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为烦恼的爱，主编为萨沙，如果转载请务必注明
“斗破天际撼敌胆”中国上空的捍卫者
——英制“斗士”MKⅠ战机
八年全面抗战中，中国空军使用的驱逐机大多是苏制、美制战机。但是有一款英制驱逐机却在抗战初期大显身手，狠狠地教训了狂妄的日本侵略者，成为了当时极少数能抗衡日军96舰战的王牌驱逐机。这就是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从英国引进的“斗士”MKⅠ战机（也称“角斗士”/“格斗士”），这同时也是英国在二战中使用过的最后一种双翼驱逐机。
“斗士”战机是英国格罗斯特公司的设计师H.P.Folland为该公司研制的最后一款双翼战机。它于1934年9月试飞成功，1935年7月1日，该机被正式命名为“斗士”，并被确定为英国皇家空军的标准战机。其初期型号MKⅠ型“斗士”战机采用金属构架，机身的前半段为金属包皮，后半段和主翼以及机尾则采用蒙布。上下左右机翼上各装有一片液压制动分离式襟翼，可在大角度下下滑，极其适合夜间短距起降。
这款战机由于研制的时代较晚，因此它采用了很多先进的技术和观念。该机是极少数几种采用全封闭式座舱的双翼战机，MKⅠ型动力强劲，装有840马力的水星IX发动机，其在4420米的高空，最大时速可达407公里，升限可达9997米，航程也有689公里。MKⅠ型“斗士”战机火力较强，装备有4挺7.7毫米的维克斯（Vickers）MK V机枪。（机身前部左右各一挺，左右机翼下各一挺）它采用两叶木制螺旋桨和固定式起落架，飞机全重高达2083公斤，这也使“斗士”战机成为了同时代驱逐机中战斗重量最大的一款战机。
由于“飓风”和“喷火”战机因为技术问题而迟迟未能量产，因此“斗士”战机作为一款应急战机而被英国皇家空军选中并装备部队。1937年2月16日，第一批飞机交付使用，同年2月22日开始首先装备皇家空军第72中队。除了英国空军，“斗士”战机还装备了比利时、芬兰、希腊、伊拉克、中国、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葡萄牙、挪威、瑞典、南非、埃及等十多个国家。其生产更是一直持续到1940年为止。
“斗士”战机虽然是一款“过时”的双翼战机，但它在二战初期的表现却毫不逊色于那些先进的单翼战机，它与俄制伊—153战机、意制菲亚特CR.42战机以及捷克制阿维亚B.534战机被誉为那个时代性能最强悍的四款双翼战机。
不列颠空战中，它是双方唯一参战的双翼驱逐机，并在苏格兰上空首开击落德军He.111轰炸机的记录，在苏芬战争中重创俄制战机，并在马耳他岛抗衡意大利的驱逐机群。然后这款明星双翼战机在二战中的首次参战却发生在遥远的中国上空。
1937年初，中国上空已经战云密布，由于西安事变后，国共开始了第二次合作，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让日本危机感俱增，开始在华北频频制造事端，加紧了侵略中国的步伐。为了准备对日作战，1937年5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作为特使在参加英皇乔治六世加冕典礼时，顺道率代表团访问欧洲各国，秘密向各国商洽贷款及购买军火以备抗战之需。
孔祥熙向各国提出了采购先进战机的计划，这其中就包括了向英国订购其刚装备不久的“斗士”MKⅠ战机36架。英国起初因怕得罪日本而不愿出售，后在孔祥熙等人的四下游走后终于同意了这项采购计划。
1937年8月，国民政府与飞机公司（中国）签约购买了20架“斗士”MKⅠ战机。根据协议中国还可购买16架该型飞机。于是同年10月，国民政府再次购买了16架。1937年11月1日，格罗斯特公司的代表兼试飞员M.Summers跟随首批头9架战机组件抵达香港，11月底首批剩下的11架“斗士”战机组件也运至香港。
由于这款飞机是英国现役的主力战机，因而得到各国的极大关注。《芝加哥论坛报》为此还特别报道了英国企业正在为中国进行“航空服务”而制造飞机的消息，报导说中国订购了“最新型的战斗机”，包括“新型的格罗斯特（Gladiatoes）单座战斗机，时速250英里，”价值1250900美元，并将在近期飞往中国。日本情报部门也注意到了这批飞机已抵达香港。日本同盟社（Domei）从东京报告说，40—50架格罗斯特·斗士型（Gloster Gladiatoes）已经运到香港。
