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刘乃晏生长在沂蒙山区，战斗在沂蒙山区，抗战时期，他和山东纵队后来鲁中军区的许多战友不畏艰难，百折不挠，英勇战斗，留下许多红色的战斗故事。
16、来之不易的元旦饺子
战争年代的条件，不可想象，吃上一顿饺子都不容易。他对吃饺子有一段记载。
父亲写道：“1942年1月某日，一天晚饭后，我们以班为单位，兴高采烈领了小麦面粉，晚上和好面包饺子。虽然元旦已经过去了一些日子，但这仍然算是过元旦的饺子，今天晚补上元旦饺子。吃上饺子，这是两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大家都很高兴。
第二天一大早，我们就去伙房领饺子馅，全班同志又说又笑，刚包完饺子，准备下锅时，突然一声枪声，大家没顾上吃饺子，急忙集合上了山。
这一仗打得并不激烈，约半个小时，敌人就撤退了。打完仗我们下山，在另一个村庄住下。
刚住下，接到通知：各班拿着盆到伙房打饺子。我们原来心想，这顿饺子因为一场战斗，已经无望吃上了，没想到来到这个村可以吃上饺子了。
打回来的饺子，汤里飘着馅皮，饺子破了肚，囫囵的没有几个，更让人不高兴的是，饺子盆里还有石头块、草叶、草棍，还有羊粪蛋、沙土等。因此，有人说了连队炊事班的怪话。
晚上全连点名，连长首先让司务长介绍今天让大家吃上饺子的情况。司务长说：大家上山打仗时，我想我们吃顿饺子不容易，就用伙房房东放在院子的两个装草的筐子，到各班去把饺子收集起来，挑着上了山。当时的饺子，有的是在锅里没有捞出来，有的是没有下锅，有的是刚捞出来放在盆里，我都把它倒在了一块，筐子也没来得及清理。今天的饺子，又烂，又不卫生 ，请同志们批评。连长接上说：“我们过元旦，总算补上了饺子。能吃上这顿饺子，司务长立下了不小一功，应当受到表扬。”
点名之后，各班同志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是呀，司务长灵机一动，让我们吃上饺子，应当受表扬。”
这一顿元旦的饺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看事物，不能离开时间、地点和条件。连长讲得对，司务长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让大家吃上饺子，应该受到表扬。”
17、我参加了组建八路军武工队
我看有关史料，1940年夏天，山东纵队召开了第一次敌军工作会议。会议听取了胶东、清河区各支队、旅对敌工作的情况汇报，研究了敌情，统一部署了全纵队的敌军工作。会后，逐步建立健全了纵队各级敌工机构。各支队、旅、军分区设立敌工股，有的设敌工科，团设股或敌工干事。1940年开始，各旅、支队、军分区已陆续建立武工队，进入边沿区、敌占区活动。
1942年春季，鲁中抗日根据地逐步转变对敌斗争方针，开展分散性、地方性、群众性游击战，加强小部队、武工队建设，发展民兵和自卫团，逐步扭转了对敌斗争的被动局面。1942年起，鲁中部队为适应对敌斗争需要，从各个部队抽调一部分军事政治过硬的干部战士，组建八路军武工队。
据父亲记载：“从1942年1月起，我就从八路军正规部队山东纵队蒙山支队独立营5连，调到临费边区武工队任副班长，不久又在费东县汪沟区中队任班长，后来任文化教员、副指导员。当时八路军武工队的主要任务是，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汉奸和坏人，扩大抗日武装等。
1942年1月，敌人对沂蒙山区的“扫荡”逐渐减弱，我军反“扫荡”斗争逐步加强。
敌人在重要村镇、路口、山头、都建立了据点，修筑了岗楼。有的地方还挖了壕沟，妄图以此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严密封锁。
