态。两年前邓芝出使江东之后，双方虽然正式结東了战争状态，重新恢复同盟之好，但是深沉老练的孙权，依然在与曹魏的关系上留下了一条小“尾巴”，与曹魏还有暗中往来。有鉴于此，所以诸葛丞相又在第二年，也就是224年，再次派遣邓芝前往孙吴。而邓芝第二次出使的任务和目的，按照《三国志·吴主传》裴松之注引《吴录》的记载，是要“重结盟好”，也就是再次强化双方的同盟友好关系。为何需要再次强化关系呢?因为当时蜀汉得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报，孙吴方面私下又在与曹魏进行和谈!震惊之余，诸葛亮当即决定马上采取措施进行阻止。
邓芝再次来到孙吴，就上述情况进行一番交涉之后，得到了孙权信誓旦旦的解释。邓芝回转成都复命，诸葛亮才稍稍放下心来。但是，如今又是一年过去，对方的情况究竟如何?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化呢?
也难怪诸葛丞相会这样想，当初关羽倾尽全力围攻曹魏襄樊之际，孙权就乘虚而人偷袭后方，擒杀关羽而夺占荆州。关羽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教训，就发生在六年之前，殷鉴不远，诸葛亮当然记忆犹新。如今自己也要倾尽全力去北伐曹魏了，他不能不对侧背的这位邻居有所提防。而要准确了解对方的虚实，那就必须再次派遣忠诚、得力的使臣，深入对方的领土之中，进行一番实地考察。
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便考察出来对方确实没有这样的狼子野心，那么派出使臣再一次现固和强化双方的同盟关系，总是有益而无害的事。不过，这一次恐怕要选派另外一个人去才好一一不是怀疑邓芝的忠诚和能力，而是两个人的考察结果，总比一个人的考察结果更客观、更细致、更全面啊。
那么，另外选派谁来承担这一重任呢?就在即将到达成都的时候，诸葛丞相心中已经有了答案。
此人就是费祎。据《三国志·费祎传》载，费祎少年丧父，由堂叔费伯仁抚养。这费伯仁的姑妈，就是益州军政长官刘璋的母亲。所以费祎就跟随堂叔来到益州投奔刘璋，后来成为当地的青年才俊之一，此时担任后主刘禅身边的侍从，即黄门侍郎。
这位费祎，德才兼备，思维清晰，善于言辞，办事谨慎，是诸葛亮心中新一代使臣的优秀人选。费祎年纪虽轻，却深知“外交无小事”的道理。不久，费祎就被任命为昭信校尉，衔命前往江东。所谓“昭信”，就是昭示双方同盟的信义于天下之意，这是专门为费祎此行而命名的官衔。由此可知，此番诸葛丞相派遣费祎出使孙吴，就是为了继续巩固双方战略伙伴的信义关系。
年轻的费祎没有辜负诸葛亮的看重，真诚坦率的回复了孙权的问题，让孙权放下心来。孙权高兴之余，当场把自己随身佩戴的一柄宝刀解下来，赠送给费祎了。
须知这吴地打造的宝剑和宝刀，早已驰名天下，先秦时期的干将、莫邪，就是铸剑师中的佼佼者。而孙权自用的宝刀，乃君主防身之利器，将它作为信物赠送给盟国的特使费祎，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表态：自己决心与盟国站在一起，生死与共，合力对抗强敌曹魏。这就清楚地证明费祎此行的外交使命终于圆满完成，可以回去向诸葛丞相复命了。
内部完全安定了南中，外部彻底巩固了与孙吴的战略同盟关系，之后诸葛亮又用了整整一年的时间，扩充和训练军队，积累和储备物资，为北伐曹魏、兴复汉室而全力备战。
建兴五年(227年)的暮春三月，也是蜀中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时节，四十七岁的丞相诸葛亮，向二十一岁的后主刘禅，呈上了一封表章正式请求皇帝批准自己统领蜀汉大军，北伐曹魏，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这封表章，就是千载传诵的不朽名篇《出师表》。诸葛亮实施北伐战略计划的第一步，是要在益州的北端，也就是与曹魏接壤的汉中郡一带，建立起北伐前线的军事大本营。
要介绍诸葛亮的北伐，当然要从他的《出师表》说起。
臣亮言：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诚宜开张圣听，以光先帝遗德，恢弘志士之气;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以塞忠谏之路也。
宫中、府中，俱为一体，陟罚臧否，不宜异同。若有作奸犯科及为忠善者，宜付有司论其刑赏，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内外异法也。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祎、董允等，此皆良实，志虑忠纯，是以先帝简找以遗陛下。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补阙漏，有所广益。将军向宠，性行淑均，晓畅军事，试用于昔日，先帝称之曰“能”，是以众议举宠为督。愚以为营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阵和睦，优劣得所。