这批“斗士”战机原计划在启德机场完成组装，但香港政府迫于日本的压力，拒绝“斗士”战机在香港进行组装，于是这批“斗士”战机组件先以火车，再以帆船运往广州进行组装。由于当时广州有众多的日本间谍和汉奸，为防止日军得到情报前来轰炸，所以这批组件并未在天河机场进行组装，而是选择了离天河机场不远的几处的墓园进行秘密组装，然后利用邻近街道滑行至机场，再从天河机场起飞赴南雄。
然而首批完成组装的4架战机，在滑行运送途中失事报废，其余几架则被我方毫无经验的飞行 员驾驶冲入农田，陷入泥中，所幸修复后仍能顺利飞赴南雄。
为了避免无谓的消耗，我方重新选定在中山大学天文台下的树丛中进行组装战机，完成后再被退到附近一条平坦笔直的并被戒严封闭的马路上，在没有任何安全保障和引航设施的情况下强行起飞赴南雄。
从这里以及天河机场起飞的“斗士”战机均装备第五大队29队，而余下的为数不多的几架战机组件为了安全起见，则随组装厂被运抵衡阳机场进行组装，1938年1月全部完成，并装备第五大队28队。由于南雄机场太小，随之而来的飞机又日益增多，29队奉命飞赴衡阳，与28队共同训练。
1938年2月初，完成整训的28、29队驾驶着这批“斗士”战机返回广州准备迎接新的战斗。然而一场意外突如其来，1938年2月9日，第五大队大队长宁明垲驾驶“可塞”机，率28、29队11架“斗士”战机由衡阳飞往广州，在飞往南昌中转的途中遭遇暴风雪。
陈瑞钿驾驶的2801号战机不幸撞山边损毁，他右眼眼眶受伤，2805号机撞山损毁，驾驶员邵膺续跳伞生还，2802号机发动机故障，周灵虚驾驶战机安全迫降，这场意外导致2架宝贵的“斗士”战机损毁。
1938年2月24日，“斗士”战机迎来了它在中国的首次空战。上午9点，日军航空母舰起飞13架中岛95水侦进袭南雄机场。29队队长黄新瑞率本队8架以及28队3架“斗士”战机起飞迎敌。黄新瑞首先闯入敌阵，瞄准一架95水侦开火，日机当即起火，但日机飞行员经验丰富，其利用俯冲借助高速气流熄灭了火焰，并向南低空逃窜。
接着，我军采用多机围剿一架的战术，连续击伤3架日机，但都被日机逃脱，未能取得击坠战果。正当大家奋勇杀敌之际，一架被我方3架围攻的日机突然后转，咬住杨如桐的战机开火，杨机瞬间被击落，人机同殉于始兴、马市间。
谢全和驾驶的“斗士”战机的机枪关键时刻出现故障，无法营救杨如桐，也无法追击日机，只得退出战斗。
28队队员陈其伟杀敌心切，脚伤未愈便参加空战，他与日机从5000米的高空一直缠斗到超低空，由于他的战机机枪也出现故障，难以射准，只得冒险抵近日机射击，不料反遭日机击落。由于当时飞机高度不足100米，无法跳伞，陈其伟与2808号机同殉于南雄径口。陈其伟是此前击落日军“四大天王”之一三轮宽的28队前队长陈其光的弟弟，这位烈士生前曾独立击落2架日机，获颁两星星序奖章。
此战，我军击落2架日军95水侦，另有5架日机严重受伤。然而我军的损失更大，2架飞机空战损毁，另有1架2909号机因油箱漏油无法起飞在机场被炸毁，3架迫降受伤，牺牲两名飞行员。
“斗士”战机综合作战性能优秀，除了极限速度外，其高空性能、转弯半径、操纵灵敏度等飞行性能均超过了日军当时装备的最新型96舰战，是我军当时极少数能抗衡96舰战的驱逐机。尤其是火力强大，机枪射速快，4挺机枪的火力更是超过了日机一倍，（当时日军最新型的海航96舰战以及稍后在我国华北战场上首次投入的陆航97单战均只装备2挺7.62毫米机枪）。
我国的这批“斗士”战机为了保障方便，将原机装备的4挺7.7毫米的维克斯（Vickers）MK V机枪更换为了美制勃朗宁7.62毫米机枪。
但这次的空战中，其强大的火力却完全没有发挥，反而由于多架战机的机枪发生故障（仅一机4挺机枪可同时发射，大多数只有1到2挺能断续发射），导致屡失良机，甚至反被日机击落。
事后根据陈瑞钿的回忆，主要是由于购自比利时的7.62毫米子弹的尺寸些许不合，使得抽壳、抛壳困难，因此频频卡壳。
1938年2月28日，4架日机进袭东圃，黄新瑞驾驶2905号“斗士”战机单机迎敌，并击落一架中岛95水侦。
1938年1月，最后一批12架“斗士”MKⅠ战机组件连同4架备份机运抵广州，由于组装厂已搬至衡阳，这批飞机直到3月才在广州瘦狗嶺机场完成组装，部分战机作为战损补充被分配到了28、29两个中队。