敌人的大规模“扫荡”，加上敌人的大肆破坏、封锁，我们根据地面积已经缩得很小了。现在我们的地盘是不大，人民、政府和军队，经济已经很困难。而且敌人对我根据地还不断的进行袭击和蚕食。一方面，我们尽力组织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另一方面，我们组织根据地人民群众搞好生产建设。同时，到敌占区开展发动群众、打击敌人、搜集情报、保护粮食等斗争。
由于工作需要，我们5连的干部，已经陆续调走几个，只剩下连长、指导员和两个排长了。
某日，刚吃过早饭，许指导员告诉我，并要我告诉李启常同志，一起跟他去组建八路军武工队，到敌占区开展工作。
下午，我们5连三个人和6连的三个人，6连有王指导员、班长姚现法、战士老马，大家互相介绍认识之后，一起开了一个会。
连领导在会上当场宣布：根据上级指示，我们四个战士组成一个班，姚现法同志为班长，他比我大四五岁，是老班长，我为副班长。许指导员为指导员，王指导员为队长。就这么简单，武工队就这样正式组成了。
后来我才知道，蒙山支队当时规定：组建武工队，一个指导员只准选两名优秀战士带着，不准多带。经过反“扫荡”斗争后，我军部队战斗减员很多，我们5连总共才有十三个人。当时，我不太明白，许指导员为什么选我来？我更愿意在八路军正规部队打仗，不愿意去八路军武工队打游击。所以，我知道这件事以后，我曾提议不想去，许指导员不仅没有批评我，而是对我做了耐心的说服工作，并说这是命令，既然是命令我当然得服从了，军人服从命令为天职。”
18、向敌占区出发
父亲参加武工队当天，就去了敌占区。
为此，他作了详细记载：“武工队刚组建，当天吃过晚饭，我们就出发去敌占区。冬季的天气很冷，我们伴随着灰蒙蒙的月光，踏着路上的残雪冰碴，吱吱作响。夜很深沉，只有风啸、林吼，一路上没有见到什么人，也没有听见枪声。我边走边想：这敌占区是个什么样子？打游击怎么个打法？
约莫下半夜两三点钟，我们到了沂南县苏子峪。这个村有十几户人家，房子全被敌人烧光，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满村都是很浓的焦臭味，我们选择在一处屋墙的避风处休息。
天亮以后，我们去冰封的河里洗把脸，提提神。回到村里，我们在街巷中行走，这个村和山区的许多村一样，残墙断壁，房子的上盖被烧掉，房墙是黑色的，屋框里边尽是草木灰。满街满巷都是灰尘，鸡毛、猪和牛骨头，在这个村头，还有两个血迹斑斑的牛头。这是日本侵略军实施“三光”政策，“杀光、抢光、烧光”造成的恶果，日本侵略军的罪恶，我们一定不会忘记，这个仇我们一定要报。
中午，在村外避难的几个群众，给我们送来了十多斤高粱。王队长对我们说：“这是群众珍藏下来的种子，我们不能吃。”大家只好饿着肚子，眼巴巴看着高粱，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热爱，使我们深受感动，虽然肚子是空的，可谁也没有说饿。”
19、和区委孔书记接上头
父亲在武工队两年，和汪沟区委孔书记特别熟悉，他时常向我记起孔书记。
父亲记载：“当天下午，我们马不停蹄，来到沂南县双垢镇响河村找到了汪沟区委。
区委只有孔庆福书记和一名工作人员，附近这些村庄都归盆泉区所属，盆泉位于沂南县。由此向东十里以外的村庄是敌占区，归属 汪沟区营辖。今后，我们主要是在汪沟区开展打游击和各种活动，这里是山区，敌人不常来，所以，我们只能在此落脚。
第二天，区委孔书记介绍了汪沟区的情况。
晚上，我们和孔书记一行七个人一起出发了，像一个精干的小部队，浩浩荡荡地向东前进。孔书记今天特别高兴，因为自从敌人进行大“扫荡”，使汪沟区由根据地沦为敌占区以来，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八路军战士和他一起到敌占区开展活动。”
20、到敌占区了解情况
八路军武工队的战场在敌占区，刚到敌占区怎么开展工作，父亲一直在体会思考这个问题。
他记载：“晚上，孔书记带我们到了孙家沟西山，向东边看去，有许多山头和村镇，灯火一闪一闪的，那一带就是敌人的据点。
