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白居易有言，“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每个时代的文艺作品往往都有独特的时代印记和人文属性，而一些特别优秀的作品则能够切准时代的脉搏，甚至提出、面对并回答时代之问。
值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上海市文艺评论家协会和上海市文联媒体中心共同主办了“文·忆——新中国70年令人难忘的一部文艺作品”微评活动，一批上海的文艺家、评论家围绕这个主题，重启记忆之门，重阅时代之书，写下了对自己而言不能忘记的文艺作品——也许是一家之言，但见微知著，从这些让大众喜闻乐见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文艺作品如何生动鲜活地反映社会热词，与时代共振；文艺如何担当时代前进的号角，呈现时代风貌。
关键词：传承与创新，传统与变革……
《生死抉择》的成功经验与启示
赵建中
2000年6月在中国大陆首映的电影《生死抉择》是一部反腐题材的主旋律作品。该片根据张平小说《抉择》改编，由上海市委宣传部主抓，上海电影制片厂出品。该片上映后，形成了举国上下从各级领导、知识分子、机关干部到普通市民竞相观看的热潮，不仅创造了票房冲破1亿大关的奇迹，更重要的是使得全党、全社会进一步认识到反腐倡廉的重要性、紧迫性，增强了反腐必胜的决心和信心。该片成功的经验与启示值得总结。
《生死抉择》的成功，最根本的一点就是《生死抉择》关注现实问题，揭示社会矛盾，反映了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呼声和利益，体现了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导演于本正在谈创作体会时曾经说过：“自九六年拍完电影《信访办主任》以后，我一直在寻找一个能打动我、并通过我的艺术创造给观众以震憾和启迪的题材。九八年十月，当读完小说《抉择》，我激动了，震憾了，同时也被作者深切关心人民疾苦、敢于揭露社会弊端的勇气与社会责任感深深感动。我相信小说里那一幅幅真实惨烈的画面、那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物一旦呈现在银幕上，必将让观众震憾和感动，激发观众对社会现实的思索，鼓舞起人民群众与社会不良现象作斗争的勇气。”所以说，文艺创作要成功，文艺工作者就必须时刻关注社会现实，直面严峻人生，不辱自己的神圣使命。
《生死快择》长达2小时40分钟，但许多观众观看时并不觉得长，有些观众甚至看了多遍，这说明该片很有艺术性、观赏性。在该片的改编中，主创人员抱着精益求精的创作态度，在艺术表现上下了很大功夫。张平原著中有些情节的设置、人物性格的塑造存在着不合理的地方，对此，编导反复推敲并作了较大改动，许多情节和细节相对原著来说更加合理。另外，电影和小说是两种不同的艺术样式，文学语言与电影语言不能等同，因此，电影改编者费尽脑汁，光剧本就改了九稿。从艺术表现来看，该片独具匠心，在情节推进上，将人物命运作为最大的悬念，采取层层剥笋的方式；在人物塑造上，将理想化和现实性相结合，一方面写出主人公的浩然正气，另一方面也写出了主人公复杂的心路历程，让观众感到可亲可信。
电影《生死抉择》的创作最初源于当时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向上海方面领导推荐小说《抉择》，上海市委、市委宣传部和市文广影视局等相关领导看了小说后，都十分支持将小说改编成电影，并与艺术家一起来确定电影的基本主题和改编原则。样片完成后，市纪委、市委宣传部、组织部等相关领导又三次共同观看并提出修改意见，尤其是影片送到北京以后，尉健行等中纪委的领导先后观看并发表重要意见，国家广电总局领导也给予多方面的指导与帮助。值得指出的是，各级领导的关心支持都是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进行的，在剧本改编和影片拍摄阶段，完全由艺术家自主创作，领导并不横加干涉。所以说，领导在尊重艺术规律的前提下加强对文艺创作的关心和指导，为优秀作品的产生创造尽可能好的条件，对一部优秀主旋律作品的诞生也是十分重要的。打个通俗的比方，领导不是产妇，但领导可以担当助产士的工作。