1938年4月13日，日海航15架驱逐机连同9架轰炸机进袭广州，28、29队起飞全部18架“斗士”战机迎敌。黄新瑞首先率队攻击其下方的9架日轰炸机，他当即击落一架94舰轰，接着又于上方赶到的中岛95舰战展开格斗，又击落日机一架。黄新瑞的表现实在是太勇猛了，此时日军的王牌96舰战也加入了战斗，6架96舰战开始对黄新瑞进行围攻。
黄新瑞的“斗士”战机上的机枪又有3挺失效，但他沉着冷静，竟然用这仅剩的一挺机枪，击中1架96舰战的发动机，该机立即坠落。但日机实在是太多了，黄新瑞的战机在围攻中被击中发动机起火，他本人的左手也中弹受伤，不得已只好选择跳伞，在空中他正好看见刚才被自己击中的那架敌96舰战也从自己面前坠落下去。
正在此危机时刻，28队拍马赶到，雷炎均副队长率队当即击落95舰战1架，但随即由于机枪故障，只好回到高空警戒。梁康荣在护卫长机时，发现1架我机正被日机偷袭，立即前去支援，可惜机枪仅打了10余发子弹就卡壳了，只得回到高空修理。此时他放眼俯瞰，只见数十架敌我双方战机上下翻滚，左右缠斗，间或有机中弹冒烟下坠，情景十分惨烈。
广州市民在地面上也观看了这场精彩的大空战，只要有日机中弹坠落，便欢呼声不绝于耳。此役，我军击落日机7架，未证实战果4架，其中黄新瑞击落3架，邓从凯击落2架。
我军殉国3人：李煜荣驾驶的2910号机被击落于中山大学附近，吴伯钧驾驶2803号机被击落于番禹太和乡，武振华驾驶2812号机被击落牺牲。另外还迫降、损失4架战机。
此战中，黄新瑞的左手手指被打断，后辗转送往香港医治，直到40年底才恢复。而康复后的第一战，便在1941年3月14日的双流空战中，被零式战机击坠身亡。
黄新瑞是著名的华侨抗战英雄，王牌飞行员，生前有击落日机7架的记录，荣获六星星序奖章。
1938年6月16日，日军9架96舰攻来袭。五大队大队长黄泮扬率9架“斗士”战机迎敌。此战，黄泮扬击落1架日机，陈瑞钿击落2架日机，总共击落5架日机，取得了一场大胜。
1938年4月底，由原广西空军教导二队改编而成的第32队奉命前往衡阳接收此前28、29队装备后还剩余的“斗士”战机，随后移驻桂林二塘机场展开训练。
32队此前装备过的最好战机是原广西空军购至日本的5架日制91式战机，而他们使用这款“老爷机”在南宁上空与日军展开激战，让敌人丝毫占不了便宜。此次听说有新飞机装备，全队从上到下都极其兴奋，对“斗士”战机的优越性能都充满了期待。
原32队队员唐信光在回忆录中写道：“英制“格机”与苏制“伊—15”型机，各有优缺点。（注：“斗士”战机因为其生产商为格罗斯特公司，而被当时的空军官方和飞行员称之为“格机”，以下同。）“格机”起落使用场地短小，易发动，不须预热升温即刻起飞，高空性能好，转弯半径小；不足是视界较狭窄，上下活动反映较慢，俯冲增速不快。但我们经过熟悉飞行训练后，逐步掌握了格机的性能和特点，对该机的信心还是很足的。”
当年5月，32队拨归第三大队建制，调朱嘉勋担任队长，并补充多名原广西空军的飞行员，6月底29队又将其装备的“斗士”战机全部调拨32队，极大地充实了该队的战斗力。
此时武汉会战正打的如火如荼，32队急赴汉口，参加武汉保卫战。7月16日，日机40余架分批来袭武汉。32队副队长韦一青率5架“斗士”战机迅速起飞，当刚升到1000米时便遭到6架日96舰战从上方的突袭。
广西空军战前曾派遣多名飞行员到日本留学军事航空，并在柳州航校聘请日本教官教授日军战术训练，因此这些广西空军的飞行员在对付日机方面很有自己的一套办法。32队队员充分发挥“斗士”战机的性能和低位战要领，不仅躲过日机的攻击而且由低位转到等位，相互追逐。
队员倪世同追踪向下脱离的1架96舰战，“将其击落尾旋坠地”，随即他也遭到7架96舰战的围攻，左腿被击伤，其3210号战机油箱也中弹起火，跳伞着陆后，其面部受伤。队员莫更在击落一架96舰战的同时，突遭1架日机俯冲攻击，与3204号“斗士”战机人机同殉于鹦鹉洲，其余3架“斗士”战机于战斗结束后安降孝感机场。此战，我方在数量和高度均不如对手的情况下，与日军基本打成平手，实数不易。
7月29日，五大队28队队长陈瑞钿率11架“斗士”战机进驻汉口。此后26队和苏联志愿队又纷纷抵达汉口，武汉此时已驻40多架驱逐机。时任26队队员的高庆辰曾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到达汉口时，一看王家墩机场，吓了我一大跳，一个四方的大机场，四周几乎摆满了飞机，可能有100架吧”。
