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春，河南郸城县竹凯店的群众在村南一砖券古墓中发现一件汉代坐榻。该榻青色石灰岩质，平面呈长方形，四角有足，长87.5、宽72、高19厘米。榻面刻有隶书一行，文曰“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㯓(榻)”（图1、图2）。
图1 石坐榻（线图）
图2 榻铭拓本
《河南郸城发现汉代石坐榻》报告作者曹桂岑认为，西汉诸侯王国由中央任命太傅，并往往以博士充任，坐榻铭文中“王君”当是以博士任常山国太傅。而后作者又引用《后汉书·百官志》“汉成帝，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大傅但曰傅”，认为“大傅”之称应在成帝之前。另报告中提到常山宪王舜于“中元五年三月丁巳立”“元鼎三年王勃嗣，坐宪王丧服奸废”“元鼎三年，顷王平以宪王子绍封”等文献，其意似将石坐榻判定为刘舜与刘勃统治常山国时的遗物。孙机《汉代物质文化资料图说》“家具”章节中将该榻年代定为西汉，另孙机《汉代家具》一文言及其年代为西汉，而附图上却标注东汉。此外，林沄《古人的坐姿和坐具》、陈增弼《汉、魏、晋独坐式小榻初论》、王丽艳《我国古代的榻及相关礼仪制度》、孙晓倩《汉代坐具漫谈》也把石坐榻年代定为西汉，徐国龙《浅谈考古发现的汉代坐具》认为该榻年代约在成帝之前。吕名军《汉南汉碑保存现状》则将石坐榻年代定为东汉。总之，多数学者认为石坐榻年代属西汉，具体为成帝之前，另也有东汉的说法。笔者认为石坐榻年代有待明确。下面笔者从梳理“常山国（常山郡）”和“太傅”一职的置废入手，同时结合石坐榻刊刻文字的书法特征，对其年代提出个人看法，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在汉代，“常山”或为国名，或为郡名，变更次数较多。“常山”之名依次代表了楚汉之际的常山国、西汉时期的常山国（常山郡），东汉时期的常山国（常山郡）。常山国（常山郡）的沿革如下：
（一）楚汉之际的常山国。公元前206年，项羽封张耳为常山王，建常山国。据《史记·项羽本纪》载：“赵相张耳素贤，又从入关，故立耳为常山王，王赵地，都襄国”。第二年七月，陈余“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亡归汉”，常山国除。
（二）西汉时期的常山国（常山郡）。《汉书·地理志》曰“常山郡，高帝置”。《史记·吕太后本纪》：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初置常山国，太后立“子不疑为常山王”。“二年，常山王薨，以其弟襄城侯山为常山王，更名义”。吕后四年（公元前184）“五月丙辰，立常山王义为帝，更名曰弘”，“以轵侯朝为常山王”。吕后八年（公元前180），“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常山国除为郡。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复置常山国，立皇子舜为常山王。刘舜治常山三十二年，后其子刘勃代立为王。刘勃骄奢淫逸，“勃王数月，迁于房陵，国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天子封刘舜子刘平为真定王，而以常山为郡。新莽时期常山郡称井关，属益州。
（三）东汉时期的常山国（常山郡）。《后汉书·皇后纪上》：建武“十七年（公元41），遂废为中山王太后，进后中子右翊公辅为中山王，以常山郡益中山国”。永平十五年（72），汉明帝封刘为常山王。建初四年（79），徙常山王为淮阳王，常山国复为郡。永元二年（90），立小子侧复为常山王。后至建安十二年（207），齐、北海、阜陵、下邳、常山、甘陵、济北、平原八国皆除。
考古报告中仅提到汉景帝时刘舜与其子刘勃所统治的常山国，而忽略了楚汉之际的常山国和西汉刘舜建国前的常山国（常山郡）以及东汉时期的常山国（常山郡）。