梨园戏的那个“董生”
单跃进
这些年戏曲新作频出，一幕幕地在记忆里掠过，总有些难忘的，譬如梨园戏《董生与李氏》。
戏的风貌近乎风花雪月。彭姓员外临终，恐娇妻李氏移情再醮，遂托付董姓书生严加监视。不想，董生由此踏进情网，一个不小心，成了监守自盗者……戏有陡转，且诙谐机趣，将一段私情演绎得引人入胜，沉醉了几多看客。然而，这一切只是故事外壳，戏的真正妙处和魅力是董生性格行为的转变过程，以及由此及彼的审美感知。
董生原本是个迂拙怯懦的冬烘佬，特定的境遇销蚀了他对世俗生活的天然直觉和认知。精神被枷锁的他，理所当然地成了彭员外足以信赖的“帮凶”，去践行此等荒谬的嘱托。问题是，被束缚的董生，一旦真正遭遇了，哪怕是丁点的风流和炽烈，便陷入了战胜自身迂执性格，试图回归世俗生命活力的内心冲突之中，走上了寻求精神挣脱的道路。
我们必须赞美编剧王仁杰先生，他撕开了人物的胸膛，让观众洞见其中的鲜活与隐密，而且不动声色地将人物的外在行动和心理动机从人物性格生发出来，强力推动着静谧的舞台行动。“夜窥”一场，惊恐攀墙的董生为蚊虫叮咬，他深以为这是彭员外遣来警诫自己的，慌忙中以古人“目欲其颜，心顾其义，扬诗守礼，终不过差”来做“可也”的自我慰藉。凡此种种迂腐和笨拙，不胜枚举。最逗的，固然是那段著名“你行，他不行”的对话，让听不得“彭员外”三字的董生落荒而逃。从“帮凶”和“被束缚者”到“挣脱者”身份演变，董生的性格成长似乎也映射了一种普遍的人生境遇。即人或自觉或不自觉地生活在一个强大的、很难摆脱的精神枷锁之中。甚至被束缚者也可能正是这种枷锁的忠实执行人，或者帮凶。
《董生与李氏》没有惯常的宏大叙事，却精于“人性探幽”。文本的叙事方式甚为古典，堪称追求剧本文学“剧种化”的范式。剧本的创作始于当代小说《乌鸦》的启发，却坚实地扎根在传统梨园戏舞台上。其不经意间洋溢的创造意识和转换手法，对于当下的戏曲创作何尝不是一种启示和需要？
大爱无垠
——拍摄《地下交通线》忆旧
梁波罗
2007年盛夏的一天，电话铃声骤响，是石晓华导演的声音，她快人快语、言简意赅地说：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为了纪念新四军建军70周年决定赶拍一部纪实性专题片，拟请我扮演为国献身的英烈盛慕莱，并透露说盛慕莱的女儿盛才英说“梁兄与乃父眉宇间有几分神似”。大家力主邀我出演，剧本已在送往我家的途中了……
剧本送来后，我有些迟疑。估计作者是拘泥于素材的缘故，事件过多，有些章节略显臃肿，该展开的戏份却缺乏力度，似乎须在做减法的前提下施行手术，以丰满人物的血肉和脉络。当下，我试着动手作了些剪裁和修改，要求与导演进行沟通。石晓华的热忱和敬业深深感染了我，她非但接受了我提的方案，还信任地委托我修改、润色台词，并向我讲述了许多翔实史料，我被她及一批新四军后代为彰显先辈的执著所感动！当下全社会在泛娱乐化浪潮的冲击下，功利和浮躁甚嚣尘上，文艺所承担的教化责任真的过时、为人不屑了吗？当我获悉此次拍摄几乎是公益性时，更责无旁贷地介入，良知召唤我应为此略尽绵薄！感谢张小滨提供给我《魔窟显英豪》等有关盛慕莱的资料，我反复阅读，恨不能穿越时光隧道，与这位长我30岁的先烈展开心灵对话。
