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纳
古希腊有一句谚语：狐狸知道很多事情，但是刺猬只知道一件大事。英国哲学家以赛亚·伯林曾借用这一比喻，说思想家也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兴趣广泛、涉猎很多问题的“狐狸型”思想家，另一类是专注研究一个大问题、提出一个思想体系的“刺猬型”思想家。如按照这一标准，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犹太经济学家奥戴德·盖勒或可被归为后者一类，他是个刺猬型的思想家。而他想要刺向的问题，是人类有史以来的财富增长与不平等谜题。
在一个习惯了增长的年代，你可能不曾意识到，不增长或者说“停滞”才是占据人类社会历史大部分的一种常态。毕竟在人类出现至今的30多万年历史长河中，只是在最近的这200来年里，我们才见证了人均财富较之前的14倍显著增长，以及人均预期寿命超过翻番的倍数增加。
对于这种“停滞”状态，英国学者马尔萨斯在1798年的《人口论》中有过论述，他认为技术进步所带来的收入增加与财富增长，终将被随之而来的人口增长所抵消，所以人们的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会停滞在一个基准线附近，而无法实现理想中的繁荣状态。
马尔萨斯的假说确实被印证了——直到工业化时代到来。促使人类跨越这一“马尔萨斯陷阱”的背后动力究竟是什么？美国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为这一问题而着迷，在新书《人类之旅》的第一部分，他就着重回答了这一问题，他通过研究发现：是技术革命带来的生育率下降，以及家庭对子女教育的重视、人力资本的形成等共同促成的“人口大转型”，预示了生活水准提高、持续增长的现代社会的到来，也帮助人类成功逃脱了马尔萨斯陷阱。
在长达30多年的研究中，奥戴德·盖勒还发展出了自己独创的一套“统一增长理论”（unified growth theory），试图从历史的视角前后一致地解释财富增长与全球财富分布不均的问题。这一统一增长理论相信，人口规模与人口结构这两大变革之轮，作用于技术进步这一强劲飞轮之上，共同将人类传送到了增长为常态的现代世界。而不同国度在发展时的初始条件，加之以不同制度和文化因素，作用于这些变革之轮之上，使得不同国家和地区间产生了繁荣程度的差异与财富不平等。
尽管中国面临着人口负增长的压力，奥戴德·盖勒却认为从长远来看，这一问题并不必要过度担心，人力资本形成和科技变革所带来的贡献将使经济告别过度依赖人口数量的早先模型。
布朗大学经济学教授奥戴德·盖勒
近日，因为这一“统一增长理论”而被学界认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有力竞逐者的奥戴德·盖勒，接受了36氪的视频专访，谈了谈这一开创性理论、他的新书《人类之旅》以及中国的经济增长与人口问题。以下为36氪与盖勒的专访对话，经编辑：
36氪：请您为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统一增长理论”吧，以及这一理论与您的新书《人类之旅》之间是什么关系？
奥戴德·盖勒：统一增长理论探寻或者说揭示了贯穿人类历史发展进程的“变革之轮”。这一理论的发展，源自这样一种信念，即相信若要全方位理解全球不平等问题，就必须要有这样一个统一的理论，这一理论能反映这一不平等形成过程背后的主导力量，且它能抓住导致目前不平等问题的历史因素甚至是史前时代因素的重要作用。
基于统一增长理论，《人类之旅》提出了一个有关财富和不平等起源的革命性的视角，即促成目前我们所看到的财富不平等的历史与史前因素是可以追溯到数百、数千甚至是数万年前的。
我的新书《人类之旅》探索了人类社会自30万年前人类于非洲诞生以来的发展演变过程，它着力于解决围绕这一发展过程中的两个核心和基本谜题，即增长谜题和不平等谜题。
增长谜题——近200年里，在停滞30万年后，实现增长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近200年有了14倍的人均财富/收入增长、预期寿命也不止翻倍地增加？
不平等谜题——全球各国家与地区之间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的根源是什么？为什么在过去200年间，这种不平等会加剧到如此程度？
36氪：介绍下您写作本书的过程及您这些年里的学术研究历程吧。财富不平等与增长、多样性与经济发展等都是您的研究课题，是吗？
奥戴德·盖勒：好的，《人类之旅》这本书其实就是我近些年研究的集大成者。
我出生和成长于耶路撒冷，在这座城市的生活，让我天生对于理解历史根源在塑造人类行为、宗教、种族、文化多样性和人类的发展繁荣上的作用有着强烈的敏感性和浓厚的兴趣。