“太傅”为官名。诸侯国中太傅职责是辅王，汉代郡县中无太傅官职，因此石坐榻不会为常山郡中职官所用之物。文献中对汉代太傅的置废情况记载较为清楚。《汉书·百官公卿表》：“太傅，古官，高后元年（公元前187）初置，金印紫绶。后省，八年（公元前180）复置。后省，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复置。位在三公上”。《后汉书·百官志》载：汉成帝时“省内史治民，更令相治民，太傅但曰傅”。东汉时，“世祖以卓茂为太傅，薨，因省。其后每帝初即位，辄置太傅录尚书事，薨，辄省”。郡国太傅的设置情况与中央类似。楚汉之际张耳为常山王时太傅一职尚未设置，石坐榻不是此时常山国遗物。西汉惠帝七年（公元前188）初置常山国，至吕后八年（公元前180）国除为郡，西汉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145）复置常山国，至元鼎三年（公元前114）除为郡。西汉常山国的存在时间与太傅一职的设用时间有重合，从这一方面看，不排除石坐榻为西汉常山国遗物的可能。东汉常山国年代分永平十五年（72）至建初四年（79）和永元二年（90）至建安十二年（207）两个阶段，太傅一职在期间亦有设立，因此石坐榻也可能为东汉常山国遗物。
石坐榻上刊刻有隶书“汉故博士常山大傅王君坐㯓”十一字，通过分析文字特征可对其年代进行初步判断。有学者将该榻的年代定为西汉，但榻铭的书写特点却与目前发现的西汉时期铭刻书法迥然不同。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西汉至新莽时期带有文字的石刻不过10余种，可谓凤毛麟角。有明确纪年者如群臣上刻石（公元前158）、五凤刻石（公元前56）、孝禹碑（公元前26）等（图3～图5）。这些石刻制作粗糙，表面打磨不甚平整。书写者或为普通工匠，故字体草率，不甚规整。文字书风古朴、稚拙、随意，笔道平直，少有波磔。书体主要为篆书或隶书，也有篆隶杂糅者，如五凤刻石的“五”字中间笔画写作直笔交叉状，这与秦琅琊台刻石中“五”字写法基本一致，“凤”字写法也介于篆隶之间。
图3 群臣上醻刻石拓本
图4 五凤刻石拓本
图5 麃孝禹碑拓本
榻铭则为标准“八分书”，字体成熟、书写规整。除“㯓”作“榻”字外，剩余十字无书写错误或生僻字，这种情况少见于东汉之前刻石。另外，石坐榻文字的笔画形态与字体结构也明显有别于西汉至新莽时期铭刻书法。笔画形态上，“故”“博”“士”“傅”“王”“坐”等字的横波捺脚多为圆转顿笔，然后挑峰，显得端庄大方，此种写法与山东平度出土光和六年王舍人碑（183）的同类笔画相一致（图6）；“君”字撇画收笔作上挑状的特征在永兴元年乙瑛碑（153）、延熹八年西岳华山庙碑（165）都可见到，为东汉中晚期碑刻中较为常见的笔法（图7）。
图6 榻铭横画、捺画与王舍人碑同类笔画对比
图7 榻铭“君”字撇画与乙瑛碑、西岳华山庙碑同类笔画对比
字体结构上，石坐榻文字空间分割均匀，工稳规范。“山”字左右侧两竖画作外弧状，底部横划作上弧状，整个字体看上去挺拔有张力，这与辽宁省博物馆藏熹平石经中“山”字结体相同；“君”字上部“尹”字三横中的上下两横略微上弧，下部“口”形作上宽下窄的倒梯形状，这同于中平二年曹全碑（185）的“君”字写法；“故”字“口”形的左右两边竖笔向左下方倾斜，如同一菱形，这与永兴元年乙瑛碑中的“口”形类似（图8）。总体上看，榻铭书写规范标准，不同于西汉至新莽时期的古拙随意、笔道平直的古隶，其笔画形态与字体结构与东汉中晚期（多为桓灵时期）碑刻文字类似，故应为东汉中晚期铭刻书法。
图8 榻铭与其他东汉碑刻中同一文字字体结构对比
此外，该坐榻平面呈正方形，四角有足。报告中提及其形制和山东武氏祠画像左石室第二及第九石描绘的大体相似，而武氏家族墓地建于东汉桓帝末年至灵帝初年，因此可推断石坐榻应为东汉中晚期的家具样式。
综上所述，“汉故博士常山大（太）傅王君坐（㯓）榻”的文字具有东汉中晚期铭刻书法特征，其形制也与东汉中晚期画像石上描绘的坐榻类似。结合“常山”和“太傅”的置废情况，笔者认为该石坐榻应为东汉常山国遗物，其年代属桓灵时期的可能性较大。
文章来源：《收藏家》201907期《汉故博士常山太傅王君坐榻年代探讨》
作者：宋松 王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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