8月2日晚上，一位32队的广西籍机械师从一架战损的伊—152上找了一套防弹钢板，将其安装在了陈瑞钿的2809号“斗士”战机的座位后，没想到这一无意间的举动，在第二天的空战中，还真救了这位传奇飞行员一命。
8月3日，日海航第2联合航空队第13航空队18架96陆攻在第12航空队13架96舰战、13航空队2架96舰战和15航空队6架96舰战的掩护下，气势汹汹地向汉口袭来。中国空军第三、四、五大队以及苏联志愿队20架伊—152、14架伊—16—10、11架“斗士”、7架霍克Ⅲ，共计52架战机，分为4个机群，在7分钟内紧急起飞，与日机群在簰洲附近爆发了一场近百架飞机的大空战。
第4机群的第6编队由第三大队大队长吴汝鎏驾驶1架伊—152战机，率4架32队的“斗士”战机组成。由于吴汝鎏驾驶的伊—152战机速度比“斗士”慢，在殿后时被96舰战偷袭，幸亏高度低而避开。
32队队长朱嘉勋一见大队长遭袭，急率各机回援参战。他先奇袭一架96舰战，因射击稍早未能命中，后见一架敌机追击吴大队长战机，遂向敌后上方猛射，击中其油箱致其漏油后向东低飞脱逃，判断“料难生还”。何觉民也击毁1架96舰战，坠于草坪湖附近。
28队队长陈瑞钿率领7架“斗士”战机组成第4机群的第7编队。当编队升至4000米时，他发现左上方大批日军96舰战编队。当时的“斗士”战机并未装备高空氧气设备，但为了弥补高度劣势，防止日机俯冲攻击，陈瑞钿不顾高空缺氧的胸闷头昏，率队继续爬升至7000米。
但陈瑞钿发现敌机“其高度仍超出我700米，数量数倍于我…”20架96舰战当即开始俯冲向中国飞机发起攻击。此时，26队3架伊—16—10急忙赶来增援，与28队7架“斗士”战机组成战斗队形。不料，日机利用其数量优势对我机进行分割包围，逐个击破。一时间，各机险象环生。
陈瑞钿利用其高超的驾驶技术，左突右冲，救援友机于危难之间。僚机范新民的2805号“斗士”战机被1架96舰战咬尾攻击，陈瑞钿前往救援，击中那架96舰战的尾部直至其断裂，该日机“似受伤潜降”。正当他准备一鼓作气结果了对手时，一股猛烈的弹流击中了他的座机，当时陈瑞钿的第一感觉是“完了”，但随即发现自己怎么没事，这时他才记起昨天晚上事先在座椅后面安装了一款防弹钢板，而正是这块钢板救了他的命。但此时他的座机已身受重伤，翼间张线被打断多根，飞机几乎无法控制。
他知道，今天怕是在劫难逃了，下意识地，陈瑞钿摸了摸口袋里爱妻的照片后，然后怒目圆瞪，驾驶着战机义无反顾地撞向了一架准备俯冲下来开火的日机。结果“斗士”战机的右翼与日机尾部均撞碎，机头也被撞损，“立见敌机坠于近郊”。陈瑞钿的2809号战机也成急剧尾旋状态下坠，他解开保险带准备跳伞，但因飞机旋转太快，几经努力，才得以成功降落于梁家店附近。正当他坐在地上包扎自己被撞破的脑袋时，当地的老百姓看到他那略带混血的面容，竟然以为他是日本飞行员，抄着棍棒就围了上来，陈瑞钿急忙拿出身份证件，这才幸而没被打死。
陈纳德得知陈瑞钿采用自己教授的撞击战术干掉了一架日机后，还专程赶来看望他。陈瑞钿对陈纳德开玩笑说，能否将自己坠毁战机上的机枪架到新飞机上，再去打日本人。多年后陈纳德在回忆录中写道：“陈瑞钿居然真的把那挺机枪扛回基地，要求我再给他一架战斗机把这挺机枪装上去，继续打日本鬼子。”
是役，我方称“击落敌战斗机11架，我亦损伤15架，内有8架尚可修理”。日方称：“击落中国战机32架（含不确实5架），击毁7架，自损3架96舰战”。
此战后，航委会为保存有限实力，准备持久抗战，决定不再与日机在武汉作正面集中冲突。
1938年8月29日，航委会命令第三大队32队全体随大队长吴汝鎏南下南雄，准备支援广州战场。不料刚到南雄的当日下午，便遭汉奸发现。次日，32队便遭遇了建队以来最惨烈的一次空战，即著名的“南雄空战”。32队飞行员韦鼎烈曾在回忆录对这次大空战这样中写道：“昨天黄昏到达南雄基地的时候，一位张姓机械士曾对我说：你瞧机场东面的小山上不是有一教堂吗？每次飞机到达南雄，在教堂的钟楼上一定有人在观看，而且第二天南雄一定有空袭警报。当时他说的这一番话，我只是听过就算了，并未放在心上。”