孔书记停下来对我们说：“在这里停一下吧。我把这里的情况向大家介绍一下。他十分熟悉这里的情况，他说:“这里是小主山，离这里有二里路，敌人有一个中队，是我们从这里出入汪沟区的主要威胁。东南边是葫子山和杨子山，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敌人有一门大炮，能打二十几里路。那边是沂南县青驼寺，驻有日军一个中队，伪军一个大队。这些敌人驻军据点之间都能通电话。”孔书记停了一下继续说：“这是附近的几个据点，远处的不介绍了。这些敌人主要是白天出来到村子里去要钱、要粮、抓人、要农夫。日伪军夜间有时候也出来活动。有些国民党军队和国民党地方人员和日伪军勾结在一起，经常白天在这一带活动。这一带过去是我们的根据地，敌人占据以后，群众盼望我们的部队来解放他们，但是现在部分群众表面上不大敢接近我们了，他们怕一时解放不了，再遭受敌人的迫害。”孔书记缓了口气继续说：“目前，这些村的村干部是应付三方面的人，有日伪军、国民党和我方人员，实际上多数村干部是倾向我们的。少数人的态度是谁来都应付过去就行，谁也不得罪。个别村干部倾向于敌人，但不敢公开反对我们。我们今晚上去的这几个村，村干部都是倾向我们的。我经常来这三个村，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问题。好，我们走吧。”孔书记边说边催促我们快走。”
21、到三个村了解情况，对接村干部
父亲在武工队，第一次是到敌占区边缘三个村去了解、对接有关情况。
父亲记载：“我们走下山去，走了不久就到了一个小村，叫贡山前，这里的村干部特别是有一位叫王湘的干部对我们非常热情。“呦，今天来了这么多人？部队的同志也来了。”我们一见面，他们就高兴地问道。孔书记向他们介绍了王队长和许指导员，并说，今后咱们八路军部队的同志就要常来了。村干部说：“那太好了。”他们好像是受到了很大的鼓舞。
接着，村干部向我们介绍了当地情况，孔书记给他们布置了工作，王队长、许指导员做了一些宣传教育工作。
然后，我们离开贡山前村，到了窝庄村，这个村的村长是个女的，姓曾，50岁左右。我们来到窝庄村，女村长除了向我们介绍敌人在这一带活动的情况外，还逐个问我们几个人的年龄、姓名等，然后她说：“今天葫子山、仰子山的鬼子和汉奸来村里，要我们村明天往山上送一千斤小麦、两百元银洋、一百个农夫，兴许明天还要再来催要。”
这个村子靠近我根据地区边缘区，后来我们经常来这里工作和居住。几个月以后，我们在这个村的活动基本是半公开了，女村长说过许多夸奖我的话。武工队老姜开玩笑地说过：“村长偏心眼，老向着我们班长。”区委孔书记和这些村干部关系很好，女村长的儿子，比我大两三岁，也被区委发展成为党员，这是当时对敌斗争的需要。
我们最后去的村子是苗家嘴，这个村的村长姓刘，很年轻，对我们很热情，很实在，后来才知道他是共产党员，1944年秋任汪沟区区委组织委员。我们在该村吃了晚饭，吃的是高粱煎饼，在那个年代能让我们吃上这种饭，对我们是很优待了。我们在这个村呆得时间最长，吃过饭后，又了解一些情况，时间很晚了才离开村子返回山里驻地。
我们回到驻地很晚了才休息。
第二天吃过早饭，有四十多个敌人来到我们驻地，被我们发现，我们和敌人打了一阵子，他们就撤退了，这是一个小仗，我只打了两枪。”
22、逐步熟悉敌后工作
父亲说：“我们每到一个村，一般是先听村干部介绍情况，然后我们布置一些工作，主要是进行宣传教育鼓动工作，以提高村干部的信心。
我仔细观察体会我们今天晚上在这三个村的工作情况，今后是不是每到一个村都是这样开展工作呢？
从此，我们经常是晚出早归，集体去集体回。为了安全，只是到能去得了回得来的村子里去开展工作。大体上是按照第一次去的三个村子开展活动的方式开展工作。
我反复在想，在敌占区打游击，就是这么一个打法？究竟应该怎么打？就这样打下去吗？这样做效果究竟怎么样？
围绕这些问题，我一直在思索，但仍然很茫然。因为武工队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全新的工作，过去我们在山东纵队蒙山支队，和日伪军除了打仗就是打仗，以消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标任务。现在武工队，做敌后工作，得边干边学，摸索着做工作。”