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侍中、尚书、长史、参军，此悉贞良死节之臣，愿陛下亲之信之，则汉室之隆，可计日而待也。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请诸候。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由是感激，遂许先帝以驱驰；后值倾覆，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尔来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谨慎，故临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来，夙夜忧叹，恐托付不效，以伤先帝之明，故五月渡泸，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当奖率三军，北定中原，庶竭驽钝，攘除奸凶，兴复汉室，还于旧都。此臣所以报先帝，而忠陛下之职分也。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攸之、祎、允之任也。
愿陛下托臣以讨贼兴复之效；不效，则治臣之罪，以告先帝之灵。若无兴德之言，则责攸之、袆、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谋，以咨诹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遗诏。臣不胜受思感激。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纵观这封表章的全文，诸葛亮对于比自己年轻二十六岁的后主刘禅既显示出父辈应有的关爱，又做到了臣僚应有的谦恭；关爱是感情，而謙恭是道理。客观而论，要把这情理两者的火候和比重掌控得如此恰当和圆融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难怪这篇表章，会令后世无数的志士仁人，读了之后深受感动而泣下沾襟。现今的中学语文课本也长期将其选为文言文的范文，让下一代汲取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千载以来，评论者的主流意见，都认为它既是具有珍贵研究价值的历史文献，也是具有非凡艺术魅力的文学名篇。
接下来我们特别关注的，还在于诸葛亮向后主刘禅呈奏这篇表章的主要意图究竟何在。
表面上看，表章不仅文情并茂，而且涉及的内容非常丰富，说到了国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说到了要平等对待两类官员的重要性，说到了要亲贤臣、远小人的历史借鉴，说到了自己追随先帝的悠悠往事，还说到了自己对后主深厚的着恋之情。然而归根结底，他最放心不下而且也最想要表达和解决的，又是什么现实政治问题呢?
在笔者看来，这个现实的政治问题，就是诸葛丞相和后主刘禅之间有可能发生的权力矛盾。
前面已经说过，早在刘备临终托孤的时候，他自己就有所担心，十七岁的儿子刘禅今后长大成人，完全具有自主能力的时候，有可能与执政的诸葛丞相之间发生权力的矛盾，最后严重影响到蜀汉王朝铲除奸凶、兴复汉室的大业。为了避免此种情况的出现，刘备在临终遗言中，不仅明确给予诸葛亮对国家的管理之权，而且还明确给予他对后主刘禅的辅导动诚之权。现今，二十ー岁的皇帝已经长大成人，而诸葛亮又必须亲自统领大军，离开成都的朝廷奔赴前线。此时，万一有居心测的小人，趁机在年轻皇帝身边进行蛊惑煽动，挑拨离间皇帝与自己的关系，那就会对后方的政局以及前方的战局，造成极大的危害，因此他必须在启程之前就未雨绸缪，有所预防。
最为有效的预防办法，就是用先帝刘备赋予自己的辅导劝诚之权，认认真真撰写一道表章，晓之以大义，动之以深情，向年轻的皇帝提前打一支预防针。
与此同时，他也要用这篇表章，给朝廷的百官上一堂思想政治的教育大课：激励占绝大多数的正直贤臣，奉公守法为国尽忠;同时警示那些极少数心怀不轨的无良小人，好好约束自己，谨言慎行，不准在暗中做出危害国家的坏事。
诸葛亮这篇《出师表》，已经成为千古传诵的不朽名篇，受到后世无数人的由衷喜爱。它之所以受到喜爱，一是因为具有可贵的人文价值，二是因为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是情理交融、文质并茂的恒久篇章。
就在《出师表》问世之后仅四十年，另外一篇与诸葛亮有多种关联，而且具有类似特点的不朽名作也诞生了。这就是李密的《陈情表》。
李密的《陈情表》，文情并茂，确实具有很强的感染力。此文种的“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急于星火”等，现今都已变成人们熟知的常用成语了。这正是：
蜀地一江连两表，千秋传诵到如今。（来源|《诸葛亮传》 作者|方北辰 天地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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