在布光等待拍摄的间隙，我与扮演盛妻的演员黄翊娟一起探讨：是什么促使盛在衣食无忧的情况下甘愿变卖家产、出生入死地周旋于日伪敌特之间，过着风起云涌的日子？剧本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盛变卖了地产，犹觉财力不足以用于建立商业机构，而此举又是为了反敌人经济封锁、开通地下交通线的关键；故此他上楼来企图拼凑些值钱衣物及首饰，凤英一时不能理解亦在情理之中，此时盛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说服凤英……几天来，我一直在寻觅一件能传递二人心灵感应的道具。我的创作习惯一般是，在接受一个角色的那个阶段会寝食难安，白天苦思冥想不能解开的心结，往往在睡梦中会幡然化解，大约算是创作上的“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吧。此次，在拍摄该场戏的前夜，果然又是灵光一闪：原来遍寻无着的小道具正戴在我左手上——一枚戒指！可以设想这玉戒是祖传的，当凤英理解了盛的苦心，决定捐出首饰盒的瞬间，盛也毅然脱下玉戒准备投入其中；此刻，凤英阻止，并为他重新戴上，这行为既表现了凤英识大体、顾大局的大家风范，又增添了国难当头，夫妻情深意笃的浓度。在拍摄现场，我与黄翊娟真诚交流，互相撞击对方心中最柔软的部分，我双手紧握她为我戴戒指的手，向她的支援表示无言的感激，她情不自禁地倾向我，我下意识地将头依偎过去……导演给予我们表演极大的空间，任我们酣畅淋漓地将这份厚重的情愫表达出来。这玉戒在末尾盛掩护战友过日军封锁线时，又用作转移日本军官视线的诱饵被掠去。一枚小小的戒指起到“一石二鸟”的作用，对刻划人物的精神面貌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
令人遗憾的是影片摄成后，仅在东方电视台及有关范围内小规模的播映过。尽管由于周期短，资金少，不可能是鸿篇巨制，但毕竟是凝聚着众多创作人员心血和汗水的作品，就束之高阁了；我想，如果在建国70周年重新拿出来播放对青少年不失为一部爱国主义的教材，新时代召唤着我们为实现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去创作更多新的作品，但固有的一些红色文化资源没有获得最大程度的利用，不啻是一种奢侈和浪费。
迎灿烂阳光 让艺术扎根
蔡金萍
“阳光之家”是上海市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是政府性弱势群体援助服务机构，而无场次话剧《灿烂的阳光》就是聚焦于一群有着先天智力缺陷的孩子,讲述了“阳光之家”特教老师、志愿者以及学员之间的日常生活点滴。
其实，我们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成立72年以来创作过各式各样的题材，但是让一群有智力缺陷的孩子成为剧中的主人公却是第一次尝试，对于我来说也是一次探索和创新。那么这个题材的创作有哪些难题呢？一是现实题材的大框架下，如何让舞台艺术的美感与生活的真实形成有机结合？二是如何让年轻演员摸索到这群特殊孩子的行为状态？答案就是下生活。
如果没有接触过这样特殊的学员，仅仅是在行为上模仿他们，那么这样的表演就是苍白无力的，没有直击心灵的震撼感，向下扎根才能向上生长，让演员在生活中和学员交朋友，从心灵上了解他们才能使表演有血有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次的下生活让演员们组成了一支志愿者队伍，从2008年至今，每年都会去“阳光之家”看望他们，这是这部戏带来的另外一份礼物，也是整个团队在思想上的提升。
无场次话剧《灿烂的阳光》在2010年荣获上海市新剧目评选优秀剧目奖；2015年赴俄罗斯圣彼得堡参加第十六届彩虹国际戏剧节；其中林志君的扮演者邵诣获得第二十届上海白玉兰戏剧表演艺术配角奖；参加全国特奥会开幕式，站上国际的舞台......其实这些荣誉的获得不仅是对剧目本身艺术性的认可，还有党和政府对这样一个特殊群体的关注与关心，“阳光之家”就是上海市开展创建全国残疾人工作示范城市工作的重要举措和成果之一。今年迎来了建国70周年，改革开放41周年，现在文艺创作领域的各类题材也是包罗万象、百花齐放，作为一名文艺工作者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是越来越重，需要不断思考创作的方向和力量源泉——扎根生活。