“今晨（8月30日）黎明，大队长照例吹响他的哨声，催着大家起床…刚回到站上早餐桌上，情报室的传令兵就送来了敌机航向南雄的消息。回忆昨天那位张姓机械士说的话，不能不令人相信了…大约9点一刻…我率领的第三机群（也是最高的一个机群）先行起飞，接着第二机群也由队长朱嘉勋率领升空了。大队长吴汝鎏是总领队，也是最低的第一机群，我们深怕大队长对格机的性能仍欠熟练，（作者注：吴汝鎏此前一直驾驶苏制伊—152战机，武汉空战后才开始抽空练习“斗士”战机，前后不过半个月时间。）所以特选分队长杨永章及马毓鑫两位战将作他的僚机，担负保镖的责任。”
“…突然在我们机群的右前方，出现一群跳动的小黑点…这只是一瞬间的事，而敌人96式驱逐机12架，已迅速通过南雄上空，这时我们飞行的高度，恰好搞过敌机约二千尺，尽占高度之利，大队长发觉敌机之后，立刻下令攻击，大约不到半分钟时间，大队长选择的第一架敌机，即突然冒烟起火，像一颗流星从空消逝。在这场混战中，虽形成好几个小战斗圈，但均能以大队长为核心，构成一个大战斗圈。大约经过数分钟后，我看到一位队友，在一万尺高空跳伞降落，雪白的伞衣高悬空中，目标非常显著，正当注意那位跳伞者时，突然发现敌机一架从我右前方滑过，直向跳伞者攻击，我迅速使用全油门，紧追不舍，这一行动，似得神助，不但救了一位同志，同时那架敌机也被我埋葬于梅嶺之阳了。”
“就在我们奋战紧张的一刻，敌人第二批95式战斗兼轰炸机12架到达南雄，猜想他们的原意，定以为我们飞机油料用尽，必然降南雄机场加油，于是就可以一举炸毁我们的飞机于地面，哪晓得他们计算的时间略有错误，到达南雄的时间稍早，我们正在激战中，敌机携带的炸弹只得仓皇投下，以便加入战斗，这时敌人96式驱逐机，因战斗受创，同时所余油量有限，于是遂匆匆脱离战场，留下95式机和我们继续作战。”
“和敌人95式机碰上头之后，才知道我们的飞机无论是速度、爬升能力以及火力都要比敌机优越，跟95式搏斗，就像豹子捕杀黄牛，黄牛赖以抵抗的武器只是两只角，而95式赖以抵抗我们攻击的只有靠他们后座机枪（前座虽有机枪，因飞机性能关系，经常处于挨打地位。）故在交战不久，就被我们击落两架。为扩张战果，大伙已顾不得飞机的油量了，一心只想和敌机缠拼到底，苦战结果，飞机发动机停止转动，各人才采取紧急行动，选择适当地点降落。像马分队长则落于一块旱田，杨分队长则落于护城河的沙滩上，朱队长则落于一水田中，我为追击一支快到手的鸭子，心中盘算油量有限，总想快些把他击落，遂致一时疏忽，过于接近敌机，暴露于敌人后座机枪射程距离之内，油箱遂被击中，一时座舱内烟火弥漫，迫得迅速将飞机翻滚，乘势跳伞脱离机舱，待敌机回头发现我时，我已很快落入一小山松林中。”
当时参战的另一位32队飞行员韦善谋也在回忆录中详细记述了那场战斗的经过：“…当我正向机场北方飞行时，发现我左前下方飞来1架敌机，向南逃窜，高度约4000米，距我机约2000米。当时我机高度5100米，我即逼向敌机上方，对敌进行后上方攻击。当我俯冲至敌后上方200米处，即开动4挺机枪对敌猛射，敌机当即冒出浓烟着火，顷刻之间，敌机带着熊熊烈火，坠落于南雄县英明乡英明岭之东南约3公里处（这地名是后来才知道的）。”
“我看到旗开得胜，无比兴奋。随后又继续爬高，向北寻找我机群。约几分钟后，又发现两架敌机从北面向南雄方向编队飞来，高度约4000多米，距离2500米左右，我机比敌机约高出500—600米，我仍占据高度优势。于是我又想利用高度优势，对敌长机进行后上方攻击。可敌长机甚狡猾，他不待我进入攻击位置，即拉起机头向上对着我机，我即迅速压低机头，以先发制人之手法，对付着狡猾的敌人。我4挺机枪一齐开火，弹如暴雨般飞向敌机。到距离敌机约50米，我才停止射击，迅速向敌侧上方脱离上升。瞬时敌机即摇摇晃晃，盘旋下坠。可是正当我脱离上升时，忽然被另一批新到的敌机攻击，数架敌机轮番围攻我。我的飞机操纵系统被打坏，飞机进入尾旋坠下，我改正无效，乃被迫跳伞降落。”
“…当天中午，3位农民送我回到航空站，一进房间，就看到队长朱嘉勋头上包着大块白纱布，杨永章两条脚都涂满黑药膏，两人都躺在床上。我问：你们伤重吗？是怎么受伤的？朱嘉勋说：是油尽迫降，头部受伤。杨永章说：是飞机中弹着火，双脚被烧伤，跳伞降落。他两人同时问我：老善你受伤了吗？我说：还幸好，飞机虽被打坏，跳伞蹬出飞机时被座舱盖刮伤手和脚，降落时在坟堆中足部被拐伤，但不严重。跟着唐信光、韦鼎烈先后回来，据说飞机都中弹燃烧了。只有吕明机身机翼中弹多处，还能飞至湖南郴州机场安全降落。大队长吴汝鎏、马毓鑫已不幸牺牲。说到这里，大家都十分沉痛，悲伤流泪，饭也吃不下。”