23、群众看到希望了
八路军武工队刚到敌占区活动，由于敌强我弱，有一些群众对武工队心存疑虑，经过武工队不懈的努力，让人民群众看到希望。
父亲记载：“在这里，敌人据点和据点之间只有几里路，远的也只有十几里路，伪军大部分是当地人，一部分伪军军官是国民党降日人员，有的是外省人。他们几乎天天去附近村里要粮要钱，要民夫，给他们修据点干零活。他们经常吓唬老百姓，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抓人，村里人不知道何时、何罪名就被敌伪军抓去，不是打死，就得用钱赎。
各个村除了应付日伪军派发的名目繁多的款项外，还要承受日伪军人员的敲诈勒索。例如：跑腿钱、鞋子钱、酒肉招待，等。有的敌伪人员以吃饭为名，向老百姓要钱，一天竟要吃十三顿“饭”的饭钱。敌军队长过生日、结婚、队长太太生孩子都得送礼，节日还要送礼物等。
同时，有些坏人活动十分猖狂，他们认为从此天下就是日伪军的了，故此，无所顾忌地敲诈、陷害人民群众。
有些国民党人员一方面与日伪军勾结，一方面打着抗战的旗号，发国难财，搜刮群众财物。他们的部队来了，就在村口放上岗，群众只放进不放出，挨家挨户地翻粮、逼钱。此外，匪祸泛滥，群众的耕牛、粮食、钱财、衣物等，时常被土匪抢走。群众辛苦一年收获的粮食被逼交，被抢走，他们自己只能吃野菜、树叶、树皮、花生皮、草根草种子度日，有的被活活饿死。群众整日担惊受怕，他们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在敌人的统治下做奴隶的日子太难熬了！
敌占区的人民群众，一方面盼望共产党八路军快去解放他们，另一方面，他们当中有的人小看我们的力量，看我们是否能站住脚，能不能取得最后胜利。虽然他们的心是向着我们的，心里有许多话要对我们说，但都不敢轻易接近我们。他们担心接近我们，一旦被坏人知道，就大祸临头。因此，他们表面上，特别是当另有人在时，不敢主动接近我们。虽然他们很想接近我们，说说心里话，想了解当前形势，但大都不敢。
自从我们八路军武工队来到这里以后，在这一带经常活动，就不仅仅是穿便衣的区委孔书记一个人了，而是有了八路军，有了穿军衣、拿武器的八路军武工队了。
对此，当地群众受到很大鼓舞，增强了胜利的信心。而敌人却害怕起来了，不敢那么大摇大摆地活动了。
1942年秋天的一次战斗中，我们武工队消灭了四个伪军，缴获了几支步枪。逐渐地，敌人对这几个村庄只能是早出晚归，而且是整支队伍过来，一个人绝不敢出来了。
在敌占区活动，不管我们住在哪个村哪个家，群众都会给我们听风、放哨，从多方关心照顾我们。只要是和我们单独见面，他们什么都和我们说。有时候我住在群众家里，主人就告诉我，他约好一些人家，来找我们问这问那，常常是一间屋子里挤得满满的，有问的有说的。
在残酷复杂的敌占区斗争环境下，军民依然一家亲，那么亲近、热闹的场面至今令我难忘。他们有时会说：“要是在街上看见你们，我们不说话，你可别怪我们，俺村里有坏人。”在当时的环境下，这是群众无奈地保护自己的一种选择。”
24、过春节难忘的一件事
1942年，父亲和武工队在敌占区过了第一个春节，有一件事让他终生难忘。
父亲记载：“盼过节，是每一个人的美好愿望。但对我们来说已经无所谓了，因为过节和平常日，在生活上没有什么区别。但在武工队打游击时，过春节的一件事，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
1942年春节临近，朱家崖子村有一位叫周福顺的农民，有一天来到了我们驻地凤凰崖。他带来了几斤烧饼，对我们说：“我们几家群众商量，过春节总得让八路军同志吃上点面食，改善一下生活。”周福顺，四十多岁，黑红的脸庞，中等个，憨厚壮实。
对此，孔书记、王队长和许指导员，一方面对他表示感谢，一方面劝他把东西带回去。因为群众生活也很困难。周福顺却说：“俺知道，这点东西，这么多人，一个人摊不了几口，可这是我们老百姓的一点心意。你叫我带回去，那几家能让吗？”面对这一幕，我们当时无钱无物给群众以报答，只是发自内心地十分感激这位群众冒着危险，对我们的无私支持。