创作，来源于生活；艺术，输送向社会。如果说“阳光之家”是一项民心工程的话，那么我们儿童剧则是一项良心工程，因为它承载着一份社会责任和对孩子真挚的爱。
让观众在笑声中受到启迪
王汝刚
1949年5月27日，上海获得解放。曲艺界人士欢欣鼓舞，前往解放剧场观看中国人民解放军三野文工团表演的歌剧《白毛女》。崭新的题材，上乘的表演，使人耳目一新，深深地体会到文艺作品为人民服务的广阔情景。不久后，著名曲艺艺术家姚慕双、周柏春、小刘春山等在没有剧本、缺乏导演的情况下，根据歌剧《白毛女》为蓝本，改编演出新戏《天亮了》，上演后，受到观众好评，该剧还被编辑成连环画发行。
新中国成立后，曲艺艺人们政治上翻身，他们努力学习政治，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创作积极性大大提高，深入生活，虚心向工农兵学习，改人、改戏、改制，创作非常活跃，出现了一批丰富多彩的剧目，如滑稽戏《七十二家房客》《三毛学生意》《满园春色》以及独脚戏《看电影》《三斤米》《算术》等。步入新时代以来，曲艺界同仁们也以更加饱满的热情和勤奋投入艺术创作，创作了如滑稽戏《舌尖上的诱惑》《头等大事》《皇帝不急急太监》以及曲艺作品《陈云的故事——曲艺党课》《名人出书》《请保姆》《球迷》《情话绵绵》等一批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作品。
其中近两年上演的《舌尖上的诱惑》 我印象最为深刻，讲述了一名记者发现有人贩卖假冒伪劣商品时，不顾自身生命安全，化妆成一名普通打工者，深入工厂，终于找到了真相。工厂主是一名白手起家的劳动者，但是在高利的诱惑下，居然也不顾名牌产品的名誉，干起了违法事情，而母亲成为了其中的受害者，最终他追悔莫及。
在创作这部戏时，我们较好地运用了滑稽戏的一些套子，如自食其果，演员的反串等，并且融入江浙沪一带喜闻乐见的江南小调、民间小曲。目前对于滑稽戏，有人有不同的看法，主要问题：一是过于话剧化，不滑稽；二是话剧加唱。尽管《舌尖上的诱惑》反映的题材是比较严肃的，但是做到了话剧的本子，加滑稽的段子，加传统的手段，三合一，因此产生比较好的现场效果，让观众在笑声中受到启迪，2018年演出了几十场，场场爆满，也得到了国家艺术基金的支持。
《我不是药神》触动了观众哪根神经
刘巽达
看完徐峥主演的《我不是药神》，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是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重大收获和突破，它彰显了中国电影人的艺术良心。
我这样说是有依据的。因为在票房和口碑难得一致的情况下，此片不但票房连续走高，且参与方股价逆势增长，产生了“口碑零差评”的奇迹。此外难能可贵的是，影片对功与罪、情与法的矛盾把握，超出了很多人认知中的“把控尺度”，带有相当的尖锐性，可是这些“点”，都被完整地保留下来。在中国观影现状几乎陷入“越脑残越红火”的险境下，一部略显沉闷的现实主义题材电影像一匹黑马那样赫然出现，不但是对“倡导现实题材电影”的强力支持，更让人重新体认电影的多重价值。
《我不是药神》改编自真实事件，讲述的是在进口药价格高昂的情况下，一个看似油腻的保健品店主为绝症患者代购印度仿制药的故事。徐峥扮演的这位店主，其初衷是为了拯救父亲和摆脱家庭困境，所以冒着风险去印度采购白血病人的特效仿制药。但在“非法销售”的过程中，他不但自己发财致富，还给病人带来了福音。然而事关专利的“法理”和事关救命的“情理”产生了矛盾，于是，我们看到这位感人的平民英雄为之付出了坐牢的代价，而那些为保命而购药的病人也差点触犯法律，只能弱弱地向警察设问：我们只是要活下去，难道这也有罪？