此役，我军虽然击落7架日机，但自身损失也极其惨重，飞机损失5架，阵亡两人，多人受伤，32队几乎全军覆没。其中马毓鑫的飞机迫降城南河提上，飞机撞翻，双足折断，送南雄医院急救，但因流血过多，救治太迟殉职。吴汝鎏大队长飞机被击毁，跳伞不及，壮烈牺牲。
马毓鑫是广西航校一期毕业生，1909年出生于桂林回族马氏家族，其母是白崇禧夫人马佩璋的姑母。抗战爆发后，他参加过多次重大战役，取得过击落日机3架，击伤1架的战果。198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追认其为“革命烈士”。
吴汝鎏曾参加过1932年1.28淞沪中日双方首次空战，抗战全面爆发后，他又相继率领第三大队参加了归德、南昌、武汉等空战，是一名资历深厚的指挥官，曾获二星星序奖章。他是第三大队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抗战殉国的大队长。
此战击落2架96舰战的朱嘉勋，由于飞机油料耗尽，遂强行迫降在韶关东北部的浈江沙滩上，人被抛离机舱，头部负重伤。后辗转至成都，经长时间医治方康复。朱嘉勋是广西航校第一期毕业生，曾留学日本陆军明野飞行学校，他参战不到半年时间就击落日机6架（官方认可），获颁5星星序奖章一座，其战绩为1938年度全军之冠，同时他也是1938年诞生的唯一一位王牌飞行员。伤愈后他调任航委会训练处驱逐组组长、伊宁教导队驱逐组教官。
他本欲重返一线部队作战（担任部队副大队长或大队长职务），但因派系斗争等因素，未能如愿。后调空军军士学校和航委会任职。
抗战胜利后又担任空军第四军区司令部督查室督察官一职，但终因学非所用，最后转入中国航空公司担任副驾驶。但朱嘉勋个性刚直，不喜奉迎，为人倾轧，竟被转调从事地勤工作。他遂愤然辞职，从此脱离航空飞行，与胞妹朱嘉碧相依为命。
解放后因旧军官身份屡遭冲击，1980年2月10日，朱嘉勋突发脑溢血昏迷，送广东省人民医院抢救两天后不幸去世。
此战之后，空军仅剩5架完整的“斗士”战机。1938年10月1日，陈瑞钿率领的第五大队28队改隶第三大队。自此，所有的“斗士”战机均归属第三大队使用。为了保持中国空军在华南一带的“存在”，航委会决定派第三大队少量飞机在华南一带进行游击作战。
1939年8月18日，已升任第三大队副大队长的陈瑞钿率韦一青、唐信光在桂林接收的修理完毕的3架“斗士”战机，以柳州机场为基地，在武鸣、都安、长安等地展开游击作战。此后，邓丛凯、周灵虚两位悍将也加入到这支战斗部队。他们以区区5架战机对抗华南地区日军海航的绝对优势兵力。
1939年11月2日，陈瑞钿率唐信光突袭了日军武鸣机场，在机场地面上击毁日军97司侦一架。12月，再次升任第三大队代理大队长的陈瑞钿率邓丛凯和周灵虚在长江九江段击落日侦察机1架。就这样，他们在12月昆仑关战役爆发前，共击落日机7架。
桂南会战爆发后，32中队的这几架破旧不堪的飞机作为第三大队的唯一代表，全部参加了反攻昆仑关的战役。1939年12月22日，陈瑞钿、韦一青驾驶“斗士”战机与第四大队周志开合力击落1架日96陆攻于宾县古习乡。
1939年12月27日，陈瑞钿、韦一青、陈新业驾驶2架“斗士”战机和1架伊—152战机，共同掩护苏联志愿队3架SB轰炸机轰炸昆仑关九塘的日军阵地。由于“斗士”战机的航程稍短，SB轰炸机出现在柳州机场上空时，第三大队的3架战机才起飞护航。SB轰炸机是快速轻型轰炸机，速度与“斗士”战机相仿，导致“斗士”战机飞行高度始终上不去，刚到二塘上空便遭遇了日海航第14航空队9架96舰战和6架水侦战机。面对优势敌军，陈瑞钿等人毫无惧色，为了保障轰炸机的安全，他们竟与5倍于自己的敌机缠斗了20分钟之久。
空战中，陈瑞钿首先和韦一青合作击落一架96舰战，接着他又独自击落一架96舰战，正当他咬住第三架96舰战，并从后方开枪击中其机尾使其下坠时，却被尾随的日军领队村中一夫少尉从背后偷袭，击中其5727号“斗士”战机的油箱，飞机当即起火。陈瑞钿强忍疼痛，将战机飞回到我方阵地一侧才跳出机舱。他以降落时的高速气流熄灭火焰后，才在低空开伞落地。陈瑞钿多处烧伤以至昏迷，落地后躺在一块稻田中竟无人知晓，后来才被我军发现救回。