在学术生涯中，我对各个国家之间财富的不平等很感兴趣，这一兴趣将我引领到了经济增长领域。但我的研究与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占主导地位的研究趋势却有着显著的不同。后者的研究更加关注经济增长的共性规律和趋同性，它是假定历史因素和原生条件在长远来看是并不重要的。而我的研究更加专注于对客观历史因素的考量，专注于理解历史根源和初始条件对各国命运的塑造作用。
在我的研究生涯中，基于不平等对于财富增长的影响的当代研究，我发展出了统一增长理论。在理解文化适应（文化因素）与发展和增长过程之间的互动关系方面，我做出了一些基石性的贡献。在近期的研究中，我又专注于探索了人口多样性与繁荣增长之间的关系。
36氪：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关于不平等方面，您最重要的研究发现是什么？有哪些出乎您意料的发现吗？
奥戴德·盖勒：我的一项很基础性的发现是，如今我们看到的全球的不平等现象，其实可以追溯到存在于遥远过去的力量。在这一方面的一个让我最惊讶的发现是，在距今6万到9万年前人类从非洲迁徙出来的这一行为，对于全球范围内的人口多样性程度有着重要的影响，并且它可占据导致当前财富不平等原因的20%。
36氪：您在书中描述了很多关于人类是如何逃脱“马尔萨斯陷阱”的，但是在当今的中国，有一种担忧是说我们落入了“低生育陷阱”，因为生育率持续降低，中国人口将在2025年前迎来负增长，人们担心劳动力的供给不足以及会产生养老问题等。但是依据您在书中提出的理论，低生育率带来的人口大转型以及人力资本的形成应该是件好事才对，那么在您看来，中国的“人口问题”还够得上是一个值得担心的问题吗？
奥戴德·盖勒：我认为中国的人口问题不值得过度担心。因为就如我们在这最近的200年中所见证的那样，生育率下降、生育孩子数量的减少会使得现有的孩子能接受更好的教育，能享受到更充分的教育资源，这份增加的人力投资能够形成有效的人力资本，为科技进步打下基础。所以我们将会看到人力资本在科技贡献上更高效的转化，我们会见证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而这种科技的进步将可以弥补相比之前总体劳动力数量减少所带来的弊端，也就是说我们可以用更少的人来办到更多的事且做得更好更高效，而告别之前过于依赖人口数量的经济增长模型。
36氪：您在书中提到，“我们将看到，最能够促进增长的文化特性将包括如下一些态度、规范和习惯，如高度重视教育，保持面向未来的心态，赞赏所谓的‘企业家精神’等”。您所说的“面向未来的心态”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态？
奥戴德·盖勒：这里的“面向未来的心态”是指一种更为长远着想的眼光，它一般起源于耕作投入很久之后才能享受丰收成果的农业社群。所以也是和地理条件有着很大关系的一种文化特性和心态。着眼未来、立足长远的心态是实现经济繁荣最重要的文化特性之一，影响着我们对储蓄、教育、开发和采用新技术的态度。考虑到这一文化特性对人力资本和实物资本形成、科技进步和经济增长等所起到的作用，学者们认为它是各国财富水平的基本决定因素之一。
36氪：我们能在您的这本《人类之旅》中看到《人类简史》与《枪炮、病菌与钢铁》的影子，您认为您的这本书和后两者的区别在何处？
奥戴德·盖勒：我的这本《人类之旅》主要包括两大部分，前一部分关注的是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自30万年前人类在非洲诞生以来的发展和财富增长过程。这一部分的视角和《人类简史》的视角有些类似，但是在基本概念以及学术角度上来看都和《人类简史》有着根本的不同，因为本书是基于“统一增长理论”而来的，这一理论指出了贯穿整个人类历史的“变革之轮”，且这一理论中的每个基本模块都建构在实证和严谨的学术研究与分析上。相反的是，《人类简史》中的很多重要转折与论点，更多的是一种推测性的判断，而非有证据支撑的研究结论。此外，《人类之旅》强调了在理解跨越马尔萨斯陷阱中起到中心作用的人口变革因素——这一因素在整个人类从停滞到增长的历程中占据了99.9%的历史。而这些人口结构变革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在《人类简史》中是没有提到的。
再看我这本《人类之旅》的第二部分，聚焦的是各国之间财富不平等的根源问题，强调了制度、文化、地理乃至人口多样性等各元素在这200多年里各国并不均衡的发展中所起到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在承认历史因素影响的同时，自然地推导出，要想缩小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就要针对性地制定促进性别平等、包容性强和多样性强的政策。而同样地，这一对各国间财富不平等的历史根源分析，在《人类简史》中也是缺席的。
但正如 Lewis Dartnell 所说的那样：“如果你喜欢读《人类简史》，那么你也会爱上《人类之旅》。”