这样的设问，触到了观众的泪点，也触到了社会的痛点。
在《我不是药神》里，我们多次看到，那些微粒白血病患者一次次仿佛抓住了生的希望，但又一次次眼睁睁看着希望慢慢滑走，而阻碍他们“保命”的，居然是法律制度设计和公共权力运行中所存在的盲点或模糊地带。观影中，观众身临其境产生的代偿感，让他们止不住泪像决了堤一样涌来，难怪有人观影后在朋友圈发了一条“谁家还没个病人”，立即引来如潮的“泪流满面”表情包。这就是现实主义电影的魅力和伟力。“看谁能够触动观众的神经”的另一种表述就是，谁能搭准时代和人民的脉搏，把人民之心声转换成成功的艺术创作，谁才有可能成为受人民拥戴的艺术家。
好的影片，应该是票房和口碑正相关的，“越脑残越火爆”绝不该是常态。电影的本质就是自带“启蒙、审美、娱乐”功能，如果只有娱乐功能，那是对电影的亵渎和轻慢。多年来，对电影的启蒙和审美功能的开掘进行乏善可陈，其根本原因就是不敢直面现实，尤其是稍带“敏感”的现实题材。真正具有思想的优秀电影人，不会囿于思想惰性和所谓的安全感，忽视遍地皆是的好素材好题材，而会从中沙里淘金，发掘丰厚生活的题材和思想馈赠，并予以提炼提升。虽然这样的优秀电影人还出现得不多，但他们一旦浮出水面，具有重要的表率作用，有望推动中国现实主义电影的良性发展。
《大江大河》：“改革开放史”的教科书
杨晓林
《大江大河》讲的是50后和60后的陈年旧事，可做“改革开放史”的教科书来学，来看，来品。
大时代，小人物。每个人都是时代洪流中的一朵浪花，被挟裹着，奔涌着，也只能随着时代的涛声和旋律来歌唱，挥洒血汗泪混杂的青春，书写百味俱全的花样年华。终有一天，时过境迁，我们都要沦为时代的弃儿“唐吉柯德”，这种命运天注定，无人能够逃过，留下的，只是美好或不美好的回忆。对于50后和60后，拨乱反正、恢复高考、土地承包、平反摘帽子、改革开放、个体经济萌发、民营企业兴起……这些具有中国特色的关键词，烙在了他们的心上，是他们青春背景色，他们竭力地改写着生活，也被生活无情地改写着。
恢复高考，是治世的大手笔，是走向盛世的肇始，也是社会层化的第一道分页符。一代人由于高考的废存，被改写了人生轨迹。考上的，日后大都既显又贵，为栋梁，成砥柱；没考上的，无论回城与否，沦落底层者多，时乖命蹇，艰难至今。他们的子女，人生的起跑线亦有云泥之别。从此，中国人便落下了“高考后遗症”，今天愈演愈烈的高考大战，便有很多父辈在逼着后辈在给他们圆梦。《大江大河》开篇便是恢复高考的1978年，宋家姐弟宋运萍和宋运辉都过了分数线，而且弟弟还是全县第一。但好事多磨，因家中成分所限，“考得上”和“上得了”是两回事。递交政审材料被拒，他们为了命运收起“温顺懂事”，变得桀骜不驯，死磕到底。姐姐折返找领导求情，弟弟在大太阳下上百次地背诵文件，死缠烂打却只争取到了一个名额，理想和现实冰火两重天，姐姐选择放弃，从此姐弟俩命运殊途。
土地承包，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人性自私”根性的重新认识。农业社土地公有，因为人人认为是为“别人干”，因此在集体劳动中偷奸耍滑，积极性不高，导致小雷家穷得满村都是光棍汉。一旦分地，因为是为自己，立即干劲十足，温饱问题迎刃而解。本剧前段故事一如于本正导演1992年的《走出地平线》般富有历史的质感。生于斯的“土著”雷东宝，与以立志用高考改变命运的“流放”“居民”宋运辉不同，他与生俱来使命就是脱贫和娶妻。复员返乡，他一身枭雄霸气，当上副书记后指挥下属要靠“威胁”；为分田到户，巧施瞒天过海之计骗过老村长和镇政府，可谓“穷生奸计”；为讨好未来媳妇和小舅子还得劫道“抢食物”；为了帮宋运萍，对政府人员动粗卡脖子……梁山好汉一样不甘命运摆布的退伍军人雷东宝，风风火火地冲撞成了小雷家致富的能人和“领头羊”。