32中队队长韦一青在追击一架日机时，其5709号座机被从后方冲来的一架96舰战击落于敌我阵地之间。我陆军官兵在目睹自己飞行员奋勇杀敌、壮烈牺牲的情景后，士气大振，他们冒着敌军猛烈的炮火，冲出掩体，冒死夺回烈士忠骸，并乘势反攻日军。
第8中队副中队长陈业新的战机也被击毁，其“右臂及腰部中敌弹三颗”，身负重伤，遂跳伞生还。
抗战史料是很混乱的，空军这块尤其突出。很多史料上都记载12月27日的这次战斗，我方参战的驱逐机部队为第三大队3架“斗士”战机与第4大队3架伊—152战机。但笔者纵观所有史料，均未发现对第四大队3架伊—152战机的战斗过程和最后战斗结果有过任何记载，这只能说明这3架伊—152战机并未参加此次战斗。
笔者推测这可能是因为当时空军总部确实曾计划派遣第四大队的3架伊—152战机参与护航，但因轰炸地点临时变更（由轰炸三灶岛改为轰炸昆仑关），导致SB轰炸机在遇袭时尚未到达与伊—152战机汇合的地点。
而第三大队到底参战了几架“斗士”战机，也存在很大的争议。根据空军官方原始档案《桂南会战空军战史辑要初稿》中《桂南会战空军战斗统计表》显示，此次参战的机种和数量为：“三大队3架“格机”与志愿队3架SB轰炸机”。而在《对南宁作战空军人员伤亡表》中更是明确记载陈业新此次参战的座机为5725号“斗士”战机。
然而，并不是官方撰写的战史就绝对是正确的。32中队队员唐信光当时正在陈瑞钿的队中打“游击”，他在回忆录中曾这样写道：“当天晚间，空军第二路司令部自桂林来长途电话下达任务，命我“格机”掩护苏联志愿队的“斯波”轰炸机3架，轰炸昆仑关敌军，后来又连续三次来电话更改出动时间。
这时，第八中队陈业新副队长自兰州来桂接收工厂修好的“伊—15”机，也被留下了一同担任掩护任务。我驾驶的“格机”因发动机故障，抢修不及，不能出动。次日晨，当“斯波”机到达柳州机场上空时，陈瑞钿副大队长等3架机立即起飞，随行掩护…”
第三大队第8中队中队长陆光球也在《广西空军抗日空战记》中写道：“驻在柳州机场的“游击司令”陈瑞钿，当天就接到桂林空军第二路司令部的命令，要陈率领第三大队的那几架破旧飞机担任伴随掩护。12月27日晨，当“斯波”由桂林飞经柳州机场上空时，陈瑞钿即率领韦一青、陈业新驾“格机”2架、“伊—15”式1架起飞，组成不同机型的所谓掩护部队伴随护送…”
英国航空史学家Tom Soencer在所著《Gloster Gladiator》一书中也记载此次参战中方飞机为2架“斗士”战机与1架伊—152战机。
因此，笔者以为此次参战飞机的数量和种类应以当事人的记录为准。根据唐信光、陆光球等人的记录，我方参战者应为第三大队陈瑞钿、韦一青驾驶2架“斗士”战机和陈业新驾驶1架伊—152战机。但为什么官方的记载会出现不一样的记录呢？笔者推测，很有可能是因为当时信息未能准确上报的结果，空军情报署误将陈业新驾驶的伊—152战机当作了唐信光出现故障的那架5725号“斗士”战机。
笔者还在《桂南会战空军战斗统计表》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记载，表中对12月27日的这次战斗结果记载为：“未投弹飞回，击落敌机三架，我机均毁。”然而，近几十年来，很多学者所著空军抗日战史中大多都记载为：“苏联志愿队的轰炸机顺利的摆脱了日机纠缠，轰炸了他们的目标。”这与当时的官方记载截然相反。那么到底是轰炸了，还是没轰炸呢？这就得看广大读者怎么去理解了。
此次空战，日军的3312号、4423号，两架96舰战被击落于思乡九塘附近，另还有1架96舰战被击落于敌阵。陈瑞钿一人就独立击落2架日机，另合作击落1架日机，因表现英勇获颁三等复兴荣誉勋章，但他的面部和手足均被严重烧伤，后辗转香港、美国医治终康复，但却惨遭毁容，此后再未重返一线升空作战。陈瑞钿是美国华侨，曾被广东空军送往德国留学军事航空，他总共击落8.5架日机（其中使用“斗士”战机取得6.5架战果），获颁六星星序奖章。在他去世一个月后的1997年10月4日，被美国空军历史博物馆顾问委员会认定为美国在二战中诞生的第一位王牌飞行员。
另一位烈士韦一青是广西航校第一期毕业生，曾驾驶老旧的日制91式战机击落入侵南宁的日机一架，他至牺牲时至少拥有击落日机2.5架的战果。
重伤跳伞生还的陈业新是广东航校第六期的毕业生，伤愈后调入伊宁教导队，因无学生可教，同时对当局歧视广西空军不满，遂用猎枪自杀身亡。