抗战困难时期，敌占区这些农民群众遭受着地主的压迫剥削，加上日伪军的搜刮，日子是很艰苦很难熬的。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宁肯自己承受清苦，也要让我们吃上面食，这不仅是朱家崖子几家群众的一片心意，而是中国千千万万的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对共产党的人民政府和八路军的一片心意。人民群众的深情厚谊感人肺腑，永远难忘。
周福顺来送烧饼，对他们来说，不仅是很重的经济负担，而且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旦走漏风声，被敌人知道，就要倾家荡产 ，坐牢甚至被杀头。他们不顾自己的生死，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过年，把八路军当作自己的亲人，想着自己的亲人，带着这么“贵重”的礼物，代表了千千万万人民群众的心愿，来看望自己的亲人。沂蒙山区的人民群众对子弟兵的热爱，是多么感人啊。
这些烧饼，有的同志是留着眼泪吃的，有的同志拿在手里呆呆地看着，看了很久，然后把它保存起来，保存了很久，并且经常拿出来看看。有的同志把分给自己的那一份送给房东小孩，因为当地群众过年，也是难以吃到面食啊。我分的那一份两个烧饼，也是保存了好几天，最后送给了房东的小孩，让他过春节吃上面食。
从那以后，多少个春节过去了。但每当过春节，我都翻来覆去地想一想那一年，1942年的春节，想一想那几个烧饼，想一想那位老乡周福顺的深情厚谊。
我今后还要想、想、想，永远忘不了。”
25、发动帮助群众搞好春耕
八路军武工队在敌占区，不仅要打击敌人，还要宣传群众，帮助群众搞好生产。
父亲说：“1942年，过了春节不久，我们在向河、涝滩、茅草崖、石盆等驻地，帮助群众开展了春耕生产。
我们武工队到各个村去发动群众，宣传春耕春种的意义，还要保卫春耕，防止敌人来捣乱破坏，误了农时。我们一方面宣传组织群众春耕，一方面和群众一起春耕。
经过我们的努力，把群众发动起来了，春播进行得很顺利。我们每个人的手，都在春耕农活中磨起了泡，裂了口，但大家心里很舒坦，我们为群众做了一点事。有的同志生病了也要坚持参加春耕劳动。十几天的劳动，大家虽然都很累，但都很高兴、很快乐。
26、逐步向敌占区腹地渗透
我们在敌占区开展工作四五个月以后，我们武工队定名为汪沟区中队。名曰汪沟区中队，上级指示，这样做是为了缩小目标，不引起敌人注意。实际上青驼、诸满等三四个区，我们都经常去开展活动，当然，我们主要是在汪沟区这一带活动。
我们在敌占区活动，风险很大。每次晚出早归，提心吊胆，总是悄悄地去，悄悄地回。到村子里去，也多半是和村干部接触，而且头几个月，多半是在靠近我边缘区活动，很少到敌人占领的腹地去。
这样一来，我们活动的地盘不大，而且很难广泛接触群众，其效果可想而知。这怎么能完成发动群众、收集情报、打击敌人、壮大自己的任务呢？
不能这样下去。我们要不断扩大自己的影响，广泛发动群众。我们试探着逐步加大活动范围，更多地接触群众，逐步深入到敌占区腹地去开展工作。
开始，我们一般选择敌占区比较安全的村子去开展工作，即使住下来，也多半是深夜，悄悄地直接到可靠群众家里住下，天黑以后再悄悄地出来，不暴露住户。
在敌占区腹地，我们发现，敌占区人民群众，心是向着我们的，掩护我们是诚心诚意的。
由人民群众做靠山，我们夜进夜出，神不知鬼不觉，逐渐地由短暂的居住到成个月的在敌占区居住。由在敌据点较远的偏僻村庄住，到距敌据点附近的村庄住。由在小村住到大村住，甚至就住在敌人据点附近的村子里。由悄悄地住，到公开地住。
这样，不受时空限制，我们就能更广泛地接触群众，就有了更多的工作收获，有些收获是意想不到的。
老马根据父亲刘乃晏手稿和口述整理
2022、5、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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