成分，成了一代“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修正主义当权派”的精神枷锁和受歧视的唯一理由，并且抱蔓摘瓜，殃及后代。平反摘帽子，是对“文革”这场“人祸”的“大清算”，是对“人是生而平等”思想的价值重估，也是对“血统论”的彻底否定。小辉因为成分不好上不了大学，他口不择言地怨怼父亲，赧颜苟活的父亲在自责之下晕倒住院。成分高的人渴望平反，如同大旱之盼沛雨甘霖，他们的夙愿最终得以实现。
个体经济和民营经济的充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对人的“私心”和“私有财产”问题的实事求是的对待。同时也是对“公有”和“大同”理想阶段性认识不足的矫枉纠偏。雷东宝的经历是集体经济的缩影，他出身贫寒，属于根正苗红的“大老粗”，在乡村改革的浪潮中搴纛前行，一直走在时代的前列，但囿于自身蝉不知冰的见识和思想的局限，最终绊倒在新事物脚下。个体户杨巡在翻滚向前的时代浪涛中手忙脚乱抓住过商机，也踩踏过陷阱，生意场上几经波折，最终拥有了自己的产业，成为了那个时代个体经济的典型代表。
作为一部合格的时代剧和怀旧剧，《大江大河》受众主打而今已过花甲，奔古稀的50后和60后，顺带匀些余味给70后品啜。本剧选景精心，服化道讲究，农村戏怀素抱朴，风物还原度高，生活质感把握得当，合乎物质匮乏年代的原貌，很接地气。脸颊凹陷瘦成排骨的弟弟，梳着两条黑粗麻花辫的姐姐， “下乡知青”的精气神俱在；多年打压之下愁苦满面唯唯诺诺的父亲，操心劳神满脸皱纹的母亲；雷东宝穿到发白的蓝布裤子，被汗水浸过留下盐渍的红色背心；宋运辉按年龄排序的大学室友，差着辈分得喊“叔”；在宿舍抱着啃读的是伤痕文学；在众人面前朗诵解读的是《人民日报》……个人奋斗与国家转型之间关系微妙，相依相存。《大江大河》里的人物、影像和情节真实生动、鲜活可爱。也正因此，才能让人为之哭、为之笑。
有剧如此，顿觉岁月安好。
理智、情感和感觉
——电影《攀登者》观后
邹 平
看电影《攀登者》时，用理论术语说，在我脑子里有一个前理解结构，包括对中国登山队1960年和1975年两次登上珠峰的知晓，观看登山题材电影的经验以及对电影艺术的理解，这会打断我看片的观赏过程，哪里是艺术虚构，哪里有原型痕迹，哪里是主题之喻，幸好电影是视听觉艺术，主要作用于观众的感觉，我也难免跟着感觉走，很快就沉浸在精彩的声画合一的电影空间里。尤其是几次攀登珠峰的过程，感觉极大地得到满足，情感也随之被调动起来，即使有一些地方让我感到过了，如在攀登珠峰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徐缨和方五洲在无线话机里爱情表白的戏，但还是被由视觉场景构成的高潮戏深深吸引，情感很快被人与自然的严酷较量所激荡，跟着登山队员们架设金属攀登梯，踏上去走向峰顶。
走出影院后，我印象最深的还是那一场戏：登山队员们在狂暴的大风雪中把自己捆绑在金属梯子上、再由绳索绑住岩石艰难求生的视觉戏，虽然理智出来说这是艺术夸张，现实中人早就死了，但情感不管这些，只是随着那架梯子在狂风暴雪中颠簸、晃荡、险遭倾覆而紧张、紧绷直至紧迫。当然，还有雪崩的戏，方五洲近乎神般地飞越冰裂缝用双冰镐抓住了冰壁。
但理智还是要清醒的，帮助我将电影里的故事梳理一遍。应该说，曲松林训练新登山队员那场戏写得最好拍得也最好，套一句典型理论的话，就是除了细节的真实外，还在典型环境中再现了典型性格。他对李国梁的苛求，有着自己当年丢失摄影机的愧疚，有着不愿看到同样的悲剧发生在李国梁身上的殷切，那个黑牡丹的细节便是点燃这一切的导火索。后来发生的一切印证了曲松林魔鬼式训练的合理一面，但李国梁仍然牺牲在他的错误指挥下。于是，我们看到一个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经历着磨难而动了恻隐之心，情感完全倒向了他。相比之下，方五洲更加纯净了，除了爱情上有些性格弱点外，几乎尽于完美，让人产生高山仰止的崇高感。崇高究竟是属于理智还是情感，也许可以讨论，但山就在那里。
文编 ｜ 刘莉娜
美编 ｜ 潘华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