昆仑关战役后，“斗士”战机已经几乎消耗殆尽。1940年初，第三大队移防成都，负责成渝两地空防。1940年7月24日，33架日机进袭成都，32中队分队长何觉民驾驶5733号“斗士”战机与友机一起起飞迎敌。1940年10月4日，日机54架袭蓉，三大队飞行员刘尊驾5733号“斗士”战机在太平寺机场附近遭敌攻击后安降邛崃。10月5日，日机27架轰炸机，18架驱逐机再次来袭成都，三大队1架“斗士”战机升空紧急疏散，这也是战史中对“斗士”战机的最后记载。
这批售华的“斗士”MKⅠ战机采用了电动和液压两种机枪激发装置，为了检验飞机及机载机枪等系统的性能，1938年8月31日下午，英国驻香港武官2人驱车来到南雄航空站，对“斗士”MKⅠ战机与日军96舰战空战的情况进行了解，我方答知：英制“格机”与日本“96”式机经过多次空战，取得较好战果。“格机”转弯半径小，适用于缠斗；有4挺机枪，发射速度快，火力强；安定性好，起落使用场地短。但灵敏性较差，速度稍慢。希望加以改进。
1939年年中，英国又派出技术专家到衡阳机场考察“斗士”MKⅠ战机，并获取第一手作战资料，我方给予了高度合作。但此后英国方面因绥靖政策，迫于日本的压力，而拒绝出售“斗士”MKⅠ战机及其改进型给我国，甚至连改进后的部分设备也不予出售。
瑞典航空史学家Lennart Andersson在其著作《China`s Wings Encyclopedia of Aircraft and Aviation in china until 1949》中曾记载：1938年秋，英国政府曾有计划从英国皇家空军的订单中拨出15架“斗士”战机给中国使用，可是并没有实施。
“斗士”战机是中国在抗战初期使用的一款性能极其优秀的双翼驱逐机。当时的苏制伊—152、伊—16战机，因飞机易获得，零件易补充，因此主要装备在中央系的第四大队以及第五大队部分中队。而这批数量有限，且零件补充不易的“斗士”战机，则主要装备在由原广东空军和华侨飞行员组成的第28、29队，以及由原广西空军组成的第32队中。
这些“杂牌”部队虽然备受“中央系”的歧视排挤，但却仍然为国奋战不息，在祖国的蓝天上，用自己的鲜血和年轻的生命，谱写了一曲不朽的战歌。以区区26架“斗士”战机（战前滑行失事损失4架，转场飞行损失2架，另有4架备份）取得了击落94舰爆、95水侦、95舰战、96陆攻、96舰爆、96舰战、97司侦等各型日机48架的战绩，亦甚辉煌。
真可谓：“壮志青天耀白日，血染苍穹漫天红！”
主要参考文献：
《Gloster Gladiator》,作者：Tom Spencer（英） By《Warpaint Series No.37》。
《China`s Wings Encyclopedia of Aircraft and Aviation in china until 1949》，作者：Lennart Andersson（瑞典）。
《Fiyght in the China Air Space 1910-1950》,作者：Malcolm Rosholt（美）。
《China and RAF:a shared heritage》，作者：板凳崽（扩写）。
《中华民国飞机百年寻根》，作者：黄孝慈。
《叱咤我国南疆的英制格罗斯特斗士型战斗机》，作者：黄孝慈。
《英国“斗士”MKⅠ在中国》，作者：陈朗，《兵器》杂志2007年第7期。
《空战非英雄》，作者：高庆辰。
《空军的涂装与徽志》，作者：刘文孝。
《浴血长空—中国空军抗日战史》，作者：陈应明 廖新华。
《参加抗日空战回忆片断》，作者：唐信光。
《南雄上空拼搏记》，作者：韦善谋。
《广西空军抗日空战记》，作者：陆光球。
《抗日空战》，作者：韋鼎峙。
《桂南会战空军战史辑要初稿》，作者：不详。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7月24日）》，作者：航空委员会。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10月4日）》，作者：航空委员会。
《空军战斗要报（1940年10月5日）》，作者：航空委员会。
《中国的空军》，作者：行政院新闻局（1947年8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