接着再来说说《枪炮、病菌与钢铁》，贾雷德·戴蒙德（《枪炮、病菌与钢铁》的作者）与尤瓦尔·赫拉利（《人类简史》的作者）相反，他是试图去探寻了不平等的根源的。但他在《枪炮、病菌与钢铁》这本书里提出的是，各国向农业社会转型的时机对于一国的财富有着深远的影响——然而这只是个笼统和直观的看法。而我的实证研究表明，尽管各国向农业耕作的转型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但这一影响只会持续到1500年左右，而此后乃至如今的发展情况则与向农业社会的转型时间关系不大了。也就是说，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来说，这一因素可以不被纳入考虑范围。与此相反，我在书中阐明的是，人口多样性、地理因素、文化特性以及制度因素等对于理解今天的发展不平衡才是至关重要的。
36氪：您能为我们介绍一下您在书中用统一增长理论所解释的，中国在1500年之前几乎一直占据世界发展领先地位，而后来却逐渐落后于西方的历程吗？
奥戴德·盖勒：从历史和地理角度来看，中国所处的地理交通相对便利，导致中国的政治统一、便于统筹管理，这在工业革命之前都一直是对中国经济和技术发展有利的因素；然而在工业革命开始后，原先的有利因素逐渐成了障碍，因为在推动技术快速发展方面，竞争与文化可塑性所起到的作用开始占据上风，而过于整齐划一和缺乏变通的文化会不利于创新和科技领域的变革，所以我们看到在近代几百年里，中国被地理环境更加松散、交通更加不便但也更加多样化、有更强竞争和创新意识的西方所超越了。
36氪：您在书中提到，“事实上，中国确实在前工业化时代相当繁荣。但随着技术进步在之后的5个世纪里加速，中国相对较高的同质性似乎迟滞了它转向现代增长时期，导致经济主导权转移到更为多样性的欧洲及之后的北美洲。目前对于现代经济发展最有利的多样性水平应该接近于美国的现状。”请您再深入解释一下您的这一观点吧。
奥戴德·盖勒：我认为人类多样性是经济繁荣程度的有力决定因素。一方面多样性可以增强社会的活力、促进分工竞争以及鼓励创新，所以对经济发展是有利的；而另一方面多样性也会导致分歧和削弱人际信任度和社会凝聚力，这又不利于经济体的繁荣，所以重要的是要找到一个平衡。根据我的研究，当今世界很多国家就是缺少了多样性方面的平衡，比如埃塞俄比亚就是多样性过强，她应该用适当的政策来提升社会凝聚度，而相反玻利维亚这个国家就是缺乏多样性的典型，如果它能增加多样性，那么这个国家的人均收入甚至有望提升5倍。我的研究发现，目前世界上对于经济发展最为有利的多样性模型是接近美国的多样性程度的，即是一种适中和接近平衡的状态。
36氪：您希望这本书给读者带来什么？回望人类的历史为什么很重要？
奥戴德·盖勒：我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人们意识到在社会发展表层之下的潜流和深层发展动力，通过回望历史来探索历史因素对我们当今生活的影响，并在意识到支持发展的要素仍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能更加意识到促进教育公平、性别平等与包容多样性等，对于人类这一物种今后的可持续发展和缓解各国之间的贫富差距至关重要。
36氪：我们从您的书中确实能感受到一种总体乐观的基调，即由人类发展历程能得出对未来技术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合理乐观期望，但是请问您对当下我们主要面临的一项发展挑战气候变化是如何看待的？您对人类应对气候变化的前景仍然感到乐观吗？
奥戴德·盖勒：我对于当下气候变化的情况并不感到乐观，但可以说我是充满希望的。因为鉴于过去人类走过的发展之路尤其是近200年里技术条件和生活水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能看到促进经济持续发展的动力仍在持续作用，如生育率的永久性下降、人力资本的发展、教育和性别平等发展以及科技上的持续进步。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种种因素驱动下，人类能够找到一种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不良后果的技术路径——正如面对COVID-19这一巨大挑战的时候，人类也充分发挥潜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研制出了有效的疫苗一样。
但是要实现这一愿景，战胜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过程也绝不会轻松：需要更大的创新力度，通过加大对教育、对性别平等的政策和资金投入来可扩充人力资本，同时也需要基于尊重个体差异的通力合作。所以我对于人类应对气候环境变化问题是充满希望的，而并不感到盲目乐观。
书名：《人类之旅：财富与不平等的起源》作者：[以]奥戴德·盖勒，出版社：中信出版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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